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伟大的时代歌手
——杜甫的生活与创作
蒋和森
一
凡是属于时代的东西，不一定是诗；但愈是诗，便愈是带着时代的特色。别林斯基曾说：“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①。一个诗人，需要不断地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养其肺腑，扩其胸臆，然后才能发出惊风雨、泣鬼神的声音。
伟大诗人杜甫，以他一生的创作实践，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杜甫所生长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发生巨大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一方面是：唐代封建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唐玄宗开元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稀有的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又是：在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正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随着专制统治者的荒淫腐化和政治的急速败坏，封建社会所固有的种种矛盾，不断地加深和激化，终于在诗人四十四岁的那一年（公元755年），爆发了一场巨大的历史事变——安史之乱。这一场叛乱，犹如一阵狂飚［biāo］匝［zā］地而起，顿时吹散了李唐封建统治宝座上的祥云瑞气②。从此，便转入一个“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战乱时代。这是一个苦难重重的时代，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背后，还深刻地连结着民族的矛盾和阶级的矛盾。
这种复杂的矛盾，在杜甫的思想上、同时也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特别可贵的是，诗人更以“浑涵汪茫”的现实主义笔触，从多方面反映出处于封建社会各种压迫下呻吟流血的人民。在诗人的笔下，我们不仅看到那一时代种种悲惨的生活情景，而且还嗅到一股浓烈的时代生活气息——那种忧郁的、悲怆的时代生活气息。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封建社会，在杜甫的诗歌创作里找到了它最好的歌手。
杜甫诗歌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前人曾经有所目见，还在当时就称他为“诗史”。但是，杜甫之所以能够反映出他的时代，他的诗之所以显得那样的“光焰万丈”，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宋人孙仅认为是由于得到“天地真粹之气”，王安石也认为在诗人的作品里有一种排天斡［wò］地的“元气”；这些说法，自然不免流于神秘，不足深论。更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杜诗的“真气脉作用”，是由于“读圣贤古人书”③，或云：“博极群书”，“驰骋千古”④，等等。这些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博极群书”的诗人何尝少有，然而却很少能够达到杜甫那样的高度。书籍，有时给某些诗人似乎并没有带来很多益处，反而使他们的诗增加了不少的“奥”气、“酸”气，甚至“腐”气。是的，不读书是成不了诗人的，但是光读书也成不了诗人。虽然，杜甫自己曾经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诗人的历史，就会感到他除了拥有万卷书的渊博知识以外，更读破了一部教人以一切智慧的大书——生活。
经常和生活——充满时代气息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杜甫在同时代诗人中显得异乎寻常的地方，也是唯有他获得“诗史”这个光荣桂冠的来由。
首先，我们看到诗人的一生遭际，无论是悲伤、痛苦乃至欢乐，都常常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移。当唐玄宗后期的政治变得一团昏黑的时候，诗人在长安的十年生活中也没有一点光亮。他屡次求伸，都受到奸相李林甫的打击，而在生活上更是陷入“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的窘境。安史之乱，这一场时代的风暴，不仅改变了唐代的历史，而且也把诗人抛到那一时代生活的底层。他走在难民的行列里，以野果充饥，以树枝当屋，与人民一同经受着各种苦难。后来，又被叛军俘至沦陷后的长安，亲历了一番刺心的国破景象。接着，又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过两军对峙的防线，奔向当时肃宗皇帝的所在地凤翔——那在微弱地跳动着的国家心脏。此后，随着时代的动荡，诗人的生活也很少安定的时候。……
