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晚明杰出的一位科学工作组织者、宣传者兼实践者
——纪念徐光启诞生四百周年
袁翰青
我国学术界在十六、十七世纪时，多少有点和欧洲当时的情形相似，曾经出现过不少卓越的自然科学家。集药物学和植物学大成的李时珍、翔实地记录了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宋应星、足迹几遍全国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翻译《同文算指》的数学家李之藻以及在音韵方面有重要贡献的语言学家方以智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科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留下不朽的著作，构成我国自然科学史中辉煌的篇章。他们生在明代的晚期。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科学家的出现，反映了明代社会手工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萌芽期的表现之一。
在晚明的杰出科学家之中，最典型的人物当推徐光启。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会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先驱人物。
今年4月24日是徐光启诞生的四百周年纪念日。尽管几百年来，自然科学已经有了极其巨大的进展，远非晚明的旧观，可是我们缅怀先哲的业绩，深深地感觉到，徐光启热爱祖国，读书勤奋，治学谨严，对我国的社会文化起过不小的促进作用。他在科学研究方面，仍然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光辉榜样。我们以崇敬景仰兼奋发自励的心情来纪念这位卓越的学人。
徐光启的生平和著作
徐光启字子先，别号玄扈先生，死后谥文定，所以后人往往尊称他为徐文定公。他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夏历3月21日（公元1562年阳历4月24日），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里。由于是独生子，虽然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他的父母仍然培养他去走当时封建社会里认为最有前途的道路，读书求仕。经过相当刻苦的努力读书，徐光启于二十岁时考进秀才，三十五岁时考中举人，四十二岁时终于考中科举时期的最高等级进士。从此他就在北京做官，经历了明代晚期的四个皇帝，历任过翰林院检讨、詹事府少詹事、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官职，最后在七十一岁时，也就是他逝世的那一年，做到了相当于宰相的文渊阁大学士。他是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在北京病故的。遗体葬在上海，坟墓现在仍在上海徐家汇。
徐光启是一个活动面很广的知识分子。在做京官之前，他曾经多年在家乡和广东、广西等地教书。长期的教书生活，使他有机会在经书之外，博览群籍，如史书上的天文志以及古代的农学著作，大概都在这一时期涉猎过。当他三十三岁在广东韶州（今曲江县）教书的时候，认识了在那里传教的耶稣会士。这是他和天主教发生关系的开始，也使他对西方的科学文化有了初步的接触。
1600年，徐光启三十八岁，在南京认识了耶稣会的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过了三年，徐光启受了洗礼，入了天主教。后来两人都长期住在北京，经常往来，友谊很深。利玛窦是当时外来传教士中科学知识最丰富的一个人，并且为了取得人们对传教士的信任，以介绍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在实质上，晚明外来的传教士是欧洲商业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先遣部队，可是客观上却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徐光启的信奉天主教使他有了进一步掌握外来科学知识的机会，并且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加深了认识。
一般说来，晚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保守，醉心于空疏的词藻和玄虚的性理，了解自然科学而且想从传教士那里吸收西方科学知识的人是很少的。宗教信仰当然是唯心思想的表现，可是徐光启能不顾尊儒重佛的历史传统以及因循保守的社会习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毅然进了天主教，这在上层知识分子里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才能做到。
徐光启在京做官的二十几年期间，明王朝的统治已经很不稳固，一方面国内不断地有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尤其严重的是在东北有满洲贵族的一再进攻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倭寇）的侵扰，使整个明室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
