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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豆怎样吃好？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室
尽量避免直接食用半生半熟的大豆粉、干炒豆或煮大豆；提倡吃豆浆、豆腐和各种发酵过的豆制品
我国人民吃大豆的历史悠久，办法很多。但是，吃法各有不同，收效相差悬殊。吃法好的，大豆蛋白质消化率达92％到96％，营养效果近乎吃牛乳或猪肉；吃法不好的，消化率不到50％，将近半数的养料就浪费了。为了更好地利用大豆来改善人民的蛋白质营养，有必要注意讲究大豆的吃法。
大豆蛋白质比较难消化，主要是因为大豆中有两种妨碍蛋白质消化的东西：一是细胞壁。它是由纤维素组成的，厚而坚实，裹住大豆蛋白质，使肠胃中的蛋白质消化酶，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等，难同大豆蛋白质接触；二是胰蛋白酶抑制素。它能抑制胰蛋白酶对蛋白质的分解作用，使大豆蛋白质不能分解为人体可吸收的各种氨基酸。要提高大豆蛋白质的消化率，就要设法消除这些东西。把大豆预先浸泡使细胞壁软化，并磨细，可以破坏细胞壁；经过较长时间的加热，可以破坏胰蛋白酶抑制素。所以，在大豆的各种习惯吃法中，从蛋白质消化率的高低来看，直接吃半生半熟的大豆粉（生豆粉加热不足或将生豆粉掺入其他食物中食用），或吃干炒大豆，不如吃煮大豆好。半生半熟的豆粉，由于加热时间太短，胰蛋白酶抑制素破坏不了，会妨碍蛋白质的消化。干炒大豆，也常因加热时间不够，而且不易嚼碎，细胞壁和胰蛋白酶抑制素也都很少破坏，因而消化率很低，往往不到50％。但是，吃煮大豆又不如吃豆浆、豆腐等豆制品好。吃煮大豆，常因煮得不烂，嚼得不细，消化率也不高，一般在65％左右。豆浆、豆腐等豆制品，经过磨细、过滤、加热等加工过程以后，妨碍蛋白质消化的两种因素就被消除得相当彻底，消化率大为提高，豆浆为90％，豆腐可达92％到96％。
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在某些方面，不次于牛奶。可以把豆浆做成豆浆粉，如同将牛奶做成奶粉一样，吃时只需加开水冲调即成豆浆。因而，可以提倡搞豆浆粉。各地奶粉厂、蛋粉厂多有喷雾干燥设备。这些工厂的生产有季节性，不生产奶粉、蛋粉的时候，就可以生产豆浆粉。
豆腐的蛋白质消化率虽然很高，但是，用老办法生产，在加工过程中蛋白质的损耗很大。据试验测定，做豆腐时，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随豆渣、豆腐水流失掉。解决的办法，是把大豆预先去皮或用去皮大豆冷榨的豆饼磨成细粉，再用这种豆粉做豆腐。由于原料在浸泡前已经磨细，蛋白质易于溶解出来，随豆渣或豆腐水流失的蛋白质就可以减少，豆腐产量也高。豆粉用冷水浸泡以后，就成豆汁，可以节省磨浆设备和人力；经滤渣便可煮沸、点卤，凝结成豆腐，工艺过程大大简化。这种新方法如果进一步推广，向居民供应去皮的生豆粉，同时出售点石膏、苦卤等凝固剂，居民便可以自己去煮豆浆、做豆腐；豆渣和豆腐水还可以熬菜、煮粥，大豆蛋白质便能得到充分利用，既简便，又经济，值得有关部门考虑试行。
营养价值更高的豆制品，是利用微生物的作用，使大豆或豆腐发酵，这也是我国人民特有的传统吃法。在发酵过程中，由于多种微生物的综合作用，不但大豆蛋白质变得更容易消化吸收，同时还可以使麸氨酸游离出来，味道鲜美，增加营养成分。例如，臭豆腐和酱豆腐的维生素乙2含量，就比豆腐多六倍到七倍。但有些工厂嫌发酵时间太长，不太愿意生产。如营养价值很高的发酵酱油就是这样，目前市场上供应的，有些是用快速盐酸水解法制的“化学酱油”。由于盐酸和水解过程的高温作用，大豆蛋白质中的部分“必需氨基酸”（注一），会遭到破坏，吃这种酱油，蛋白质的营养效果就会降低。同时，在盐酸分解大豆时，要产生一种名叫“腐植素”的黑色物质，如果盐酸纯度不高，还可能带入过量的砷、铅。这些杂质，都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应当增加发酵酱油的生产，少做“化学酱油”。
总的说来，应当尽量避免直接食用半生半熟的大豆粉、干炒豆或煮大豆；提倡吃豆浆、豆腐和各种发酵过的豆制品。
吃豆制品，还须注意与其他蛋白质食物合理搭配。把熟大豆粉掺入谷类面粉中作主食，就是其中的一种好吃法。这样，不但能提高主食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节约粮食，如果搭配得合理，甚至能使植物性蛋白质起到与动物性蛋白质相近的营养效能。这是因为，单种植物蛋白质所含的“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多不够配套，因此生理价值（注二）较差，但如将多种植物蛋白质搭配食用，生理价值就可以提高。谷类蛋白质一般都缺少赖氨酸，而大豆蛋白质中的赖氨酸含量，比谷类多一半到一倍。因此，把大豆与谷类粮食合理搭配着吃，便能使它们的氨基酸互为补充，将生理价值提高到与动物性蛋白质相近的水平。例如，大豆、玉米和小米三种蛋白质的生理价值，分别为六十七点五、六十和五十七，如按一定的比例搭配以后，其混合蛋白质的生理价值即提高到七十三，胜过其中任何一种谷物蛋白质的生理价值，接近猪肉的生理价值。