可是，在这个大时代的风暴里，其他许多诗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都没有像杜甫那样地把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到一起。譬如像王维，他自从十九岁（开元七年）中解元后，仕途颇为风顺，唐玄宗后期的腐败政治可算是对他没有多少打击。安史乱时，他虽然因为陷在长安，被迫授伪官，后来差一点办罪；但他受此挫折后，就更加变得逃避现实了，和佛家思想却愈益靠近，终至归隐“辋［wǎng］川别墅”。李白在安史乱时，也远离了时代的风暴。此时的歌声也未免显得有些不够响亮了。与此相反，杜甫的许多不朽名篇，那些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诗人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写在安史乱后那个时代动荡得最激烈的时候。
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读不到那种“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态度，也读不到那种“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潇洒气概；有的，只是深刻的忧伤、沉重的叹息、特别是执拗地注视着苦难大地的深心焦虑。是的，杜甫是属于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诗人，不仅是由于个性，更是由于时代，不容许他去唱出那些飘逸洒脱的歌声。青年时代的杜甫，本来也是一个充满豪气的人物，我们看他那时：“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是何等的意气飞扬！他也曾这样说过：“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无情地磨损着诗人青年时代的棱角，也不断地使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从他的深染着时代忧伤的内心，常常只能发出沉雄盘郁的声音。
二
事实又告诉我们：处在生活的激流中，也可能写出时代气息很弱的作品。重要的问题是：还要看一个诗人或艺术家对生活感受的深度如何，特别是在思想感情上和人民达到何种程度的靠近。杜甫的诗歌之所以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正是由于他对封建时代的生活——苦难的生活不仅是见之以目，而且是受之以身。其所受之深之久，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罕见的。
诗人早从困处长安开始，一直到他病死在湘江船上，这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几乎都是在苦饥、苦寒、疾病和乱离、漂泊中度过的。最困苦的时候，诗人曾经拾橡栗、挖黄精充饥；诗人的幼子还曾经饿死在奉先家中；直到诗人垂死之前，仍然发出“应过数粒食”的悲叹。
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思想感情便是怎样的。正是由于杜甫对饥寒困苦的生活感受至深，所以他即使对于无知的飞禽走兽，也常常以他所特有的敏感，去体察到它们的饥情饿态。因此，在诗人的作品中，大量地出现了这样一些自然界的形象。如：“江晚白鸥饥”、“老雁春忍饥”、“苍鹰饥啄泥”、“骥病思偏秣”以及“饥鸟似欲向人啼”等等。当然，如果杜甫仅仅写出这些诗句，还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诗人所经受的饥寒以及乱离、漂泊等各种困苦，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那一时代的不幸。同时，这一切又是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以及其它各种黑暗腐败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诗人不仅是看到自然界的饥鸟，更是看到社会上的饥民，而且还看到在饥饿的现象背后存在着餍饱的现象；正是因为少数人穷奢极欲的“饱”，才造成了大量的饥饿。因此，在诗人的笔下不仅写到“饥”，也写到“饱”。这就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zhù］轴茅茨空。
（《岁晏行》）又如：
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
饱食亦何心，荒哉膏粱客。
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
