第5版()
专栏：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与战胜它们的根本规律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安斋库治
日本广大人士很久以来一直在盼望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日译本，终于在5月间出版了。
这对于我们是一件大喜事。这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目前正在同两个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斗争的日本人民的思想，并且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将会起非常巨大的作用，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复杂环境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么，即将出版的日译本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呢？为读者着想，我现在首先从这一点写起。
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背景
正如人们所熟悉的那样，现代中国革命史大致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这个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又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分界线，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而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又可以分为如下的四个时期：
（1）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21年到1927年）；
（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27年到1937年）；
（3）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时期（从1937年到1945年）；
（4）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45年到1949年）。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包括毛泽东同志在这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从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结束的时候起，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不久为止的期间所写的七十篇重要文章。
这个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而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集团之间的矛盾却变得尖锐起来，这个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把中国变成原来那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始终保卫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赢得的胜利果实，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革命和反革命在这两条道路问题上决定胜败的最后一场决战。
在这场决战中，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这样的伟大的事业：彻底打垮了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用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四百万蒋介石军队，胜利地解放了中国大陆。
因此，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写的文章，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这一伟大胜利的记录，而且是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结和结晶。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
“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刘少奇：《论党》）
刘少奇同志说的这些话，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也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也总是科学地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和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正确地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已经无可置辩地明确地证明：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道路是走向胜利的道路。
那么，我们日本人民从中国人民的这些胜利的记录、中国人民丰富经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学习什么好呢？
应当学习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但是，我认为，从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各项任务看来，以下几点是我们无论如何非学习不可的：
第一是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的正确认识；第二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应当如何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以战胜它们这一问题阐明的根本规律；第三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孤立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到革命这一边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问题的理论；第四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展了的、关于使革命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建设的理论。
学习上述四点的必要性，从以下两个事实看来，是很明显的：正如我们党的纲领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在根本上统治着日本的，是美帝国主义和在依附它的情况下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日本人民目前正在一面同这两个敌人斗争，一面为组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而奋斗。
但是，以有限的篇幅阐述应当学习的上述四点的一切方面，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因此，我想把问题只限于上述第一、第二两个问题，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学习心得。
二、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是，随着这次大战的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大战期间，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结成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联盟进行了斗争；但是到了战后，这个联盟发生分裂，产生了两个新的互相对立的阵营。
一个是以美帝国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侵略反动势力，另一个是以苏联为核心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以美帝国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侵略反动势力，对世界上的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挥舞原子弹，以新的世界大战威胁世界人民；两个阵营在世界各地都进行了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这种斗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展开得最激烈。两个阵营的矛盾，当时最尖锐而集中地在中国显露出来。美帝国主义为了取代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它的走狗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把中国变成原来那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的国家，对于当时保卫着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赢得了胜利果实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企图一方面伪装和平来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地准备进行全国规模的内战，发动全面的进攻。
