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想起在延安闹秧歌的几件事
胡沙
从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延安人就闹起秧歌来。特别在那年的冬闲季节，配合“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秧歌队上了街头，演出了《打花鼓》、《兄妹开荒》、《大秧歌舞》、《挑花篮》等新秧歌节目，受到延安工农商学兵和干部的欢迎。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闹起秧歌来，一时蔚成风气，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团体及商店、工厂、农村的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一般，都敲锣打鼓地上了延安街头，每一个秧歌队都有自己独特的新秧歌节目，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特色，把延河两岸，装点得灿烂夺目，热火朝天。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日胜利，形成了有名的延安秧歌运动。不管是在延安看过秧歌的人或闹过秧歌的人，至今想起那一段日子来，都觉得十分快活，十分神往。
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
延安人在闹秧歌的时候，广泛的利用和改造了民间秧歌的旧形式。
一个秧歌队的节目，主要由大秧歌舞和秧歌剧及其它民间歌舞说唱形式的节目所组成，这些形式，都是广大人民所熟悉所喜闻乐见的，都是民间原有的。比方王大化、李波表演的《打花鼓》，唱的是陕北的调子，那舞蹈那调子陕北人都是熟悉的，只是他们利用这个形式表现了一对青年男女歌唱了拥护八路军的内容，于是赋予这个节目以新的生命。一时之间《打花鼓》中的两句词“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英勇的八路军”，就传遍了延安城。
又如《兄妹开荒》，很近似传统的《小放牛》的形式，只是作曲家给它作了民间风格的曲调，编剧者给它安排了新的内容新的情节，就成为一个新的秧歌剧的代表作品了。
又如《腰鼓舞》，这“腰鼓”也是陕北民间原有的，新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艺人学习之后，给这形式作了新的曲调，在表演的人数上加多了，舞蹈队形作了新的安排与处理，当时用它来歌颂苏军反希特勒的胜利，这个鼓舞表演起来的确很有气势，震动人心，当时名之为《胜利鼓舞》，是延安人十分爱看的一个节目。
其它如《牛永贵负伤》、《赵富贵自新》，《军爱民、民拥军》、《一朵红花》、《钟万才起家》、《冯光琪锄奸》、《减租》等各机关团体的秧歌剧，都采用的是陕北民间小戏郿鄠［méi-hù］剧的调子，叫做新秧歌剧。这秧歌剧的演出方法也采用陕北秧歌传统的演出方式，跳完大秧歌之后，秧歌队坐成一圈，观众在四周看戏，秧歌剧则在广场中演出。
其它的如“快板剧”，“推小车”，“跑旱船”、“挑花篮”、“打连响”、“赶毛驴”、“高跷”等民间形式，也曾被各秧歌队加以利用和改造，并都收到一定的效果。
由此可见，延安的秧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众性的艺术活动，是与这“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的正确做法有关的。而且这些封建时代产生的旧形式，我们加以改造和利用，变换了新的内容，发展了它的表现形式，使它成为既是传统的又是新的艺术形式，就成为新秧歌了，就成为新文化的一部分了。这不是很明显的么？新秧歌是从旧秧歌发展过来的，如果没有旧秧歌，也就没有新秧歌。
“需要和自愿”
陕北的群众秧歌队，在那一期间，也有很大的发展。据当时的统计，按边区人口平均一千五百人有一个秧歌队。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山区，有了秧歌队，对于丰富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文化生活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但，文化活动不能靠行政命令来办，所以毛主席规定了推广群众文化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那就是按群众的需要，群众的自愿去办。有时我们觉得需要，但是群众不自愿，也不能生硬地去办，即使去办，也一定办不好。陕北有许多有名的农民的秧歌队，全是农民自觉自愿地办起来并且在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的。如陇东刘志仁的秧歌队就是一个。刘志仁是一个共产党员，住在边区边境上，从土地革命的时候起，他就领导一个秧歌队，利用“荷花灯”的舞蹈形式，演唱歌唱边区、歌唱团结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词句。他的秧歌队在他的住地方圆数十里都很有名，起了很好的宣传革命的作用。还有的农民，自己编新秧歌剧来演出，我看过一个农民秧歌队演出的《减租》，那贫农和地主的形象都刻划得生动活泼，整个剧的情调很幽默，很有风趣。
陕北人很爱娱乐。很多村子有自乐班的组织，主要是唱道情。在夜晚，在田边水旁，常能听见农民们吹起动人的芦笛来。陕北人是很喜好艺术的，他们也爱在自己的秧歌中演唱一些历史题材的秧歌剧，如《张生戏莺莺》，《毛洪跳墙》等拉场子戏。也有个别的民间秧歌队演一些《戏大小老婆》等，当新秧歌出来了，群众爱上了新秧歌，就会批评那些内容不好的旧秧歌，由此，旧秧歌就在群众的帮助与批评下得到改造。
