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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短录
张献忠不杀人辨
陈波
说张献忠是杀星下界，所到之处，杀人如麻，这种说法显然是出自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革命领袖的诋诬毁谤，只是反动宣传，毫无历史真实价值；但另一方面，为了同情张献忠，为了同情农民革命，一反其道而行之，偏说张献忠不杀一人，或者根据一点一滴的笔记记载，就得出了张献忠不曾杀人的结论，我看不但同样是不合历史实际，也是有害的论断。
夸张的去描绘张献忠杀人的“事实”，过去“官书”“半官书”以及所谓“私家史乘”真也成篇累牍，难于胜计；他们也许因为制造诳言，尚不足以解对农民起义的心头之恨，又从而归之于因果报应，甚至假以神话，迷惑世人。如所谓献忠立“七杀碑”，碑上镌“天生万物以养人，人何以对天，……”然后接连着刻上七个大“杀”字。这一“碑文”，从文字上看，已难索解，也许是出于愤世嫉俗者流，指献忠为“代天行刑”，乃担当起杀人的使命；也许由于献忠幼时，随父贩枣，误将驴粪玷污地主石坊，不但其父被打，且迫其用手擦净驴粪，而给他埋下了深刻的阶级仇恨的种子。从这一事实出发，从石坊引伸到石碑，因而制造出这一“传说”。不管动因如何，但“七杀碑”之说，正是给张献忠杀人的诳言增加了添油加醋的材料，也正中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上怀”，乐于广为传播的。
关于张献忠不杀人的说法，当然不如说张献忠“杀人成性”的多，但也不是没有的。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载：“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这一记载究竟详情如何，现在当然很难考查，也许出之于刘献廷同情农民起义，故而出此；也许张献忠大军到达衡州之日，地主官吏早已望风逃尽，农民以及被压迫被剥削者又归附献军，因此无可杀之对象。但有些历史学家根据这一记载，而在大做翻案文章，由此而证明张献忠并不杀人，这也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我就很难同意这一结论。
自然我也知道说张献忠不杀人，是出于有些历史学家的好心，是由同情农民革命而发，特别是以“不杀一人”与地主、资产阶级诬蔑张献忠“屠杀”州人盈野，恰恰的翻了一个个儿，看来像是十分鲜明强烈的对比；可是历史不离乎现实，不离乎事理。当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进行群众性的武装革命之时，既已诉之于刀兵，就很难想像不曾杀人；而况作为革命对象的阶级，又哪里会自动的滚下统治的宝座，而不去加以凶残的镇压与扑灭革命力量呢？我看农民革命不发生则已，如果一发而不可遏止之时，即使革命者主观上不欲多所诛杀，但为了革命，为了对付统治者的镇压，也势难由己，所以问题不在于农民起义杀人不杀人，而在于杀的是什么人？是敌对的统治者、压迫者，还是普通人民（自然在刀兵之中，普通人民也难免有误伤误杀之事）。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绝不是吃素念佛的人所干的事，而被革命者所希望的，也正是只有他们来屠杀革命者，反过来却不许革命者动刀枪进行革命。当然，我讲这些，并无提倡杀人、主张多杀人之意。我只是希望，对张献忠其人其事，还以一个历史本来面目。因此，就不必斤斤沾着在一个“杀”字上去理解，倒是赵老太爷准不准阿Q革命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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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谈甬剧《双玉蝉》谢芳儿的人物创造
凤子
上海市堇凤甬剧团在北京演出的甬剧《双玉蝉》，着重刻划封建社会的牺牲者谢芳儿这个人物，较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了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线索虽然单一，人物面貌却较丰满。对照剧本，比较演出，《双玉蝉》在创作上有独到之处。
就戏论戏，《双玉蝉》的故事结构是颇不一般化的。故事相当洗练而集中，十分可信地塑造了谢芳儿这个悲剧人物，她的不幸的一生引起观众无限的同情和深思。从芳儿待嫁闺中开始到撞匾而死，前后十八年，这十八年闯进芳儿生活中来的，与芳儿的命运有关的人不多，人物间的纠葛也并不复杂。两岁幼儿沈梦霞从无知到成长，相依为命的父亲在封建宗族压力下忧愤辞世了，芳儿的前车之鉴三婶被族长强令削发为尼了。就这几个人物用笔不多，有的人物只是起了故事的铺叙或对主人翁的陪衬作用。然而就这几个人物的遭际却关系着芳儿的终生命运。如父亲，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绝未料到酒后的一句戏言就断送了女儿的一生，而在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这并不是偶然的例子。如三婶和三叔，除了对照和陪衬芳儿外，这一对人物的命运，却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牺牲者的典型。至于沈梦霞，他和芳儿的关系是既一般而又不一般。他本人也是个无辜者。由于作者对封建社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社会里的这几个人物能运用历史唯物的观点来分析，所以用笔虽不多，却能抓住人物的精神面貌，行动的逻辑。