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生活·语言·技巧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李英儒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了。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自己是怎样生活和学习的，很有探讨的必要。
我生长在农村，从小酷爱文艺。故乡的河北梆子、丝弦老调，唱几台看几台。梨花大鼓串村演唱呼延庆打擂，我连着跟听了四十多个晚上。那些整课要背诵的诗云子曰，对我像是喝凉水就生蒜一样的没滋味，稗官野史简直使我入了迷。不管内容好坏，凡这类性质的材料我就看。一个时期，方圆左右邻里亲友家存藏的书——小说唱本鼓词儿，几乎被我啃光了。读中学的时候，参加编写学校的文艺刊物，试着写点散文新诗通俗小故事。由于老底子是千家诗和古文释义，也学写旧诗和文言文，挑选通顺一些的，送给当时的《幽燕》、《河北民声》等报刊发表。这些文章多是堆积些词藻，内容空乏，感情不充沛，有时因袭人家的情调，不是从自己喉咙里发的声音。
七七事变后，从北京跑回农村，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由于热爱文艺，又逢伟大的全民抗日战争，按不住胸中的激动，又拿起笔来，写了些新诗和战斗通信，也写了点短篇小说，这些材料较前确有进步。比如说题材新颖，故事生动，语言通畅。高眼的人为了帮助后学，照顾情绪，给过一些鼓励。个人没有自知之明，私心窃喜，认为：我这些小文章虽说质量不高，是产生在伟大的抗日根据地，是反映了新时代的新思潮；比那些落后的顽固的吟风弄月的无病呻吟的东西好多了。这种自满心情，一直持续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的时候。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同整顿三风同时进行的。当检查到主观主义、不深入下层、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就接触到整顿文风和党八股的问题。虽说个人写的文章不多，一经检查，问题还很严重，原来所沾沾自喜的东西，多半从猎奇的观点出发，写的是离奇的故事，用的是陈旧僵硬的语言，自己主观上是要表现工农兵，但未能写出工农兵的英雄本色，甚至用多余的笔墨描写他们思想生活中某些落后的东西，结果给工农兵纯朴的精神面貌上，涂抹了不洁的色彩。
经过检查和深入学习，思想开朗了，眼界宽阔了，懂得文艺实有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从古至今，任何阶级任何社会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总是看你把什么人摆在舞台的正面上，看你爱的是什么人，憎的是什么人，又是怎样的憎爱法。懂得了这些问题，使自己大吃一惊。原来自己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未真正入党；口头上讲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生活里并非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观愿望上是为工农兵，具体的文章里不是完全为了工农兵。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是否正确的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而革命人生观的建立又必须从改造思想着手。改造思想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长期的（往往是一辈子）艰巨的细致的工作，还具有不同程度的痛苦过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多是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开始，而书本学习仅仅是浅尝的开端，认真改造思想，必须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置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里去。温室里培育的花卉经不起风霜，风平浪静的水面难以锻炼出色的水手。“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必经之阶。革命战士的称号不是招之即来的。在战场上，他敢于向敌人拼刺刀，敢于刺刀见红。在敌人法庭上，他有孤胆英雄的气魄，能以雷霆万钧之力压倒群敌。他能忍受任何艰苦困难，也能经得起和平胜利，能够善于改正错误，也能够正确地对待荣誉。他有终生不变的人生目标，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奋勇前进。用人民解放军里习惯的语言则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二十年来，如果说个人为党为人民多少做了一点工作，多少写过一点微不足道的材料，主要是依靠于整风和改造思想，过去如此，今后仍须如此。
