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人民资本主义”批判
严仁赓 范家骧 黄范章
一“人民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主要特征
“人民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产物，是东风压倒西风、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日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日益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产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垄断资本曾经为“缺乏一个适当的名字使得美国在争取人心的世界斗争中陷入困难的境地”而担忧，幻想只要能发现一个名词，就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于是，他们连年刊登广告，广泛征求。1956年2月，一个取名“人民资本主义”的展览会在华盛顿开幕，并在一些国家流动展出，于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总危机时期以来就已陆续出现的各种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就混合成为“人民资本主义”而开始流传起来。它在美国、英国、西德、日本、奥地利等国得到广泛的宣扬和推行，而美国则是这种“理论”的策源地。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企图从生产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来捏造资本主义“本质”已经变了，他们诡称：（1）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不再为少数垄断资本家占有，由于“资本民主化”了，人民大众已成为企业的主人；（2）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管理权也不再为垄断资本家所掌握，由于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和一个为大众“服务”的新的“经理阶级”的出现，人民大众实际上已成为企业的管理者；（3）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产品不再大部分为垄断资本家所获得，由于“收入平均化”了，人民大众已充分享有他们的劳动成果。
利用以上谎言，他们大肆宣传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已成历史陈迹，代替它的是一个属于“人民的”资本主义；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趋于消灭，阶级斗争已经缓和；在这个社会里，人民既掌握生产资料，又实现对企业的管理，更享有生产的成果，实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已完全“没有必要”了。
凯尔索和阿德勒在《资本家宣言》中说：“通常所谈的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所描绘的图景，看来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相反”。“这样的社会将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这样的无阶级社会，达到了经济民主的理想。社会全体成员在经济上是自由和平等的，正如在政治民主中一切人享受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一样”。又说，“简单地说，一度被斥为剥削和压迫工人的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进化为具备一度为社会主义所夸耀的优点的一种制度”。
“人民资本主义”就是用上述谎言来美化资本主义，掩盖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真象；妄想利用这类欺骗宣传工具，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意志和被迫压民族的反帝斗争意志，阻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二“人民资本主义”的基本内容
“人民资本主义”的内容是很庞杂混乱的，其中，“资本民主化论”、“经理制度论”、“收入革命论”是它的基本内容。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三种“理论”是些什么货色。
“资本民主化论”
大家知道，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集中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通过建立股份公司形式的大垄断企业，实现了资本集中的过程。垄断寡头占有这些公司大量的代表资本所有权的股票，从而牢固地掌握了这些垄断组织。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本质的和最重要的财产所有制的形式。随着股份公司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流行，一般劳动者也有可能拥有几张股票。“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就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资本民主化”或“所有权分散”。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伯恩斯坦之流的修正主义者就曾经宣传过股份公司有利于“股权分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帮助工人、雇员购买股票的计划开始广泛推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肆吹嘘，说它的“股东已经超过二百万人”，成为“民主和美国企业新的里程碑”。萨尔瓦多里说：“这种计划……有助于发展所有权的自豪感，并且把资本和劳动结合在一起”（《自由经济学》）。