正像历史上许多正直的自然科学家那样，徐光启处在外患紧急的形势之下，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由他遗留下来的奏疏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当时的经济、财政、农垦、水利、国防等各方面的政策，都提出过周详中肯的建议。当倭寇侵扰朝鲜的时候，他曾奏请联朝抗倭，并自请出使朝鲜。1619年，辽东守军被满族大败，举国不安。徐光启当时以五十八岁的文官，几次奏请练兵自效，得到了在北通州练兵的机会。在腐朽的明王朝统治下，他的练兵不曾有多少结果，当然，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的爱国心和忠君思想无可避免地杂在一起。我们只是想指出，徐光启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同时是热情的爱国者和活动力很强的知识分子。
根据《明史》的记载和其他文献的考证，我们知道，徐光启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守正不阿的廉吏。当魏忠贤宦官党羽握权时，徐光启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被排挤到回上海闲住了三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才重新起用他。“明史”还说他“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可见他做官很廉洁。
从我们现在来看，徐光启对于我国社会文化的主要贡献，当然既不在宗教方面，也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科学工作方面。他一生的科学工作很多，大部分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从1605年开始译《几何原本》起，他的科学工作就没有间断过。最突出的一项科学组织工作是自1629年起，以礼部左侍郎的职位，“奉敕修正历法”。由于封建统治的帝王把天象的变化和政权的威力联系起来，用以欺骗人民，所以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制历定时和日月食的推测工作。这方面的工作一向由所谓钦天监的台官来主持的。台官墨守成规，推测一般不准确，易有误差。明末多次推算有误，才在钦天监之外，另设“历局”，由徐光启来组织和领导。当时的“历局”设在北京宣武门内。徐光启在拟订计划、物色人才、设置仪器、观察天象、筹划经费、雇用客卿、编译书籍等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他的修历工作曾受到保守派魏文魁等人的攻击。他一面从事科学组织和科学研究工作，一面和守旧分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坚持真理，取得胜利。一直到他临死之前，还特别推荐了当时在山东任职的另一位天文学者李天经来继任主持“历局”的工作。可见他对于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忠诚。
十七世纪初期组织起来的“历局”不但替明末，并且替清代两百多年的天文历学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是徐光启在科学组织工作方面不可磨灭的业绩。
徐光启一生著译的文章书籍很多，据他的儿子徐骥和他的孙子徐尔默所搜集的遗著目录来看，共列有各种文集和专著六十多种。其中有些属于科举制艺、有些是奏章选集、有些是关于宣传天主教的文章，有些是一般诗文。这些与科学无关的著作大部分未刻印，已在1645年徐宅遭火灾而焚毁很多。他的一部分奏章和函牍曾辑刻为《徐氏庖言》。由于其中有剧烈的反抗满族的言论，所以清代列为禁书。《明经世文编》里选录了徐光启的一部分奏疏。
近人搜集了他的一些奏疏、序言和诗文，于1933年编印出版了《增订徐文定公集》。这部文集虽然编辑水平不高，而且没有包括他的重要科学译著，可是却也可从其中看出徐光启对于宣传科学的努力。例如他在1629年所写的《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的一篇很长的奏章里，提出了“历法修正”、“修历用人”、“急用仪象”、“度数旁通”等几十条具体建议，都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和科学性。尤其“度数旁通十事”，几乎遍举了十七世纪的全部科学门类并作了扼要的说明；如气象学、机械力学、大地测量等等无所不包。类乎这一奏疏的文章还不少。他是竭力想请明思宗朱由检通过政治力量来提倡这些新的科学技术。
他在一些函牍和序文里，也经常宣扬科学的作用。例如在《泰西水法》序里，他说：“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他所谓格物穷理之学就是科学。可见他对于科学，具有如此高度的信心和热情。我们认为，徐光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早期的科学工作宣传者。
经过徐光启执笔或审订的科学译著共有十多种，二百多卷，估计在三百万字左右。这些科学译著的小部分已经散佚，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印刷本行世。其中最重要的有《崇祯历书》、《几何原本》和《农政全书》三种。