（《驱竖子摘苍耳》）这些尖锐地揭露出阶级社会本质的诗句，如果我们考虑到它是出现在一千二百多年以前的诗人的笔下，这就更加会使我们感到：生活——接近人民的生活，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帮助了杜甫。
生活对杜甫的影响，还可以从他写于不同时期的诗中看到明显的表现。譬如诗人曾以雨灾为题写过好几首诗。青年时代有一首《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时诗人还没有结束“快意”的漫游生活，因此他虽然对着黄河决堤的“苦雨”，心情却并不是那么沉重。在这首诗中，他主要着力于描写洪水滔天的壮观，充满了“螺蚌”、“蛟螭”、“蟠桃”、“巨鳌”等等的神话想像；对于水灾的为害，则显得不很经心，只是轻笔带过，说得极为空泛。整个诗洋溢着一种宽闲的调子，并铺排着许多对偶的句子和典故。再看十数年后，当诗人困处长安时，也因淫雨成灾写过几首诗，如《九日寄岑参》、《秋雨叹》等。这时诗人对社会现实已经有了较深的接触，在咸阳桥边听到过人民“直上干云霄”的哭声，因此同样是描写“苦雨”的诗，但内容、情调都显得很不相同了。诗中已经没有那些悠然的神话想像，而是“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诗的情绪，不仅显得焦虑盘心，而且语言也很自然质朴。再看安史乱时，诗人在逃难途中经过三川县时，又曾经碰到淫雨引起山洪泛滥，并写了一首《三川观水涨》。诗中深寄着中原陆沉之慨，其中有句云：“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这两句诗，也是想像，但它与《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诗中的那种想像，是显得多么不同。这些都生动地表明，生活的变化在诗人的心灵上所留下的轨迹。
生活不仅充实了杜甫诗歌的内容，而且还发展了诗人的封建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满目疮痍的现实，更加激起了他的“仁政爱民”、“匡时济世”的思想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稷、契之志。因此，他不断在诗中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愿：“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他又时常这样勉励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但是生活又告诉诗人，他所抱的那一套圣君
贤相式的儒家社会理想是不实际的，因此他常常在诗中伤痛地自称“腐儒”，又说：“壮士耻为儒”，并且还发出过这样剧烈的愤慨：“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zhī］俱尘埃。”不仅如此，由于诗人和生活、和人民的接近，他甚至在某些地方突破了封建阶级儒家世界观的局限，把他的批判笔锋伸到封建社会最高顶端，写出了不少越出君臣纲常而被道学先生指为“无礼”、“类于讪讦［jié］”的诗。
生活是作家的学校，这是一个没有毕业期限的学校。如果离开这个学校，任何天才都要褪色。在这方面，杜甫也同样地向我们提供了生动的证明。
在杜甫的一生中，也有与时代现实比较隔离的时候，那是在收复后的长安做左拾遗的当儿。其时，他出入宫阙，靠近了皇帝；于是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不少诗中，便轻笼着一层香烟缭绕的皇家气氛，写出了像“香飘合殿春风转，花复千官淑景移”这类华丽雍容带有初唐风调的诗句；有时甚至还沉入这样的诗境：“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这与诗人一贯所表现的“沉郁顿挫”，真是判若两途。幸亏这一段生活没有持续多久，诗人因疏救房琯触怒了肃宗皇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诗人永远离开了长安、离开了皇帝，又呼吸到弥漫着烽火硝烟的时代气息，看到在各种压迫下呻吟流血的人民；于是他的诗立刻放射出照人的光采，写出了为人所熟知的“三吏”、“三别”。这一来，诗人不仅把他自己的创作发展到新的高度，同时也把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发展到新的高度。
对于这一段创作生活，七年后，诗人在夔［kuí］州时曾经这样追念道：
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
（《峡中览物》）可见当时诗人虽然被贬，但诗兴却很高。所以高，乃是生活使然，在此似乎不必多赘。不过不妨补充一点的是：这句“忆在潼关诗兴多”，实在比常被人所引的“读书破万卷”、“语不惊人死不休”等等，更能道出杜甫的作诗三昧。
三