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正确地认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本性，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胜败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它们的本性不会改变
在这种形势之下，毛泽东同志首先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人民的可恨的敌人，它们有时磨尖牙齿，向人民扑来，有时使用蜜一样的花言巧语来欺骗人民，但是，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扼要地叙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人民采取的原则，把它概括成为规律。他说：
“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绝对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即使失败了，还是要三番五次捣乱的。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当然不是简单地取得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人民在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遭到的惨痛失败和获得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认识，是用许多鲜血的代价换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当它还处于幼年时期，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祸害，还没有用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从思想上充分地武装中国人民。因此，当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开刀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遭到严重的失败。尽管这样，在一部分中国人民中间，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抱有某种幻想。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同志阐明的这种认识，在从思想上武装中国人民方面有过极大的意义。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在从思想上武装日本人民方面也同样有极大的意义。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及其代言人，也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我国人民中间，不厌其烦地散布着对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集团的天真的幻想，要使日本人民的思想陷于麻木不仁的状态。正如大家所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春日庄次郎一伙修正主义者，也在起着帮助散布这种幻想的作用。他们散布着“如果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美帝国主义就会自动撤出日本”的理论，并且大肆宣扬非常天真的“结构改革论”，说什么只要一步步向垄断资本家进逼，即使他们继续掌握着政权，也会改变他们的结构和政策。对于那些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抱有这种天真的幻想的人，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什么样的警告呢？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不会变；蒋介石反动派的本性，在他们保持着军事优势的时候没有变，在他们被迫处于军事劣势的时候也没有变，而且，到了他们的统治快要垮台的时候还是没有变。凶恶的帝国主义也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凶恶的敌人，不应该抱有幻想，或者有所期望，而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彻底地同他们斗争到底。是否坚决地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已经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分界线。
（2）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
第二，正像人们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的论断，是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同志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同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泥塑巨人”、是“空架子”的讲法，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呢？
“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不言而喻，代表反动就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以人民为敌，脱离人民。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有无限的智慧，有伟大的生命力。所以，不管反动派表面上看来多么强大，但是在实际上，由于他们以人民为敌，他们既不可能有巩固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有光明的发展前途。因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虽然能够压制人民而暂时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最后一定要被人民唾弃，必然遭到失败。毛泽东同志预见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必然要走的道路，指出现代正是人民展开伟大的斗争迫使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时代。他说：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以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必然遭到失败；站在人民方面的人，终归一定取得胜利。决定胜败的关键，是紧紧地掌握在人民的手中的。这是贯串着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的一个根本思想。
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强调指出：在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要对他们抱任何幻想；绝对不要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欺骗；要在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的指导下，进行最大限度的斗争和抵抗。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但是，毛泽东同志并没有说，针锋相对就是简单地、一味鲁莽地斗争到底。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重庆谈判》）这就是说，“针锋相对”的意思是，要研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人民究竟在使用着什么手法，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
那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人民采取着什么样的手法呢？
（1）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付人民的策略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他们的手法基本上是镇压和欺骗这两手。
“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当然，这两个手法是互相补充的，有时以军事镇压或警察镇压为主，有时以政治欺骗为主。但是，不管采取的是哪一手，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是不变的，他们总是使用着这种反革命的两手。
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对于反动派的这种反革命的两手，人民也必须用革命的两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大家：一方面，要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彻底揭露反动派的政治欺骗，同时在另一方面，要毅然决然地壮大人民的力量，提高警惕，作好准备，以防反动派实行镇压，驱使军队（或者警察）进犯，如果他们来犯，就进行自卫战争（或者斗争）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同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在这次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重庆谈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依据这个协定，为人民梦寐以求的和平而奋斗，反对打内战。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识破蒋介石是在一面摆出和平骗局一面逐步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打内战，完全洞烛其奸。
