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拉法格的文学论著
罗大冈
十九世纪末叶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之一，法国工人党的创立者保尔·拉法格，1842年
1月15日生于侨居古巴的一个法国中产者家中。今年是他出生一百二十周年。拉法格所著文学批评论文的中译本《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不久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拉法格的理论著作是多方面的，他的富于战斗性的笔锋，曾经接触到政治、经济、哲学以及宗教等问题，并且常常发挥精辟的见解。关于文学的论文，只是他的理论著作中数量较小的一部分，而保存到今天的，已经不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论文的全部。据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拉法格文学批评集》编注者若望·弗雷维尔声明，该集所收题材不一、修短不齐的七篇论文，是经过多方设法搜求而得的，也就是散佚之余，侥幸保存下来的拉法格在文学方面的全部理论遗产。按发表先后，这七篇文章的顺序大致如下：《萨弗》（1886），《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1886），《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1890），《雨果传说》（1891），《左拉的‘金钱’》（1891—1892），《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94），《浪漫主义的根源》（1896）。中译本《拉法格文学论文选》共收六篇。《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也早已有译稿，由于篇幅关系，这一篇暂未收入。
最早将拉法格的著作认真严肃地介绍到我国来的，当推瞿秋白同志。他在距今约莫三十年前，已由俄文转译《左拉的‘金钱’》一文。同时写了详细的介绍：《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这篇译文和瞿秋白同志的有关的论文，后来收在《海上述林》和《瞿秋白文集》中。秋白同志在他的文章里比较详尽和深刻地分析了拉法格文学论著的得失之处，对于我们研究拉法格有指导作用。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文学艺术发表过许多卓越的、原则性的见解，对于后之来者建立科学的文艺理论是重要的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才能的传播人，拉法格在文学理论方面不仅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教，掌握他们的基本精神，并且在他们指出的道路上前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具体问题、具体材料结合起来，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专题研究。拉法格始终把文学批评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尖锐地进行着的时候，文学批判和文学理论不可能逃避这一最基本的斗争，不可能除此之外有别的什么更重大的任务。拉法格从事学术研究和发表论著，是他参加革命活动的不可分的一部分，他的理论探讨是为革命行动服务的。他关于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约莫十年之久的一个时期内完成的，在1885到1895年之间。那些年月，正是他和盖德一起，积极领导法国工人运动的时期。这种情况使我们理解他的文学论著何以总是和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工作密切配合着。例如在《左拉的‘金钱’》中分析当时交易所的种种情况，无异于给他的论文《交易所的作用》提供了若干补充材料。至于论《金钱》这篇文章中揭发的当时巴黎新闻界的卑污和黑暗，则和作者另一篇政治论文《资产阶级报界的卖淫行为》，互有关系。
《萨弗》和《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是两篇针对当时时髦小说家阿尔封斯·都德的尖锐批评。通过对都德的长篇小说《萨弗》（1884）的分析和揭露，拉法格无情地攻击了资产者面对妇女所采取的卑鄙行为和虚伪道德。在资产者眼里，妇女是一种商品。资产者对妇女的态度，无非是贪婪狡猾的买卖人对待生意经的态度：以最低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油水。在男女关系上，资产者表现得极度自私。拉法格甚至说，在这问题上资产阶级的男性比封建时代的男性更自私，更卑鄙。据说封建时代的男子有时还会因为爱情而牺牲自己（可能是指骑士精神），资产者只晓得对妇女采取玩弄的态度。他们以玩弄女性作为不可缺少的一种消遣，并且恬不知耻，认为这是毫不足怪的。