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革命而努力创作
刘开渠
一、为革命而创作
我很早就从事雕塑专业工作，但一直不知道在雕塑创作上，究竟怎样办才算好，走了许多弯路，经常感到茫然、苦闷。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概是1944年间），我有机会读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因为自己思想的落后，未能很好地认识到毛主席著作的光辉和伟大的丰富内容，但看后仍然获得了未曾有过的启示。自己在创作上开始以工农生活为题材内容，但由于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不熟悉，同他们的思想感情有距离，又没有起码的工作条件，所以并没有做出满意的雕塑品；虽然如此，但心里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彷徨。解放以来，更多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深入劳动人民生活和进行艺术实践，逐渐明白自己以前所以在雕塑艺术上苦闷，实因缘于立场、态度和创作目的不正确。至于艺术上的彷徨，不过是前一问题存在的必然结果。在短短十三年中，特别是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雕塑家创作了许多好作品，更证明雕塑工作者只要思想感情有了变化，深入了解人民的生活，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创作，创作就可以有崭新的发展。时代在不断的前进，人民的生活在不断的丰富多彩。我们雕塑工作者要继续改造和提高思想，永远和劳动人民共呼吸，雕塑创作要紧紧地为革命斗争服务。这样，我们的雕塑艺术不仅会顺利的发展，而且还会向最光辉的无产阶级艺术高峰迈进。
二、表现情绪、体现思想
毛主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一经典指示，对于雕塑艺术创作，更有深刻的意义。由于雕塑艺术形式的特殊性，所以一件雕塑品必须尽可能做到“六更”，才能更好地打动观者的心灵，起到更多的教育作用。
在雕塑创作上，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把生动丰富的生活变为雕塑品的内容？在雕塑品上，怎样才达到“六更”呢？
我想首先是要全面的、细致的研究和选取题材，并决定从什么角度去表现才富有思想性的问题。
我们时代中的生活是各种各样的，但它总的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人的精神面貌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劳动为光荣的。我觉得不管选取什么样的题材和从题材的哪一个角度去创作，都必须很好地体现出我们时代精神面貌的某一个方面，才能起鼓舞、教育人的作用。
雕塑艺术是能反映生活的，但不是生活中的任何题材，任何角度都能够表达，而要选取雕塑艺术所善于表明的题材和角度。题材内容的表现需要一定的情节，而情节又必须有一定的发展过程，才能让人理解到它所包含的是什么思想。雕塑形式是不长于说明过程的，即使勉强做了，也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在雕塑品上能够把题材内容体现得鲜明、动人，我觉得需要把题材情节升华到情绪上来表现，也就是说需要从情节变化中，选定情绪最鲜明突出的时刻来表现。情绪是人对生活的态度，有什么样的思想和气质，对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是人人都有的，如喜乐、愉快、赞叹、满意、爱憎、忿怒、恐惧、悲哀等等；因此，引起某种情绪的条件虽是个别的，但这种情绪却能普遍的为人人所感到。雕塑创作从表现情绪达到体现思想，就能由一个有限的题材，达到无限的感人境界，让广大的不同的观众，获得种种的感受和联想。例如，在一个农民的胸像或立像上，不但不可能把与他有关的各种社会生活表现进去，就连农民的各样丰产事迹，也无法具体表现。但是如果能够集中地、强烈地把他的英勇气概，饱满精神表现出来，则不仅可以使我们感到他在农业战线上是个英雄模范，也会启发我们联想到农村的一片美景，联想到和他同时代的，一切事业上的劳动者的革命精神，联想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雕塑艺术的特长，是用具体的形象去感动人的。从感受上说，情绪是最容易吸引和打动人心的。只要雕塑品上能有鲜明、饱满的某种情绪，就会感动观者。观者从感到的某种情绪中，会自然而然的体会到作品的思想含义。也正由于以表现情绪、体现思想为主，所以雕塑家就可以突破具体事务性现象的束缚，而就表达情绪的需要，对题材情节有所选择、提炼和艺术加工，以达到尽可能完美的境地。
