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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季米特洛夫——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光锐
今年6月18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诞生的八十周年。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同保加利亚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来纪念这个日子。
季米特洛夫生前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始终甘愿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于真正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工作”，“我们必须能够把我们个人的整个生命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季米特洛夫本人正是这样，他在自己的战斗的一生中，为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
季米特洛夫的名字是同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史分不开的。季米特洛夫出身于保加利亚贫苦的革命工人家庭，从幼年时代起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很早就成为保加利亚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02年他参加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站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紧密派”方面，对修正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从1909年到1923年的十五年间，季米特洛夫一直担任保加利亚革命职工总联盟书记的职务。在这个时期内，他努力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断向工人们说明无产阶级消灭资本、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只有通过坚决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保加利亚全国各地时常爆发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工会工作干部迅速成长，工会组织不断巩固。1923年9月，季米特洛夫领导了反对保加利亚法西斯统治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达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45年11月，他才重新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困难和迫害，监禁和流亡，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为保卫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利益进行了热情的工作和忘我的斗争，获得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爱戴。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捍卫了工人阶级的荣誉和共产主义事业，为全世界共产主义战士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法庭上的发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的诗篇。他在法庭上庄严地宣称：“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向前转动……无论是用恐怖手段、判处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挡住。它在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这番话永远鼓舞各国人民满怀信心地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
季米特洛夫的名字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国外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工人运动，积极地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热情的战士和重要的组织者。1935年，季米特洛夫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书记。在担任这项工作期间，他为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为建立和巩固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进行了巨大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他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法西斯主义就是侵略和战争，就是反动和反革命，就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死敌。他号召各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堵住法西斯战争的道路，捍卫世界和平事业。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把自己的行动统一起来，一定能够打退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进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扩大工人阶级对各阶层人民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支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他并且论述了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以及在各个国家内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这些论断都成了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指南。
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为加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思想工作进行了不倦的努力。他十分关注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培养和成长，经常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共产党人是实行家，共产党的干部必须以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对于他们来说，“经常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像面包、空气和水一样需要”；他还说过：“理论与实际脱离是有害的。在我们所做的实际工作与我们的理论学说之间，必须协调。”季米特洛夫并且强调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团结的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各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他自己也正是经常以这种精神来教育保加利亚人民的。