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宣言》揭发了资产阶级男女关系的混乱和肮脏。这腥臭的肿瘤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发展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成了什么景象了呢？小说《萨弗》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卖淫妇被资产阶级卫道者阿尔封斯·都德歌颂为理想的情妇。这个小说家不嫌其详地描写这位理想的情妇如何无微不至地体贴情夫，伺候他，供养他，不让他多花一个钱。最后这一点对于资产者说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等到那女子年纪渐老，姿色日衰，自己觉得不再能维系情夫的心，她就悄然引退，丝毫不和情夫纠缠，不耽误他的“前程”。不但妓女如此“理想”，嫖客也很“达理”。他对这个情妇感到餍足之后，毅然决然摆脱了她；为了不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他浪子“回头”，找到一个小官来作，并且准备和一个有优厚的陪嫁金的女子结婚。公然在文学中提倡卖淫和姘度作为婚姻的补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道德。小说家都德居然把他这部“杰作”题赠给他儿子，真是“教子有方”，可见资产阶级就是拿这样的小说来做生活教科书的。
《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批判了都德的剧本《生存竞争》，同时揭发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庸俗无知。他们不懂得达尔文学说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故意随便歪曲，把生物界适应自然环境的规律硬搬到社会生活上来，将弱肉强食说成天经地义。拉法格在这篇论文中，主要揭穿了都德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偷盗凶杀等罪恶都归咎于达尔文学说的阴谋。
《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中，拉法格强调通过民歌来研究劳苦大众生活中的悲欢苦乐的记录，因为在这里可以得到为一般官方的记载和学者们的著作所忽略和遗漏的许多东西。拉法格并不是为民歌而研究民歌，而是为了探讨普遍地反映在民歌中的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在各个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阶级社会里，妇女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旧社会惯用庄严的仪式和铺张的庆祝来美化婚姻。哲人礼赞婚姻，诗人歌颂婚姻。然而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婚姻对于妇女往往是一场悲剧。拉法格在民歌研究中所注意的首先是人民群众生活中无处申诉的疾苦，被压迫的妇女的哀歌使他不得不凝神倾听。他认为民歌这种群众性的创作，是“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情感的最忠实和朴素的反映”。
拉法格深信要系统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奋力击碎资产阶级思想在各个领域内的“虚伪的桂冠”。这是促使这位法国工人党的奠基人去从事学术工作的主要动机。他曾经想写一部巨大的著作：《资产阶级的形成》。他企图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各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拉法格没有完全实现这一伟大的心愿，但是他已经完成了不少准备工作。广义地说，他的全部理论著作都可以算为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而他的某些论文，显然是更直接地为“资产阶级之形成”这问题的逐步探讨而写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和《浪漫主义的根源》就是这类论文中的典型例子。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文主要阐明法国资产阶级文学语言的根源及其形成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复杂的问题，作者引用许多词汇方面的例子，叙述了自从十七世纪法国封建宫廷和贵族沙龙中的所谓“高雅语言”起，直到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的诗文为止的法国语言的演变。经过这样丰富的例证和具体的分析，一系列的重要问题都明确了。比方说：古典主义所用的“高雅语言”如何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涛中宣告破产，所谓市井和俚俗的语言——主要指词汇，如何由于革命时期的文章和演说的大量采用而逐渐登了大雅之堂。