把生活提高到情绪上来表现，但是绝不能够脱离生活。如果在作品上只见情绪，而看不到产生情绪的生活，那么观众就不知道产生情绪的是哪一类人，或者哪一个时代的生活。所以，雕塑创作中的情绪，必须让观者看到是从我们的时代生活中所产生的。也只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作品，才能生动、深刻地感动欣赏者，达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
三、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为工农兵服务的雕塑创作，必须首先有正确的题材内容。造型艺术，特别是雕塑艺术，内容是由形式表达出来的，形式和内容是密切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分割的。因此在雕塑品上要尽可能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我觉得在确定雕塑品要表现的题材内容后，就要很好地研究采用符合这个内容的体裁形式，如头像、胸像、单身像、群像、圆雕、浮雕等。体裁决定于题材内容的需要。如果体裁采用得恰当，不仅能充分表现内容，而且体裁形式本身也能增强内容的丰富多彩和美，如果采用的体裁形式不够恰当，甚至不相称，比如用一个单像即可表现的题材内容，却用了群像，必须用浮雕方能表达的，却用了圆雕形式；这就使要表现的内容不能恰到好处地显露出来，也必然会使作品的艺术性受到损失。
体裁形式定了，就要考虑如何构图（在头像、胸像上称之为剪裁），构图是构思的具体表现，是作品艺术形式能否完美和动人的第一个关键。在雕塑创作上，究竟应该如何构图，这是既有规律，又无固定办法的。一个雕塑家，一件雕塑品必须有所创新，不能老按着一个样子去做。但由于雕塑艺术不同于其它艺术形式，在构图上也有自己的规律。我觉得这个规律大约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从内容出发，务求明确地表达内容。（二）构图应符合题材人物的气质。比如雕塑一个女像，不仅要表现她的思想情感，而且要符合于女性的气质。（三）构图要使作品（特别是圆雕）的各个角度都有情意完整、美好的画面。（四）构图要使作品在轮廓上有符合于题材内容的鲜明节奏。比如描写一群英勇的战士冲向敌人，我们若把他们组织成在一种汹涌前进的节奏形式内，就能更好地体现他们英勇的战斗精神，给观者以必胜的感觉。（五）由于雕塑是立体和有重量的硬质材料做成的，在雕塑品上容易产生一种动而不稳定，静而呆板的感觉。所以在构图上要均衡虚实相称，多样统一，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六）构图要使雕塑品能和使用场所大小相配合。如不能调和，虽表现了内容，但在和周围环境结合之下，就会显得难看。（七）雕塑是利用金属、石头、木材等硬质材料所做的。材料本身有其独特的质感和色彩感，雕塑构图要利用这种材料的性质和性能，如花岗石的雕像，就应强调结实稳定感，不然，也会给人一种不快、不美的感觉。生动、美、舒适，在雕塑品上是很重要的。对欣赏者来说，雕塑品是从生动、有趣、美引导欣赏者自然而然地体会到思想性的。美、有趣、生动，不是雕塑品的目的，但是却是重要的手段。
在构图上虽说有许多规律要注意，但在具体运用时，每个雕塑家以至每件作品都应有所不同，而且最好做到各有其巧妙的创造，否则，也必将有碍于雕塑品的新鲜和独创性，自然也就影响到作品的思想性和说服力量。
产生题材情节的实际生活虽是千变万化的，但生活的某些日常规律及人在生活中的姿态动作上，尤其是在社会习惯相同的情况下生活的人们，彼此是有其相一致的地方的。那么以反映生活为基础的雕塑的构图，也难免有时小同大异，甚至大同小异。我觉得不应该为了构图的新奇，而脱离了生活。如其不然，就难免为构图而构图，以至陷入形式主义。
四、生动、新鲜的制作表现
为了能把革命的政治内容，通过有力量的艺术形式体现出来，一个雕塑家，一件雕塑品，除了需要在体裁、构图上反复考虑外，还应该在造型的制作表现上，力求其生动、鲜明和独创性。这样，即使在题材、构图上有不能避免的大同小异之处，作品仍能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北魏和唐代的不同、云冈和麦积山的异趣，就证明了雕塑造型上的制作表现，是十分重要的。
雕塑是立于空间的艺术，正像一座山，一个建筑一样，是以其在空间所呈现的形和体，表现题材内容的。既是要在空间起作用，雕塑品的造型，必须特别注意立体感和重量感，尽可能做到：面与面，体与体，形与形，局部与大体，从内向外，明暗调和，结结实实，上下左右一气呵成。根据要表现的题材内容角度，每个雕塑家、每件雕塑品在表现上应加强与此相称的造型处理。某些作家或作品可以是更严谨，另一些则更潇洒，其他可以结实有力或者丰富优美，还有些可以是明朗或光暗对比强烈。有些人把各样处理方法同时用在一件雕塑品上，我觉得不但不丰富多彩，而且也没有新鲜、独具的风格。这种东拼西凑，正同那种不精不炼，格调不高的雕塑品一样不好。在雕塑造型制作表现上，除了根据题材内容的要求外，我认为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是任何一件雕塑品都不能忽略的有四点：（一）适应室内或室外光线；（二）适应远观或近看；（三）尽可能与已有的中外古今雕塑品有所不同；（四）为提高新创作的质量，雕塑家可以在前人，尤其是本国的前代优良雕塑作品中，吸取一些可以吸取的东西。这样做，有利于观众在原有的欣赏习惯上，接受新作品。
五、个人风格和时代气息