《崇祯历书》可说是十七世纪前半期的一部天文历学的大丛书，包括《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三十多种书籍。这些书是由徐光启陆续呈送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所以后人统称之为《崇祯历书》。这一丛书的卷数，各处的记载不很一致，据徐光启本人在1633年所写的奏疏来看，应为一百三十四卷，他的儿子徐骥的记载是“所著历书一百三十二卷”，后人也有记为一百三十七卷的。
这部丛书的编译经过了五年多的时间。最初大多由外来传教士口述，由徐光启一人执笔。他在第二次进书时曾写道：“讨论润色，原拟多用人员，今止臣一人，每卷必须七八易稿”。可见基本上是他在独立工作。后来有了助手参加编译，他在奏疏里曾说：“略皆经臣目手”，这说明大部分仍经他执笔或审订的。最后有一小部分于徐逝世前有了初稿，后由李天经领导完成。尽管这部丛书不完全是个人著作，可是我们还是应当把它视为徐光启的重要成就之一。
《崇祯历书》在明末曾随时刻印，印数不多，现仅故宫博物院存有一百零三卷。清初由汤若望增改后刻印了其中的一百卷。避免用“崇祯”二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新法算书》，也有人称之为《新法历书》或《西法历书》。现在许多大图书馆里尚可找到这部丛书的散本。其中有一部分辑印在《古今图书集成》的《历法典》和《乾象典》里。
《几何原本》是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从拉丁文译成汉文的一部古希腊数学书。原书经过利玛窦的老师丁先生（Clavius）的增订，一共有十五卷。徐光启等只译了前六卷，后九卷一直到二百五十年之后，才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全部译完。徐等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一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欧洲数学著作译成汉文的第一部书，起了沟通中西数学的重要作用，成为明末和清代许多人学习数学的启蒙读物。
《农政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重要农书。全书共六十卷，约六十万字，由徐光启汇录明以前的和明代的许多农书中的精华，附上他自己的见解而写成的一部著作。徐光启生前并未定稿，逝世后经当时的一位进步知识分子，也就是《明经世文编》的主编人陈子龙整理编定的。这部书的写作时期，据徐光启七世孙徐如璋的说法是：“尝考后乐堂集序，农书之成，实在天启五年以后，崇祯元年之前。其时公方以礼部右侍郎被奄党劾罢”。后乐堂集是当时未刊行的徐光启文集，而天启五年至崇祯元年则是公元1625到1628年四年之间。现在通行的《农政全书》是经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校勘后，于1956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的。
除了《崇祯历书》、《几何原本》和《农政全书》三部重要科学书以外，尚有《测量法义》、《勾股义》、《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泰西水法》（此书原是单行本，后编入《农政全书》中）、《读书算》、《九章算法》、《考工记解》、《记里鼓车图解》等，也都是徐光启在科学方面的译著和著作。徐骥记载他的父亲的译著书目中，尚有书名《医方》，可见徐光启的渊博，他对于科学的各个方面，几乎无不下过工夫。
科学工作的组织以及科学著作的传播，对于促进科学的发展，当然起重要的作用。可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应当通过观察或实验等科学研究实践，对于科学本身能有所贡献。徐光启在科学实践方面也是一位先行人物。现在我们分别从天文学、数学、生物学和农学等方面来简要地讨论一下徐光启的成就。
对我国天文学的贡献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是有极其辉煌的成就的，主要的贡献在利用月亮的运行及四时的日光变化而制订的历法，同时对于日月食的推算和实测以及恒星、行星、彗星、流星、太阳黑子等的观察，都有长期的记录。到了元代的郭守敬，总结了过去天文知识的成果，使我国的天文学达到当时的高峰。至于我国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却等待到郭守敬后二百多年才由徐光启承担了起来。
徐光启对于我国原有的天文学文献、理论和方法，都十分熟悉，他的著作里常列举古代历法的沿革和日食的推测等，来说明修历和采用新仪器的必要。他在我国古代天文知识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科学实践，即是实地观测，一方面吸收了当时欧洲的天文知识，对我国的天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首先，徐光启领导了“历局”的工作人员，“日算夜测”，编制了在当时可称很完备的整个天球的恒星图。在他主编的《恒星历指》一书里这样记载着：“凡有测而入表者一千三百五十六星，所分大小、等次、远近、位置、纡直、形模，悉与天象相合。”这一恒星录，无论就精确的程度或完备的程度来说，都超过了以前的许多星录。
其次，徐光启得到客卿的协助，采用了新的测算法，使日食月食的预测，较前大为精密。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着：“盖汉以前，差以日计；唐以前，差以时计；宋元以来，差以刻计；今则差以分计。”这是十七世纪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精密度了。