关于深入生活联系群众参加实际斗争的问题，由于毛主席的教导，也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我们在敌后的生活和斗争中，收到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一般说来，我们能够联系群众，在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在抗战期间，在老根据地里，我和我的几位亲密战友多次从河北省的定县出发，经过深泽安平饶阳一直到献县，几百里路自由走来走去，不带介绍信也不带路条，吃饭住宿，到处受到热情的招待。几十个村庄成十成百的农民、工人、青年、妇女、文化团体的干部彼此都很熟悉。大家是同志，也像是亲戚和朋友。在群众中光是拿我们当亲生儿女一样对待的老人，就不只十位八位，在敌人大扫荡以后，安平县一位大娘连续掩护我们两三个月，整夜为我们静坐打更。当我发高烧病倒的时候，邻家两位大娘，一家杀掉唯一的那只母鸡，另家把仅存的半升白面拿出来。阳泉的老大娘听说我们要走，连夜割黍子推磨，追出五六里路，把冒热气儿的粘糕揣到我们怀里。定县的老大娘用女儿的嫁妆给我们做鞋袜。饶阳城边的老大爷在儿子为了我们被敌人抓去的同时，还尽先把我们送到安全地方。高阳县的一对老夫妇，在敌人支着机枪的包围圈下，忍受着鞭笞［chī］踢打把我的伙伴拉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把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分离开。人民群众这种崇高的行为，已经把人类间存在的爱情发挥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描写这种高尚感情，没有如椽的大笔，没有掌握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
群众这样推心置腹地对待我们，首先是因为他们热爱共产党和八路军，由于共产党的正义事业完全代表了群众的利益，由于我们在正义事业里作着坠露添流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也由于我们接受了毛主席的教导，从“脱离群众，生活空虚”的狭隘圈子跳出来，跟群众打成了一片。
作到跟群众打成一片并不是容易事，不等于穿上工人农民的衣服，吃吃派饭，站在群众里面开开会就能解决问题。必须痛下决心，经过艰巨的斗争和锻炼。大问题姑且不谈，我想举出纺线这个小事。纺线在我家乡是最司空见惯的事，八九岁的小姑娘都会纺。有人在星光底下，有的点个香头。记得我母亲纺线连香头也不点，多咱也是黑灯瞎火地摸索着纺。冬季上学我起得很早，但我每次起来，总看到母亲的针线竹篮里，堆着白花花的七八个纺成的穗子。按说我是门里出身，可是不曾学会。参加革命后，当上级把新纺车和卷絮交给我的时候，整得我好苦呵！粗细不匀，频频断头，纺出来的线没人要，只能凑合着织裹腿。咬牙坚持下去，水平逐渐提高了。后来摆在徐水县大王店的集市上，至少给评个二等线。这时，搬着一辆纺车，自自然然地坐在纺车群里，边谈边纺，老太太挥着泪花畅谈她们的往事，年青的姑娘媳妇腼腆着脸把心事倾吐出来。当然我们不是单打一学纺线。白洋淀里我们能够单人划船，平原陆地会推大嘴车子，敌人杀来的时刻，我们会挺身出来保卫根据地、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仗凭这些本事，使我们有资格跟群众鱼水相依打成一片，从而充实了生活，获得前所未闻未懂的知识。今天能够写点粗糙的材料，多是依靠着当年的积累。回想起来，没有毛主席深入生活的指路明灯，不只是没法写文章，简直无法在群众中生活，也不能做好任何工作。
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也不等于就解决了创作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为革命的文艺事业指明方向，却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主席在《讲话》中曾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创作这种高级成色的文艺作品，必须具有玲珑的匠心和精湛的技巧。对于有了政治水平和生活知识的同志们说，文艺修养、创作实践就形成了最突出的问题。人们看文艺作品的心情，不同于看人民日报的社论，也不同于读红旗杂志的论文，因为他们不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求什么政治论点或科学依据。从文艺作品中，他们要看到栩栩如生的人物，要发现一种崇高的品质和动人的感情，要探询或重温一种生活、游览一定的风光境界，得到一些意趣盎然的知识，有人则是有意识地调济精神，换得休息的机会，有人旨在于追求美的艺术的享受。最后，他们终于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和启发。看来读者和观众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作家担负的任务也是艰巨复杂的。