注一：蛋白质是由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氨基酸组成的。现已
发现的氨基酸有三十多种。其中有八种是人体需要而又
不能在体内合成的，称为“必需氨基酸”。这八种氨基
酸是：赖氨酸、蛋氨酸、色氨酸、苏氨酸、亮氨酸、异
亮氨酸、缬氨酸和苯丙氨酸。
注二：蛋白质经消化后，分解成各种氨基酸，吸收输送到人体
的各部分，按机体的需要，另行组合成各种新的蛋白
质。生理价值就是指存留在人体内加以利用的蛋白质，
占所吸收的蛋白质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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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土的珍珠”
新华社记者 韩国英 张安南
在陕西的农村里，有不少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在党的培养下才华焕发。人们爱用“出土的珍珠”来比喻他们。韩起祥、王老九、万德雄就是其中的三个。
韩起祥
在延安宝塔山下，延河边上，人们经常可以听到曲艺艺人韩起祥演唱的《翻身记》。每演一场，韩起祥总要征求征求听众的意见，看那些地方需要修改。有一次演出后，一位七十四岁的刘老太太对他说：你编的这个书，好倒是好，就是把旧社会的罪孽说得太少了，像卖妹子那一段，就不像你编的那么简单。老太太接着把她自己在旧社会被迫卖女的那个惨情诉说了一番：“那时，娃抱住我的腿死不放，娃也哭，我也哭。”韩起祥根据这位老太太的意见，把这一段修改了好几次，后来再给观众演出时，许多人听了感动得流泪。
《翻身记》是一个自传性的长篇书词，作者以中国土地革命前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代为背景，描写了陕北无定河边一个穷苦农民韩多余的翻身故事。它的前九回已经在《延河》杂志上发表，共十万字。后一部分，目前正在作家王宗元的帮助下进行修改。
韩起祥是揽工工人的孩子，讨过饭，躲过债，三岁上双目失明，十三岁跟随民间艺人学习陕北说书，每天背着三弦，走一沟过一庄，到处流浪卖唱。1940年，他才从老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帮助下，这颗民间艺术的珍珠终于发出了灿烂的光辉。从那时起，他先后创作了一百多本书词。从1953年起，韩起祥在现今的延安县河庄坪人民公社杨老庄生产队落了户。他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劳动，一起开展文娱活动。
韩起祥创作的书词全凭脑子记忆。他能背诵几百本民间书词，会唱一百多种民间曲调。优美抒情的陕北民歌，激昂慷慨的秦腔和其他许多地方戏，他都唱得十分圆熟。1957年，领导上给他请了一位懂盲文的人，帮助他学会了盲文。从此，他想到什么，就先用盲文记上。现在，一般的盲文书籍他都能够读懂了，今后他还打算用盲文创作呢。
王老九
六十九岁的农民诗人王老九，现在仍然住在陕西临潼县相桥人民公社。最近他又给邻居念了他从前斗争恶霸时编的快板《秦颂丞的画像》。农民们听了都很痛快，说老九的诗说出了咱农民对恶霸的深仇大恨。
这首快板，是诗人在解放初期一次斗争恶霸的群众会上编的，它揭露了当地恶霸秦颂丞的罪恶。王老九，这位贫苦农民，解放前看到穷人受压迫，心里不平，常常编快板泄恨，因此上触怒了秦颂丞，挨过这恶霸一枪。《秦颂丞的画像》在群众会上唱了以后，当时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就把它抄下来，送给《群众日报》登了出来。这就是王老九发表的第一首作品。
从此，王老九在专业诗人和报社编辑的帮助下，不断整理自己唱过的快板和创作新诗。党组织还让他到各地参观访问，广开眼界。他就把他所听到、看到和感受到的新生活反映到自己的作品里来。当他走过西安古城的时候，即情不自禁地唱道：“解放门，大敞开，翻身的农民走进来。”表现了翻身农民舒畅、豪迈的心情。
王老九常常叮咛自己要好好学习。他因穷困只上了半年学，编快板全靠自己的记忆。解放后，他戴上老花眼镜，常常伏在炕桌上，挥动笔杆，练习写作。他还向老诗人请教怎样写好诗，怎样塑造典型人物。一步一步地，王老九突破了直来直去的快板格式，所写的诗意境深远多了。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他半天半天地看着毛主席握过的那只手，唱出了这样的诗句：“毛主席和我握了手，我心变黄金永不锈，心窝里飞来五彩凤，贴心的歌儿唱出口……”。