季米特洛夫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的勇敢的战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仅领导了保加利亚人民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而且以无限的热情，不断号召各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他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战后时期，季米特洛夫指出：“世界反动势力的核心移到了美国”，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计划“直接危害到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切身民族利益”。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揭露帝国主义新的战争计划，号召各国人民为粉碎这个新战争计划而进行斗争，并且认为帝国主义的新战争计划注定要失败的。今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正在为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为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季米特洛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领导了保加利亚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保加利亚人民胜利地进行了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改造、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拟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各项工作。季米特洛夫在1948年12月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性质，指出了保加利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提出了保加利亚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今天，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正为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季米特洛夫是中国人民的亲密的朋友。他一向热情支持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他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庄严地宣告：“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那里完全解放出来的斗争。”他还在1948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上，有其特殊重要意义的是：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正在从事顽强的、英勇的长期斗争，以反对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反动腐败的代理人。”今天，当季米特洛夫诞生八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最好的纪念是，学习他坚贞不屈、忘我斗争、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贵品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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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意见
——同吴晗同志商榷一个问题
汪原 袁定中 王思治
吴晗同志在《论历史人物评价》一文（人民日报1962年3月23日）中，根据近年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情况，提出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六条意见，或者说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六项标准。这篇文章中还或明显或隐约地涉及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些事实和观点，对它们给予评定。应该说，吴晗同志的文章是有分量有意义的。但是，文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阶级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的支配作用的问题。下面就谈谈我们的一些意见，请吴晗同志和读者指正。
吴晗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地说到“道德标准”和“道德观点”，他指出：“所有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中间式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说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的支配，这是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吴晗同志却认为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支配。这在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把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支配，缩小到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而在实质上却把历史人物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乃至决定的论点，改变为受阶级道德支配的论点了。这两个论点是应该加以明确地区别的。
吴晗同志说明了道德是阶级的道德，指出了道德的阶级性。因此，也许有人会说，历史人物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正是受其阶级支配的表现。如果作这样的解释，那也并不能说服人，因为吴晗同志是在论证历史人物受什么支配的问题，而不是在论道德的阶级性。仅仅提出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提出道德的阶级性，然后就论定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这仍然没有改变道德支配历史人物的观点。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并不等于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不能简单地说成受其阶级的道德标准所支配，也不能用阶级道德来代替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历史人物。吴晗同志所引用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道德的论述，只是说明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为一定阶级服务。因此，正是应该从某一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来揭示当时道德标准的实质，而不应是相反地，用道德标准来顶替或者混同阶级和阶级斗争。