经过作者证明，伏尔泰在语言问题上的极端保守的态度暴露无遗，尽管这位启蒙运动的大文豪在另一些问题上确乎发表了在当时起进步作用的见解，例如反对教会依仗“神权”统治人民的思想。不经过拉法格仔细调查研究，很难设想首先采用“俚俗语言”的并不是当时的革命资产阶级，而是反革命的贵族分子。贵族分子为了保卫封建制度，必须和他们的阶级敌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展开斗争。斗争过程中，贵族感到有必要争取“平民”（劳动大众）的拥护，为此，他们不惜采用“粗俚”的语言。在资产阶级方面，为了反封建的斗争获得胜利，就必须和贵族争夺“平民”，所以也不得不用“粗俚”语言，作为武器。由此可见，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文中，不仅说明了语言演变的曲折过程，也显示了劳动人民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拉法格对于浪漫主义文学有他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虽然这些见解中有若干问题还需要重新考虑，而总的说来，这篇论文是有特色的。为了说明一种文学潮流的形成，作者着重阐述这一种文学的读者群众的形成，从而生动地介绍了这一文学潮流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文章着重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动的一面，说“浪漫主义始终明目张胆地拥护篡夺了大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对于以夏多布里盎为首的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拉法格这一论点并非不正确。至于这篇论文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那是一个需要另作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左拉的小说《金钱》（1891）的详细分析和批判，批判了整个自然主义。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泛论十九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小说，明确了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当时资产阶级文学空洞无聊的一般气氛中，小说家左拉以文学革新者的姿态出现，他并不代表当时资产阶级文学最落后最腐败的一面。左拉的小说反映了法国资本主义逐步形成庞大的垄断企业，逐步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劳资矛盾。这是左拉的优点。但是他只能反映了一些现象。每逢他企图稍稍解释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错误百出，暴露了他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同样的意义上，拉法格有力地指出左拉另一部小说《小酒店》（1877）的反动作用，因为这部歪曲工人阶级面目的小说，恰好发表在巴黎公社烈士们的血迹未干，白色恐怖狂焰方炽的时际。拉法格对于“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缺点和错误的揭发和抨击是毫不留情的。举例说，他不但对左拉的创作方法表示不满，连左拉抄袭别人的地方，都一一挖掘出来了。
拉法格仿佛有一个习惯，他喜欢挖掘资产阶级文学大师们的隐私：举发他们互相抄袭的赃证。在另一篇论文中，他抓住了资产阶级大批评家、史学家泰纳的从事抄袭的手。他这样做，显然不是无聊消遣，而是为了破除迷信，免得人们对资产阶级的文学“权威”不加辨别地顶礼膜拜，何况当时的统治集团往往为了政治目的，通过御用的宣传机器，迷惑众人，使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学权威，被大家当作偶像来崇拜。《雨果传说》就是投向这种政治与文学联合组成的迷魂阵的一枚炸弹。许多人对于这篇与其说是学术论文，毋宁说是锋芒毕露的笔战文章的《雨果传说》，颇有意见。拉法格曾经长年累月地搜集资料，准备将维克多·雨果的“资产者的真面目”加以揭穿。1885年雨果一死，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马上就利用机会，大锣大鼓地给这位“无上的诗人”举行国葬。拉法格那时恰好被统治者以政治犯的名义关在监狱里。于是他忍无可忍，气愤填胸地写了这篇辛辣的评论，把雨果说成毫无政治气节，随风转舵，唯利是图的市侩式的文人。当然，拉法格并没有空口谩骂，他揭发雨果热中名利，每一件事实都列举左证，确凿可信。但是拉法格的文章终究具有显著的片面性。即使雨果确乎有资产者善于营谋的一面，我们也不能因此抹杀他和一般资产者不同的进步的一面。用偏激的言词，在牢房的铁窗下起草这篇文章的时候，拉法格不知不觉地把对于统治阶级的仇恨，全部倾注在雨果身上，一边不耐烦地听着从巴黎市中心远远传来的嘈杂声浪，这时一百多万人在巴黎街道上组成了巨大的游行队伍，“兴高采烈”地举行雨果的葬礼。
