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武汉解放前的护厂斗争
王宗德
1948年秋至1949年初,我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国内的形势。解放军势如破竹乘胜挺进,全国各地纷纷解放。我们武汉市电信局的职工眼看武汉指日可得解放,心里多么高兴啊!但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不甘心,妄想在逃跑之前,对武汉市的交通、水电、通讯设施和一些重要工厂进行彻底的破坏。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武汉市电信局的职工在武汉电信企业地下党的领导下,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护厂斗争。
早在1949年2月,伪局方就接到华中“剿匪”总部政务委员会的应变处理办法:要裁员、疏散。地下党得讯,便顺水推舟,利用伪局方在4月间成立应变委员会的机会,通过发动群众选举,将共产党员、积极分子选举到应变委员会中,掌握了应变委员会的领导权。同时通过积极分子的活动,将全局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员用同学、同事等关系组成联谊会,在应变委员会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各种活动。这样,应变委员会在名义上虽属伪工会领导,实际上已成为地下党所领导的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电信局阴谋的“应变护厂委员会”。
当时地下党支部根据斗争情况,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组织和依靠群众的办法(特别是基本群众),利用应变委员会这一合法组织,展开以应变护厂为中心的斗争:委员会暗地组织工人加紧进行保护电信局安全的准备工作,全局员工分别成立供应、防护、财务、总务等股,并且成立了职工纠察队;局里准备了大量的沙包、装水的铁桶,在电信局周围的墙上装上了铁丝网;为了加强职工间的及时联系,由电信局到各职工宿舍都装上了直通电话。
随着人民解放大军向武汉进逼,国民党反动派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暴露得更明显了。5月12日,白匪崇禧明令武汉市电信局撤退,撤退不了的机器设备要进行彻底的爆炸破坏。在这斗争的紧张时刻,地下党通过应变委员会及时地向全局职工发出了“机器就是生命,保护机器就是保护生命”的响亮斗争口号。应变委员会的号召,得到了全局职工的热烈支持。工人们根据应变委员会提出的斗争策略,即刻行动起来。伪局方三令五申要我们火速把电信局的机器撤下来运走,伪局长也要我们赶紧拆机器,威胁说“剿总”的命令不得违抗,违者严办。我们却采取了应变委员会提出的走马换将的对策:表面上,大家都在叮叮当当地忙着拆机器,装箱,联系运输码头,装车等等事务,而且在5月13日这天,也确实运走了八十吨白匪要求撤退的“通讯设备器材”。这都是些什么器材呢?大木箱装的顶好看,里面装的却是废车胎、废螺丝、空汽油桶等等,真正的好的机器都被我们偷偷留下收藏起来了;那些重要但又没有办法拆下收藏的设备,为了不被敌人发觉破坏,我们做了巧妙的伪装和必要的安全保护工作。地线房是我们线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全市的地线都要经过这里,如果遭到破坏,就会影响到全市的电话通讯,而且在破坏后也不是短时间能修好的。因此我们线路工人就像保护眼睛一样注意保护好地线房。我们在地线房的门窗上堆了厚厚的沙包,架了铁丝网,同时还用砖把窗户砌死,地线上边盖上了木板,又在地线房进门口用木板墙隔起来,派了专人看管,以保证地线房的绝对安全。
5月15日,伪局方又接到“剿总”的紧急命令,限于16日拂晓以前要将电信局的全部机器运走,不能搬走的,交工兵连彻底破坏。我们工人一听到这命令,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也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有的说:“国民党反动派真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眼看要夹着尾巴滚蛋了,还要害人。”也有的怒吼起来:“机器就是我们的命根子,他们要来爆炸,我们就和他们拼了。”这时,地下党又向全局职工提出了“誓与机器共存亡”的战斗口号。口号一提出,全局职工纷纷表示:一定要取得护厂斗争的最后胜利,将电信局完整地保存下来交给人民。全局职工不分男工女工,不分老工人青工,也不分报务、机务、线务,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拆机器的拆机器,运机器的运机器,藏机器的藏机器。几百斤重的机器大家抬着跑,衣服挂破了,手磨破了,肩膀压肿了,谁也不吭一声,大家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化为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由于应变委员会事前对机器如何拆,如何收藏,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所以工作进行得很快,也比较顺利。