吴晗同志还认为，“纪录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家，也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对历史人物加以肯定或否定”。在这里，吴晗同志又把“阶级道德支配论”，由历史人物身上用到纪录历史人物的历史家身上来了。我们认为，历史家同样受其阶级地位所支配，只能用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来揭示其所持的道德标准，而不能用“阶级道德标准”来代替其阶级地位及其在当时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态度。
据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主张正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对君不君，臣不臣一类的事情。“寓褒贬，别善恶”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可说是一部历史兼伦理的著作了。可是，《春秋》中的道德标准的实质，难道不就是经过孔子所提出来的、以周天子为首的世袭贵族所要求的政治标准和他们在斗争中所要求的阶级标准吗？《春秋左氏传》中的“君子曰”（姑不问其真伪如何），《通鉴》中的“臣光曰”，乃至一部二十四史中的“太史公曰”、“赞曰”、“评曰”、“论曰”和“史官曰”等等，表面看来都是根据“阶级道德标准”在肯定或否定某一历史人物。但事情的本质却是，这些历史家所运用的道德标准，正是其阶级的政治标准、阶级标准。例如，司马光的《通鉴》卷七《秦记》二、始皇三十七年之后，有这样一段话：“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二，斯亦足称也。”君对臣可以“赐死”，“君要臣死，不死谓之不忠”。“忠”在封建社会里，是道德标准，同时也就是政治标准。它是在表彰尽忠于一姓王朝的操守，树立至死不二的榜样；对于“不忠”者却不只给以阶级道德的制裁，而且会砍掉他的脑袋。可见所谓“阶级道德”标准，正是受阶级的政治标准、阶级标准所规定的。因此，它常常不仅是“道德”规范而已。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的身上，都只强调了阶级道德的支配作用，而我们认为起支配作用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道德也同样是受阶级支配和决定的。
吴晗同志还以曹操、武则天为例，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曹操成为“挨骂的对象”，是因为“骂他是奸臣”。吴晗同志说：“奸臣这顶帽子是封建道德造成的，也是正统观念造成的，三国以后，南宋偏安江浙，却自居为正统，朱熹写历史，就不能不帝蜀寇魏，把曹操骂个痛快。”我们对“奸”的看法，和上面对“忠”的看法一样，认为它既是封建道德标准，也是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在封建社会里，“奸臣”不仅仅是一顶“不道德”的帽子，同时是一顶不折不扣的“政治帽子”。南宋朱熹以蜀为正统，帝蜀寇魏；北宋司马光就不能如此，因为如果他大骂曹魏是以篡夺得天下，那末赵匡胤同样是以篡夺得天下，同样成了奸臣。因此在《通鉴》中，司马光是以魏为正统的。由此可见，旧日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同样是政治概念，是当时政治斗争中你抢我夺的一块“金字招牌”。
武则天为什么挨骂呢？吴晗同志说：“到了宋朝，讲理学，讲封建礼教，讲贞节牌坊，才改变了对改嫁妇女的道德标准。社会道德观念的改变，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欧阳修、宋祁，一直到明朝的胡应麟、王夫之，都把武则天骂得很厉害，并且时代愈后，骂得愈凶，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女人不准当皇帝，这是有其社会的根本原因的，总不好说这也是某种道德造成。女娲氏大概担任过酋长、领袖一类的“公职”，似乎当时没有人骂过她。妲［dá］己还没有当皇上，但是因为她丈夫殷纣王“唯妇言是用”，她“牝［pìn］鸡司晨”，有“干政”的嫌疑，所以她便挨骂了。可是，殷周之际还没有讲“理学”。汉代的吕后时也还没有讲理学，还在唐代以前，为什么吕后干政也挨骂了呢？可见，妇人干政挨骂，并不单纯是由于宋朝理学家宣扬封建道德标准的原故了。道德标准的成立及其改变，应该从社会历史、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去找根源。社会的上层建筑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而变化的。换句话说，社会的上层建筑（道德、道德观念即属于这个范畴）的改变，也反映社会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也作用于基础，精神条件的状况也反映物质条件的状况。但是基础总是基础，上层建筑总是上层建筑，不好叫它们来个大翻身，脚向上、头向下地倒站起来。如果硬要这样干，反而使人感到本末倒置了。
此外，吴晗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六项标准，但是他没有说明应当怎样综合地运用这些标准。这就仍然使人在具体运用时感到诸多困难，因为对同一事、同一人，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是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的。事实也表明这一点。从近年来评价历史人物的讨论中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大家对于这些标准也并不是一无所知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列举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而在于如何进一步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地运用这些标准。因此关于这一方面，还需要作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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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几个国家的化学肥料生产和使用的若干情况
杨景宇 王进仁
一
1958—1959年度，全世界的化学肥料产量为10315．08万吨（不包括苏联的数字），其中：
氮肥（换算为硫酸铵） 4166．66万吨
磷肥（换算为18．7％的P2O5）4422．46万吨
钾肥（换算为41．6％的K2O） 1725．96万吨
1955年，苏联的化学肥料产量为871．6万吨
（不包括磷粉的产量），其中：
氮肥（换算为硫酸铵） 298．40万吨
磷肥（换算为18．7％的P2O5） 383．37万吨
钾肥（换算为41．6％的K2O） 189．83万吨
1959年，世界上几个国家的单位面积施用化学肥料量（以商品量计算）的情况是：
国别 每市亩平均施用化学肥料量（单位：市斤）
苏联 8．4
美国 22．4
英国 76．0
法国 45．0
西德 144．0
日本 131．0
单位面积施用化学肥料量最高的国家是荷兰和比利时。1957年，荷兰每市亩平均施用量为251．8市斤，比利时为195．5市斤。一般地说，施用化学肥料多的国家，单位面积产量都比较高。
二
苏联在旧俄时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化学肥料工业，1913年仅生产化学肥料8．9万吨，占当时世界化学肥料总产量的0．4％，每市亩平均施用量为0．21斤。现有的化学肥料工业几乎全部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基于农业和国防的需要，化学肥料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1928年化学肥料产量为13．5万吨，1940年增为323．7万吨，十三年间，增加了近23倍；同期，化学肥料消费量由23．4万吨增为316万吨，增加了12．5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很快地恢复了、并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化学肥料工业。1945年到1957年，化学肥料生产量由111．9万吨增为1177．7万吨，增加了9．5倍；消费量由62．4万吨增为1043．2万吨，增加了14．7倍。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单位面积施用化学肥料量的增长也很快。1928年每市亩平均施用量为0．28斤，1940年增为2．8斤，1957年达6．5斤。近年来，苏联对化学肥料工业中新的技术成就，如复合肥料、尿素、液体肥料和微量元素肥料的研究和发展，给了很大的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美国施用化学肥料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861年，全国化学肥料消费量为14．9万吨，1880年增为68．3万吨，二十年间增加3．6倍；1900年达到247．7万吨，二十年间增加2．6倍；1920年为661．9万吨，二十年间增加1．7倍；1940年为785．3万吨，这二十年间增加还不到20％。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化学肥料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是不断下降的。战后，化学肥料消费量激增，1957年达到2590．9万吨，十七年间增加了2．3倍。每市亩平均施用量1942年为2．6斤，1950年增为13．1斤，1957年达20斤。