上述谎言早就被列宁揭穿了。列宁批判道：“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或者硬要别人也希望）它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财政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股份公司的业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参加股东大会”（《列宁全集》，第22卷，第220页）。近几十年来，参与制度和控股公司等垄断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更加证明了列宁的上述论点。股份资本的分散不仅不会妨碍垄断寡头对大公司的控制，反而使他们更易于建立这种控制。目前在美国，一个拥有资本八百万美元的公司就可以控制着价值十二亿美元资产的各类公司。他们的手法是从垄断一个公司的股权变为掌握每个公司比较小量但起控制作用的股票，来控制大量的公司。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认为，“所有权分散”的“客观原因”是公司规模扩大的自然结果，是大公司的特征。他们诡称：“公司规模愈大，所有权愈加分散。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掌握大部分股票的大公司是非常的少了。现在一个人握有一个公司4％或5％以上的股票已经算是例外了”（萨尔瓦多里：《自由经济学》）。“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认为“所有权分散”的“主观原因”是资本家和“工会”（即黄色工会）有意识地推动的结果，说什么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大部分是工商界开明分子决策的结果。公司通过积极的宣传运动以及和经纪人的合作来吸引小额投资人，这不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他节省下来的几百块或几千块钱，而且是因为他们要扩大所有权的基础。”
根据“资本民主化”或“所有权分散”的谬论，于是“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便吹嘘在“人民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人都是资本家”了。他们捏造了“直接”占有企业和“间接”占有企业的论点。他们认为：持有公司股票的人，不问多少，都算作直接占有企业的资本家；而储蓄户、人寿保险户和养老金受益人，由于为这些人服务的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投资信托公司等“互济机构”都掌握大公司的大量股票，也就成为“间接”地占有这些大公司的资本家。因此，“有这样多的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投资到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中。……它的确是人民的资本主义了。”
上述谎言是不堪一击的。即使根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统计的股权，也掩饰不了“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的谎言。根据金墨尔在《美国的股份所有权》一书中的统计：按职业类别划分，经理们占有44．8％的股权，熟练工人占有4．4％，半熟练工人只占有1．4％，而非熟练工人仅仅占有0．2％；按收入大小划分，年收入在五千美元和五千美元以上的人占有65％的股权，而年收入在二千美元以下的人只占有13％的股权。号称拥有二百万股东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不得不承认：
“绝大多数是小股东，大约有二十九万个股东只有不到十股的股权。”在股份公司中，选举是按照股权多少进行的。掌握一万股的大股东比起只有十股的小股东在选举董事时具有千倍的势力，何况小股东很少有直接选举董事的可能呢？例如，在1956年，亨利·福特第二为了要做一个“人民资本家”，特别增发了一千零二十万股的福特汽车公司有投票权的股票，使它的股东人数一下子达到三十万人；股东人数虽然这样多，但亨利·福特第二的控制地位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些股东只能购买投票权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甲类股票，而福特家族则持有具有反比例投票权的乙类股票，表面上福特家族好像很慷慨地把60％的有投票权的股票卖给了公众，但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全部乙类股票，他们也就控制了其余40％的投票权。至于说储蓄户、养老金收益人也是资本家，那就更加荒唐了。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认为，“资本民主化”或“所有权分散”能够“削弱”阶级斗争，“安定”社会秩序。“财产在分散情况下，才起解放作用。……财产高度集中的地方，自由使得阶级斗争更加紧张起来；财产分散的地方，阶级斗争削弱了，代替它的是不同财产集团之间的冲突。”（萨尔瓦多里：《自由经济学》）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把美国资本主义吹嘘为世界上所有权最“分散”的国家，似乎这就能抹平“阶级区别”，似乎就不需要革命斗争了。他们说：“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所有权的广泛分散；……美国是一个主要工业国中工人——所有主占人口很大比重的第一个国家。许多工人拥有一些财产；许多资本家劳动。……许多美国人的确从这两个来源中，即从劳动和从资本方面得到收入，而且他们的人数一直在增加。这种合流已经发展得足以抹平在其他国家是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斗争的一个主要原因的严格（阶级）区别”（萨尔瓦多里：《自由经济学》）。资本主义的现实否定了这些谎言，根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兰普曼最近的统计，仅占美国人口1％的最大富豪却掌握了全部股票的76％，就拿这个显然是低估了的数字来看，也足以说明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资本所有权最集中的国家之一。
凯尔索和阿德勒还提出要以“分散和扩大现有企业的所有权”、“鼓励新资本和新资本家的形成”、“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资本家”的方式，来进行“资本主义革命”。他们认为在工资压低之后，人们就可以从利润方面获得可持以生活的收入了，这样一来就“轻松愉快”地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
“革命”成功后，垄断组织就可很自然地变为“工人的协会”了。
不难看出，上述凯尔索、阿德勒之流的“人民资本主义”的谬论是彻头彻尾地为垄断寡头的利益服务的。资本家阶级存在一天，垄断组织只能是亿万富豪的俱乐部，绝不可能成为工人协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使生产资料公有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能成为企业的主人。
“经理制度论”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说，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在垄断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发生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象，出现了一个专门负责经营管理的“经理阶级”，而资本家竟然失去对财产的控制权。他们企图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中发生了所谓的“经理革命”，产生了一种“经理制度”或“管理制度”，并且硬说这也是“人民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利用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进行虚妄宣传并非始自“人民资本主义”。