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在当年被瘟神盘踞的地方
——随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话剧一团在余江县访问演出散记
高炼
车到余江，最先触入眼帘的，就是用红笔写在墙上的大幅的《送瘟神》。看到这个，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兴奋起来，纷纷指点着，朗读着，引得许多旅客都围上来看。诚然，在《枯木逢春》每次演出中，每当血防站长向群众述说他与毛主席的幸福会见，每当“尾声”中苦妹子抱着新生的婴儿，向婆婆解释毛主席怎样为人们治好疾病而高兴得睡不着觉的时候，每当最后在动人的音乐声中响起县委书记朗诵《送瘟神》诗篇的时候，台上的演员，后台的工作人员，常常会与台下的观众一起激动得禁不住要欢呼起来。现在，在余江，我们又看到了《送瘟神》的诗篇，此时此地，此诗此情，怎能不引起我们由衷地欢呼呢？
戏在余江县的邓埠镇和锦江镇两处，共演了七场，六千多人看了我们的演出。事先我们所顾虑的语言的隔阂，和农民欣赏习惯的差异，最后，都被证明是多余的了。观众席里传来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映，一会儿肃静得像屏住呼吸；一会儿充满了关切的低语；一会儿又忽然爆发出欢快的哄堂大笑。直到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我们的惊奇才消失了。一位生产队长说得好：“你们演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怎么会不懂？”这位生产队长自己一家三代都惨死于血吸虫病的悲惨经历，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叫潘厚发，人家都叫他苦哥哥。
在西畈和马岗两个过去曾是严重疫区的生产大队里，在被瘟神盘踞之后，有的千户大村，变成了断绝人烟的废沼荒丘；不少人丁兴旺的家族，终至断宗绝代；但是，现在我们走进每一个村庄，面对着村头成群放牧的耕牛，门前聚集觅食的鸡鸭，和户外悠闲漫步的肥猪，却怎么也无法从想像中搜求出过去的荒芜的影子。
在水稻良种场，我们从那位女解说员的深入浅出的介绍中，知道这些良种已在全国十三个省份和国外三个国家的土地上，传下了它们的后代，并且取得了极好的声誉；在更新农场的饲养场里，我们看到一大群的莱克亨白鸡、澳洲黑鸡和名贵的乌骨泰和鸡，在一个口吹哨子的“牧鸡少年”的指挥下，像一片白云、黑云和黄云，有聚有散，使我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磁厂里，我们看到那多年来被冷落在山中的瓷土，从去年起已开始烧制成器。在大会堂里，我们看到赣剧团的青年演员，人还那么稚气，却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一古老剧种的复杂唱腔与做派，表现了惊人的艺术才华。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想到，人们所以能像古传说中沉睡的巨人那样，一旦醒来，就伸展开格格作响的双臂，迫不及待地奔向那与自然开战的战场，都是因为：三年前在这里消灭了血吸虫病。
用什么美好的字眼，来形容余江这个绿水青山，风景如画的好地方呢？我们走过无数笔直的公路，那里有那么多整齐而年轻的白杨林，向我们夹道欢迎；我们走过雄伟的狮子崖和明媚的白塔河，那四周一望无际的田野，虽值寒冬，也仍然呈早现出一片盎［àng］然的生意。我们极目四望，眼前是水闸和电站、新开的河道和水渠；是山岗林场上新种的马尾松和对岸果园里葱绿的桔子树……
人民世世代代渴望着用白塔河水灌溉这周围八百亩饥渴的土地，渴望着两岸的土地上能长出丰茂的庄稼，直到解放以后，这个愿望才实现了。余江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这里建成了长达一百二十华里的白塔河东西两渠，并将所有繁殖过钉螺的河道，全部翻了一个身。从此，害人的寄生虫被消灭了，河水在人们手中像驯服的长龙，温柔地环抱起八百多亩土地，使全部车水田都变成了自流灌溉。
计划逗留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一种共同的感觉在我们的心里产生，不论是公社田间冒着浓烟的一堆堆肥山，还是良种场陈列着的整齐的良种模型；不论是水库民工能扛动大山的有力的肩膀，还是磁厂工人魔术师般奇妙的双手，都使我们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推动着这一切前进。但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临走的头一天去访问一位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位将近五十岁的老农民，很沉默，并不健谈，当我们向他祝贺他们大队的卓越的生产成绩时，他赧［nǎn］然地笑了，然后又严肃地抬起他那满是皱纹的脸，诚挚地向我们说：“这算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比我们辛苦多了。”说着，他回头望了一下墙上写着的《送瘟神》的诗篇，又继续说：“毛主席有多少国家大事要管哪，我们不是小孩子，该自己争气，不能再让他老人家操心，一夜一夜地为我们睡不着。”
