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唯物主义思想
朱德生
今年是俄国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在纪念赫尔岑时，要看到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所经历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贵族革命家的活动为代表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活动为代表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为代表的时期。赫尔岑就是贵族革命家活动时期，最后、最杰出的代表。他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并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先驱——别林斯基等一起，指导了四十年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赫尔岑不仅是一位热烈的反农奴制的战士，而且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列宁说：“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18卷，第9—10页）
（一）
赫尔岑于1812年诞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里。那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度瓦解的时代，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新的阶级分化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1829年，赫尔岑进了莫斯科大学。当时，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中，思想相当活跃。先后有不少进步青年在这里学习，例如别林斯基、莱蒙托夫、奥格辽夫等等。在学生时代，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组织了一个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此外，赫尔岑也研究了自然科学。1833年大学毕业时，他以《哥白尼太阳学说之分析》为题，提出了毕业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及银质奖章。大学时期的作品，还有《论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32年）。在这些作品中，赫尔岑流露了自发唯物主义的倾向。
由于反农奴制的革命思想，1834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被捕了。不久，他被判流放到比尔姆省。1837年末，又被移到弗拉基米尔城。沙皇政府原想以流放来迫害他，削弱他的革命意志。事实却相反，通过流放期间所从事的工作，他更深入地认识了俄国的现状，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1840年他回到莫斯科后，就积极地投入了反农奴制度的斗争。
1840年末，他遭到了沙皇政府的又一次迫害，被流放到了诺夫哥罗得。1842年夏，他回到了莫斯科。但是新的迫害并没有能中断他的研究。他终于“发现了黑格尔体系的缺陷和不彻底，看出了它的结论中的错误，它的原则和结论之间，基本观念和应用之间的不一致”（《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出版，第434页）。这就促使他形成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和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从1842年夏到1847年1月，这四年半的莫斯科生活，他是在紧张的研究和写作中间度过的。在这段时间的作品中，清楚地表明赫尔岑转向了唯物主义的立场。1842—1843年他所写的《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843年发表），可以说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在确立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给了他不小的影响。他在回忆起最初读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时这样说：“读完了最初几页，我高兴得不禁拍案叫绝起来。打倒那种虚伪的外衣，那种吞吞吐吐和打譬喻的说法滚开吧！我们是自由民，而不是桑萨斯的奴隶，我们不需要把真理蒙蔽在神话之中。”（《赫尔岑九卷集》，第五卷，俄文版，第24页）不过，他比费尔巴哈高出一头，懂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1844到1845年，他写了《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年发表），捍卫和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列宁高度地评价了这部著作，认为它使赫尔岑跨进了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行列。
四十年代，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还不够坚定。对斯拉夫派保护俄国人民利益的谎言，他曾一度信以为真。在这方面，别林斯基给了他不少帮助。同时四十年代末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也帮助着赫尔岑去认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反动本质，坚定了他的革命性。
为了争取到更为自由的条件来从事革命工作，1847年，他离开了祖国，到了处于革命前夕的西欧。在西欧，他目击了1848年的革命。这次革命的失败，使他产生了精神上的悲剧——即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绝望。这对赫尔岑世界观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绝望之余，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希望集中到了俄国农奴的身上，创立了错误的、空想的“俄国社会主义”。