民间秧歌中还有一种舞蹈节目，如延安新市场店员的《单人腰鼓舞》，由十个拿手巾和扇子的姑娘变换队形伴舞，那腰鼓表演者的技巧十分高明，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却十分好看和健壮，延安人对他们也很欣赏。由此可见，延安群众文化的活动样式非常的多，而且活动得也很自由舒畅。这种局面的造成，和那“需要和自愿”的原则有关。
普及与提高
延安的新秧歌从1942年闹起，闹到1944年1945年，就有了提高一步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和新歌剧《白毛女》。这些剧，应当认为是《兄妹开荒》等秧歌剧的发展。
《白毛女》奠定了我国新歌剧的基础，这在当时是未曾预料到的吧？但是，只要我们按着正确的轨道去做，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不断地积累经验，有理想，有干劲，并吸收借鉴新文艺的成果去丰富它改造它，其结果，富有新的内容的新的艺术形式就出现了。如果有保守的观点，满足现状，不按照新的内容来发展丰富提高秧歌剧的表现形式，又会脱离群众，这是很明显的。延安人对《白毛女》这一新的形式的出现，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热烈的欢迎，就是这种观众心理的反映。
贯彻文教工作上的统一战线
陕甘宁边区的文教工作者，在党的指导下，对陕北的各种民间艺人和群众艺术力量，都加以团结、利用、改造。如群众的自乐班、皮影、秦腔、郿鄠剧、道情、乱弹、民间号子、说书瞎子和吹鼓手等。这种“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团结为主”的方针，是党的正确的方针，并且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各方面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就。陕北说书人瞎子韩起祥，也是在这种方针的指导和帮助下，显露了才华，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民间诗人。
我们在闹秧歌的活动里，也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文化艺术力量，便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成功。联合和团结旧形式，就能够改造和利用旧形式为人民服务。联合旧文化是为了发展新文化。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这些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具有光辉的指导意义。（附图片）
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王大化、李波（女）在延安的广场上为群众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
郑景康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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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短录
不足为训的“厚道”
张毕来
5月8日本报六版上万一羽同志那篇《“谢本师”》，谈的是章太炎当年在《谢本师》一文里批评老师俞曲园的事。其中提到章太炎写《俞先生传》时的“厚道”，我有不同的看法。
章太炎那篇《谢本师》，是一张很尖锐的大字报。那时候，他正闹革命，反对清政府。俞曲园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骂他“不忠不孝，非人类也”。这是政治斗争，彼此立场不同，都很严厉。章太炎在《谢本师》里说：“盖先生与人交，辞气凌厉，未有如此甚者。”从此可想见俞曲园的态度。他不但骂，而且把章太炎驱出，不再承认章太炎是他的弟子。这个弟子也义正辞严地反驳。他说：“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扞之，将以尝仕□□，食共廩禄耶！”这是何等尖锐的批评！驳难攻讦，至于忿詈，这本是章太炎当年对论敌的战斗风格。
俞曲园死后，章太炎写的《俞先生传》，是一篇盖棺论，照理，这件事是不能不提的。然而，章太炎到底未提。他全面地论述了俞曲园一生的学术成就，对于老师的政治态度，一字不提。《俞先生传》全文，只有“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一句的后半句，是对俞曲园的批评。分量何其轻啊！人一死，批评就客气起来，要讲恕道了，要隐恶扬善了，也不管这恶是哪一种恶，应该不应该恕，应该不应该隐。这是一种庸俗的“人之常情”。万一羽同志说：“然而太炎先生是厚道的，他后来写《俞先生传》，对这点就略而不谈”。这种厚道我以为不足为训。不知万一羽同志以为如何？我想，这正是章太炎的短处，不是他的长处。章太炎自己后来逐渐从革命潮流中退出来，追究思想意识上的根源，恐怕这就是一个。