前人曾说杜诗“所言皆当时大事要著，足补国史所未逮”，这主要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评价杜诗，其实还没有完全看到杜诗所具有的丰富时代内容。杜甫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诗人，并不是因为在他的诗中可以找到许多历史事实。他不是作为一个历史家去记录或分析他的时代的，而是以一个诗人所特有的方式去反映出他的时代。如果离开了这个特点，我们就不能充分认识杜甫。
所谓“诗史”，并不是把历史事实纳入有韵或分行的文字，否则，做一个诗人就未免太容易了。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家）的史书可以改为韵文，但仍是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⑤。宋代的汪元量，所写诗多记述国亡北徙［xǐ］之事，曾有人以“诗史”目之，可是这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恐怕连知道他的人也已不多，其故就在有韵律的历史记载并不等于诗。
诗，是现实生活最精炼的艺术概括；同时它又是在思想支配下的强烈感情，通过富有美感形象的艺术表现。我国古代曾认为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⑥的结果，英国大诗人渥兹华斯也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⑦。这些说法虽不完全精确，但却是接触到这个特点的，即：一个诗人不仅首先需要具有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而且还需要具有丰富的、易于被外物激起的热情。毋怪别林斯基曾说：“没有热情，就不能有任何诗。”⑧诗人和科学家不同的地方是：他不仅仅是用理智去认识世界，而且还用感情去拥抱世界。如果仅是采取冷漠的“理智”态度，是很难写出好诗来的。高尔基对用这种方式所写出来的“诗”，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指责：“这些仅凭着理性构成的一行行和一段段的字句，照例都完全缺少感情、缺少诗人和他的主题之间的完全的、真诚的融洽。”⑨
杜甫的诗，其所以不同于历史记载和富有艺术感染力，原因当然很多，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诗人无论是记事或写实，除了深寓着富有社会意义的思想主题以外，而且在“诗人和他的主题之间”，还赋以精美的艺术表现和流溢着充沛的感情——那种好像摸着可以感到发烫的感情，与忧国忧民的思想有着深刻联系的感情。
且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抒写的国破之情，它是何等强烈！竟至春天的花鸟在诗人的眼里也失去了娱人的声色，而变成增悲惹恨之物。“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听到国土收复时的感情，它又是何等的强烈，欢腾喜跃之态，如在目前。“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是抒写的乱离之情，它凄惋、缠绵，然而又是这般的深远！
贯注在诗人作品里的感情，仅从这些摘引的诗句上，还不能充分看到它的全貌，它还常常以浑灏［hào］流转的声势表现在整首诗里或一组诗里，以及表现在那些一气流注、不可句摘的古风里。譬如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洗兵马》等等，单从个别的句子来看，甚至会觉得平淡无奇，但若是通篇读去，细加吟味，就会感到在那里面荡漾着多么深浑苍郁的感情！毋怪前人常对杜甫的古风大篇特别称赞，如王安石以《洗兵马》作为四家诗选的压卷；叶石林认为《述怀》、《北征》诸篇，是“穷极笔力”的“古今绝唱”⑩；元稹则是这样盛赞杜甫：“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 深”?；宋祁也曾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其所以“千言不少衰”，乃是因为“动于中”者深，故“形于言”者盛。诗人自己也曾经这样提到感情对他的创作所起的推动力量：“情在强诗篇”；又说：“箧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等等。
正像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一样，感情也是由客观存在来决定的。强烈的感情，只有产生于强烈的生活感受；高尚的感情，也必须以高尚的思想为根本。管仲有言：“无根而固者情也”?，刘勰曾援引这句话来说明文艺的感染力。其实这句话是不够精确的，感情如果没有思想的指导、没有生活的培育，就会像无根之木，既不牢固也开不出诗的花朵。诗，绝不是浮浅的琐屑的感情冲动，它要求感情必须植根在时代生活的深处，必须具有内在的思想光辉，然后才有动人的力量。
当我们细读诗人的全部作品，就会感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诗人的感情总是最容易被时代生活中的问题所吸引、所激发。在诗人的身上，一贯地表现着强烈的政治热情。