于是，毛泽东同志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戳穿了蒋介石的和平骗局，提醒大家不要上他的当。同时他还指出“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重庆谈判》）并且指出必须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有充分的准备。
正如毛泽东同志正确地预见到的那样，1946年7月，蒋介石果然在国民党军作好了进攻的准备以后，动员了一百六十万的军队，对东北、中原、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同时发动了进攻。但是他们的军事进攻，遭到了预料有这一手并且对这一手作了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猛烈反击，到1947年年底，战场反而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地区去；他们的诡计完全失败了。
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这件事证明，毛泽东同志经常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做法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总是根据辩证法的观点，一方面向最好处作努力，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向最坏处作准备，总是壮大人民的力量，作万全的准备，以便能够充分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并且宁愿把整个工作的基础放在后者上面。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中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方法和策略之一。
（2）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第二，毛泽东同志在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的时候强调的，是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
当然，这个思想，同根据两重性的观点来了解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质，在战略上认为它们是纸老虎，战术上认为它们是真老虎、活老虎的思想，是密切地联系着的。从本质上看，从长期的战略观点看，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只不过是纸老虎。毛泽东同志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俄国的沙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但是都敌不过人民的力量，终于被打倒了。然后，他说：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同上）
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思想，明确地指出，在战略上，可以轻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人民能够战胜它们。他说：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但是，在我们中间，却存在着不能够站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基础上轻视敌人，反而惧怕敌人的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反对这种错误的思想，他说：
“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同上）
不过，毛泽东同志虽然说在战略上必须藐视敌人，可是又经常强调在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他说：
“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同上）
不言而喻，这个要在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思想。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旧的反动的事物一定要灭亡，新的进步的事物一定要胜利，这是不会因人们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规律。
因此，我们如果不正确地了解战略和战术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就一定会犯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根源，实际上在于战略上不轻视敌人，战术上不重视敌人。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同上）
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根本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好几次出色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对苏区的包围、进攻。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个时期的经验时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报编者注：这篇文章原载中文版第一卷）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出色地粉碎了当时暂时占优势的蒋介石反动军队。
这两种作战方法，都是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在同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战胜了无形的敌人——横亘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切困难，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
因此，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是战胜敌人和困难的一个根本方法。正如它运用于中国革命中已经取得伟大的成就这个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它是也可以适用于日本的革命实践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规律。我们一定要正确地把这条根本规律运用于日本的实际情况，在对两个敌人——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集团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成就。 （译自日本《前卫》杂志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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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心理现象矛盾特殊性的探讨
对于心理现象矛盾特殊性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心理学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心理学报》、《光明日报》和《学术研究》等报刊曾发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哈尔滨、广州、武汉、重庆和南京等地心理学工作者还曾举行了专门的讨论会。讨论的中心问题主要是：什么是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和动力？
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四种分歧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人对客观过程（主要是社会需要）的反映与其主观内部状态（包括认识水平、个性品质和高级神经活动）之间的矛盾，就是人的心理现象的特殊矛盾；这两者的矛盾斗争和统一，就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内因和动力。第二种意见认为，“认知”（或“主观映象”）与“应动”（即“反应活动”）的对立统一，就是心理现象的特殊矛盾和普遍矛盾。认知还始终包含着直观映象与记忆内容的矛盾，应动则存在已有动型和直接反应的矛盾。第三种意见认为，客观现实的反映与脑的机能的矛盾就是心理现象的矛盾；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常情况下是客观反映，而在不正常情况下则为脑的机能。第四种意见认为，新旧反映或新旧心理现象之间的对立、斗争，就是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其中，有人还认为高级神经活动仅是心理发展的自然前提，而绝不是推动心理发展的原因。