鲁迅是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死后，他没有写什么“章先生传”。但是，依我看来，《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倒是一篇很好的“章先生传”。章太炎晚年，正如鲁迅所指出来的，“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时候支配他的生活的观点，正是他在《俞先生传》里对待俞曲园的观点。他自己手定文集，把过去充满斗争精神的诗文删去，“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他的许多“弟子”，更是有意地竭力表彰他的学术，把他的政治斗争历史抹去，不让留下一点痕迹，当然更不会指责他在政治上的衰退。因此，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里，大谈章太炎的政治斗争史，从政治上肯定他，也从政治上责备他。他主张编章氏丛书，要把章太炎那些战斗的文章编进去。
我以为，在当年的斗争情况下，章太炎未在《俞先生传》里指责俞曲园的政治立场，不宜以厚道视之，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非，不是一般问题的是非，而是政治立场的是非。
也许有读者要说：“人家死都死了，还不肯笔下留情！”
答曰：“如果他是在政治上反动，不能留情。除非他改了。即使改了，替他写传的时候，仍不妨提上一笔，同时，把他改正以后所做的好事多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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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豪和自信
易和元
牧民呀，世代受欺凌，
疾病折磨牧民难生存；
解放了，牧民感谢党，
生活幸福，治病住上了病房！
这是白云鄂博矿区医院建起牧民病房后，在牧区传诵的一支歌。听到这支歌，我就联想到我们访问这个医院的妇科大夫吴启隆的情景。
这个年轻的大夫向我们介绍了矿区医院如何千方百计地为牧民服务的情况，介绍了他们如何在深夜冒着风雪去牧区为牧民接生、治病，如何烧着木柴在雪地上取暖，又如何在今年4月间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了一个子宫外孕的牧民……情节是生动的，听着使人感动。然而更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是这个年轻大夫的表情。她的谈吐朴素、自然，不论谈到别人或者谈到自己，都丝毫看不出做作和夸张的痕迹。她两眼闪光，不时微笑着，谈得高兴时，还情不自禁地发出“哈哈”的笑声，显得有几分稚气。从她的说话中，可以看出她对这项职业的自豪，对工作的自信，以及对牧区人民充满了深沉的爱。我一面听她说话，一面暗自寻思：这真是一个一般人印象里的“上海姑娘”么？这真是1955年才毕业、两年以前才到矿区来的青年医生么？
可以想像得到她以及她的同伴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我们是5月上旬到达白云鄂博的，在内地许多地方已经是穿单衣的时候了，可是我们刚到的第二天，就起了十二级的大风，穿上厚厚的皮大衣，身上仍有几分寒意，那在寒冬腊月，冒着大雪到几十里、上百里的牧区去，其滋味又将如何？然而吴启隆大夫和她的同伴们，为了给牧区人民治病，为了使牧区人畜两旺，为了增强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他们不辞千辛万苦地工作着，奋斗着，把这引为乐事，这种风格难道不值得人们赞扬和学习么？
斗争就是幸福。在斗争中，能够考验人，锻炼人，经受得起考验的是英雄，经受不起的是懦夫，而能经受得起考验，感到斗争就是幸福，对前途满怀信心，对工作充满自豪和自信，这全在于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为人民服务的诚心，有决心改造自己和具有勇于上进的精神，离开了这些，我想所谓“自豪”和“自信”是无从谈起的。
我在吴启隆大夫和她的伙伴们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宝贵的品质，也在接触到的许多白云鄂博工作同志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宝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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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系缆
——一个传说和一首真实的诗
马戎好一座凤凰山，山头浮在云上边，千尺古松迎风立，百丈藤萝挂珠帘。悬崖上，石塔亭亭云雾里，铁马叮当，不闻鸟声喧，石塔边，老石工凿下一个眼，说是有朝一日洪水齐天好系缆。风风雨雨千百年，石塔剥落，峭壁依然。只有那岩上的小石眼，老石工的戏言留上边。老石工何尝是戏言？抬头看：巍巍堤坝在眼前，千沟万壑，九曲三转，滚滚浪涛拍峰峦。运粮船，快如箭，歌声荡起桨一片，天色将晚且收帆，牵起缆索系上小石眼。手抚小石眼，老石工名言浮耳边；起顾四野，天高水阔，人与幻想共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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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耄耋［mào-dié］图（中国画）
曹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