他的话说到这里停住了，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却开始了长久的激动。他对墙上的诗篇所投射的那感人的一瞥，使我们再一次想到了在车站、公社、市镇、办公室，甚至农民家的墙壁上看到的所有的诗篇，每当我们站在它的面前时，总能看到和他那相同的感情的一瞥，仿佛人们望着诗篇，就如同看见了毛主席本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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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将军送我一匹马
〔土家族〕胡文江这儿有一匹马，银色的马背套着金色的鞍，这匹马是匹飞马呀，你看它朝着红日飞奔。这儿有一座山，长着金色的稻谷银色的棉，这座山名叫飞马山呀，飞马山人民奔社会主义道路。飞马山人民公社社长，从前是红军的战士，他爱在山顶上唱一支歌，并且早也唱来晚也唱：“三十年前我中过弹，行军作战有困难，将军送我一匹马，革命大道平坦坦！将军送我一匹马呀，革命大道平坦坦！”
1962年元月于塔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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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街头
描画新风俗
秦犁
以前读鲁迅书简，看到他在1934年回答吴渤的信时，讲到当时在上海有个奥国人的绘画展览会，他并没有去看，原因之一是因为：“报上说是外国风景，倘是风俗，我便去看了”。鲁迅也曾劝过木刻家罗清桢多作些风俗画，说那可以“开扩眼界，增加知识”，“而且风俗图画，还于学术上也有益处的”。就这样，在我的脑海里便留下了一个印象：鲁迅先生是很看重风俗画的。
这几天，适逢北海公园有清代风俗画展览，于是我抱着看新鲜的心情去看了。一看之下，也就立刻被画面上展现出来的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民间风俗场景所吸引了。不论是其中写耕织的，画制茶的，或是描婚嫁的，绘赶庙的，都生动地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耐心的观众还可以在一幅幅描绘细致的风俗画里，寻找出五花八门的行业和极富情趣的人物活动来。那一天，我在看画时，也曾亲聆［líng］目睹到观众的反应是十分活跃的。这个说，原来清代的戏馆子是这样的啊！那个说，你看，这是清代普通人家过除夕的情景；那边又是官僚家庭过旧年看影戏的场面。再往细处看，有人指点那是卖各样小吃的，那边是跑马卖艺的杂技演员；有的又说，那小儿手里拿的玩具与今天的毫无两样；又有的发现了有的小玩艺儿今天似已失传了。于是也有人建议，何不请有关商业人员也来看看，研究一番呢？
我想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开扩眼界，增加知识”吧！
一个国家、民族的风俗有些是可以一脉相承，不断沿袭下去的，但是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不同的风俗。拿我们今天与过去相比就有着根本的差别，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个移风易俗，改旧创新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正有着描绘不尽的新风俗，新风尚，新气象。画家们若能选择一些整天耳濡［rú］目染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然后一一纪录下来，岂不是既歌颂了人民的新生活，也为后代人留下一些有图可据的珍贵史迹吗？
我想鲁迅先生所说“还于学术上也有益处”，也许指的就是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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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饶了她》
晦庵