在1847—1851年间，赫尔岑的重要作品有：《从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1847—1851），《由彼岸来》（1847—1850），《一个俄国人给马志尼的信》（1849），《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等等。
1852年，赫尔岑移居伦敦。1853年他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从1855到1869年他出版了《北极星》杂志，从1857—1867年又出版了《钟声》杂志。通过这些工作，他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列宁说：“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列宁全集》，第18卷第12页）
当然，在五十年代，赫尔岑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是没有错误的。他曾经在革命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有过动摇。不过列宁指出，赫尔岑虽然有些动摇，多半还是倒向民主主义的。“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同上书第15页）。
当时，赫尔岑的自由主义错误，受到过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批评。在这种批评的帮助下，在国内日益革命化的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1861年改革后农民的发动，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沙皇专制政府乃是人民的头号敌人。这样，在六十年代初期，赫尔岑就克服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成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在六十年代的著作中，赫尔岑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修正了他过去低估欧洲工人运动的看法。他在这时期中的重要的著作有：《给一个反对者的信》（1864—1865年），《致老友书》（1869年）。特别是在后一著作中，列宁认为，表明他抛弃了“超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幻想，而转向了无产阶级的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方面，从而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劳工世界”了。不过，他终究还没有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所以始终没有站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1870年1月，赫尔岑在巴黎逝世。他的一生是不断前进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家的一生，对于他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列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赫尔岑是鼓吹自由的俄罗斯言论向群众号召、掀起伟大斗争旗帜来反对沙皇制度的第一人。
（二）
赫尔岑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过程，也就是他成为自觉的唯物主义者的过程。他在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的唯物主义传统。赫尔岑说过：拉吉舍夫的理想，就是十二月党人的理想，也是他的理想。
赫尔岑的唯物主义是在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的实际需要中发展起来的。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使他不可能不去批判农奴制的思想基础，以便为解放俄国寻找出路。
赫尔岑的走向唯物主义，是从研究实践问题开始的。四十年代初，赫尔岑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看到思想界沉溺于脱离实际的哲学，表示了极度的不满，并为此而进行了斗争。
在斗争中，他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因为它迷惑着更多的人，其中甚至有别林斯基等先进的人士。他看到了黑格尔哲学在当时所起的反动作用。他说：“他们鼓吹同当代生活的一切黑暗面和解，把一切偶然的、日常的、衰颓的，一言以蔽之，把街头巷尾遇到的不管什么，全都称之为现实的，从而也就是有权利被承认的事物”（《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商务印书馆出版，第77页）。这正是从左面来批判黑格尔关于“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赫尔岑并且说：“请您问他们一下，在这种存在的绝对形式之下，为什么曼彻斯特和北明翰的工人快要饿死，或者靠着只能使他们不致丧失劳动力的工资而苟且偷生呢？”（同上书第81页）
这里赫尔岑正确地看到了黑格尔的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赫尔岑指出，自然界是独立于人和人的意识之外的。他说：“自然界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外在的，而且就其本身而言即具有外在性”（《赫尔岑九卷集》第二卷，俄文版，第130页）。和黑格尔的断言相反，不是意识派生自然界，而是自然界派生意识。换言之，“意识决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自然界发展的最高阶段。”（同上）。赫尔岑就是这样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立场，解决了哲学根本问题。
与宗教唯心主义相反，赫尔岑认为，自然是按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发展的，用不着假手上帝的安排。自然也是以自身为原因，用不着上帝来推动。他说：自然“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也是原因”（《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商务印书馆出版，第86页）。