作者并未在芳儿同这几个人物中，或人物之间制造更多的纠葛；构成全剧的情节并不因此感到简单，相反的，在丰富主人翁芳儿的内心世界却起了对照、陪衬、深化的作用，对戏的主题的挖掘，对封建社会罪恶制度的抨击也就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人物不多，事件单一是艺术手法的精练和集中，精练和集中不同于简单化，正是为了突出主要人物和事件。芳儿是罪恶的封建制度的牺牲者，她的悲剧却又不同于三婶，她没有重复三婶的痛苦遭遇，实际上比三婶的更痛苦。她同样不能抗拒封建制度强加于她的婚约；而对眼面前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实际上不足两岁的孤儿却要肩负起严父和慈母的责任，要抚育他，要教养他。消耗青春，忍受折磨，幼年的沈梦霞是天真无知的，为了使这个孩子健康成长，在族规的压力下还得以姊弟的名义默守着婚约。看来她只能活尸般地了此一生了，悲剧的结束似乎也到了尽头了，然而不然，死水也会起波澜，枯木也会生春芽，随着年月的逝去、沈梦霞长大成人了。对抚育自己长大成人的义姊怀着感戴的恩情，看来十分一般的感情却挑起芳儿不一般的变化，这变化似是突然却很自然。对于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牺牲者来说是相当突然，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芳儿重新唤起对爱情的憧憬却是十分自然的了。这个人物创造的成功，内心世界挖的深邃，人物思想感情的这一转折和发展，像是突起的异峰，抓住了万千观众和读者的心。芳儿是个活生生的人，她有权利要求爱情，她具有争取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活下去的强烈的愿望，这在第一场戏里绣嫁衣和她父亲向族长的申述中有了伏笔。虽然在封建压力下，一个活泼少女被窒息的活不成、死不了，可是精神的折磨并不能埋葬掉她做为一个人应有的愿望，和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有的对爱情的向往，芳儿的不一般的感情变化是符合作为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的发展规律的。对芳儿这个具体人物的遭遇看来，这个发展却又是很不一般的了。在《恋蝉》这一折戏里，谁能忍心讽笑芳儿是自作多情呢？有了这一转折，为第七折《悲蝉》埋下很好的悲剧因素。沈梦霞及第归来，并奉旨完姻，芳儿闻讯，悲喜交集，十八年的梦想似乎就要成为事实，表面上似乎是对封建婚姻寄托了希望，实际上是对幻想中的爱情余烬重燃。残酷的现实马上撕破了芳儿的幻想，对镜梳妆，发现了两鬓白发，对沈梦霞那种相依为命的姊弟感情不能不引起犹疑。为封建制度牺牲了的青春一去不复返，芳儿的悲剧自然而然的结束了。试问除了碰死在表彰义节的御赐金匾上还有别的出路么？碰匾这一笔落的十分有力，芳儿的牺牲是对封建制度的控诉，这控诉是从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得出的结论。
芳儿从少女到中年，一系列的细节描写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她的悲剧结局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不过，所有这些细节集中在芳儿这个具体人物身上，意料之中却来个意料之外的发展变化，意料之外却并不使人感到突然。这些细节那样紧密地和主人翁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细节都起了脉络贯通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笔是赘笔。芳儿的动人形象是从这些似乎是一般的情节中烘托出来的，所以看来一般的也就留给人很不一般的印象了。范素琴同志真实、诚恳地创造了这个人物，感动了每一个观众，从少女到中年，人物性格不断的发展变化，每一场戏她都获得了观众的信任。
一出好戏，人们看了固然会记住情节故事，但深印在人们脑中的应是生活在剧中的人。剧是编的，当然需要有情节有故事，无巧不成书嘛，编小说尚且需要动人的情节和细节描写，何况是戏？要在三小时内将人物的一段生活，甚而到是人物的一生概括在这一特定的艺术形式中呢？人物是通过情节故事来展现的，但是，为什么有些有情节有故事的戏并不都能给人留下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来呢？为什么一些情节炽热的戏给人的印象并不隽永呢？甚至是经不住推敲的呢？在戏剧创作上如何集中写人，写人物在特定时代中特定环境里生活的变化和思想、性格的发展，不是从生活的概念或是从艺术形式出发，而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双玉蝉》提出了值得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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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词
——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赛诗广播大会上
蒙古族说唱诗人 琶杰遗作
紫檀木散发出醉人的芳香，
我的琴演奏出满心的欢畅，
过去我不识一头牛大的字，
今天我却满腔热情献诗章。
内蒙古历来是诗歌的海洋，
新民歌更像汹涌滔天的巨浪，
咱草原向来是诗歌的故乡，
新民歌更像迎春盛开的海棠。
白发苍苍的老人生活幸福，
从早到晚编唱快乐的诗歌，
健美秀丽的姑娘勤劳善歌，
纵情歌唱我区富饶的山河。
我的琴是不疲倦的骆驼，
我的诗歌是汹涌的喷泉，
我的歌喉是人民的驿马，
我的感情是光烈的火焰。
我愿把我的歌声和琴音，
赤诚地奉献给广大人民，
我愿把内蒙古人民的新生活，
编成动人的好来宝到处传诵。