到现在，王老九已经写下了近千首诗。
万德雄
有这样一幅泥塑作品：一位须眉雪白的老人，正在给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讲故事。从老人的扮相看来，一眼就知道他是陕北人，头扎羊肚子毛巾，身披老羊皮袄，大对门襟褂子外边还勒着腰带。儿童们一个个听得入了迷，你看，连小书包掉在地上也不管了。老人身旁还放着粪筐、粪杈。淡淡几样色彩，就把这个生动的场面和人物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就是泥塑《老红军讲故事》。
这幅泥塑作品的作者万德雄，原是陕北榆林县一个普通的城镇贫民，他家三代都以泥塑为生，塑的神像眉目清秀，小彩塑也非常逗人喜爱。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几位美术工作者，发现了这位民间艺人的才能。他们启发他利用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来表现工农兵的生活。于是，他出门常背着塑泥，一看到新人新事，便捏起来，作为生活素材。他捏得很快，几十分钟就能捏出一个造型真实而又生动的人像。短短的几年内，他创作了几十幅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陕北牧歌》，把一个牧童的神态塑得绘声绘色，牧童手拿一支横笛，正逍遥自在地吹着，羊儿在他的周围跑来跑去，充满了陕北塞上的生活气息。
从一个普通的神像艺人而成为一名出色的雕塑家，这中间当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人民政府让他到各地参观，帮助他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他自己也表现了顽强毅力和刻苦精神。在创作《老红军讲故事》这幅作品时，他一次一次地和别人交谈，体会人物性格，几乎把过去在陕北山沟看到老人讲革命故事的形象全都想到了。根据这些形象，他创造了七八个老红军讲故事的神态，最后集中各个形象的优点，完成了这个著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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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评选“百花奖”授奖仪式在京举行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了全体受奖人员
新华社22日讯 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夕，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1960—1961年影片评选“百花奖”授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晚会。会上，将陈毅、郭沫若、谢觉哉、茅盾等亲笔题字的奖状，授与“百花奖”评选中获奖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和其他电影工作者，奖励并祝贺他们在电影艺术创作方面作出的显著成就。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参加了电影工作者的联欢晚会，并接见了全体受奖人员。
郭沫若、周扬、谢觉哉、齐燕铭等出席了这个包括电影观众在内的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的授奖大会。
授奖仪式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主持，并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来自上海的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祝希娟、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谢晋以及其他获奖的电影工作者，同在北京的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崔嵬，最佳配角奖获得者陈强，最佳电影编剧奖获得者夏衍、水华，最佳摄影奖获得者吴印咸等，先后领取了奖状。祝希娟和崔嵬并代表获奖者在授奖会上讲话。他们感谢观众对电影工作的支持，并把观众给予他们的荣誉，当作是对电影工作者的巨大鼓励。