所有宿舍床铺底下、厕所、不被人注意的楼梯底下、酒吧间、过去留下的防空洞等地方,都成了我们藏机器的最好地方。在全局职工一致行动下,由5月15日下午一点钟开始到四点半钟,仅仅三个多小时,机器设备拆下并藏好的,达到全部机器设备的百分之八十五。虽然拆机器藏机器进度很快,但是,有一部分机器运到局外去保藏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当时,李循棠(电信企业党支部书记)等同志押了三汽车器材,准备运到事前准备好的美最时仓库收藏。车子开到半路上,遇到了国民党反动派败退下来的广西军队,硬扣住我们其中的一辆汽车给他们运军队。李循棠同志和汽车司机汪义忠等同志都非常着急,心想汽车上装的都是留下来的机器,万一露出破绽,被敌人发觉,就要前功尽弃,给护厂斗争带来重大的损失。为了能脱身,赶快把机器运走,他们一面和对方交涉,一边立即派了个同志回局,把情况报告了应变委员会的黄宗熙同志,要求应变委员会马上开一辆空车去顶替。应变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意见,即刻开去了一辆空车。经过交涉,对方终于同意让原装有器材的汽车开走,空车子留下来替他们装运军队。器材是平安地运走了,但后去的空车子就这样留下帮他们运军队也不是办法呀!车上的黄宗熙同志看到看管汽车的就只两个敌兵,就小声地商量着,让司机萧国祥同志坐上司机台做好发车的准备工作,趁两个敌兵背着车子走动时,就迅速开动车子,黄宗熙和马显顺两人立即跳上车把车开跑。等敌兵发觉转身来追时,汽车已转弯跑远了。
在藏机器的同时,在唯一出进的侧门,我们又增加了纠察队员,增加了沙包。时间一分钟一秒钟的过去,街上乱哄哄的,到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溃逃军队,远处还不时传来轰轰的爆炸声。过江的趸[dǔn]船炸了,轮渡停航了,消息传来,我们一方面气愤,也清楚地看到这是敌人垂死挣扎,我们天亮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为了防止敌人的工兵前来破坏,一到晚上,我们就将电信局周围的高压电网通上了电流;消防救护药品也都作了准备;在门口、房顶平台上也派了纠察队。下午七点多钟的时候,敌人一个工兵排十多人带着炸药来到我们电信局门前。敌排长气势汹汹地一手叉腰,一手举着手枪威胁我们说:“把门打开,我们要进去执行任务。”虽然他没有明白地说要进来爆炸,但我们纠察队心里都明白,他们的所谓任务,就是要爆炸我们的电信局。不能!我们就是把命拼了,也不能让他们把电信局爆炸了。因此我们的纠察队员坚决地回答:“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你们进去,我们的电信局不能让你们爆炸!”这时,局里其他的职工一听到敌人来爆炸我们的电信局了,立即沸腾起来,人人手执木棍、铁棍,一起涌到局门口怒吼起来:“谁要来爆炸我们的电信局,我们就和他拼了!”一瞬间,人数由一百二百增加到三百多人。大家肩并着肩,堵在局门口形成了强大的铜墙铁壁,相形之下,十多个敌人显得非常狼狈虚弱。敌兵虽然企图进来,但见我们防护严密,人众势威,围着我们电信局绕了一个圈子之后,只好夹着尾巴溜走了。
敌兵虽然走了,但我们并未放松警惕,为了防备敌人再次来进行爆破,门口和平台上又增加了纠察队员,同时还组织了纠察队员沿着电信局周围巡查,其他工人群众也都坚守自己的岗位,如负责消防、看守机房,准备通讯联络等等,大家以紧张的心情严阵以待。整个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紧张而又兴奋地迎接着黎明的到来。
5月16日,这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一天。这天,武汉解放了。下午二点半钟,在应变委员会的组织下,以武汉市电信局职工的名义,大家高举着红旗,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标语、鞭炮等拥上街头,热烈地欢迎解放军进城。人们敞亮着嗓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到处是欢笑,多少眼里流出幸福的热泪。
欢迎人民解放军回来,全局的职工浑身平添了无比巨大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又立即投入到恢复通讯工作的战斗任务中,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在两个星期时间内,除部分在局外的线路因破坏严重未全部恢复通讯外,其它各生产部门都全部恢复了正常生产,及时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对邮电通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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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短录

也谈戏剧语言
黄似
戏剧界正在热烈地讨论“戏剧语言”的问题。
“戏剧语言”之受人诟[gòu]病,说来也已经是“老奶奶的被窝——盖有年矣”的事了。有人批评说,我们的台辞太露、太直、太多,也有人批评说,我们的台辞没有性格特点,不符合规定情景……听说前不久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时候,也有人向老作家们请教,说要写好戏剧语言,有没有什么秘诀?