拉法格的文学批评闪耀着革命战斗的光芒，这是他的优点。但这决不是说他仅仅是个笔战家。正相反，拉法格由于要使自己的文章富于说服力，富于战斗性，所以对每一个着重提到的问题都埋头研究过一个时期。动笔以前，他往往经年累月地陆续累积材料。因此他对于每一个主要的论点，都能举出周密的例证。就拿《雨果传说》为例，这篇评论虽然起草在班房里，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急就章，而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从1869年起，他已经开始看资料，写笔记，目的在于写一本小册子，“将如此古怪地不为人所知的雨果的真实性格暴白于天下。”至于《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和《浪漫主义的根源》这两篇文章，尤其可以作为材料丰富、征引繁博的突出的例子。为了写作论浪漫主义的文章，拉法格“不得不探本穷源，手里拿着笔，去翻阅从共和三年到共和十二年的出版物（小说、诗歌、剧本、哲学著作、期刊、报纸）”。正因为有丰富的材料作基础，拉法格立论才能够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而不从空洞的概念出发；才能够根据具体事实的具体分析，概括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战斗性强，这是拉法格的理论工作的最基本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那么他那种深入调查研究，大量占有材料的治学方法，也同样地值得我们效法。
拉法格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法国文学的系统研究上的第一人。他的主要努力在于将文学研究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首先是物质基础，结合起来考虑。通过文学研究，他企图说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拉法格的文学论著不多，流传到今天的尤其少，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却标志着文学批评上的革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的开始，至少对法国文学说来是这样。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拉法格给他的文学批评下了这样的定义：“真的，如果不在思想上体验那些欢迎夏多布里盎的初期浪漫主义作品的男男女女的情感和狂热，如果不追究那些男女在何种社会气氛中活动，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那样热烈地接受这些作品。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文学批评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舞文弄墨，不再骂人或捧人、分发作文奖状……而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的一种研究；分析者在故纸堆中寻求的不是文章风格的美，而是文章作者和读者的激动的情感”。
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战斗的精神和学术态度的结合，这应当说是拉法格文学论著的重要优点。当然，可能有人会拿《雨果传说》作为例证，反对这种说法。但这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且我们还须指出，《雨果传说》的作者曾经声明，他并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对雨果作全面研究，而只要求突出一点：雨果的大资产者面目。拉法格文学论著的学术性和创造性也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学者种种谬论的批判，同时提出他自己的正确看法。例如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中，作者批评了麦克·林南所谓“族内婚姻”和
“族外婚姻”等公式。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歌中，往往有类似的作品出现。在这个问题上，拉法格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见解，反对民歌起源于某些“中心”的理论。拉法格认为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由于他们生活和斗争的条件可能相同或相似，完全有可能产生内容相近的文学作品。同样，在语言方面，拉法格反对用
“母语”解释一切，而认为各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条件。