你是个文艺工作者，你要写一本小说，有了丰富的斗争生活，也熟悉很多人物。但你要写什么人？怎样写出活生生的而不是死板板的人？复杂纷纭的生活里先写哪一段落？人物怎样陆续出场？施耐庵加工改写的《水浒》起始于踢气球发迹的高俅。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三国演义》开端于黄巾起义，也许真正开始于桃园三结义。《红楼梦》的头绪则是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来大观园走亲的刘姥姥。这里边有学问，它涉及文章的结构安排，局部的结构安排对全篇都有重要的影响。提到行文的结构层次，古人曾说：“文似观山不喜平。”又说：“用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要求我们：远山淡抹，近树浓涂，千变万化，娇艳多姿。水浒的结构方法是一枝一叶单人独线接续穿连，最后汇百川入大海。《三国演义》常用群山对峙，奇峰并出，多章集锦组成万马奔腾的高潮。《红楼梦》则以细腻生花之笔，疏密相间，烘托陪衬，从平凡生活中叙述离合悲欢，细节描写中道出大千世界。试拿古典文学名著的塑造人物和我们对比一下，人家一部作品写了几十几百个人物，人物各有千秋。我们的则是大致雷同，千人一面。人家写来同树异枝，同花异果，变幻层出、出人意表，气象万千，无一直笔。我们多是直挺挺的看了开头就判明了结局。我们的革命事业比前人伟大得不可比拟，今天的斗争生活比过去的不知丰富多少倍，党对文学艺术的重视任何历史朝代都无法伦比，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肯定不比古人低。为什么现代文学作品很少有赶上并超过古典名著的呢？我看关键问题就在于学习钻研技巧！
学习技巧中一项重大问题是学习语言。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也必是优秀的语言家。一切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往往从学习语言开始创作的。到他创作上具有一定风格的时候，他的语言功夫也必然达到相应的高度。切莫低估语言的重大作用，文艺作品的整个建筑，都是依靠语言来支撑充实和装饰的。有些语言像永不褪色的明珠，经历万古千秋，让人满嘴噙香琅琅上口。那些饱含哲理的警句，往往被当成座右铭，作为立身行事的归依。有时候短短几句富有典型的话，可以完成一个人的历史小传，甚至总结了他的一生。
必须从中外的文学作品里学习语言，吸取有益的精华，充实我们的创作。中国的文学遗产十分丰富，无论是著名的古典戏剧和小说，或是历代留下来的散文或诗词歌赋，都要很好地继承下来。从中采撷［jié］一枝一叶，溶化在我们的作品里，也会闪烁有光。我深深感到：学习《诗经》、《离骚》、《左传》、《孟子》、唐诗宋词元曲、唐宋八家及明清以来的散文有好处，就是学点对联入门，像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松”等也有好处。但是，比较起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习人民大众的语言，这应该是一切语言的主流，它最现实最丰富最鲜明生动也最有生活气息。比如形容有说服力的时候，我们也许是用“鲜花解语，顽石点头”。农民称赞能说会道的人则是“把死汉子说活了手”。谢太傅赏雪，说：“大雪纷纷何所似？”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从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后来有的新诗形容降雪说：“大雪飞飞复飞飞，好似无数小鬼在天空撒石灰。”这可能是从“撒盐空中……”转借来的。但到了民间故事馋老婆看雪的时候，完全丢开上述的词藻，她把不同厚度的雪，一律看成诱人垂涎的食物。也许馋老婆的语言更性格化更有生活气息。形容数九寒天可以用“朔风凛冽，砭人肌骨。”但农民的语汇更丰富，他们说：“一九二九抄着手，三九四九凌上走。”说“三九四九，冻死老狗。”甚至夸张说：“三九四九，冻烂了石头。”冬至到来天长了，书本上告诉我说：“吃了冬至的饭，一天长一线。”当我转述及某女同志时，她更正说：“吃了冬至的饭，巧女儿多作一条线。”哪个更美丽些？前些日子，写一段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小故事，怎样也想不出适当的语言、让掩护我们的人去向鬼子报告。不愿再用那“平安无事”。这句话已经多次出现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了。新词找不出来，只得请教干过护路队的老乡。他笑了笑之后，当即高声念唱：“报告太君，电线杆子长着哩！洋瓷瓶瓶绑着哩！铁道躺着哩！”这是何等生动。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语言的贫乏，正是生活贫乏的反映。
人民群众的语言浩如烟海，香飘万里，随处奔流，任你吸取采撷。但你不能当懒汉，不能吃现成的。不能自然主义的去运用。群众的某些语言还不够精炼，有些不尽合乎逻辑，有些不大准确的方言和有音无字的话，需要加工提炼，使之再加提高。逐渐升腾为全民的普通话。