在徐光启的著作里，我们看到有星等区分的说明。他写道：“恒星以芒色分气势，以大小分等第。”至于银河之为无数的远星，在我国也是徐光启首先说明的。他说：“古人以天汉非星，……今则不然。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在我国天文学史中，这些见解都具有阶段性的意义。
我国学者虽早有地圆说的认识，例如远在唐代即有“北极出地某处若干度”的说法，可视为初步的纬度概念，但是还不了解地球经度的意义，尚不能明确肯定地是球形。徐光启在1629年所写的奏章里，着重指出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对于观测天文的重要性。在他的别的著作中，也精确地讨论了地为球形的学说。他还曾经提议造一架“万国经纬地球仪”。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使地为球形的学说在我国得到传播。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人民的重大科学发明之一。可是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是磁子午而不是真子午，偏角大小因地而异。这一区别在1630年他所写的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指南针者，今术人恒用此以定南北；凡辨方正位，皆取则焉。然所得子午非真子午。……今以法考之，实各处不同。在京师则偏东五度四十分。”指南针所指不是正南北，我国在徐光启以前虽已知道，郑和下西洋（南洋）时早已应用，但测量到如此精密，那是前所未有的。他指出这一区别，对于当时的定时工作，增加了很大的精密性。
徐光启在1629年，曾奏请拨工料制造象限仪、远镜、时钟、日晷［guǐ］等大型天文仪器十种。究竟哪些曾经制成，现无法考证。可是从他的著作里，知道他是经常自用仪器来观察天象的。他并且已知使用望远镜。在1631年他向崇祯皇帝报告观测日食的疏文中，这样写着：“于密室中，斜开一隙，窥筩眼镜以测亏复”。这是我国有关使用望远镜的最早的记载，距望远镜在欧洲的发明只有二十三年。
在徐的著作《浑天仪说》一书中，他确定了周天的等分为三百六十度，使中外天文仪器的刻度得到了统一。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
徐光启以一个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在天文学上能有这样高的造诣，应当归之于他的勤奋的毅力和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我国数学发展的贡献
徐光启在天文学方面，既进行了实地观测的研究工作，又输入了当时欧洲的天文新知识。这是双重的贡献。至于在数学方面，则以介绍西方数学为其主要功绩，着力之处不在于对数学本身有所创造发明。三百多年前，介绍西方数学，使我国的数学工作在固有的本国数学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和提高的新条件。这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我国古数学代有名家，著作浩瀚，民间又发展了简捷的珠算。古数学对我国的农田测量、水利设施、工商运算等等，起过不小的作用。这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光辉成就之一。可是一般说来，明代前期的数学工作反不如前代之盛，虽有著述，却鲜新见。到了晚明才另辟蹊径，打破了这方面的沉寂。最突出的是两部重要数学书的翻译：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以及李之藻和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十一卷。这两部书扩大了当时知识界的眼光，使明末直至清初的数学得到了新的发展。
《几何原本》前六卷是1607年译竣出版的，《同文算指》是1613年才译完的。从时间上来说，徐光启等所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是第一部从欧洲文字译成汉文的数学著作，成了介绍欧洲数学的创举。
《几何原本》前六卷的内容基本上目前通行的几何学教本是相同的，而这部译本的本身在现在虽只成了我国研究科学发展史的对象，在明末和清初却是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必读书。前六卷曾经一再重版，还有过满文版，并且汇入《天学初函》这部丛书里，推广了它的流传。清代数学家李善兰说他在十五岁时读此书，并且“通其义”，可见《几何原本》前六卷在十七世纪初期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二百多年里，对培养我国数学工作者起过重要的作用。
首次翻译拉丁文的数学书，一切汉文名词极少成规可循。我们可以想像，在翻译过程中，制订名词的工作，必须付出很大的创造性的劳动。《几何原本》拉丁文原著本名《欧几里得原本》（Euclidis Elementorum）。欧几里得是人名，如仅译为“原本”则不算一部数学书名，所以徐等创造性地加了几何一词于前。“几何”二字在汉文中原只是虚词，经徐光启的利用而成了数学上的专业名词。其他数学上的专名，如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等，都是由徐光启的使用而确定了下来。科学知识必须依靠适当的名词来传播。徐光启所首创的数学翻译工作为我国近代数学的科学名词打下了基础。这是徐光启对我国数学发展的又一功绩。