剧作家写台辞不能一般地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剧中人的思想,而必须通过角色的特定个性和特定情景,用剧中人的身分和口吻来讲话,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一个具有独自性格的人物,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中,把他的思想感情既精确而又传神地表达出来,只能是“这一个”人的“这一句”,而不能是其他。
人们一定会说,这个要求未免太严格了,那么,卑之无甚高论,让我们从剧作家、剧评家的经验中,寻找一些比较可行的办法吧。
清代剧作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有过一段话,他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他强调“说一人,肖一人”,所以他描写自己写剧本时的经验说:“手则握管,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我觉得作者在写台辞之前,自己先“进入角色”,抛开自己,以这个角色自居,梦往神游,设身处地,再考其关目,试其声音,然后把最准确、最传神的台辞“直书”下来,不失是一种从人物性格和典型情景出发的创作方法。演员在台上必须“入戏”、必须“进入角色”,这已经是常识了,可是我总觉得现在也还有一些年轻的剧作家,还没有找到下笔之前先“进入角色”的诀窍。
演员“进入角色”,只限于他扮演“这一个”角色,而剧作家,要“进入”的却是他自己剧本中要创造的每一个人物的角色。剧中人有生、旦、净、丑,剧作家在写台辞的时候就必须一会儿扮生,一会儿扮旦,一会儿扮丑,既要“设身”以传其情,又要“处地”以传其景,写台辞之难在于此,写好台辞之诀窍也在于此。
《三侠五义》并不是一部好小说,但是我觉得有一段话却讲得很好。当智化扮渔户的时候,他讲了一段怎样才能扮得像的经验:
“平日原是你为你、我为我。
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
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
必须将你之为你、我之为我俱各撇开,应
是他之为他。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
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够如此设身处地
的做去,断无不像之理。”
这个经验,演员用得着,作家也用得着。用智化的话来说:“凡事到了身临其境,就得搜索枯肠,费些心思,稍一疏神,马脚毕露”。写一句台辞而搜索枯肠,看来是一件苦事,但是,除去通过这苦事之外,又还有什么神奇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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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色的诗
纪鹏
小序塞上五月风,三分微寒,七分醉意;树树桃花放彩,雄浑、棕黄的砂碛中萌现一片鹅黄绿;呵,五月的塞上,是我的诗染绿了草原?还是草原染绿了我的诗句!呼和浩特的节日“五一”在呼和浩特,挽臂走来两个节日,大街涌起彩色的浪涛,歌声清婉飘入云际,仿佛草原所有的鲜花,都开放在新华广场里。在观礼台上远遥遐想:兴安岭、贺兰山的森林,伸出手臂向这里致意;包钢飞来了红色烟云,乌梁素海跃起金翅鲤;呵,在这同一时刻,草原奏起多少马头琴,将装满奶酒的银碗举起,为了过去万千个苍白的日子,为了含苞初放般的五千多个日子,为了未来无数更瑰丽的日子!旋转吧,花裙,唱吧,歌手,今天的呼和浩特呵,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草原在唱,大青山在笑,都为内蒙古的节日道喜。多少诗句都黯然失色了,让高升入云的彩色汽球,驮着广场上人们的心,快快向天安门飞去。……
金色的回音壁依照蒙古包的形象,筑成这蒙语说书厅,用蓝天的颜色做包顶,金色的围墙响着草原的回声。四弦琴上怒浪奔腾,——忆起草原往昔的苦痛,一阵欢乐的雨点洒落心头,——唱起草原今天的兴盛。时间、空间再不是障碍,多少英雄和我们谈笑风生,激励着草原扬鞭打马,跨进新的历史征程。小小、精巧的说书厅呵,将一个民族的两个时代包容,你和草原携手向前,也和北京的回音壁声声相应。
草原喜雨是谁在纺团团云絮,云絮飘下亿万根银丝,透明,轻盈,渺茫,奇幻,衬得草原迷人的绿。羊群在雨中缓缓行走,碧毯上滚着珠玑,孩子们笑嚷着拥出包门,蹦蹦跳跳,饱吸着发甜的空气。雨过天晴,草原如洗,一道长虹在空中挂起,像是夸示我们的幸福生活,才升起这条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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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间瀑布(中国画) 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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