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之间，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美国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仑就曾经鼓吹过这种谬论。三十年代中，在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米音斯和贝利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这种谬论有更多反映。四十年代初期，美国白恩汉第一次臆造了“经理革命”这个名称，说现在正处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向我们将称之为经理的社会形态过渡”（白恩汉：《经理革命：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加深的表现。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加任何企业、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使食利者阶层完全脱离了生产，使那些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处处都留下了寄生的痕迹”（《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9页）。
到了五十年代，“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谬论，发展成为“经理制度论”或“管理制度论”。“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硬说，“大公司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基本的革命工具”，“把储蓄（自愿的或强迫的）合并于信托机构之内的这个趋势现在正逐渐使所有者与其残留的最后权力——即选举董事会的权力——分离开来”。因此，“公司利润领受人可以借此对公司所有权发生直接关系的唯一残留权力，已经同利益本身分离开来了”（贝利：《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既然垄断资本家已失去对企业的控制，那末谁代替他们起控制企业的作用呢？他们说，在“经理制度”下，资本家原来经营企业的权力都移交给好像是和资本家“毫无瓜葛”、“清贫自守”、“职业性”的经理手中。据说这样一来垄断资本主义就转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了。
职业经理真是与垄断资本家“毫无瓜葛”、“清贫自守”的吗？让我们看看资产阶级自己的供状吧！美国《商业周刊》曾经发表过1956年美国大公司年薪在三十万美元以上的二十三个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名单，其中最高的是伯利恒钢铁公司董事长格莱斯，年薪高达八十万元以上。此外，年薪在六十万元以上的三人，五十万元以上的三人。在这些董事长和总经理中，很多人就是八大财团的成员（如杜邦公司副总经理亨利·杜邦），他们早就是亿万富豪了。
这些经理们除了年薪之外，还有廉价购买股票的优待。通用动力公司已故总经理贺浦金斯在1956年在市价为四十点一七美元一股时，以十四点零五美元一股的价格购进四万五千股，账面利润为一百一十七万五千四百美元。在杜鲁门任内担任陆军部长的副总经理佩斯在市价为四十九点七五美元一股时，以十四点零五美元购进三万一千五百股，利润超过一百万美元。
资本家现在是不是放弃了垄断企业的控制权而变成无权无势的人呢？尽人皆知，垄断美国经济命脉的是八大财团，这八大财团控制着为数众多的大小企业。这些家族的成员当然不可能亲自经营归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企业，必须任命许多经理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而这些经理们只能是垄断财团的忠实奴仆，也就不言而喻了。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还说什么职业经理代替资本家来经营企业时，他们首先注意企业的长期繁荣和职工的福利，产生了对工人的责任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经理权力虽大，却有公共舆论的制裁，似乎依靠这些就能增加资本主义的“人民性”了。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如贝利之流，并且还根据所谓“经理阶级”关心企业长期繁荣、优先考虑利用利润进行再投资的捏造，竟认为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利润“最后将进行非国家统制主义方式的社会化”，并且说“工业化的美国正在慢慢地——或者可能不是那样慢地——走向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经济共和国”，说这种“把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远远抛在后面的制度已经在运行了”（见梅森：《现代社会中的公司》，贝利所作前言）。贝利避开不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人占有制、私人资本的高度集中、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事实，而侈谈什么利润分配社会化的神话，由此鼓吹美国是什么“经济共和国”，似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知道，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相应的分配关系。在私人占有制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产生社会化的分配关系。而经理阶级优先考虑再投资的神话，只不过是说明资本家积极于加强资本积聚、加强剥削而已。
“收入革命论”
在收入分配方面，“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高唱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收入革命”，说什么现在不是贫富两极之间的差别日益显著，而是“收入平均化”和“收入的公正分配”；说什么高阶层收入份额“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改变了，工农的生活得到“改善”，其思想意识也改变了；进而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界线也“消灭”了。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为了“论证”“收入平均化”，首先歪曲资本主义国家中个人收入的统计数字（例如采用资本家虚报的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统计作为计算高阶层收入的主要依据，而在计算低阶层收入时则又完全忽略失业人口的收入统计），得出高阶层的收入份额“下降”以及各阶层的收入差距“缩小”和“收入平均化”的“论断”，硬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已改变了，阶级差别消灭了。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即使根据资产阶级最近提出的统计，也可以粉碎他们的谎言。