除了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外，徐光启在数学方面还有一些其他著作。《崇祯历书》里就有不少有关于数学的书籍或篇章，如《筹算》、《几何要法》等。徐骥在《文定公行实》里说尚有《读书算》、《九章算法》这类数学书稿“藏于家”，大概是有关我国古数学的研究成果。因这些书稿早已散佚，无法知道它们的详细内容。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册手抄本，名《定法平方算书》，题“徐光启著”，未注年月，内容属于算术四则。遍查前人所列徐光启著作目录，均不见有此书名。因此，这一手抄本的真伪，尚待我国研究数学史者去辨明。
徐光启和罗雅谷合译的《测量全义》十卷，介绍了平面三角术和球面三角术，引述了许多新公式，对测量工作和数学工作都很重要。三角函数表也是经徐光启等首次输入我国的，当时名《测圜八线表》。三角学方面的术语，如正弦、正切等也是他所制订的。
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成就，仅仅介绍西方数学这一项工作，也就可以使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中留名不朽了。
对于生物学和农学的贡献
徐光启在生物学和农学方面是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的。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汇集在《农政全书》里。《农政全书》在我国农业遗产方面的重要性，大体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医药学方面的重要性相似。这两部书都是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阐述了作者自己的实地经验和创见的巨著。它们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两颗耀眼的明珠。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农政全书》的整理发掘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对于徐光启在生物学和农学上的贡献，只有初步的了解。至于深入的研究工作，尚待生物学家和农学家的进一步探讨。
据最早替《农政全书》原稿进行编辑整理工作的明末学者陈子龙在“凡例”中说：“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故尝躬执耒耜［lěi-sì］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又说：“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这说明了本书编写的动机、方法、经过和特点。原书计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及荒政十二个部分，内附图解。全书的内容包括很广，凡是关于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等，无不应有尽有。这部书不但是十七世纪及其前我国农业遗产的总汇，而且融会了部分外来的农业知识。
近人康成懿著《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一书，初步统计了《全书》征引的文献共有二百二十五种之多，其中一部分原书已散佚，赖《全书》的征引得以保存了片段。《农政全书》对于农业科学的历史文献，并不是简单的辑录。在选辑当中有删节、有补充也有批判。例如他在引用王祯《农书》中《地利篇》文字后说：“此书载二十八宿周天经度甚无谓。吾意欲载南北纬度，如云某地北极出地若干度，令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兴树艺，庶为得之。”他的这段意思是合乎科学原理的。
生物学和农学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凡是关于动植物特性的观察和描述的，一般说来，可以归入生物学的范围。《农政全书》里可以视为生物学方面的成就的是不少的。例如在荒政部分的《除蝗疏》里，徐光启详细描述了蝗虫的出现、成熟、习性等等。他说：“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huì］不停啮［niè］。……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这是早期的科学昆虫知识的记录。救荒部分关于许多植物属性的叙述虽大多引自《救荒本草》，可是对有些植物，却加了徐光启本人的按语，如在萱草花这一条之后，加了“玄扈先生曰：花叶芽俱嘉蔬”一段话。
在书中种植部分也有不少创见。例如讨论到乌臼树时，书中说：“臼树不须接博，但于春间将树枝一一捩［liè］转，碎其心而无伤其肤，即生子，与接博者同。余试之良然。”这是徐光启从园艺农民那里得来的植物学知识，经《全书》的记载而得到了流传。
徐光启在农学研究上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向农民去直接了解生产技术，另一个特点是自己动手试验。这都是符合近代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方法。例如在蚕桑广类部分的木棉篇中，有这样一段：“老农云，一二次锄去大叶者，此大核少棉种也；三锄后去小叶者，此秕不实种也，或实而油浥病种也。”书中类此引“老农云”、“老圃云”的话不少。