赫尔岑懂得，要是不彻底粉碎正教神秘主义和其他各种隐蔽的神学，就不可能把广大的人民引到反对不合理的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斗争中来。所以，他极力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但是在赫尔岑的唯物主义思想中，还存在有某些不彻底的地方。这不仅表现在他把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同起来，把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而且还表现在他过高地估计了唯心主义的作用。因此，有时他就无批判地使用黑格尔的术语，从而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中保留了唯心主义的残余。例如，他曾以为自然界固然是独立的，但是，它却是在理性的帮助下才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的。同时，他以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一种历史的误解。他号召双方立即收兵，认识各自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说：新的哲学就是要克服两者的片面性，结合两者之所长。而他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哲学，他把它称之为实在论。
这样说来，是不是赫尔岑的唯物主义落后于他的前人了呢？不是这样。虽然他没有能够肃清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残余，但是，由于他认识到了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所以他的唯物主义就开始突破了形而上学的束缚。
赫尔岑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时候，认识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成分——辩证法。他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罕有地解放了人；并且彻底毁灭了他所经历的基督教的和传统的世界。”（《赫尔岑九卷集》第五卷，俄文版，第20页）。当然，赫尔岑在这里所说的黑格尔的哲学，主要是指他的辩证法而言的，所以列宁说他认识到了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不过，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就在这种地方，同时也反映了他没有能够充分估计到唯心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矛盾，所以他有时容忍了理性是世界的本质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但是，在讨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时候，他看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保守的一面。他说：“黑格尔常常是把原理探索出来而不敢承认原理的一切结果，他寻找的并不是简单明了的、自然的、当然可以得出的结论，而还是为了使它跟现有的结论相安无事”（《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商务印书馆出版，第61页）。而这种保守性，正来源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所以，他说，必须战胜黑格尔，发展黑格尔的原理。
赫尔岑还独立的发挥了辩证法的思想，他在《自然研究通信》中，很赞成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的辩证法。他说：“存在是活生生的运动，它的生活不是别的，只是不间断的、不停止的运动，是积极的斗争。”（《赫尔岑九卷集》第四卷，俄文版，第161页）。他认为物质是能动的，世界是处在发展中的，他说，“假如物质是无声的、不活动的、被动的充满空间的东西，那末运动就不可能出现；可是，这种情况，完全是虚构的。”（同上书第259页）。
在谈到辩证的发展时，赫尔岑认为，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他自己称为“回归”）是正确的。他说：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过程。“不过它一方面向高处过渡，一方面却执拗地保持在先前的形式之中，并把它发展到最后限度，仿佛一切解脱即寓于此形式之中。可是事实上已经获得的形式乃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凯旋，乃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它每次都要比现有的更高一级。”（《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商务印书馆出版，第86页）。
赫尔岑也大体上看到了，要理解客观世界的丰富性，以及它的上升运动，就要懂得在发展中存在着质变。所以他在批评笛卡儿的时候说过：“量的范畴是一切存在的一种最本质的质，然而它不能概括一切的质，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局限于量的方面，那末结果就将是笛卡儿的定义：动物是一架借杠杆等而动作的水力与火力机器。”（《赫尔岑九卷集》第二卷，俄文版，第281页）但赫尔岑并没有具体发挥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
在认识论上，赫尔岑明确地指出了，“如果没有自然界，没有肉体，那末，人类的思想就将成为这样的思想，它既没有用以思想的头脑，又没有引起思想的物象。”（同上书第313页）。这是不可想像的。
这里清楚地表明，赫尔岑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说过：“……思维的规律就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的规律。”（同上书，第114页）。
赫尔岑正确地看到了，人的思维并不是什么天赋的东西，乃是自然界作用于人们的感觉器官的结果，一句话，感觉、经验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步。不经过感觉、经验，人们对客观世界就不可能有所认识。他说：“人类有五种感觉，在这五种感觉的基础上，人类建立了和自然界的最初的联系。”（同上书第100页）。
但是，赫尔岑也没有因此而陷入狭隘的经验主义。他批评了十七、十八世纪经验论的片面性，指出了这种理论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只是记录了事实，而不是揭露自然中的规律性。他正确地指出，“……必须做一个感觉论者，不管唯心主义者说什么，如果不借助于感觉就不可能认识被认识的东西；感性的感觉是认识的起点，它们仿佛给认识能力的活动以最初的推动。但在使用经验方法的时候不应该停留在感觉上面，应该给思辨以地位，而且是重要的地位；事实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些单纯的事实给理性提供的东西仍是很少的。”