日本一向对化学肥料的生产和使用十分重视，但是在农业中使用化学肥料比美国约晚半个世纪，直到1900年才开始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以施用天然有机肥料为主，至1914年才开始广泛施用化学肥料，这一年化学肥料消费量为61万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化学肥料消费量增加很快，每市亩平均施用化学肥料量由1919年的18．8斤增为1937年的70．8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停止使用化学肥料，只施用少量的含氮化肥，1946年，天然有机肥料在农用肥料中占90％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化学肥料消费量再次增长。1950年，每市亩平均施用化学肥料量为108．1斤，1955年增为140斤，1957年达161．1斤，1959年略有下降，为131斤。目前，日本的化学肥料产量为化学工业总产量的20％以上。化学肥料中氮肥约占12％。氮肥的生产仅次于美国和西德，居世界第三位。1961年，日本有二十二个工厂生产硫酸铵（不包括副产），十三个工厂生产尿素，九个工厂生产石灰氮，四个工厂生产氯化铵，三个工厂生产硝酸铵，四个工厂生产磷酸铵或硫酸铵。日本生产的化学肥料除供给本国消费外，还输出到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地，其中主要出口项目是硫酸铵和尿素。
三
世界各国的化学肥料生产，因工业发展水平、天然资源、土壤气候、种植的作物品种等条件的不同，而各有特点。
美国农业耕地多，农业劳动力少，农业作物区划较明显，因此在生产的化学肥料中，仅含一种肥效物质的较少，多是复合肥料或混合肥料。1961年，美国消费混合化学肥料为1，588万吨，占全部化学肥料消费量63．5％。此外，液体肥料在美国的化学肥料生产中居重要地位。
日本火山多，硫矿资源丰富，在化学肥料生产中一直以硫酸铵为主。为了减轻硫酸铵对土壤肥力的破坏（酸化、变硬），同时也生产不少的碱性石灰氮。日本水田多，土壤呈酸性，加以长期大量使用硫酸铵的结果，土壤产生酸化变硬的现象，肥力受到破坏，这成了日本农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因此，近年来，日本不断减少硫酸铵的施用量，而增加无硫酸根的化学肥料如尿素、氯化铵、氢氰基化钙等的施用量。
国外农业生产的实践证明，无机肥料和有机肥料配合使用还是提高土壤肥力和增加产量的最理想的办法。日本近些年来很重视有机肥料的使用，施用量不断增加，特别高产的农户（如1958年得到全国高产奖的两家稻谷亩产1，400斤的农户）都大量施用厩［jiù］肥、绿肥和堆肥。在意大利，水稻的绿肥施用量大体与化学肥料施用量相等。荷兰、比利时、丹麦、英国、法国等都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有大量厩肥，对于农业增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世界上几个主要生产化学肥料的国家很重视发展液体肥料、尿素、复合肥料。
液体肥料，目前主要是液体氮肥（液氨、氨水与氨铬合物），肥效与其它固体氮肥不相上下，但成本低，建厂快，施用效果良好，能节省劳动力，且能促进农业机械化，因此它的发展很快。1949年，全世界共生产液体氮肥29．5万吨
（以含纯氮计，下同），1958年达到109．5万吨，十年间增加了2．7倍。1958年，资本主义国家液体氮肥的产量占这些国家氮肥总产量的16．2％，仅次于硫酸铵、硝酸铵，居第三位。美国是目前生产与使用液体氮肥的主要国家，1945年施用量为9万吨，1958年达59．2万吨，十四年间增加5．5倍。近年来，英国、意大利、法国、挪威、荷兰、西德、日本都对液体氮肥进行研究和试验，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1956年，苏联施用了液体氮肥1，130吨，1958年达10，460吨，三年间增加8倍多。由于在生产、贮存、运输和施用液体氮肥时都需要一套特殊器械，因此，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还不能大量生产和施用液体氮肥。
尿素是一种很好的氮肥。它和有机肥料有同样可以避免土壤酸化的优点，同时又是塑料工业与医药的原料，还可以作牲畜饲料。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很重视它，发展很快。1958—1959年度，资本主义国家尿素产量66万吨（以含纯氮计算，下同），1959—1960年增为83万吨，增加了25％。许多国家都在打算建立新的尿素工厂，其年生产能力将约为86．5万吨，其中：澳大利亚6，000吨，比利时23，000吨，巴西55，000吨，加拿大36，000吨，西德25，000吨，印度95，000吨，印度尼西亚100，000吨，日本184，000吨，荷兰31，000吨，巴基斯坦59，000吨，菲律宾30，000吨，南非联邦51，000吨，等等。有些国家氮肥工业本来不发达，如秘鲁、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但也首先发展尿素工业。
用硝酸分解磷矿，生产复合肥料，在肥料生产和农业使用上既合理又经济。这种方法近年来在苏联和欧美一些国家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各国还重视微量元素肥料的研究和采用。苏联已经生产了一批微量元素肥料，特别是硼肥、铜肥和锰肥已卓有成效地应用在农业上。西德制成了一种含N1P2O5、K2O各14％，并含有微量元素硼、铜、锌和钴的全肥。1957年，英国使用的硼、铜、锰和锌四种元素肥料在1．3万吨以上，并制造出由六种微量元素混合组成的新肥料。目前，美国有44个州都在研究玻璃型微量元素的作用。
近几年来，有些国家还极力提倡磷肥工业与冶炼工业的联合，在炼钢过程中同时生产钢渣磷肥（即托马斯磷肥）。法国、西德、比利时、卢森堡和英国都在生产托马斯磷肥。1958—1959年度，欧洲共生产磷肥362．23万吨，其中托马斯磷肥达114．03万吨，占31％以上（不包括波兰的数字）。1959—1960年度，西欧磷肥产量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而托马斯磷肥产量却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2％。
有些国家很注意化学肥料生产中有用物质的回收和综合利用。在氮肥生产中收集氩、氦等惰性气体；在磷肥生产中回收铀、钒、镍、铬等稀有金属；对于其他氟化物的利用特别是对制造氟化氢的研究，已成为原子能和高能燃料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综合利用资源的必然趋势，也是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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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召开会议
讨论满族史上的一些问题
不久以前，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根据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提出的《关于满族史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和讨论问题》，先后召开了五次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除中央民委的领导同志和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外，还有北京、天津、辽宁、吉林、云南等地的史学工作者和满族人士。会上对满族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满族的族源问题