拉法格的文学批评固然着重于阶级分析，着重于文学这种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相互关系，但并不因此而抹煞文学艺术的特点。拉法格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是敏感的，虽然他研究工作的重点并不放在这上面，他写文章时无暇对这点多加发挥。拉法格也没有把文学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机械地混同起来。在尖锐地批判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时，拉法格往往对这部作品的艺术技巧表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对于小说《萨弗》就是这样。他认为“这本书的见长之处在于它那些穿插的人物……这些取材于活生生的事实的细节，是用一种纤巧的艺术编织成的，可是纤巧中有令人回味之处。”对于左拉的《金钱》，拉法格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然而对于小说作者在艺术方面的一些长处，却并不因此而采取无视的态度。相反，他认为左拉“在描写和分析作为现代巨人的庞大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时，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大胆的事业；作了这样的尝试，已经足够使左拉成为一个革新者，并且使他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优先的位置和与众不同的地位。”这是对左拉作了很高的评价。对于《金钱》在小说艺术方面的成就，拉法格也极表赞许：“要想把交易所的人们和生意经描写得很有味，这是很困难的，可是左拉却成功地把放在他眼前的吃力不讨好的材料戏剧化。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所克服的困难，细节的丰富，布局的巧妙，人物性格的突出——有几个性格是非常出色地观察得来的，我们应当承认《金钱》是一部杰作”。有些评论家曾经认为拉法格“对古典文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看来事实上并不如此。他对于左拉尚且于批判之余，应肯定的都慷慨地加以肯定，对于比左拉更为重要，比左拉更古的古典作家和古典作品，当然更不至于一笔抹煞。
肯定拉法格文学论著的若干重要优点，不等于说拉法格在这方面就没有表现任何缺失。为了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家和批评家的拉法格，我们还必须直言无隐地指出他的错误。在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提起《雨果传说》。这篇文章的严重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当时的客观情况，以及作者自己声明不作全面的雨果研究这一事实来解辩。当然这并不是说根据这些理由，作者就有权对雨果作出错误的判断，说雨果的作品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说这位诗人受广泛的欢迎只是一时现象，不用多久，不但雨果的作品将没有读者，连他的姓名都将湮没无闻。事实恰好有力地反驳了拉法格的毫无根据的预测。直到离开雨果逝世已七十余年的今天，雨果的作品仍然大有读者，尤其是拉法格着重批判过的小说《悲惨世界》和诗集《惩罚集》（注），两者都已列入世界文学优秀遗产的宝库中。至于诗人雨果的名字，不但没有被遗忘，而且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日甚一日的重视。
批评家拉法格的错误往往在于过分强调事物的某些突出的现象，而忽略了辩证关系。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中，他强调的只是一大堆词汇的演变中所反映的政治生活给语言的影响。他只看见语言的变的一面，而看不见语法和词汇的稳定性，因此他错误地认为法国语言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曾经发生“爆发”式的剧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所指出的拉法格的错误，主要是这一点。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并不因此而全部否定拉法格关于语言的论文。相反，斯大林基本上肯定了《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的学术价值。