〔安柯钦夫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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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哀悼琶杰兄长
蒙古族说唱诗人 毛一罕
我和挚爱的琶杰兄长，
童年时代就亲如手足，
仿佛是犍牛的犄角，
和睦地生长在一起。
在饥寒交迫的年代，
我们是患难与共的弟兄，
在说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是互励互勉的同伴。
在黑暗的旧社会，
我们备受咒骂和虐待，
在封建王公统治下，
我们受尽鄙视和欺凌。
全赖伟大革命的胜利，
我们有了自由的权利，
遵照党和领袖的教导，
我们共同为人民歌唱。
在党——母亲的怀抱里，
我们像一对双生子，
在人民的养育下，
我们同声高唱新生活。
未曾想到小旋风，
吹来不幸的消息，
不曾想到健在的你，
竟然和我永久分离。
未曾料到黑旋风，
刮来痛心的噩耗，
不曾料到谈笑的你，
就此和我永远诀别。
紫檀树即使倒下去，
它的枝叶仍然生长，
敬爱的兄长死去了，
挚诚的老弟怎能不悲伤。
红果树就是倒下去，
它的根须依然发芽，
尊敬的兄长死去了，
亲热的老弟怎能不怀念。
才华出众的兄长啊，
你依旧活在我的心里，
你那火焰一般的诗歌，
将世世代代熊熊燃烧。
你那扣人心弦的好来宝，
每天在广播电台播唱，
你那充满活力的身姿，
还通过电影和我见面。
你所从事的革命事业，
将在史册里闪烁光芒，
你所说唱的诗歌故事，
将在人民中广泛传扬。
你那不疲倦的战斗精神，
给我树起学习的榜样，
你那爱党爱人民的教诲，
我将永远铭记和发扬。
你未竟的革命事业，
将由千万同志继承，
你那歌唱社会主义的意志，
我将竭尽全力来担当！
〔安柯钦夫译〕
〔编者附记〕蒙古族著名的诗人、杰出的说唱艺术家琶杰同志，不幸于今年4月7日病逝北京。我们特发表他的一首遗作和毛一罕同志的诗，以志悼念。
琶杰的祖祖辈辈都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九岁时便被王爷送到庙里当喇嘛，但是琶杰从小就爱好说唱艺术。终于在他十八岁那年走出寺庙，开始了艺人生活。在旧时代那种阴云笼罩草原的黑暗年月里，琶杰背着四胡，走遍了内蒙古二十多个旗的土地。他的歌声里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和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解放后，他接受了革命真理，投入了家乡的社会民主改革运动。曾被选为农会主席和村长，并屡次被评为模范干部。1950年参加了内蒙古东部区文工团。此后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互助合作运动中，编演了许多动人的故事。1955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以后，他同另一位著名的说唱诗人毛依罕一起，经常在呼和浩特的蒙语说书厅演唱各种传统书曲节目。琶杰同志不但能创造性地说唱许多汉族的古典名著，而且还创作了许多“好来宝”和长诗。他的遗作很多，其中根据古典巨著《格斯尔传》、《江格尔传》创作的长诗《英雄格斯尔可汗》、《江格尔》《阿拉坦汗》、《忽热勒巴特尔》等都是极受欢迎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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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一张犁上做文章
叶守先
犁是常见的、普通的农具，乡村的小铁铺都会打，一般的木匠都会装。然而不要看这么一张普普通通的犁，做得好与不好，却大有文章可做啦。
嘉兴木器厂有一位叫胡兴彰的老师傅，他制的犁，郊区三十里周围的农民都喜欢用。人们赞美他的犁“放手也能走三步”。胡师傅不仅研究犁的本身，还联系到使用的对象，就是说掌握了土性、牛性、气候等的特点，使犁与之相适应。这样制造出来的犁，就各具“特性”，能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条件。
制一张犁还有这么多讲究，这样繁难？是的，事无大小，要做好它，都不能简单处之。胡兴彰初学制犁时也曾碰过壁的。一次农民拿了他制的犁来说：犁坏了不能用。他看了一下并未坏，到田中试了一下能犁土。但那农民坚持说不能用，胡师傅亲到农民那里去试了一下，原来土质不同，这适宜浅耕的犁，却犁不动那深的土层。这事给了他教训，不能依样画葫芦。
做犁毕竟还是比较简单的，领导工作，指挥生产，那比起制造犁来又不知要复杂多少，这里牵涉的外界因素就更其多了，既要坚决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又要因时因地制宜，这里的文章，做起来岂不难得多了吗？
怎样才能做好呢？关键还在于有为群众服务的决心，肯深入了解情况，肯向群众学习。胡兴彰同志就是这么做的。去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门外下起淅淅沥沥的春雨来，他就勾起了心事。原来他想到天雨泥湿，粘性大，犁头要制平一些才能用，于是他立即通知农民改装，不会装的可来调换。你看，他时时在为农民着想，因此“出门认货”，主动负责到底。正是这一种为人着想的负责精神，才促使他在犁上去大做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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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院（中国画）
许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