在今年1月27日美国《商业周刊》刊载兰浦曼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占美国人口1％的最大富豪，1949年占有全部个人国民财富的20％，这个比例到1953年增为24．2％，1956年增为26％，估计1961年将增加到28％。事实是，高收入阶层的份额大大增高了，而低收入阶层的份额则相对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划分阶级差别的基础是一个社会中各个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不是像“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所说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阶级冲突越来越尖锐，而工人运动也越来越扩大。例如，1959年，美国曾经爆发了延续几达四个月之久的五十万钢铁工人的大罢工，这不啻给予“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的“阶级差别消灭”论以致命的打击。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还进而寻找促成“收入革命”的原因，他们认为：（1）“收入革命”是“所有权分散”、
“资本民主化”的结果。（2）“产量的增加、价格的低廉使贫穷变成少数人的问题”，因而促成了“收入革命”。（3）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合作社等组织是一种“抗衡力量”。宣称“收入革命”的产生是由于“抗衡力量”的出现，使得工农们“分享”了垄断利益的结果。（4）硬说“收入革命”是由于作为垄断资本工具的国家机器变成“进行收入再分配，维持各个收入集团平衡的经济机构”所产生的。总的说来，“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认为，似乎由于“所有权分散”、“资本民主化”了，资本家采取“高工资，低价格”、“薄利、多销”的政策，于是收入分配就“平均化”了，就发生了“收入革命”。
资本家们是不是真地采取了所谓的“高工资、低价格”的政策呢？事实上，美国资本家和政府都在利用各种借口来压低工资。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资本家即使答应增加工资，但马上就以此作为提高商品价格的借口，把它依旧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造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贪得无厌的资本家。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在捏造“收入平均化”的谎言时，大肆贩卖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消费水平“增加”了、公共福利范围“扩大”了的谬论，硬说这些现象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了。例如，加耳布雷思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为没有贫困的“富裕社会”，萨尔瓦多里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高工资、低价格的“消费主义社会”，罗斯托说美英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高度的大量消费时代”。
上述谬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以个人消费水平作为美化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显而易见，他们的企图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真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财富，机能中的资本，它的增加的范围与能力，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和他们的劳动的生产力越是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是大。可以利用的劳动力会和资本的膨胀力，由相同的原因来发展。所以，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会和财富的潜力一同增加。但和现役的劳动军比较起来，产业后备军越是大，常备过剩人口也就越是大。他们的贫困与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是成反比例的。最后，劳动者阶级中的求乞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是大，官方正式认为待救恤的贫民，也就越是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的法则。”（《资本论》，第一卷，第811—812页）
尽管美国总统肯尼迪硬说“美国的繁荣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分享”，但是他不得不承认美国有七百万个家庭的收入低于二千美元，只能抵补四口之家过普通生活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他不得不承认美国有三千九百万个家庭住在贫民窟中。事实表明，美国贫富差别是这样的悬殊，阶级界线是这样的明显，所谓“富裕社会”、“消费主义社会”、“高度的大量消费时代”之类的说法，只不过是一派胡言而已。
三“人民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人民资本主义”这个流派的产生，不仅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从上面的揭露中，可以看出，这个流派已经再也提不出什么系统的“理论”来了，而是主要靠对事实的歪曲进行虚伪宣传去代替“理论”的分析和“论证”。这一点，充分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科学性已经进一步加深了。“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还利用了比其他流派更多的诡辩术来进行宣传，他们硬把代表垄断资本的大股份公司说成是实现“资本民主化”和“经理革命”的最根本的条件，从而在他们的口中，现代资本主义最反动最丑恶的东西便变成最美好的东西，变成实现“人民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工具。可以看出，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斗争形势对他们日益不利的形势下，已经黔驴技穷了，从而也就越发不择手段了。
“人民资本主义”的反动性何在呢？
“人民资本主义”是美化现代资本主义和诽谤社会主义的思想工具。他们吹嘘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已经由十九世纪“剥削性的资本主义”变成了（或正在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他们吹嘘“人民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为“优越”，是一条比社会主义“更为稳妥的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他们胡说“人民资本主义”将建立一个“全民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而诬蔑社会主义竟是一个被“分裂”为由“党的官僚或领袖”所组成的“统治阶级”和由工人群众组成的“被统治阶级”的“阶级社会”（以上均见凯尔索和阿德勒：《资本家宣言》）。