前人曾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此语虽未必为当，但有关政治时事的诗，确以杜甫写得又多又好。白居易曾说杜诗中涉及时事的章句“亦不过三四十”，这个数字实在太不精确，毋怪引起宋人黄彻的质疑：“今观杜集忧战伐、呼苍生、悯疮痍者，往往而是，岂直三四十而已哉：“岂乐天未尝熟考之耶？”?。
强烈的政治热情，不仅使杜甫的反映时事的诗写得多而且好，而且还开拓了诗人的创作天地。许多看来好像是很难入诗的题材，譬如像军事战略问题，这是从来没有被人表现过的，然而杜甫都把它写成了诗，而且是好诗。在诗人的笔下，许多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第一次带进了诗歌的领域。政治热情，给文艺所带来的是旺盛的生命力，而绝不是相反；杜甫用创作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诗人对时事问题的热切关注，他又常常在诗中表现出一种政治的远见。如在安史之乱的前夕，诗人就已经为国家的前途深怀忧虑了。在和高适、岑参、储光羲等登慈恩寺塔时，诸人皆有吟咏，但大都是极言塔势高耸，登之有出世之慨；唯独杜甫却无此想，而是“登兹翻百忧”。在塔上，他不是感到“净理了可悟”（岑参诗），或“俯仰宇宙空”（储光羲诗），而是看到秦山“破碎”、昆仑“日晏”（都是讽谕当时唐玄宗荒淫逸乐和政治黑暗），因而在诗中发出这样的呼喊：“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不仅如此，在《塞芦子》、《留花门》、《诸将五首》、《警急》、《伤春五首》……等诗中，更表现出诗人对国家生活中的大事，无论是军事、外交、内政都很关心，并为之深谋远虑。如诗人入蜀时，途经剑门，看到险峻的地势，并不是徒惊造化之奇，而是深心地预感到将有军阀割据之患（后来果然），因而写出这样的名句：“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前人对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这种政治远见，赞叹不置，曾称诗人为“灼见时事，真可运筹决胜”，又说：“公岂徒诗人已哉！”。
杜甫当然是诗人而不是军事家、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些带有政治远见的经国文章，乃是由于他拥有一个伟大诗人所特有的时代敏感，从生活中所培养起来的时代敏感。
四
由于和生活的长期接近，苦难的现实不断地挑起诗人的天下苍生之念，使他对遁世思想具有一种内在的抵抗力。
在诗人的一生中，也曾经交往过许多求仙学佛的朋友，除李白、王维外，还有董鍊师、元逸人、赞公和尚、惠远和尚等等，但是道家佛家思想却一直很难在诗人的心里生根。即使偶有这样的念头，也如电光一闪，瞬息即逝。譬如他五十一岁在四川时，曾经拜访过一个文公和尚，在禅龛面前不禁动了皈［guī］依之念：“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又说：“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可是就在这之后不久，他一听到唐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不禁大喜若狂，非但不以“诗酒”为“污”，而且写出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那首为人传颂的名诗。
眼睛总是望着现实，心里总是想着有济于现世，这是杜甫的性格特点。
与此相联系，诗人在创作上则表现为：悲伤而不颓废，忧郁而不消沉。
虽然黑暗的封建社会曾经是那样地折磨着诗人，但是他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的心情，却一直很“热”。直到诗人最后病倒在湘江船上，已经药石无效，还是焦灼地系念着处于内乱外患中的国家、人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特别可贵的是：当诗人愈是处在饥饿、寒冷、流离等不幸遭遇里，往往愈是更见深情地想到“平人”、想到“寒女”、想到“天下寒士”。譬如当他遇到幼子饿死这样的惨事，并没有仅仅沉入个人的悲痛里面，而是想起还有比他更为不幸的人：“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xiàng］洞不可掇”。
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这是杜甫有别于其他许多中国古代诗人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显得特别伟大的地方。
鲁迅先生说得好：“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由于杜甫是他的时代的产儿，是一个为国家人民的苦难真正感到心里发痛的人，因此不管什么题材，一经诗人写来，便很自然地捺上他自己的、同时也是时代的印记。