雕塑品的艺术质量，是和作家的个人艺术风格分不开的。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作家对生活的态度、艺术修养及气质的不同。如某些作家特别喜欢优美、典雅，另一些作家欢喜刚强、豪放等等，这就使得他们的艺术从选题、定情、定式、定型、使料、以至用凿及塑法，都各有所不同，使这个作家和另一作家的作品，各具风貌。也正由于在雕塑品上不能描写很多故事情节，就更需要有新鲜独特的艺术风格来突出作品的内容，提高感人力量。在一个头像或独立的全身像上，如果没有这种新鲜独特的表现，那比之故事性强、场面大的其他艺术品来，就更容易觉得平庸乏味，当然也无法使内容生动感人了。但是在雕塑上，只有个人艺术风格，我觉得是不够的。雕塑家和其他人一样，是处在时代中的。每一个时代是不相同的。如果个人的艺术风格没有时代气息，就有可能使人觉得他的作品，不知道产生于何时。没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自然也就很容易脱离时代生活的本质。我们社会主义雕塑艺术不论表现哪一种内容，都要体现我们这一时代的思想情感；艺术风格也不是随便哪一种艺术风格，而是寻求更有利于表现上述内容的风格。我觉得雕塑艺术只有在这样的要求上，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时代和劳动人民服务。
六、借鉴和创新
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是从各个时代逐步积累起来的。如果没有前代人积累的经验，我们的雕塑艺术就要一切都从头开始，这样是不会一下子达到很高水平的。所以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祖国民族的传统，对每一个雕塑家是不可缺少的。但继承是为创新。就拿形式美来说，每一个民族，由于在历代的生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人民发现和认识到那些东西是有益的和美的。又由于每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上的需要，人们不但能更好地掌握有益的东西，也逐渐对美的东西有了总结，以至把它组织成为各种美的程式，并将它再应用于新的需要上。每一个民族对美的程式的需要和使用各有其不同。这种美的程式一方面有他的继承性，也就是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在每一个时代，也有它新的发展和新的特点。我们在雕塑艺术形式上如果只是继承过去，那么作品就不能充分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但在雕塑艺术上究竟如何继承呢？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第一，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古代作品，找出古代雕塑艺术中（不管是构图方面或制作表现方面的）哪些东西可以吸取的，以用来恰当地表现新的题材内容。这里所说的恰当，是指在我们的作品上应用了它，但又没有照搬原来的老样子，而是能够帮助我们表现新内容，能够提高我们作品的艺术质量。例如汉代雕塑的生动有力，北魏的清俊含蓄，唐代的丰润多姿，宋代的生气饱满，就有不少的东西可为我们借鉴继承。对古代雕塑艺术的分析工作是很细致的，而且是需要经过长期深入研究，才能做出评定。所以不能把对今天有用，或者是不是美的范围弄得很狭窄，匆忙地下判断。第二，对于雕塑家来说，停留在对古代作品的理论分析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好好地临摹那些优秀的古代作品。要吸取前人的经验，不通过临摹，是难于熔化成为自己心中手上的东西。中国古代雕塑家对室外雕塑品受光处理有很好的经验，如果我们不去亲自临摹一些优秀的古代石人、石马、石狮等，就不容易较快地取得室外雕塑的处理办法。在艺术格调、趣味高低方面，不通过临摹，有时更是不容易体会到。继承是为了能恰当、确切和充分地表现新的内容。在雕塑品上，应看出有所继承，但不能让人感觉有很多旧气氛。旧气氛必然有损于我们的新内容。当然，继承和创新需要艰苦、反复的艺术实践，才能产生出应有的结果。在美术史上，从一个时代转到另一个时代，由旧风格到创造成新风格，不仅需要若干雕塑家的努力，而常常需要整个时代的作家去创造，和社会的支持才能完成。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们文学艺术的指路灯塔，对于美术来说，我觉得更是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创作天地。在雕塑实践中，我时时刻刻想：怎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主席的指示。但我的学习不够深、思想水平低，对于劳动人民生活认识浅，艺术能力弱，不仅体会得不深、不全面，可能还有许多错误。写出来请同志们指教、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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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第一位的工作