“人民资本主义”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现代条件下反对国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一种新的武器和策略。为了对付战后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有些人鼓吹采取镇压的手段，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辅以收买、利用一小撮工人贵族的办法。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付国内革命运动的反革命的“两手”。他们叫嚷财产愈分散，就愈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前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惠尔勒斯公然表示，企业的“一个所有者怎么能够进行罢工呢”？有的企业还强制规定职工购买本企业股票或参加“分享利润”的条件是拒绝参加罢工或拒绝参加进步工会组织，甚至派遣他们去刺探工会的活动情况。他们阴谋用“股票”“红利”这副金黄色的镣铐，把劳动人民牢牢地锁在“资本主义”这个垂危者的病榻旁边，用这种虚幻的眼前“利益”来引诱他们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人民资本主义”是美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他们竭力用“人民资本主义”的谎言来掩盖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实质。他们宣扬美国的资本输出似乎已不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一，而是“保证”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工具；鼓吹用“群众性的投资”来支持垄断组织的资本输出，并想借以渲染其“人民性”；他们把美国的“对外援助”说成是对不发达地区人民的“友谊”；他们宣扬垄断资本控制下的现代公司的“经理制度”似乎“超然于资本主义利润要求之外”，“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再度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他们强调积极向国外“输出”，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意义，就在于“使他们能够用它来按照经济民主的方向改革他们的生活”，以及“把美国商人当作朋友来欢迎”。揭穿来说，就是企图麻痹不发达地区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警觉性，为美帝国主义进行渗入和建立新的殖民统治扫清道路。
“人民资本主义”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与虚伪“承认”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是“剥削的资本主义”而妄说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变了”的手法相适应，“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也采取了新的手法：在“承认”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中有某些论点“适用”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幌子掩饰下，猖狂攻击它“不适用”于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并且将攻击的矛头集中地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灵魂部分，即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劳动者相对立并且必然要被劳动者埋葬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论。他们胡说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人民资本主义”，攻击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预言“完全错了”；诬蔑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和专政来消灭资产阶级、建立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无产阶级社会的理想是“谬种”，而鼓吹将由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来建立一个“资本家的无阶级的社会”。他们企图用“人人努力挣一分财产”、“争取当资本家”的蛊［gǔ］惑口号，来代替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民资本主义”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为垂死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思想工具，是他们用以粉饰、维护和推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思想工具。它阴谋使用“小额股票”等虚妄的小恩小惠，来摧毁美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对于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摧毁他们对于自己作为新世界的开拓者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性，引诱他们放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完全禁锢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使他们由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变成为它的“卫兵”。但是，帝国主义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客观地存在的，它只有通过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这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注定“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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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史学会讨论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