他们表示今后要更刻苦钻研，虚心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电影艺术技巧，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在授奖大会上，北京地区观众代表、石景山钢铁公司先进生产者马小六和清华大学学生葛德玉先后致贺词。他们说，电影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他们从电影中得到教育、启发和鼓舞。他们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思想性艺术性相结合的质量更高的影片。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也在授奖大会上代表文化部向获奖者致热烈的祝贺。同时他还指出，“百花奖”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影片评奖活动。它不但对1960—1961年两年来的电影艺术作了一次全面检阅，而且也使电影工作者进一步了解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期望，有助于电影艺术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
授奖仪式结束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并放映了最新影片《东进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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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之春”音乐会闭幕
显示上海音乐界近一年创作和表演艺术上的新成就有二十七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音乐工作者参加演出
据新华社上海22日电 第三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演出了十七套节目、四十多场以后，已在21日闭幕。
参加这届音乐会的共有二十七个单位的一千四百多位音乐工作者，先后演出两周多。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其中有交响乐大合唱、器乐、声乐、民族音乐、轻音乐、戏曲音乐、儿童音乐、独唱独奏和歌剧等专场。
这届音乐会显示了上海音乐界近一年来创作和表演艺术上的许多新成就，受到音乐爱好者的热烈欢迎。演出的作品，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多样。新作品中，有歌颂三面红旗的，也有描写革命历史与古人古事的；有音乐结构严谨的大型作品，也有轻松活泼的中小型作品。同以长征为题材的两部作品——丁善德的交响乐《长征》和朱践耳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都以音乐的语言塑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同是大合唱，司徒汉、辛上德的《安源风暴》，歌颂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安源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的英勇斗争，激情澎湃，振人心弦；而张敦智的《金湖》，则是诗意浓厚，旋律优美，描写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公社的水利建设。其他如瞿维的幻想序曲《白毛女》，施咏康的圆号小协奏曲《纪念》，萧珩、吕其明的交响乐《郑成功》（第一乐章），都被认为是成功之作。这些新作，大多是作曲家们深入生活，辛勤劳动的结晶，而且在外来形式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也有一定收获。
音乐会上还演出了中外古今的许多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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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左图：曲艺艺人韩起祥在为延安市人民公社白家坪生产队社员演唱