诗人对国家、人民、时事、政治的关心，不仅表现在那些直接反映人民疾苦的即事名篇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即景咏物、乃至歌咏草木虫鱼的诗中。他对着雨，就会想起雨中的兵士或农夫；他对着一棵枯棕，就会想起被剥削得干枯的人民；其他如对着月、对着飞萤、对着病马、对着夏夜的苦热或拦道的蔓草……也都常常很自然地和封建社会里各种黑暗腐败的现象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即使在那些并未涉及时事、看来好像只是纯粹抒写个人生活的诗中，也常常熔铸着时代的东西。这类例子多不胜举，且看他的被誉为
“古今七言律第一”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劈空而起，骋其笔势，一气滚去，真是写得苍莽高浑，卓炼精深；而在阔大雄健之中，又深透着一片郁勃之气。这不是王维所能写出的诗，也不是李白所能写出的诗，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才能，而是缺少杜甫那样的情怀、特别是那样的生活素养。满溢在这首诗中的萧森秋气，与其说是季节的，毋宁说是时代的。杜甫写这首诗的年代（公元767年），正是大唐帝国的繁华早过，衰象日深，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各方面都趋向萧条雕零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只能引起人们正常的忧郁，因此只能产生这样“沉郁”而又阔大的诗。同时，也只有这样的诗，是饱经忧患的杜甫写得最多最好、并成为他的抒情短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诗人的笔下，原是“晓莺工迸泪，秋月解伤神”的，诗人使宇宙万象常常蒙上了一层悲怆忧郁的时代感情。这也正是可以见出诗人深刻的地方，他不仅反映出时代的外貌，而且还反映出时代的情绪、心理和色调。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诗人对自己的唱出了时代忧患的诗歌，显然也是感到十分自负的。
自然，在这里也需要指出：由于时代的、阶级的限制，杜甫只能唱出时代的沉郁和苦难，还不能唱出爆炸一般的革命歌声。封建制度的体现者——皇帝，仍然是诗人精神上的最高主宰，在诗人的世界观上，还不能很好地分清“忠君”与“爱国”这两个概念。他虽然深刻地揭露了自己出身阶级的腐朽，但并未成为这个阶级的贰臣逆子。不过需要看到的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为重要的一面是：在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所能允许的历史条件下，杜甫极大地完成了一个诗人的艺术使命，他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前辈提供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使中国古典诗歌从来没有这样深入，这样扎实地走向生活、走向人民。
杜甫，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伟大的时代歌手。
①《别林斯基论文学》，21页，本社。
②唐自开国以来，各方呈祥献瑞，史不绝书。开元十三年九月曾“禁奏祥瑞”，但天宝十三载（即安禄山叛乱的前一年），太清宫仍奏：“学士李琪见玄元皇帝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
③方东树：《昭昧詹言》。
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序。
⑤亚里士多德：《诗学》。
⑥《诗序》。
⑦渥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4页，1961年，第1册）。
⑧《别林斯基论文学》60页，新文艺出版社。
⑨《高尔基论文选》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⑩叶梦得：《石林诗话》。
?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见《文心雕龙》·《指瑕》。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
?黄彻：《?溪诗话》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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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随圜诗话》札记
郭沫若
三五、评王安石
袁枚于王荆公诗深致不满，而于其诗论则尤极意诋毁。如谓荆公“若论诗，则终身在门外”（《诗话》卷一第四六则），又“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卷六第一则），这是由于成见太深。