（《赫尔岑全集》1954年俄文版第1卷第23页）。这也就是说，只有结合感觉和理性，才能获得巩固而可靠的知识。
应该指出，他虽然看到了两者的片面性，但是他还没有能够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解决两者的辩证统一性的问题。
关于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问题，赫尔岑倾向于理性主义的看法的。他说：“真理的法官并不是心灵，而是理性。而理性又谁是它的法官呢？——就是它自己。”（《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第11页）。
总起来说，赫尔岑在四十年代起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唯物主义，反映出已经开始突破形而上学的束缚，但是又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这表明它正处在由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过渡的时代。能否实现这一过渡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思想家们是否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赫尔岑正是缺少这个条件。所以，虽然他大体上和马克思、恩格斯处于同一个时代，接受着几乎相同的思想来源。但是并没有能够担负起实现哲学中的伟大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他们彻底地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三）
赫尔岑看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主要病源是农奴制度。他认为农奴制度在俄国的存在是“荒谬的”、“不合情理的”。赫尔岑揭露了农奴制度的辩护人关于农奴制度也能增进农奴的福利的谎言。他说：“他们（农奴和地主——引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一方面是掠夺和鄙视；另一方面是痛苦和猜疑。一方面是披上制服的奴才，他们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自豪，目空一切，神气十足；另一方面是被掠夺一空的农夫，敢怒而不敢言。”（《赫尔岑九卷集》第七卷，俄文版，第344页）。
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全部俄国问题，至少就目前而论，乃是关于农奴制度的问题。当俄国的农奴地位尚未被消灭时，俄国是寸步难进的。俄国农民的农奴状况，就是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奴隶地位。”（《赫尔岑全集》1954年俄文版第12卷第35页）。
赫尔岑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把废除农奴制度的斗争，看作自己终身的事业。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曾动摇在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但是，他多半还是倒向革命民主主义的。1853年，他在《尤利节！尤利节！》一文中说：“去吧！兄弟们，现在拿起斧头吧！不要一辈子当农奴了，不要一辈子服劳役和任主人使唤了，捍卫神圣的自由吧！”（《赫尔岑九卷集》第七卷，俄文版，第13页）。到了六十年代，正如列宁所说的，他就大胆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
1848年，他在国外看到工人起义失败了以后，产生了精神上的悲剧。列宁认为：“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0页）。因而，这种动摇，重要的还是表明他开始在抛弃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幻想了。他认为资本主义也是行将逝世的老人了。正如过去反对封建制度一样，人们已经起来反对资本主义了。他说：“此刻进行的斗争，已经不是反对神甫，不是反对国王，不是反对贵族，而是反对他们的继承人——工厂主，反对天字第一号的劳动工具所有主的斗争了。”（《赫尔岑九卷集》第八卷，俄文版，第407页）。
赫尔岑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当他对西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前途失望之余，便把自己的视线集中到了俄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农民运动上，仿佛在俄国农奴的身上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他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思想，并把它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他认为，俄国农民的村社就是社会主义的胚胎。
列宁深刻地指出了，把农民的解放看成是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土地转到农民手里，并不是社会主义，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不过列宁也指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思想，在当时是有革命意义的，因为它反映了农民要求彻底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愿望。问题是不应该把农民的这种革命愿望当作社会主义。而赫尔岑的错误正在于此。
最后，应该指出：赫尔岑不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家、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也是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今天当我们纪念赫尔岑的时候，最重要的仍然如列宁所说：“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页），并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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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全球的人口简况