新华社记者 和 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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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暴雨停止江河水位下降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广东的大雨、暴雨已经停止。20日以后，除北江沿岸的清远、三水县以及东江沿海地区下了几毫米至几十毫米的小雨外，其他地区天气晴好。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后三、四天内天气仍然比较好。目前，东、西、北江的水位都在下降，北江洪水已经退到警戒水位以下。
5月17日被洪水冲坏的京广铁路英德至源潭地段的部分路基，也在21日全部修复，并恢复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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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略者疯狂掠夺台湾经济
广泛设立侵略机构，加紧经济渗透，控制经济命脉，摧残当地民族工商业；倾销“剩余农产品”，投放高利贷，打击农村经济；台湾各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反对
新华社22日讯 本社综合报道：美国几年来的疯狂掠夺，使台湾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最近一个时期，台湾报纸纷纷发表社论和消息说，现在台湾整个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去年的财政赤字达二十二亿元台币，入超一亿五千万美元以上，失业人口增加到近二百万人，在城市，有四分之三的家庭入不敷出；在农村，有60％以上的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台湾经济恶化已“进入‘瓶颈’的状态”，如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势将有“完全‘窒息’的危险”。甚至连蒋介石集团“经济部长”杨继曾在4月17日的一次“业务会”上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台湾“今年1至3月的经济事业情况比去年困难”，“而来日的经济局面将更为艰难”。至于造成这种恶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台湾报纸和蒋记“经济部长”都没有直言道出，但是从他们透露的一些事实，不难看出，这除了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搜刮外，美国侵略者对台湾进行疯狂经济掠夺和加紧经济渗透，是造成今天台湾严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侵略者为了掠夺台湾的资源，先后在台湾设立了大量经济侵略机构。仅“美国国际开发署台湾分署”在台湾各地分设的机构，就有五十多个处、组、顾问办公室、专员办公室，几百名所谓“执行官”、“金融顾问”、“营建顾问”、“财政经济分析专员”、“农业职教专员”、“航业专员”、
“小型工业专员”……等等。这些美国机构和人员不仅控制着台湾的经济命脉，而且到处搜集经济情报，为美国垄断资本对台湾进一步进行掠夺和经济渗透，出谋划策。
台北市《征信新闻报》在去年9月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美援”贷款，使台湾经济基础产生了“动荡的威胁”。“美国国际开发署台湾分署”署长哈拉德森最近还透露，自1950年以来的十一年间，美国对台湾的“经援”已达十二亿美元。今年又要给蒋介石集团二十一亿九千多万台币的贷款（相当于五千多万美元）。所谓“美援”，其实是“援美”。这些“美援”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接受的单位不仅要付出很高的利息，而且必须用这笔钱购买美国商品，而这些美国商品，又一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50％以上，同时要用美国轮船运输，付给巨额的运输费。台湾有许多民营工矿企业，由于受“美援”贷款利息所累，以致被迫倒闭，拍卖厂房、机器偿还“美援”债务。美国在台湾的经济侵略机构，在向蒋帮官营企业贷放“美援”的时候，还以本息获得“保障”为由，胁迫增加收费和提高产品的价格，加紧搜刮。