平心而论，王荆公为诗，早年好用险韵，且多一韵到底，实在是有意矜奇斗险。但到晚年退隐金陵，所为绝句殊为平易近人。正如孙过庭《书谱》所云“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此语，袁枚亦征引之以论诗，见《诗话》卷七第一七则，唯文有出入。）
至于荆公论诗，亦自个人中，深知甘苦。有这样一段故事。苏东坡《雪夜书北堂壁》诗有句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荆公问其子王雱［páng］：学士此诗妙处？雱答云：不过形容雪色与寒意耳。荆公曰：不然。《道藏》以“玉楼”喻肩，以“银海”喻眼，知此而后知学士诗之妙。
袁枚对此却加以驳斥。其说云：“东坡雪诗用‘银海’‘玉楼’，不过言雪之白，以银玉字样衬托之，亦诗家常事。注苏者必以为道家肩目之称，则当下雪时，专飞道士家，不到别人家耶？”（《诗话》卷一第四六则）真是极端的诡辩。诗用《道藏》语，何能说为即指道士其人？
要驳斥，自然有驳斥者的自由。但袁枚在同一书中，却又明明根据王安石之说以为说。
“或称东坡‘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余曰：此亦有所本也。晚唐裴说诗：‘瘦肌寒起粟，病眼馁生花’。”（《诗话》卷十四第三七则）
这不明明为王安石的解释找到证明：“玉楼”以比肌肤，“银海”以喻眼吗？袁枚于彼则斥之，于此则袭之。“翻手作云复手雨”（杜甫诗句），究竟公道何在？
苏东坡在王荆公为政敌，但荆公于东坡诗则深加体会，诚意待人。袁枚则不然。心中只横亘着一个“拗相公”的念头，翻来复去只是说荆公执扭。毁其诗而及其人，毁其人复及其诗。成见之深，令人惊愕。
“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诗话》卷一第四六则）
“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诗话》卷六第一则）
地主阶级之遗忿，七百年后犹汇萃于袁枚之笔端。究竟谁为“拗强乖张”？谁为“拗执刻酷”？不肯虚己接物，全凭成见骂人。两两相比之下，荆公之性格，与袁枚之相悬，奚啻［chì］霄壤？三六、丝、蜜、奶、漆《诗话》卷十三第七二则引“或问：诗不贵典，何以少陵有‘读破万卷’之说？”此缘杜甫诗句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袁枚答云：“‘破’字与‘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之法。盖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囵[hú-lun］用其糟粕也。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
这几句话说得很不错，因为扩充其意而成六言八句：
蚕食桑而吐丝，
蜂采花而酿蜜。
牛吃草而出奶，
树吸壤而生漆。
破其卷而取神，
吮其精而去粕。
融宇宙之万有，
凭呕心之创作。
三七、“佳士轩”
《诗话》卷十四第六十则：
“劝人知足者，……楚中戴喻让孝廉有句云：‘天地犹憾尧舜病，人生何必为其尽”？……足以醒世。
戴屡赴礼闱，不第。归颜其室曰‘佳士轩’。人问：君自命为‘佳士’乎？曰：非也。‘佳’字不成‘進’字，为欠一‘走’耳。”
今案戴诗甚艰涩，且有语病。所谓“天地犹憾”者，乃据《中庸》“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所谓“尧舜病”者，出《论语》：“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谓尧舜犹难办到。“人生何必为其尽”，乃是教人苟且偷安，甘居中游。物质生活可不求其尽，精神生活亦可不求其尽吗？尧舜办不到，就可以不必办到吗？有何教育意义而赞扬之？
所题“佳士轩”，骤看颇觉幽默。然而“進”字，从隹（音锥［zhuī］）不从佳；从隹（音绰［chuò］）不从走。是则“佳士”之不能成为“进士”者，不仅“为欠一走”，其本身实亦非佳。
戴某不通小学（文字学），袁枚亦不通小学，故遗下此笑话之笑话。虽不足以“醒世”，然适足以醒士矣。三八、关心农家疾苦
《诗话》卷十四第七八则，录锡山顾立方进士《不雨叹》一首。诗调铿锵［kēng-qiāng］，又能关心农家疾苦，自是难得之作，但惜对农田水利不甚了了。
“朝不雨，夕不雨，老农低头泪如雨。浮云闲闲自来去。安得侬家稻，多于原上草？有雨固佳晴亦好。安得侬家田，生近沧海边？朝潮暮汐高于天。”
其实，老农心目中是不会羡慕“原上草”的。就是“原上草”，天太旱也会枯萎。《诗经》上不是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大雅·云汉》）吗？山上的草木都枯死干净了，何况“原上草”！
其次，海水中含盐量不少，不利于稻田。稻田而愿其“生近沧海边”，也同样缺乏常识。
故顾诗所写老农心理，不是农民心理而是地主心理。因而诗调虽铿锵，而意识却隔膜。不过这位进士究竟还能关心农家疾苦，也可算是凤毛麟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