拉法格对于浪漫主义的一些错误论点，也是比较典型的。在深入分析十九世纪初期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之所由产生的社会背景之后，拉法格立刻把这一巨大的文学潮流产生的缘由和性质概括成为反动的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的表现。由于资产阶级篡夺了人民大众的革命果实，拉法格一直强调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反动的一面，因而表达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的浪漫主义文学，也被拉法格说成彻底反动的文学。拉法格另一个过分简单化的概括，是把十九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文学全部归属于浪漫主义，甚至说左拉的自然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尾巴”。拉法格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结论，主要由于他有一个不正确的前提，认为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文学中，蕴育了整个十九世纪各种文学流派的形形色色的苗头。换言之，整个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无非是革命时期的文学的余波或发展，也就是浪漫主义的余波或发展。浪漫主义是一复杂的问题。它固然是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文学的主流之一，但由于资产阶级从它的上升时期到进入最反动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为止，在政治上有演变过程，它和其它阶级的关系以及它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有演变过程。浪漫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复杂的关系，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也有比较进步的一面。拉法格的论断是不能说服人的。
对于拉法格文学论文的缺点和错误，正如对于他的优点一样，必须加以仔细的研究和具体分析。在这篇短短的介绍中，只能略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拉法格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错误反映了他思想方法上的弱点。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拉法格曾经是蒲鲁东和白朗基的信徒。马克思指责过拉法格身上残余的“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的倾向。另一方面，当时法国工人运动在盖德和拉法格领导下所表现的政治上的软弱性，也不可避免地在拉法格的思想意识和理论著作中得到反映。可以说，拉法格理论方面的弱点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但拉法格决不是机械唯物论者，像某些评论家所指责的那样。充分认识这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杰出的宣传家的缺点和错误，跟认识他的优点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很好地向这位先驱者学习。如果由于他有这些那些错误而根本否定他的理论遗产，我们对他就不免和他对雨果一样，会采取一种所谓虚无主义的态度。
〔注〕《惩罚集》去年由巴黎“进步书籍之友”出版社出了重新注释的精装本。今年巴黎某出版社精印雨果全部诗歌的一卷本，一巨册，共1800页，153，873行诗。
1962年2月于北京
第5版()
专栏：
读《随国诗话》札记
郭沫若
四九、太低与太高
《诗话·补遗》卷二第四十则，引沈正侯《登摄山》诗一首：
“谁云摄山高？我道不如客。
我立最高峰，比山高一尺。”
诗意是新颖的，但“比山高一尺”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一尺”恐怕是“七尺”的字误，所谓“七尺昂藏”。
同卷第四四则，引苏州女子金兑十三岁时的《秋日杂兴》。其二首之一云：
“无事柴门识静机，初晴树上挂蓑衣。
花间小燕随风去，也向云霄渐学飞”。
十三岁的女子就能做出这样的诗，是值得称赞的。但初学飞的小燕就能飞向“云霄”吗？这又把小燕的本领说得太高了。“云霄”如改为“柳梢”，或许更切实际一些。
五十、马粪与秧歌
《诗话·补遗》卷二第五四则：
“余幼时曾见人抄女子赵飞鸾《怨诗》十九首。其人，家本姑苏，卖与某参领家作妾。正妻不容，发配家奴，故悲伤而作。首章云：‘谁怜青髩乱飘蓬？马上琵琶曲又终。嫁得伧夫双足健，漫言夫婿善乘龙’。味其词，盖旗厮之走差者也。余诗不甚记忆，其最诙谐者，如云‘炕头不是寻常火，马粪如香细细添’，‘俗子不知人意懒，挨肩故意唱秧歌’。”
看来赵飞鸾实嫁得其人，深受爱重，特飞鸾虚荣心重，故仍自哀怨耳。袁枚录其诗，盖亦怜其遭遇。然不怜其被卖作妾，而却怜其发配为妻，袁枚的识见不见得比“伧夫”、“俗子”就高出一等。
我读此而得诗一首：
“与为参领妾，
何如走卒妻？
炕头逾软榻，马粪胜香泥。
村汉骑知骏，秧歌唱入迷。
可怜不解事，哀怨报情痴。”
五一、枫叶飘丹
《诗话·补遗》卷二第六一则：