吴强
毛主席说，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是作家、艺术家的第一位的工作。他要革命的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的源泉中去，与工农兵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包含着要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艺术家向工农兵群众学习，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深刻意义，也指出了文艺创作上的一条普遍真理，一条客观规律。
不熟悉的，不要去写，要写，写自己熟悉的，这是常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艺术家，莫不是这样做的。曹雪芹、施耐庵是这样做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是这样做的，高尔基、法捷耶夫也是这样做的。正是由于他们对他们的写作对象了解、熟悉，才写出了他们那些卓越的感人动人的作品。如果曹雪芹对他笔下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等人物不熟悉，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对大观园里里外外的生活不熟悉，他能写出那么一部人物众多而又鲜明，内容复杂而又丰满的《红楼梦》来，是不可设想的。稍有创作实践的人，也都会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这一点：写自己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事情，就写得顺当，也可以写得好些；若是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事情，就一路疙疙瘩瘩，写不下去，甚至是苦恼得很。即使花了再大的工夫，把作品硬写出来，也必定是不像样子。我在部队里，生活得久些，对战士、干部和打仗的事，比较熟悉，写点关于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就比较顺当，自如一点，写工人，写工厂生活，我的笔就很不听我使唤。我写过，真是好不容易才写出一两篇连自己也不满意的人物特写来。因为我在工厂里只工作过、生活过一年光景，对工人，对工厂里的事情，还是如毛主席说的“简直生疏得很”。
不了解不熟悉的，而又要写，必得先去了解、熟悉。这是从事创作活动非有不可的准备工作。不做好这个准备工作，就没有劳动、创作的对象。不去了解，不去熟悉，那就只好搁笔，不干这一行。要干这一行，要想写出作品来，为工农兵服务，就要使自己对人对事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就要从“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到熟悉工农兵的面貌、心理，懂得工农兵的语言，“英雄”有用武之地。这个第一位的工作，是万万不能不做的。二十年前，毛主席说，要做好这个工作，“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这句话的意义，是关乎人生大事和创作前途的。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把二十年来自己的经历回顾一番，检视一下自己的现状，就更加觉得它是多么深刻了。
二十年前，我在新四军里工作。那时候，我是我，工农兵是工农兵，思想感情上既不曾“来一个变化”，对工农兵自然是不熟，不懂，简直生疏得很。但是，那时候，我却还在从事写作。我不熟悉兵，却要写兵，不熟悉打仗，却要写打仗。说实话，我在写那样的东西的时候，热情倒是不低。无奈热情不是创作的源泉，热情毕竟不能代替写作的对象。除去访问得到的一点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而外，什么内容、形象也没有。这也是实话。当时，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兴头，一天竟能写上五七千字，一方面又确实感到自己的空虚，胆怯得很。写出来以后，究竟是个怎样的成品，完全是心中无数的。事实上，那是在瞎子摸鱼。后来，是由于战争生活的紧张，部队经常行军，打仗，迫着我不得不先干别的工作，到团里、营里、连里去，到农民里去，同时，我也因为碰了壁，多少感觉到没有一点生活积累，是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于是，我搁了笔，把愿望寄托于将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头脑还是并不清醒，那样的感觉和愿望还是蒙蒙眬眬的。