美国垄断资本从1952年以来，纷纷向台湾进行资本输出，现在已经几乎全部控制了台湾的主要工业部门。据台湾《联合报》今年1月报道，美国垄断资本的投资范围包括电力、石油、造船、钢铁、机械、水泥等各个方面。台湾的电力工业，美国资本就占74．4％。台湾一些较大的民营和蒋介石集团官营企业，在接受美国资本投资以后，很快便被其鲸吞或控制，例如台湾造船公司被美国英加尔斯造船公司吞并，台湾电力公司被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所控制。今年2月，美国亚美石油公司在向蒋介石集团经营的“中国石油公司”投资时，还在“合约”中规定，在台湾开采的石油87．5％归美国公司所有，剩余的交给“中国石油公司”。美国垄断资本不仅渗透到台湾一些较大的企业，而且还直接在台湾开设工厂，利用台湾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打击和摧残当地民族工商业。据台湾报纸报道，仅在去年一年中，被美国垄断资本排挤打击而被迫倒闭的台湾钢铁、机械工厂企业就有四十八家，其中包括两家最大的民营钢铁厂——唐荣铁工厂和台湾伸铁公司。
美国侵略者还通过它在台湾的另一个经济侵略机构——“中国农村复兴会”，向台湾农村投放高利贷，用“美援”资金向台湾肥料公司投资，并且规定该公司所产的肥料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一倍甚至两倍以上，还强迫台湾农民用稻谷来交换。
倾销消费品和“剩余物资”，是美国对台湾进行经济侵略的另一重要手段。在台湾各大城市甚至许多乡镇街头，充斥着“美国制”的饮料、化妆品。美国还以苛刻的条件，向台湾倾销
“剩余农产品”，使台湾农村经济急剧恶化，农业生产衰退，其中尤以台湾主要的农产品稻谷的减产特别严重。一向盛产大米的台湾，近几年来，不但年年要从美国进口粮食，还要从泰国等国进口大米应急。不仅如此，美国在台湾出售“剩余农产品”所得款项，除一部分供给侵台美军花用外，一部分贷给美国商行在台湾“发展一般贸易之用”，以便进一步“推销美国商品”。
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台湾分署”还迫使蒋介石集团制定了一个所谓“外国人投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美国人在台湾“投资”所掠夺的钱财，可以随时把一部分或全部汇回美国；蒋帮对美国人“投资”的企业长期内不得征用；并且享受三年至五年全部免税的“特别优惠待遇”等。当这个“条例”签定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台湾分署”署长哈拉德森竟得意忘形地说：这个“条例”已经“比其他国家（与美国签订）的类似法规都显得优惠”，对美国人来说，“其自由程度已经很够了”。今年1月，美国驻台湾“大使馆”的经济官员，又要挟蒋介石集团进行“投资环境的改善”“即予人更多自由，予经济更多自由和商品更多自由”。于是，这个“条例”又增加规定，使美国人在台湾有权自营农林牧场；有权自垦荒地并取得所有权；美国人如果要农地或其它土地作为工业用地和建造住宅或旅店时，蒋帮当即“以征收方式，协助投资人取得”等等。这一切都为美国在台湾进行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
台湾人民对美国的疯狂掠夺和经济渗透，使台湾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表示强烈的愤慨和反对。近几年来，台湾工人不断举行罢工，抗议美国垄断资本吞并台湾工厂企业和残酷剥削工人。美国控制的“农复会”美籍人员在台湾农村进行经济侵略活动时，经常遭到三五成群的台湾农民的痛打。台湾工商界人士多次要求蒋帮废除“外国人投资条例”，禁止美国货向台湾倾销，停止接受“美援”贷款，挽救奄奄一息的台湾工商业。在台湾各地，经常出现“美国佬滚出去！”的标语。他们深知，要改变他们的这种贫困和痛苦的现状，首先必须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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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军退役官兵流落街头
有的蹬三轮车，有的擦皮鞋
有的沿街行乞，有的拣破烂
据新华社昆明21日电原蒋军空军高炮一旅少校监察官易定华和蒋军预备第九师二十七团少校指导员王炽卿等归国人员，最近向记者揭露退役蒋军官兵的悲惨生活说，许多退役的蒋军官兵，因为找不到职业而流落街头，有的拉三轮车，有的替人擦皮鞋，有的沿街行乞，过着牛马般的悲苦生活。
易定华和王炽卿是被蒋介石集团从台湾派到云南境外蒋残匪部队后，不久前返回祖国的。
他们说：在台湾屏东县湖州镇的村头，有一间像渔民养鸭棚子似的小屋，这个小屋是蒋军一个姓王的上尉报务员全家人的住处。这个报务员在服役期间，由于长期熬夜得了肺病，蒋军当局不仅不予治疗，反而把他赶出军营，使他不得不带病给人倒马桶来维持一家生活。后来病势加重，不能再卖苦力，又到屏东行乞和拣破烂度日。但是由于去年屏东行乞的人一天天增多，讨饭难以糊口，在万般无奈之中偷了一辆自行车，把卖车的钱交给家中后，就卧轨自杀了。