徐光启自己进行农业工作试验的记载，不但在《农政全书》中可以找到，即他留下的一些奏疏和家信里，也有关于这方面的文字。他在天津时，就做过小型水利试验。1630年他写了一篇屯田疏，计划周详，一部分就是他自己进行水利工作所得的经验。他在家信里教家人种葡萄的方法很仔细，也是根据实地的经验之谈。《全书》中荒政部分，对于很多植物，后面附有“玄扈先生曰：尝过”字样，即是亲自做过试食实验的。在树艺部分又有一段：“余所经尝者：木皮独榆可食；枯木叶独槐可食，且嘉味；在下地则燕葍、铁荸荠皆甘可食；在水中则藕、菰米；在山间则黄精、山茨菇、蕨、苎、薯、萱之属，尤众；草实则野稗、黄蓲、蓬蒿、苍耳，皆谷类也。”由此可见，徐光启不是一位读书不求甚解的人，而是一位富于实验精神的学者。
从《农政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徐光启特别重视农作物的推广工作。他从福建购得甘薯种，在滨海高地，提倡种植，指出甘薯有“十三胜”。在《全书》中有关甘薯各方面的说明，十分细致。他提倡种竹、采茶、养鱼，利用乌臼子取油。这说明了他既是科学工作实践者又是宣传者。
在天文学、数学、生物学和农学之外，徐光启对于测量、水利、经济等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有一定的成就。这位晚明的科学家是一位多面发展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百多年前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水平和要求。他的学生张溥在《农政全书》序言中扼要地叙述了这位科学大师治学情况，说：“见公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亲见公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可见徐光启之所以取得如此丰厚的科学成果，攀登上当时科学的高峰，重要的关键在于他终生勤奋。
过去，我国科学史上，卓越的人才辈出，遗留下灿烂辉煌的科学成果。徐光启就是鲜明的例证。今天，社会主义祖国的广阔天地，提供了培育科学人才的极其富饶的土壤。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歌颂千千万万现代徐光启的成长。
第5版()
专栏：
湖北讨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等问题
最近，湖北省语言文学学会举行了关于苏轼思想的讨论会。会上主要讨论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等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苏轼在变法问题上的态度是保守落后的，但对苏轼为什么反对新法，却有不同的看法。有少数人认为是立场问题。王安石的变法是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在客观上又对人民有利；而苏轼却替统治阶级说话，反对变法。例如他反对免役法，是怕统治阶级与贫民“均役”，又担心士大夫无人侍奉。他反对青苗法，是怕青苗钱放出去后收不回来，致使官吏受到责罚。他反对均输市易法，是怕商贾［gǔ］因失利而惶惑。这都说明苏轼明显地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新法实行之初，苏轼根本看不到新法有利于民的事实，“见其病，不见其利”（《司马温公行状》），这又正是他阶级本能的反映。更何况苏轼出身仕宦家庭，深受儒家经典教养和统治阶级思想熏陶。
大部分人则认为苏轼和王安石之争，是属于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因为第一，苏轼和王安石都是统治阶级中间的人。主张新法和反对新法的斗争，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新旧两党主张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苏轼不仅从特权阶级的利益出发，而且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对新法。例如他反对免役法，是怕免役法使“女户单丁”就役和把年幼者当“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上神宗皇帝书》），致使户口亡绝；又怕“青苗助役之法成，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再上皇帝书》），若行市易，则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必致星散（《乞郡札子》；更担心数世以后，暴君污吏乘间而入，危害人民。由此可见，不能将苏轼反对新法简单归结为立场问题，只能看成是认识和方法上的问题。第三，由于认识上的分歧，也就导致了方法上的差异。苏轼主张慢慢变革，小修小补，反对“求治太速”。而王安石则是雷厉风行地实行政治与经济变革，将矛头指向特权阶级。