对于了解人熟悉人这个第一位的工作，还是不曾认识到，因而也就不曾有意识地贯彻到自己的生活和行动中去。到1942年夏天，在整风学习中学习了《反对党八股》，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文章里，特地提出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把鲁迅说的“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作了反复的讲解。对着鲁迅和毛主席说的话，加上在这年冬天，看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查一下自己的写作活动和写过的一些东西，才算是开始有了觉悟。然而，认识、觉悟，并不等于实际行动，对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已经在部队里工作了、生活了四五个年头，天天跟士兵在一起，天天住在农民家里，天天身在战斗之中，但是，真正跟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也还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也还是大半由于战斗频繁的客观形势所逼，时间久了，渐渐地习惯了，同他们共了患难，受了生活的感染，才在以后的几年，跟战士们、工农出身的干部们和接触到的农民群众，逐渐地融洽起来，同他们有了感情，有了共同的语言，在他们之中有了朋友，也就从而取得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条件，留心做起自己要做的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来。
了解工农兵熟悉工农兵的关键，是和要了解要熟悉的工农兵打成一片，同他们共心，是不嫌他们，爱他们。毛主席已说得很透。共心这一关通了，就关关通，路路通。他们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他们也不嫌你，也爱你，甚至比你对他的感情更深，更真切，更诚恳，也更坦率。他什么话都对你说，他会把心都交给你的。我在战斗里，不止一次是由于连队的干部和战士的爱护，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得了救。1944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和两个短枪队员，住在敌人正在清乡的南通西乡的一个相熟的只有一间小屋的人家，我正要离开那里到别处去，这家大嫂，眼见在不远的堤岸上，有一队日本兵走过来，连忙把我推进屋里，关了门，自己随手端了个小板凳，上了堤岸，很镇静地坐在路边上做着针线，为我们担任了前哨任务。日本兵走到她的跟前，看看只是她一个人，一间小屋的门闭着，便走了过去。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她用自己的生命掩护着我们的生命！我记得，她曾向我讲过她自己的一生，讲过她经历过的听到的许多生动的故事，让我了解她，熟悉她，让我从她那里，了解了、熟悉了许多社会情况。当然，同工农兵有了感情，共了心，只是了解人熟悉人的条件，并不等于已经了解了、熟悉了他们。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还是如毛主席说的，要做许多工作，作家、艺术家更需把这个工作放在第一位。我所体验到的，做这个工作，就是要多同他们接近，多同他们发生生活上、工作上的联系，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在彼此往还当中，默默地留心他们的言谈举动，简单的一次两次以至多次的调查访问，是不能够熟悉他们的面貌、心理、性格、品质的。在江苏的如东县，我认识一个顾大妈妈，在启东县我认识一个董家妈妈，我每次到那两个地方去，总是要去看看她们，同她们谈谈，而每次看到她们，她们总是滔滔不绝对我说起乡里的情形，说到她们的生活怎么样，以至说到她们的儿女和左邻右舍的这样那样。有时候，说起过去的事情，说起战争期中的英雄故事，她们的眼泪竟是止不住地滴落下来。她们感染着我，我也从而更了解、更熟悉了她们和其他的人其他的事情。举如我手里正在写的一个长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白桐本，他是一个已经牺牲了的英雄，他不曾死的时候，我只是见到过一两次，经过他的干娘顾大妈妈对我多次地谈到他，谈了他的一言一动，谈了他的爱好，谈了他的种种事迹，加上我从别人别处了解到的关于白桐本这个人的这样那样，我就了解了、熟悉了白桐本这个人了。