我再说一遍，作品里应该使用文学语言，不能把祖先遗留下来的珠玑宝翠束之高阁。但是，为了更加接近生活，更加易于为广大群众接受，我更同意多用通俗语言，竭力使文章作到口语化。在这个途径上要大胆，要有创造性。要学习和遵守语法修辞，但不要过分地为语法修辞所约束，人民大众习惯的口语中，自身具有逻辑性。“好容易”实际是“好不容易”的意思。至少要兼容并蓄。某些语文教员学了语法之后，只许学生说“好不容易”而阉割了“好容易”，这是不妥当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要过分受语法的拘泥，对于某些别脚语法法规，应用群众习惯的语法取而代之。
总之，提高艺术修养，刻苦学习技巧，加强创作实践，在当前看来是文艺工作者存在的种种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盏指路明灯，二十年来一直照亮着我们前进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盏明灯必将更加灿烂。然而，“大匠能使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师傅领进门，学徒在个人。”当我们怀着喜悦和幸福的心情重新学习这篇伟大的历史文献的时候，不能辜负党的栽培教诲，不能辜负人民的热情期待，必须认真改造思想深入生活学习技巧，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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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创作的感受
——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周年杂记
马加
有些文艺青年同志给我来信，问到我是怎样开始创作的，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这样说：我一开始创作就遇到了困难，今天也还是有困难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从东北流亡到北京（当时称北平），住在东城沙滩文丰公寓。两个月后，我被传到地方法庭上，因为公寓老板控告我拖欠十元房租，法庭拘留我一天，我只好把简单的行李送进了当铺，还了房租。剩下的只有一支钢笔。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是怎样生存的问题。和家庭断了关系，又找不到职业，虽然有所谓“东北流亡学生救济金”，但绝不会给我这种人的。我想来想去，只好从钢笔上去打主意，既要生活，也想把自己的心里怨气写一写。
后来，我搬到北京西郊西柳村去住，那里有一座永安观古庙，用一元房租租到一间祠堂，于是，我就用那支钢笔写起文章来。几年功夫，一共写了六七十万字，短篇也好、长篇也好，统统述说抗日的单一主题，这个主题是多么激动我，我不能平静地进行艺术构思，安排故事情节，细心琢磨语言，热情突破了艺术规律。我的热情很少产生效果，当时是国民党统治的天下，谈论抗日是有罪的，寄出去的文章，不是给开了天窗，就是给退回来，或者丢到编辑的纸篓里，这并没有使我失去信心，我还是坚持写下去。没有发表的地方，几个穷朋友掏腰包印刊物，刊物查封了就去撒传单，参加左联和救亡活动，敌人统治迫害越厉害，我越仇视那个社会，那个社会虽然不给我创作自由和生活权利，却给我一种最好的生活教育：使我真正的懂得了什么是饥饿滋味？什么是流亡心情？什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现实生活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延安去！
我在延安参加了文艺工作团，经历了敌后六个抗日根据地、随着八路军向着太行山进军，在吕梁山下的村庄蹲过点，在冀南的枣树林子里宿过营，在冀中的交通沟里打过游击、登过平西的万花山、渡过滹沱［hū-tuó］河追击敌人，几个地区比较起来，算是在延安呆得最长，受的教育也最深，其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就是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学习。
1942年的气候是美好的，尽管敌人封锁了陕甘宁边区，春天照样来到了延安。刚进了5月，杨家岭的侧面山上开了红白的刺梅花，就在杨家岭山下的大礼堂里，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我不能忘记那宝贵的时刻，毛主席是怎样从大礼堂的北门走进来，态度从容自如，与到会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亲切握手。毛主席亲手栽培了文艺新人，亲手制定了工农兵文艺路线，在中国文艺史上划了一个时代，开始一个新的时代。确切的说，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从事文艺创作才算开始，不管生活和创作，都要从新开始。