“丹徒女子王碧云（琼），年未笄［jī］而能诗。与其兄赋《扫径》 云：‘菊残三径懒徘徊，枫叶飘丹积满苔。正欲有心呼婢扫，那知风过替吹开？’颇有天趣。”
读到“懒”字，便给人以不大舒适的感觉。小小十几岁的女孩子，何以这样了无生趣？但还可以说是勤于家政或者耽于读书，故致足不窥园。
再读到“正欲有心呼婢扫”句，便无法原情了。不仅“正欲”与“有心”重床叠屋，“呼婢扫”三字尤其刺目。自己不能动手吗？何以必须呼婢？实则红叶满苔，正饶诗意，不宜动扫的念头。要扫，也不能袖手依人。
因此，这第三句实在是有大毛病，把什么“天趣”都失掉了。如果让我替她润改，倒有两种改法。一种是不想扫，改为“豁目正惊诗意足”；一种是自己动手扫，改为“正欲搴祛［qiān-qū］寻帚扫。”依前改是怪风多事，依后改是谢风帮忙。我觉得前者要更“有天趣”些。
五二、脉望与牡丹
《诗话·补遗》卷二第八十则：“庄姜因无子而美愈彰，马后因无子而贤愈显。有子无子，何须掉磬？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真色，诗到无题是化工’，又云‘脉望成仙因食字，牡丹无子始称 王’。”
今案，《左传》隐公三年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为之赋《硕人》”。诗见《诗经·卫风》。又马后乃汉明帝之后，马援之女，节俭好学，通达政治，反对封外戚，以贤后著称。
袁枚因晚年始得子，故每以无子自傲。其实正如他所说：“有子无子，何须掉磬？”（掉磬是争论之意。）但他偏要说“花如有子非真色”（此句亦见《诗话》卷七第四七则），偏要说“牡丹无子始称王”。有子之花极多，梅、兰、荷、菊，何一无子？牡丹也是有子的。牡丹并非因无子而称王，何况有子！
袁枚总爱强词夺理，他正是一位掉磬大仙。又“脉望”出处见《酉阳杂俎》，谓“蠹［dù］鱼三食神仙字”即成脉望云云。此事莫须有而信之，而牡丹子必须有而无之，一样表示“诗佛”之缺乏常识。
五三、“五云多处是京华”
《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一则：
“陈夫人之妹淡宜，亦工诗。《都中寄姊》云：
鸰原分手隔天涯，
风雨联床愿尚赊。
两地空烦诗代简，
三春只有梦还家。
病多渐识君臣药，
别久愁看姊妹花。
他日相思劳远望，
五云深处是京华。”
所谓“陈夫人”者，即陈长生，陈勾山之女孙，陈端生之三妹，叶琴柯之夫人。本则中引长生诗颇多，誉之为“诗坛飞将”。但全《诗话》中无一语道及端生。
又所谓“陈夫人之妹淡宜”者，实乃陈长生之小姑叶淡宜，袁枚误以为“妹”，因而有人遂以为淡宜姓陈（钱三锡《妆楼摘艳》即本此而误）。淡宜名令嘉，《都中寄姊》诗附见其长姐叶令仪（淑君）《花南吟榭遗草》中《寄两妹都门》一诗之后。淡宜为第二妹，尚有第三妹苹渚名令昭，亦有《寄姊》诗同附。
淡宜诗，《诗话》所录者与《花南吟榭遗草》所附者，颇有出入。首句“鸰原”原作“蛾原”，乃归安之一地名，殆为袁枚所不解而改易。《诗·小雅·常棣》“鸰鹡在原，兄弟急难”，故一般每以“鸰原”表示兄弟。袁枚是把别人用的专名改为了常套语，以为较雅而实俗。
第四句“只有”原作“同有”，末句“五云深处”原作“五云多处”，这两个字也都把原意改坏了。
“三春同有梦还家”是说姊妹同梦，非是三个月都在做梦。
“五云多处是京华”是说京中的风云人物太多。《旧唐书·郑肃传》郑肃之孙仁表“文章俊拔，恃才傲物，自谓门第、人物、文章具美。尝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着一“多”字，即言像郑仁和之类的人物太多。作者是在思家，对于都门生活表示不满。把
“多”字改为“深”字，则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了。这才真可以说是“诗改一字，界判天人”！
五四、所谓“诗谶”
《随园诗话》中爱提“诗谶［chèn］”随处可见。这完全是一种迷信。有的是出于偶然碰巧，有的则出于牵强附会。如《补遗》卷四第二三则中载王春溪课徒，夏日偶以陶诗“中夏贮清阴”命题。其族弟王如山结句云“夜深微雨过，积翠滴成音”。王春溪颇欣赏之，而“嫌有鬼气”。不逾月，王如山以病卒。因而春溪与袁枚均深信“诗谶之说，非漫然也”。
“夜深微雨过，积翠滴成音”，确是值得欣赏的好诗句，但何以嗅得出“鬼气”来呢？这是凭主观臆见的牵强附会。不逾月而病卒，则是偶然凑巧而已。
王如山之病不识何病，在其作诗时病或许已在潜伏中，又病而遇良医、良药，或可不至于死，何能以“翠滴成音”之语认为“不祥之兆”？
《随园诗话》中所谓“诗谶”者，率多类此。
五五、“诗佛”之自我宣传
袁枚极好自负，在其《诗话》中爱作自我宣传，每揭出师友颂谀之辞以自标榜。
如《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九则，言蒋心余自称“诗仙”，而称袁为“诗佛”。袁解释为“广大教主之义”。随即揭出其弟子梅冲所作《诗佛歌》，对袁佩服得真可谓五体投地。诗中有“天上地下我独尊”，“一心之外无他师”等语，在梅自然为颂祷，然在今读之，则直为唯心主义者之供状与判辞。
又如《补遗》卷四第二六则，揭出沙竹屿《读随园诗话》二句：
“瓣香好下随园拜，
安得黄金铸此人？”
前人欲以黄金铸贾岛像，沙竹屿则欲以黄金铸袁枚像。沙之推重亦可谓出于至诚。然此等语何必揭出于《诗话》以自鸣得意？如此手法，何异于商人之登广告？特商以侔利，而袁以侔名，有所不同，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