对于以上四种分歧的意见，各地在讨论中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第一种意见，有人认为，在人的心理现象中，需要只是纷纭复杂的个性特点中的一个方面，况且作为社会需要的反映来说，这一特点乃是个体心理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是人生而具有的。因此，把它与人的其他心理过程和特点对立起来，认为它是贯穿于整个心理发展过程中构成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这是有片面性的。
对于第二种意见，有人认为，所谓“认知”和“应动”两个概念是模糊的，如果是指大脑反射过程中的始端和末端之间的矛盾，则刚好忽略了更具重要作用的中间环节；如果是指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则已超出心理现象内部矛盾的范围。
对于第三种意见，有人认为，心理就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把脑的机能和客观反映分开作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这未免有陷于机械割裂的危险。
对于第四种意见，有人认为，新旧的对立斗争以及新因素的增长和旧因素的消亡，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仅仅应用这一一般规律，尚难以说明心理现象本身矛盾的特殊性。
此外，从各种意见中，还可以看出，分歧最大的是关于脑的机能（或高级神经活动）问题。有的把它作为矛盾的一个对立面或对立面中的一个部分，有的则把它完全排斥于心理现象矛盾之外。（陈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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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广东学术界讨论孔子思想的评价问题
半年来，广东省学术界就孔子的思想核心、哲学思想等问题，先后举行了四次讨论会。《学术研究》和《羊城晚报》也陆续刊载了有关讨论孔子思想的论文。讨论中对孔子时代的社会性质，除个别人主张属于宗法社会外，多数人认为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但是对于孔子站在什么立场，维护哪一阶级的利益，却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孔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孔子是维护种族奴隶制，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或中心思想），多数同志认为是“仁”。但是对于“仁”的理解，仍有不同意见。杨荣国认为，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并以“孝、悌［tì］”为仁之本。这个“仁”，并不是“人之发现”。孔子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除“博施于民”的“民”，是指被奴役的人民外，他所说的“众”，都是指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并不包括庶人在内。孔子倡导的“正名”，正是“仁”之功夫的具体体现。其目的都是维护日趋紊乱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统治局面。孔子的“举贤才”，“选于众”，也是要举氏族贵族中之贤能者，以“兴灭国，继绝世”；实质上不是尚贤，而只是明贤。
陈玉森也认为孔子是和法家对立的。孔子反对子产的刑法和田亩制度，反对谈齐桓、晋文之事，反对一切霸道思想。
另一些同志也同意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但他们认为，对孔子的“仁”的范围应该扩大，如“教无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等也包括在内。孔子虽未能把君子和小人平等看待，但也把减轻对奴隶剥削的叫作“仁”。所以，孔子的“仁”，具有“泛爱众”的人本主义色彩。
刘节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和《孔子的“唯仁论”》（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三期）两文中认为，“仁”是孔子的最高境界，其本质是情，即人情；其内容可以“忠”“恕”二字来包括。所谓“忠”，就是能克己；所谓“恕”，就是推己及人。“恕”而后能“复礼”。所谓“礼”，就是“理”，即各种社会共行之社会秩序，而不是指某种社会的礼。“克己复礼”就是指要克服我们的感情，勿使冲动，使之恢复到理知的客观标准。所以，孔子提倡“为政以德”，认为在一切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化”。其从政的步骤是：为学、处世、治人。可见孔子的“唯仁论”，实质上是一种培养对人类伟大感情的教育哲学。
此外，李荫农认为，孔子除讲仁、讲礼外，还讲法。孔子的礼治不是周礼翻版，而是带有法治倾向。表现在：（一）孔子为鲁国大司寇，七日而诛鲁大夫少正卯，毅然破坏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礼治原则。
（二）孔子以“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为“知治之道”，因而肯定了轻罪重治，以刑去刑的法治措施。（三）孔子主张“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孔子家语·刑政篇》）据此，李荫农认为，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礼治居第一位，法治居第二位，礼与法相结合，德与刑相贯通，从而构成了孔子的带有法治倾向的礼治思想。他认为，孔子的法治思想，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政治要求的反映。孔子的革新政治路线，与各国守旧的政治路线存在尖锐的矛盾，故他屡遭困辱，不见容于各国从政者。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有三种意见。
第一、主张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论。杨荣国认为，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中的“仁”，是主体的产物。“正名”是“我欲仁”的具体体现，是他企图用主观的观念来规定客观的存在。孔子正是由于当时“天命”思想动摇，难以用它来维系人心，所以提出“从仁”来代替“从命”，以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目的。可见，孔子的世界观属于主观唯心论。但是，社会急剧的变革，又使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若干秘密。如认为要“足兵足食”才能有“民信”，“足食”以后才能继之以教等等，这些都是孔子带有史的唯物论倾向的言论。
第二、主张孔子的哲学思想是客观唯心论。理由是：（一）孔子把天看作一种绝对观念。他所谓“天生德于予”，就是以天性为道，以人性为德，把天与道看作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精神，而德是道的一部分，是天赋予人的。（二）孔子主张得天厚者为圣人，得天薄者为小人，把人之德与上帝的天的关系，看成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从而把上帝的天，伦理化和道德化，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
第三、个别同志认为，孔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论的。理由是：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是把天作为自然的天了解；孔子“不语怪神”，亦有怀疑或不赞成之意，这从孔子删《书经》的怪神也可看出；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是反主观主义之表现。
此外，讨论中还对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沈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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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山大学编辑《林则徐集》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的《林则徐集》，包括奏稿、公牍、日记、信札、诗钞和文钞等部分。日记部分有三十四万余字，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本书所收林则徐日记，最早的是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最晚的是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道光二年以前的日记为林则徐作翰林院庶吉士，江西、云南考官和浙江道员时所记。道光三年至十二年，他历任苏、陕、鄂、豫等省臬［niè］司、藩司和东河总督等职务，这一时期的日记搜集到的极少。道光十四年至十八年，他历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在水利和民政方面均有建树。其中有三年的日记（道光十四、十五和十八年）是完整的，道光十七年的日记也只缺几天。道光十九年和道光二十年八月至二十一年五月的日记，是他在广东、浙江领导禁烟运动和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期间所记，对研究鸦片战争的历史有很大的价值。最后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至年底和道光二十五年的一个多月的日记，前者为谪戍时途中所记，后者则记其奉命赴南疆勘垦之行。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中华书局曾经得到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和个人的帮助。林则徐后人林纪焘提供了大部分日记的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