我原拟写滹沱河流域作为创作起点，我在敌后根据地生活了三年时间，在创作上也花去了同样多的时间。那时候，我在白天参加整风学习，或者上山开荒生产，一点一滴的细节描写，都是在夜里思索出来的。小说写得非常艰苦，中间也发生过波折，后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一边读，一边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衡量，我发现语言太知识分子气，缺乏群众的新鲜活泼的语言，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得一针见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作呢？”我觉得毛主席批评了我，鞭策了我。想要通过艺术语言为群众服务，只有很好地和群众结合，很好地实践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1946年，我到了东北解放区，在佳木斯的农村做群众工作，我做群众工作这是第二次了，因为自己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教育，有了明确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那时候，农村里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我带着工作队下乡，一家一户的访问，一个人一个人的唠喀，党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他们要求土地，就给他们分土地。他们仇恨地主，就领导他们斗争地主。有了胡子，就帮助他们打胡子。日子长了，我和群众的感情自然的结合起来，发生一种阶级的共鸣，他们分土地表现的高兴；我也感到高兴；他们斗地主表现的愤怒，我也感到愤怒。我离开他们，心里老是惦念他们。他们也从遥远的地方跑来看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对我说，我向他们学习了许多语言知识。
《江山村十日》这本小说，是和群众结合的产品，写作的时候，用最大的气力去解决创作的语言问题，怎样使用人民群众的语言。高尔基称：“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人物和情节都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语言可以影响到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如果不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又怎能强迫人家去接受呢？用群众的语言去表现群众的思想感情，不仅是涉及到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涉及到美学思想问题。这时候，我的美学观念发生一个变化，过去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语言是美的；现在我却认为群众的语言是美的，过去我认为书本子上的语言是美的；现在我却认为生活里的语言是美的。有一次，我在生活当中学了这样一句语言。在一个贫雇农大会上，一个名叫孙老粘的老实庄稼人慢慢地走出来，还没有发言，别人就出来替他介绍说：“孙老粘是树叶掉都怕砸脑袋。”这句话是那么活泼生动，真实又形象，人物活灵活现出来，是使人能感觉到的一种语言、一种活的语言。如果用知识分子语言去表现这个人物性格，拖泥带水说一大堆，也还是空空洞洞。但是，自己过去习惯了那种学生腔，一动笔就是那一套。想要改变一种腔调，一种文风，一种习惯了的表现方法，比改变一种生活上习惯势力还要困难。我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群众语言，常常憋了一两点钟、一天半天。几时寻找不到，几时我不罢休，绝不用学生腔去顶缸，轻易的饶恕了自己。在小说里夹着一些不三不四的语言，等于谷子地生长莠草，就是浪费，就是蹧蹋语言艺术。也许我又偏爱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使小说的时代环境概括得不够广阔，人物的心灵挖掘不深，缺少革命的浪漫主义色调。
《开不败的花朵》是取材我的亲身经历。经历了科尔沁旗草原发生的一场风波，因为身临其境，观察的实在，感受的也深。故事和人物都是现成的，差不多提笔就可以写成小说。我试过几次笔，怎么也写不下去。这里有什么困难呢？最大的困难就是创作方法问题。在1946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还没有提出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我是知道的，理解很不完全。如果我固执自己的一点经历，作品就会粘在现实主义的泥土上，理想树得不高。不用说，我不愿意喋喋［dié-dié］不休叙述自己的危险遭遇，自己的遭遇是不足为道的。用庸俗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局面，也会造成错误的。那时的政治局面是严重的，我军退出四平，国民党军队进占郑家屯，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叛变，内蒙古草原上出现一片乌云，革命者需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必胜的理想，相信草原上的乌云一定会消失，出现明朗蔚蓝的天空。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解放，被奴役十四年的土地上一定能建起社会主义大厦。在文学作品里应该反映比现实生活更高的理想，我背诵着毛主席的话：“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这些话解放了我的创作思路，给了我启发，那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积极因素。