“来一个变化”，我变化得很缓慢，很迟，至今还是变化得不彻底，我的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我的写作对象，大多是兵，是军队的干部，在写作过程中，有时候，我也还能够描绘他们，能够要他们由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支配他们的行动，要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他们要说的话，有时候，譬如写到士兵在火线上的心理活动，就觉得没有多大把握。干部、士兵也是各种各样的，面貌、性格不同，我了解的、熟悉的，还是有限得很。作家要有两种自由，一种是不受外来的干涉、限制、束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这种自由，我是有的，而且很充分。一种是对自己描写的对象熟悉，想写他什么，就写他什么，想怎样写他，就怎样写他，能够随心所欲，纵横自如。这种自由，我也有，但是很不充分。在创作过程中，就干涉着、限制着、束缚着自己的手和笔，使自己至今还有不小的苦恼。毛主席说，要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却是做得很少，很不到家的。写作这件事情，跟别的许多事情一样，有它本身的规律、轨道，离开规律，出了轨道，是到不了目的地的，是硬干、蛮干不得的。说到毛主席说的，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进入创作过程，那就更是不能不感到脸红耳热了。人和人，事和事是互相联系的，工人跟农民有联系，好多工人来自农村，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工人与知识分子也有联系，好些工程师就是知识分子；解放军的官兵和工人、农民分不开，好多解放军官兵，本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打仗的事与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与敌人要在战场上相遇，战斗以后，还要审查、处理、教育俘虏官兵，有些俘虏兵，经过教育，还又成了战士。写工人，不能只了解、熟悉工人，写农民不能只了解、熟悉农民，写兵，要了解兵，熟悉兵，要了解、熟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得了解、熟悉其他的人以至敌人。这是多么复杂、艰巨的工作！不去首先做好这许多工作，对人，还有对事，没有丰富的知识，劳动对象怎能活现在自己的笔下？创作冲动从哪里来？怎能进入创作过程？自然，劳动对象有主有次，要事先了解、熟悉的，也有主有次，对一切阶级，一切人，一切群众都做到同样深透的了解、熟悉，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主要的对象必须有深透的了解、熟悉，对与主要对象有联系的而自己笔下又非写到不可的，有相当的了解、熟悉，则是必需的，缺少不了的。单从毛主席在二十年前说的这条了解人、熟悉人的普遍真理，客观规律来检视一下自己的创作活动，已经觉得这个第一位的工作，今后还是要认真地不懈地做，一生写作，就要一生做这个工作。从毛主席说的进入创作过程的要求来看，要认真地不懈地去做的工作，要下的工夫，就更多更大了。至于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和种种知识修养，是同样缺少不了，必须下大工夫的。缺少这种种修养，光有劳动对象而没有劳动手段，也是不能够进入创作过程，也是不能够如毛主席所说“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的。
从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在许多方面，都需要作艰苦的努力，下很多很大的工夫。而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还是我必须做的必须下工夫的第一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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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幸福的一代
张永枚
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些年青的文学工作者，多么幸福啊！
比一比吧！
西方的文学青年们，有的在苦恼，彷徨，有的在堕落，沉沦（虽然也有的在前进），他们自称是：“被搞垮的一代”。
被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国家的文学青年们，没有自由，没有可靠的衣食，连自己想唱的歌也不能尽情的唱。有的人为了一部作品，甚至几句诗，而被罪恶的统治者送进了牢狱，送上了绞架。
比一比吧！我们自豪地说：我们是幸福的！
不是么？还在我们开始接触到创作的时候，敬爱的党和毛泽东同志，就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前进的坦途，光辉的目标。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出我们应该如何去为工农兵服务。使我们的工作，与人类中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阶级结合到一起了，与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妙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了。