关于苏轼的世界观，会上也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苏轼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熔佛道思想于一炉。不过，有的人认为苏轼的佛道思想的抬头是在被贬黄州以后，是为了解脱内心的苦闷与忧愁和消极避世的需要而滋生的。有的则认为这两种思想出现在被贬黄州以前，只不过是表现得不强烈，不坚决，道家思想的抬头并不是为了排遣个人的痛苦，而是因政治的需要而产生，是以道家的“无为”来反对新法的“有为”，借以达到否定新法的目的。
此外，会上还讨论了苏轼的政治态度等问题。
（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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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讨论心理发展动力等问题
江苏省心理学会筹委会不久前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上，首先讨论了师范学院公共课心理学教学的目的、性质、内容和范围等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基础课，是直接为师范学院培养目标服务的。在教学内容上应当以普通心理学为体，以教育心理学为用，亦即要做到结合教育工作阐明心理学的规律。这样，就能保证以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武装学生，为他们将来顺利地完成教育工作提供条件；就能克服以往心理学脱离实际的缺点；就能避免在内容上和教育学、教学法的重复。也有的同志认为公共心理学的教学应当注意教学技能的培养，主张以教育心理和儿童心理为基本内容，并引出教育措施和教育方法作为依据。
对于“心理发展的动力”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会上，有四种不同的意见：（一）由客观矛盾引起的主观映象本身的矛盾是心理发展的动力；（二）心理发展的动力是由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所引起的新需要和原有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三）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是对周围现实新旧反映之间的矛盾；（四）反映的能动方面与受动方面的矛盾是人的心理现象的特殊矛盾。
对于上述几种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第二种意见虽然应用比较广泛，但由于心理的内部矛盾是复杂多方面的，新需要与原有的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还不能概括心理发展的全部内容。第三种意见的概括性较大，既能说明心理形式和心理内容的发展，又能说明儿童心理和成人心理的发展，困难在于不能阐明人的心理发展特点，因为用这一矛盾也可说明动物心理的发展。第四种意见能突出人的心理的发展，但是还有待于具体说明。
此外，会上还讨论了高级神经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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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一部新发现的鸦片战争资料
《夷难始末》一书新近已在广州发现，这是一部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要资料。中山县人黄慈博（佛颐）写《广州城坊志》也曾引用过这书，自此以后，不见这书已四五十年了。
《广州城坊志》称这书作《夷难始末记事》。现在发现的本子没有“记事”二字，内容则一，分上下两卷，首尾没有序跋，铅字排印本，作者自署“沈阳樊封昆吾”。作者樊封字昆吾，广州驻防汉军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二年，他入粤督府为幕客。他是一位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小官僚，生当鸦片战争之役，得之亲见亲闻。这书就是他在战败后对禁烟和抗英的经过系统的追述。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意要打开中国通商的大门，保护鸦片的非法贸易。作者虽然不可能从殖民主义的本质上来看问题，但是他对反侵略战争有比较正确的看法，观点和立场与当时的抵抗派是基本一致的。
这书对禁烟问题和通商贸易问题的记述喜欢追源旧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追述广州十三行的源流。广州十三行是对外贸易的地方，有悠久历史。书中很明白地指出，乾隆年间已经设置洋商贸易行，是“总商六家，副商七家，在河干建立夷馆，居集远人，名曰十三行”，这对研究洋行的历史、起源和年代名称等问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作者对抗战派重要人物林则徐怀有崇高的敬意，只是对当时抗英爱国人物关天培则颇多微辞，近于反动官僚。作者是满洲旗下人，受着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对统治集团中的反动人物，也有时作出一定的妥协。
这书成书时期大概比《夷氛闻记》还早。书中保留着当时流行的訾怼［zǐ-duì］关天培先向英军炮挑起战争的谰言，未加改正，可见这书写成的时间还离鸦片战争战败后不久。
（王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