关于满族的历史渊源和历史贡献，调查组的意见是：满族的历史主要从明朝女真各部落的统一写起，对满族先世自肃慎至女真只要作适当的追述，表明它们的联系就够了。很多人同意调查组的意见。但是，也有人主张对肃慎以下各代的历史贡献多写一些，还有人主张将渤海和金的历史也写上。
关于满族出现在历史上的时间，调查组的意见是：要把女真各部的统一作为满族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会上有人主张，明中叶女真部已经有了统一的趋势，这标志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满族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
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问题
调查组的意见是：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是奴隶主政权。进入辽沈地区后，在汉族封建的先进生产方式影响下，满族社会中占主导的奴隶制生产方式逐渐为封建农奴制所代替。
但是，有的人认为，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满族社会中封建农奴制已占主导地位。
清代的民族矛盾问题
调查组的意见是：清军进关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但是，民族矛盾的实质仍是阶级矛盾。满族贵族驱使满族人民征服中原地区，剥削汉族农民，维护封建统治。经过抗清斗争，清初实行了让步政策。1664年以后，反民族压迫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了。民族矛盾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它已下降为社会次要矛盾。
与此不同，有的人认为，任何民族之间的矛盾，都反映了阶级矛盾。清军入关后一个时期，民族矛盾在实质上仍是从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即反满派地主与拥满派地主之间的斗争。
但是，多数人基本上同意调查组的看法，并提出若干补充和修改意见。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矛盾固然是阶级矛盾的反映，但是民族矛盾并不等于阶级矛盾。民族压迫在阶级社会里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有时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时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在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民族矛盾也可以转化成阶级矛盾，但是，这至少要在征服民族结束军事占领，全面开展经济恢复或经济建设以后。因此，他们认为，清军入关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清军不但打汉族农民，也打汉族地主阶级。南明的抗清力量，就是汉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合力量。民族矛盾固然在后来，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以后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它也还是存在的。因此，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新兴资产阶级仍然把推翻满族的统治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之一。
满族及其统治阶级的作用问题
调查组的意见是：对于伟大的祖国的共同缔造，满族是有重要贡献的，主要表现在巩固祖国的边疆，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发展生产，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以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等方面。
讨论中基本同意调查组的意见。但是有的人认为，在肯定其贡献的同时，还应指出满族统治阶级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消极作用的一面。例如，清初满族统治阶级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武力征服，摧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满族统治阶级对蒙、藏民族的上层采取怀柔政策，对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则采取镇压、掠夺和歧视政策，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清末满族统治阶级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的状况。
此外，会上还讨论了汉军旗人与满族的关系、满族内部的阶级状况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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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元通过对《急就篇》的研究
论述我国汉代的社会性质
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1962年第三期，发表了沈元的一篇论文——《〈急就篇〉研究》。作者通过对《急就篇》这一种二千年前蒙学课本的分析和研究，着重地论述了我国汉代的社会性质等问题。
作者认为，《急就篇》是按照“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的原则编写成的，它反映了各种名物在汉代的现实世界里所固有的地位。因此，如果联系汉代历史的其他各种资料来分析《急就篇》的内容，就可以更明确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整个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急就篇》不啻为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急就篇》给予“奴婢”所安排的地位，对于弄清楚至今尚有争论的两汉奴婢问题是有意义的。作者认为，《急就篇》中把“奴婢私禁”同枕床杠等列在一起，说明当时奴婢是物而不是人，奴婢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这两点正好反映了汉代“奴婢”的特点。
作者认为，汉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在《急就篇》中得到了清晰的描绘。农民所处的地位的特点为，他们是担负“赋税租”的编户齐民，是被编制在闾［lǘ］里组织之内并被严格地控制着的。而地主所处的地位的特点则为，他们是宗族的长老，闾里的豪强。他们控制了同血缘的宗族组织密切结合的闾里，使闾里组织成为变相的超经济强制的特殊形式，从而达到役使广大农民的目的。
在《急就篇》记述的当时法律方面，作者认为，《急就篇》以严峻的口吻强调刑法，首先是用来对付起义群众的；也有一些是针对豪强地主的，因为随着他们经济力量的壮大，他们的封建割据的分裂倾向也滋长起来，同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发生了严重的矛盾。
作者认为，《急就篇》给予知识技能的学习以充分的重视，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地主阶级的精神状态的某些特点，与后来的蒙学课本是很不相同的。
此外，作者还对《急就篇》的文学形式和语言形式作了论述，以及对《急就篇》作了目录学上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