人口总数及其增加
在全地球一亿三千五百三十六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三十亿零一千七百万人（1961年）。
目前，生活在十二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人口计十亿零三百零二万人，即占全人类的33．24％，其中：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约二亿二千万人（1962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人（1957年）。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一百六十万人（1960年）。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七百八十万人（1959年）。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一千万人（1960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千七百二十万人（1960年）。
波兰人民共和国：三千万人（1960年）。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一千八百四十万人（1960年）。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千三百七十万人（1960年）。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千六百万人（1960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约一千零七十九万人（1960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九十万人（1960年）。
1961年，在工业发达和所谓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①里，其人口约为六亿三千五百万人（占全人类的21％），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约为十二亿三千四百万人（占全人类的40．9％）。一直还处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国家的人口，如今约为七千六百万人（占全人类的2．5％）。其中几个主要国家和主要地区的人口数字如下：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三亿一千四百万人。
美国：一亿八千三百万人（1961年）。
加拿大：一千七百八十万人（1960年）。
拉丁美洲国家：二亿零七百万人（1960年）。
印度：四亿三千六百四十万人（1961年）。
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二亿零八百万人（1959年）。
日本：九千四百三十万人（1960年）。
澳大利亚：一千零三十万人（1960年）。
中近东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黎巴嫩、以色列、约旦、也门等国家）：一亿七千五百八十万人（1959年）。
非洲：二亿四千一百万人（1960年）。
世界人口正在迅速增加，1650年，世界人口是五亿四千五百万人，1900年是十六亿人，1920年是十八亿人，1960年是二十九亿七千万人。在近三百年内，全球人口增加四倍以上。
在世界各个不同区域，人口增加的速度各不相同。在近三百年内，美洲人口增加二十九倍，澳洲和大洋洲增加七倍（除去自然增加，移民迁入在这里起了极大的作用），欧洲和亚洲增加三到四倍，非洲增加一点五倍。
人口密度
目前，人类经常活动与居住的地区已达北纬七十八度和南纬五十四度。高原居住已达五千三百米的高度（西藏）。
地球上的人口分布是很不均匀的。人烟最稠密的是西欧的一些国家，以及东南亚和远东的某些国家和地区。例如，荷兰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三百五十人，比利时为二百九十八人，日本为二百五十一人，南朝鲜为二百四十六人，大不列颠为二百一十四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二百一十三人。
在某些国家的个别地区的人口密度比这还要高，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每平方公里四百四十人），美国的罗德艾兰（三百二十人），荷兰的西部（七百—九百人），东巴基斯坦（四百人），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三百—四百人），阿联的尼罗河三角洲（六百人以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的某些地区（四百人以上），就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
非洲、南美洲、澳洲和大洋洲的大部分，以及亚洲的某些国家和地区，人烟十分稀少。例如，利比亚，毛里塔尼亚，西南非洲（以上每平方公里约只一人），加拿大，冰岛，中非共和国，乍得，加邦，尼日尔（以上每平方公里约二人），玻利维亚，马里共和国，北罗得西亚，索马里（以上每平方公里约三人），阿尔及尔，苏丹，安哥拉，巴拉圭（以上每平方公里约四人），就都是人口异常稀少的国家和地区。
城乡人口
从1800年到1950年，世界上居住在有居民两万以上的城市里的人口，由二千一百七十万人增长到五亿零二百二十万人。由此可见，在这一百五十年内，大中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二十二倍；而在同一时期内，全世界人口的总数只增长了一点六倍。
目前，居住在有居民十万以上的城市里的人口在四亿以上。全世界计有七十九个拥有一百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其中：欧洲二十三个，亚洲三十八个，北美洲七个，南美洲六个，非洲三个，澳洲二个。