光焰万丈的红日啊，照耀着我们！一个真正有志气的好青年，怎会迷路、摔跤呢！
而我们的先辈们呢？他们有的人为了探索一条真正伟大的文艺之路，付出了多少劳动，经过了多少苦痛啊！有的人甚至是流着泪，滴着血……。也有的人恰在他刚刚看到自己应有的光荣的目标的时候，健康，才智却消逝了！他们是多么值得惋惜啊！……
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先辈，为我们创造了多好的时代，多好的社会，多好的生活啊，堕落、腐化，在这儿宣布了死刑，压迫、绞杀，在这儿已送进了坟墓。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周围是火热的一片，是沸腾的斗争之海；是百花吐蕊，春光明媚的美景良辰，前所未有的奇迹，前所未有的崇高的人，崇高的情操，光辉灿烂！
一切有生命的新苗，怎能不生长茁壮？怎能不开花结果？真是“遍地皆诗写不赢”啊！真是“一切都要生长，谁也不能阻挡春天的来临”啊！
我们是幸福的！敬爱的党和毛泽东同志，多么关怀我们，扶持我们啊！说：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而当旧社会的流毒，压抑青年们的创造的时候，党报向那些歪风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被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作祖国的一个好儿子，
永远侍奉她以战斗的诗歌……
我们是幸福的。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在我们这人民的文艺阵地上，是不会埋没任何一小星的创造，一小星才智的光的！怕只怕我们自己的不坚强，自己的不勤奋。
然而，我们的道路也并不是完全平坦的。一个学步的孩子，虽然有妈妈在身边看着，也难免摔跤，甚至摔伤了自己。
我永远也难以忘怀，那些个思想激剧斗争的夜：我在写作上遇到了障碍；盲目地追求提高，开始疏远火热的生活……这是多么大的障碍啊！我们的党组织，领导，同志们，及时地劝导我，提醒我，使我开始猛省。夜里，我反复地读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像在阳光下曝晒湿气，就像在明镜前洗涤污垢。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越更感受到他的亲切、严厉，越更感受到他的光和热，力量和伟大。哪一句话不打中我的心啊！我对着那袖珍本的火红色的封面（这是志愿军总部翻印的），重下决心：我要不断打扫身上的灰尘，找到我应有的基调；我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敬爱的党：我决不辜负你那无微不至的教导！妈妈般的抚育。
我们多么幸福。敬爱的党不让毒菌侵入我们的机体，让我们健康地长大成人。我们多么幸福。你前进，鼓励你；你停步（或是倒退），她拉着你的手，再向前！
难忘的关怀，难忘的日月，你像春天的绿叶那么繁茂，碧空的明星那么亮呀！
1957年1月，敬爱领袖的十八首诗词发表了！一封谈论诗歌运动的信发表了！我们真是像过节一样地欢乐。读着，诵着，我看到了我们的昨天、今天，也看到了我们的明天。我看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诗的化身，找到了我们年青人诗的范本。“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多么周到、细致的指导！我的心翻起了波澜：是啊！我们的党和领袖不希望我们像“小脚女人”那样走路，我们应当插上思想的翅膀，飞腾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今朝的诗的“风流人物”呢？
我们的祖国怎能不成为诗之国？怎能不产生开一代诗风的《红旗歌谣》？我们的诗歌运动又怎能不蓬勃发展？我们年青的歌手们，又怎能不永远向上，逐步走向成熟啊？记住吧！一位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在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指导我们前进！
我们是幸福的。幸福，你是多么珍贵的字眼啊！但真正的幸福常常并不是那样容易理解的。想想吧！假若我们是生在另外一个社会，长在另外一个环境中呢？那微不足道的才智，是发光？还是暗淡、死亡？想想吧！多多地思索吧！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珍惜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更加热爱我们的一切！决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因为我们是立志要做一个像敬爱领袖所教导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