我写王耀东这个人物，是作为一个英雄典型来处理的，让他去体现伟大的革命理想，完成一种高尚行动。我日夜琢磨着：怎样把科尔沁旗草原气息和英雄人物的理想结合起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一种升华的力量，在艺术上需要一种相适应的格调，它仿佛音乐上的定调一样，调子定了，节奏才能随着呼应起来，显出了生命力。作品的头一句就是定调的开始。我用日记体裁开了一个头、又用叙述的笔法开了一个头，一连开了六七个头，怎么也捉摸不到那把钥匙。过了三四年光景，国内提出写新英雄人物的理论，由于一种生活的启示，小说的头一句难关才突破了：“五月梢，在蒙古草原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我一口气把文章写完，才发现写得多么短呀；又带着同样不满足的心情结束了这部创作。
我构思《红色的果实》的时候，刚好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拥护这个方针。不仅是作为一件政治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抗美援朝时候，我过了鸭绿江，受了一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我在《在祖国的东方》里歌颂了这个主题。在《三千里江山》里，差不多也歌颂了同一主题，《江山村十日》的开头是工作同志坐着爬犁下乡，《暴风骤雨》的开头是工作队坐车下乡（我是钦佩《三千里江山》和《暴风骤雨》表现语言的本领的）。尽管作者彼此没有商量过、看过底稿，但作品表现出来的却有相同之处。我是在描写我经历的生活呀！后来我才明白、现实生活存在着一种共同规律（当然也有差异），人们认识客观规律也有共同之点，运动有一定发展阶段，工作有一套办法，如果不独出心裁就难免不会碰车。何况我写得又最慢，作品出版也晚，手法又不新鲜，就有“过时”之感，我下决心探求自己的路子，不管在结构上，语言上，风格上，形式上，主题上尽量做到和别人的作品有所不同。
生活不等于艺术，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不是随便在任何生活里都能找到。那年，我到本溪三家子农村去，那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民兵英雄，他要求我帮助他办农业合作社，开过几次会，经过思想酝酿，讨论了土地入股，除了上中农观望动摇外，十几户贫农都坚决的入了社。以后，我换了另外一个工作地方，忽然那个民兵英雄老远地跑来找我，他说他们的农业合作社硬逼着给拆散了，他家不幸没有了工作，父亲双目失明，老婆离了婚。他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入了社。我可以按照生活本身来写一部农业合作化两条道路或两条路线斗争的故事，如果别的同志也这样写，岂不是容易变了成套。我放弃了写作的打算，又到盖平太阳升农业合作社去生活。那里也能找到类似的公式，他们的生产搞得很出色。仿佛又给那套公式一种补充。工作出色的地方，反映到作品里并不一定就出色，创作就难在这个地方。
蚯蚓吃的是泥土，拉的也是泥土。蜜蜂采的是花粉，酿成的是蜂蜜，泥土固然重要，但是蜂蜜才有营养价值。作家应该向蜜蜂学习：采百花，制成百花齐放的成品。应该说：那个民兵英雄给了我许多思想启发，太阳升的干部和苹?果林子给我提供了许多素材。但是，作为小说主人翁曲世青，却是另外发现的。
曲世青是现实生活里的人物，我观察了三四个类似曲世青的人物，加以集中和提高，作为创作的典型。小说里出现了这个典型，仿佛白开水里放进了茶叶，菜里掺进了咸盐，味道就不同了。他使小说更换了主题，改变了结构，突破了生活中的框框。我也从框框里解放出来，不再写工作同志下乡发动农业合作化、怎样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了。我歌颂一个红色战士在保卫革命果实所贡献的力量，回到家乡来受到各种考验，经历了敌我斗争，家庭的矛盾斗争，自我矛盾斗争，也包括了在农业合作化时出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农业合作化作为时代背景安排在小说里，不是主题），把曲世青构成矛盾斗争的焦点，让这个生理上残废的人，不断的在行动上、道德上、爱情上、党性上，经历了矛盾和探索、痛苦和自我教育，来丰富他的精神生活。