居民数以百万计的城市数目最多的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五个）②，日本（六个），美国（五个），苏联（五个）。世界上最大城市是：纽约（包括近郊居民共一千零七十万），东京（连近郊九百八十万），伦敦（连近郊八百二十万），上海（六百九十万），莫斯科（六百二十万），巴黎（连近郊五百六十万），孟买（四百九十万），加尔各答（连近郊五百九十万）。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区域，城乡人口的比例各不相同。西欧、北美洲、澳洲、大洋洲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最大：大不列颠、比利时、荷兰的城市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71％，美国为70％，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66％，新西兰为63％，法国以及日本为56％。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城市人口所占百分率最低：印度约为21％，印度尼西亚为15％，巴基斯坦为11％，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为8．2％，怯尼亚为2．9％，坦噶尼喀、乌干达以及赤道非洲和西非洲大部分的国家为4％—5％。拉丁美洲有一些国家城市人口所占百分率甚高：阿根廷为61％，智利为60％，委内瑞拉为54％，墨西哥为44％。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都起伏于30％—35％之间。
苏联的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50％（1913年时为17．6％），中华人民共和国约为15％。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人口平均占全国人口的50％：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65．4％，捷克斯洛伐克为53％，保加利亚为33．5％。
自立人口
在全球人口总数中，可以自食其力的自立人口约计有40％左右。自立人口在农业方面约占57％，工业方面18％，在商业、运输、交通、社会服务及其他方面约占25％。在那些只有一小部分妇女得以就业的国家里，自立人口的百分率照例是较低的。例如，在巴基斯坦、伊拉克、埃及、莫三鼻给、巴西、墨西哥及其他国家，妇女中就业的只有4％—10％，自立人口就不超过28％—33％。
在大部分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占自立人口的25％—35％。在这些国家里，自立人口的总的百分数（包括失业者）为40％—50％，其中：美国为41％，大不列颠为46％，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48％，法国为44．5％，日本为49．3％。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公共膳食系统广泛建立，妇女在自立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数，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其中：苏联为48％，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为40％—45％③。
社会主义国家自立人口的总的百分数通常是相当高的：苏联为47．5％（不包括从事个人辅助业务的人口），保加利亚为54．5％，罗马尼亚为59．7％，匈牙利为45％，捷克斯洛伐克为45％，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46％。
文化教育水平和卫生保健事业
1955年，在世界人口中，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识字者约占55％—57％。苏联的教育水平最高（有文化的占全国人口98．5％）；其次是北欧、西欧和北美
（95％以上）；再次是南欧（80％），拉丁美洲（56％—60％），东南亚（30％—50％），西南亚（20％—25％）和非洲（15％—20％）。
1961年；苏联在学人数（包括一切教育形式在内）约为五千六百万人。在1959—1960的学年中，一万居民中有一百零七名高等学校的学生；而在同一时期内，美国每一万居民中高等学校学生为一百零二名，法国为四十一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三十四名。苏联从1927年到1960年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十二倍（达二百二十六万七千人），中等技术学校学生人数则增加九倍多（一百九十万八千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数增加了七倍。1960年，苏联平均每一百万居民培养出五百六十六名工程师，而美国只有二百一十一名。大约在同一时期内，法国和英国的这个数字则分别为七十和五十七名。
1954年，全世界二十六亿五千五百万人口中共计有一百二十三万五千名医生，即平均每二千一百四十八人中有一名医生。医生在各个区域的分布情况是极不平衡的。请看下表：
区 域 以下居民人数中有一名医生
非 洲 9，055
北美洲 902
南美洲 2，507
亚 洲 11，493
欧 洲 931
澳洲和大洋洲 1，1 45
在殖民地国家里，土著居民中实际上没有什么医疗设施。1948年，南罗得西亚有六百一十四张病床供为数极少的白种人使用，而供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个非洲人使用的病床却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八张。塞拉勒窝内在三万四千居民中才有一名医生，尼日利亚则是五万八千居民中才有一名医生。因此在这些地方患病率非常高。传染病、结核病、性病逐年要夺去数以万计的生命。在南非共和国，1950年中，非洲班都人的结核病死亡率比欧洲人高出二十四倍。
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儿童死亡率很高，几内亚1954年为千分之二百二十，缅甸1955年为千分之一百六十四，印度1958年为千分之一百八十五。在南非共和国，1959年，欧洲居民的儿童死亡率为千分之二十七点七，而非洲居民却为千分之一百三十二。
苏联医生的人数占世界第一位。免费医疗、广泛的休养所和疗养院网以及庞大的对各种疾病的预防工作，正是社会主义国家保健事业的特点。
①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大不列颠、丹麦、意大利、加拿大、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美国、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典、瑞士和日本。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希腊、以色列、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南非共和国。
②即：北京、天津、上海、太原、沈阳、旅大、长春、哈尔滨、南京、济南、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
③在匈牙利，妇女占自立人口的32％。
（陈崇德根据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1962年第2期，K·彼得洛夫：《全球的人口》一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