最近，北京市历史学会世界近代史小组，对于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主要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以1871年巴黎公社作标志，把世界近代史分成两个时期。1871年前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是进步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同封建阶级的矛盾，这时期资产阶级是时代的中心。而1871年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成了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时期无产阶级是时代的中心。有的同志不同意关于1871年后无产阶级是时代中心的提法。他们认为，由于中心的阶级是指起主要作用的阶级，而巴黎公社后资本主义才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以如果这样说，那末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就成为无产阶级作用的结果了。并且，这个提法对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是时代的中心的意义也不好估计。关于这两个历史时期中的分段问题，特别是从1640到1871年这个历史时期中的分段问题，意见的分歧比较大。有人主张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界标，把1871年前分成两个阶段；有人主张以1848年为界标，把1871年前分成两个阶段；也有人主张以1640年和1789年为界标，把1871年前分成三个阶段。
至于1871到1917年这个历史时期，大部分人主张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界标分成两个阶段。也有人主张以1900年作为划分阶段的界标，认为1900年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阶段，1900年后垄断资本主义完全形成，社会矛盾激化了。
第二种意见主张把世界近代史分成三个时期，即：1640到1760年（或1770年），为手工工场时期；1760（或1770）到1871年，为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871到1917年，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第三种意见主张以1848年为界标，把世界近代史分成两个时期。其理由是：资产阶级在1848年以前是进步的阶级，以后就成为反动的阶级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无产阶级从1848年起开始了争取政权的斗争。
在讨论中，争论最多的是第一种意见中的划分小阶段问题，尤其是1871年前划分小阶段问题。对于第二、三种意见，会上未及充分地展开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今后还将继续进行。 （苏双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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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刘仙洲编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
刘仙洲的新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已在最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刘仙洲在将近三十年以前，就开始对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机械工程方面的创造发明进行研究。解放以后，由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门组织人力，共同检阅了九千多种古书，收集了我国历史上大量有价值的科学技术资料。作者又利用其中关于机械工程方面的新资料，把过去研究的成果加以补充和修正，编著成书。
这部发明史的第一编，以介绍我国最初发明的简单机械和各种原动力、传动机件为主。作者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据，以现有的科学知识，判定了其发明年代，并叙述了其创造内容。例如，根据作者的研究，我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发明了帆；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就发明了水排；六百多年以前就发明了水力纺纱。在热力方面，一千二百多年以前就发明了雏型的燃气轮；七百多年以前就发明了用火药喷射力推进的火箭；到十四世纪又发明了雏型飞弹和雏型喷射飞行器；十七世纪初年更发明了雏型的两级火箭。特别是齿轮系传动与应用方面的创造发明更为突出。例如，在公元二世纪就发明了用齿轮系传动的记道车和司南车，后来又把它们发展为记里鼓车和指南车。一千八百年以前，张衡就发明了采用齿轮系的天文仪器及自动指出每月日数的计时器。一千二百多年以前，一行和梁会瓒更发明了相当复杂的天文仪器和计时器，不但每一辰和每一刻都有木偶人自动地敲钟击鼓，而且日月的运行也得到精确的表示。六百年以前詹希元更发明了与近代钟表相似的计时器。这些发明创造不仅反映了过去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机械工程各个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也为人类科学技术发明史增添了宝贵的内容。
至于其他各种工作机，各种制造工艺，以及受到西洋影响以后时期和解放以来的发明创造，作者还将陆续加以整理，分编写出。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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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研究
商衍鎏［yǎn-liú］在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以后，近年来又撰写了一部《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作者在这部书中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制度。
这部书分为考试程序、考试规则、与科举有关的制度、应试诗文、科名人物和关于王韬与太平天国关系的考证等六章。对于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程序和考试场规等制度的演进，试题的大致范围和应试八股文、论文与诗的体裁风格等情况，以及太平天国培育人才和使用干部的措施——“育才馆”和“招贤榜”，作者都作了简要的叙述。
作者还对“女状元”傅善祥和“长毛状元”王韬作了考证，他指出：傅善祥是东王杨秀清的女簿书，不是女状元；王韬确是给太平天国上书的黄畹，也不是状元。
（华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