当然曲世青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物，生理的绝望曾动过自杀的念头，经过教育悔悟了，才更爱生活，更爱党的事业，更爱自己的家乡，经得起一次一次的打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多么需要红色的战士，在农村里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何秀兰是个好逸恶劳的女性，她从农村流到了城市，恰好和曲世青的行动成为明显的对比，我观察到这种现象，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为了小说的首尾安排开端和结果，曾经到熊岳农业试验站研究过植物，访问过果树技师，阅读科学论文，构思两段小小的情节。我这次在创作上付出的劳动代价是从来没有过的，它不仅是为了形式和风格的需要，介绍主人翁登场和结局，也顺便交代了一下主题。我觉得已经把主题交代清楚了。可是，有的批评家却认为小说里对于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没有展开，仿佛非用那框框套它不行。我承认对于关造武这个人的狭隘灵魂挖掘不深，对曲世青的阻力不大，因为我的脑子里还有清规戒律的东西。
我欢迎来自各方面批评家提出的意见，特别是来自人民中间的意见和要求，不管什么意见和要求，对我都是一种有益的鞭策。我希望从学习和创作实践中得到提高，就是不断地向小说里寻找缺点，提出困难问题。每一部作品都有它难产的开头，都有它的具体困难，从开始创作那天算起，就深深地体验到那种滋味了。在创作上，我从来不敢幻想有什么幸运，除了艰巨的劳动和不断的克服困难之外，是没有任何捷径的。做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登山是一步一步地爬。我常常回忆过去打游击的生活，爬一座山，打一脚泡，出一身汗，直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才跨上了最后一步，上了山顶，松了一口气，四外望望，还有许多高山竖在眼前。现在，我又快体会到登山的心情，它不是我登过的吕梁山和太行山，说不定是大理的苍山；还是喜马拉雅山。它使我惊奇、兴奋又鼓舞，也混合着一种恐惧不安的情绪。我每次读着毛主席的著作，总是能找到一种支持的力量，一种不怕困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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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景行行止
臧克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神话：一个幸运的人从神仙那里得到一把金钥匙，凭它打开了深山中万宝之库的石门。
我们读过这样的故事：荷马拜伦在他们世界驰名的诗的巨作中，开头先向文艺女神虔诚祈祷：“懿歟缪司”！
这些神话、故事，虽然神妙动人，但无补于实际。
现在，我们掌握着一个巨大的、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传诸百世而不替的至宝，用它去打开社会主义文艺的大门。依之从事创作，创作繁荣如春临百花园；依之从事评论，绳墨有准如大匠运斤，它使我们的生活、思想、情感焕然一新，如同种子落在新翻的土壤里。
这个至宝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没有它之前，我们的文艺思想是混乱的，我们的是非是不明的，我们的心胸是狭隘的，我们的眼睛是朦胧的。
它，像一轮红日驱散了资产阶级的、封建残余的纷纷扰扰的云雾，文艺的天空中射出了万丈光芒。
它，用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斩断了一切腐臭的害人的毒草与荆棘；它提纲挈［qiè］领地竖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准则。我们的心豁然开朗了，我们的眼前大放光明。
它的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浩瀚如汪洋；它的原则虽然条数不多，认真学习起来，足够一生受用。
“景行行止”，它就是一条康庄大道，成群结队的人走在这条大道上；“高山仰止”，它就是一座高山，我们仰望它，我们艰苦努力地去向它攀登。
不要轻易地说：我完全读懂了。懂，不应该仅只在字面的意义上。如果不能把这些字句，从生活的斗争中，从认识、运用实践中化为自己的血肉，我们就不能说完全读懂了它。
它不只叫人去背诵它的词句，更重要的是要照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去实践。你一年复一年的阅读它的时候，会感觉每次体会不完全相同。它是一只标尺，可以测量出你心得的进度。“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每次重读它，这两句名言便蓦然来到我的心头。
五年的果木果满园。十年种木长风烟。《讲话》已经二十周年，累累的文艺果实呵，如此鲜红耀眼！
1962、5、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