他们还说，这些退役军官的悲惨境遇，使得许多在役军官整日忧心忡忡，纷纷做自己被遗弃以后的种种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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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在哪里？
——前蒋军飞行员吴宝智谈蒋军空军人员的苦闷
“五·二四”前夕，记者访问了去年8月2日在福建前线上空被人民解放军击落被俘的前蒋军飞行员吴宝智。他在向记者谈到蒋军空军人员的苦闷时说，在台湾的蒋军飞行员们见了面，一开口便是：“闷！”
“烦！”“没有意思！”
吴宝智说，这些蒋军飞行员绝大部分家在大陆，他们在台湾受尽了美国“老板”的气，而“反攻大陆”却越来越渺茫，又感到“干飞行员像当娼妓，青春消逝后就被一脚踢开”，因此普遍滋长了颓废情绪。许多人见酒必喝，每喝必醉。尤其是逢年过节，思念在大陆上的亲人的蒋军飞行员们借酒消愁，狂饮到深夜，有的喝醉了就放声痛哭。在这种苦闷的心境下，妓院成了蒋军飞行员找
“刺激”的地方。也有不少人通宵赌博，大输大赢，有的竟输光了一年到几年的全部薪饷。蒋军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七中队的指导员路靖打了一夜麻将，由于疲劳过度，第二天竟在驾机巡逻时摔死了。
蒋介石集团用什么来“激励”这些飞行员的“士气”呢？据他说，这无非是用酒、色、财、气等来引诱他们过糜烂生活。例如，前蒋军“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经常带了大批酒，到空军基地来“犒赏”部属。吴宝智所在的桃园基地每年举行一次“慰劳”晚会，由“空军总司令”夫人亲率一批歌女、舞女、交际花之流，前来给飞行员们伴舞。在第六大队的图书室里，黄色武侠书籍要占一半以上。
高额奖金和用来升官的
“克难英雄”称号，是给蒋军飞行员立“战功”打气的重要手段。吴宝智说，所谓“战功”，实际上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蒋机同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遭遇后，只要照相胶卷上有个飞机影子，就算“击落敌机”。蒋军飞行员罗某1960年驾驶飞机来大陆窜扰，遇到解放军的飞机拦击，他慌慌张张地溜回台湾。这一次，他连个飞机影子都没有照上，可是，还被吹嘘成了“击落敌机一架”的“英雄”。
吴宝智还说，在蒋军空军部队中，即使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飞行员，也感到增加的薪饷赶不上物价的高涨。至于没有“飞行加给”和“飞行灶”待遇的地勤人员，只能让一家老小过着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在蒋军空军总部，有许多年老体衰不能飞行的上校“附员”，一看到他们半死不活的样子，就使人增加了前途茫茫的哀愁。有些蒋军飞行员为了生活得好些，并且给自己的下半生留个退步，就进行走私，有的一次就可赚到几百美元。第五大队的中校中队长有一次飞冲绳时，曾冒着生命危险不带保险伞，腾出地位来夹带私货。蒋介石集团虽然明令禁止台湾公教人员投资经商，然而谁都知道，“空军总司令”陈嘉尚就在台北松山机场附近开了个出租汽车行。上行下效，也有些“兜得转”的飞行员兼作了商人，例如兼充汽车掮客的第二十六中队中校中队长，手面阔绰，为不少人所羡慕，但大多数蒋军飞行员却只能混一天算一天。许多地勤人员为了补贴生活，转卖蒋军空军的配给香烟来博取蝇头微利，甚至有被迫让妻女秘密卖淫的。
“出路”在哪里？蒋军空军人员对此深深苦闷。吴宝智说，他和一些同事知道祖国大陆建设了鹰厦铁路、长江大桥等大型工程，已能自制喷气式飞机等情况，一方面感到“反攻大陆”已完全绝望，另一方面也感到“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在蒋军空军部队放映的《板门店谈判》纪录片上，看到朝中方面代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美国人的严正态度，许多蒋军飞行员暗自高兴，认为“中国人的腰杆子硬了”，“再不用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了。”
尽管这样，在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的严密控制下，绝大多数蒋军飞行员仍然陷在苦闷、徬徨中。吴宝智在被俘以后，才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大陆，获得了新生。
新华社记者 周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