我和郁达夫先生相识，是在他已经移家杭州、筑起了风雨茅庐之后。他每个月总要有一次乃至几次到上海转转，到上海后又总不免要找文艺界朋友聊聊。他喜欢黄仲则，有一个时期我对《两当轩集》也着了迷，见面就听他大谈黄景仁的诗。就在这些谈话里，达夫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他诚恳，热情，带着点名士风度。但我又觉得在他身上有许多矛盾，似乎始终没有脱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长衫：他对环境抱着强烈的不满，想起来反抗，又不免颓然而止。记得风雨茅庐里有一副他自己写的对联，录龚定庵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语虽沉痛，却不免仍是郁达夫式的沉痛。这种矛盾也常常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比如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吧，这并不是一部好小说，即使在他本人的作品里，也不是一部好小说。达夫自己说过，写这部小说时心境异常恶劣，“因此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我作品之中最恶劣的一篇”。但这个中篇还是反映了郁达夫性格的全部复杂性，而且正因为有这种复杂性，小说才和“文字狱”扯上了不可避免的关系。
达夫的小说很多是描写知识青年的，发抒了当时所谓“时代的苦闷”。《她是一个弱女子》也没有例外。他从生理的苦闷写到社会、政治的苦闷，作为后期作品的一个转折，又想从知识青年写到工人。小说不但涉及了“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还涉及了“一二八”日本法西斯军人的兽行，然而贯串全篇的却仍然是知识青年无可奈何的苦闷。这部小说于1932年4月由湖风书局出版，国民党反动派指为“普罗文艺”，出版不到两个月就禁止发行。湖风书局被封以后，文艺书籍的纸型却转让给现代书局，现代为了躲过检查，就倒填年份，于同年（版权页作1928年）12月重印一版，但立刻又被禁止，这回的
“罪名”是“妨害善良风俗”。经过交涉，说是删改后可以出版，但指定要删改的却不是那些所谓“妨害善良风俗”的地方。举例来说，原书第十三章说冯世芬留给郑秀岳一包书：“里面却是些她从没有听见过的《共产主义ABC》《革命妇女》《洛查卢森堡书简集》之类的封面印得很有刺激性的书籍。”“检查老爷”大概并不知道洛查卢森堡是什么人，删改本里只是把《共产主义ABC》去掉。删得最多的是原书第二十章，开头整整去了两页。为了以见一斑，我只摘录前面二段如下：
新军阀的羊皮下的狼身，终于全部显露出来了。革命告了一个段落之后，革命军阀就不要民众，不要革命的工农兵了。
1927年4月11日的夜半，革命军阀竟派了大军，在闸北南市等处，包围住了总工会的纠察队营部屠杀起来。赤手空拳的上海劳工大众，以用了那样重大的牺牲去向孙传芳残部手里夺来的破旧的枪械，抵抗了一昼夜，结果当然是枪械的全部被夺，和纠察队的全部灭亡。
那时候冯世芬的右肩的伤处，还没有完全收口。……
凡是删去的，都是类似的情节，而这就是所谓“妨害善良风俗”的地方。删改本于1933年12月重排出版。改书名曰《饶了她》（见图）。因为书里人物吴一粟说过：“饶了她，饶了她，她是一个弱女子！”初版书名用的是下半句，删改本用的是上半句。这个书名含义双关，达夫所以选上它，多少带着一点讽刺的意味，但这又的确是郁达夫式的反抗。事实上，《饶了她》也并没有真的被“饶”。到了1934年4月，国民党又说它“诋毁政府”，不但禁止继续出版，连存书也全部没收了。出尔反尔，这就叫做反动派，懵懂昏庸是一面，残暴蛮横又是一面。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很多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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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针
易水
传说李白幼年学不专心，后见老妇人想以铁杵［chǔ］磨成绣针，就发愤读书。因此俗语说“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这不过是一种比喻，实际上谁也不会真费那样大的功夫去磨针。但是，回想起远古的人最初创制缝针的艰苦劳动，恐怕也就得有铁杵磨针的功夫哩！
在我国，现知的年代最早的针，发现于周口店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居址中。这是一枚长八点二厘米的骨针，针锋锐利，并且在尾部还挖有小针孔。在当时的生产水平看来，是一件极精致的产品。这证明在距今约五万年以前，我们的远祖已经穿上了衣服，掌握了最原始的缝纫技术。
以后，在我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常发现各种骨针。它们的制法都是先将骨料劈成一条条的形状，然后在砺石上磨光针身和加工出针锋来，这仍是当时一种极精细的工艺。这些针的形状：有的一端有尖而另一端有穿孔；有的一端尖而另端无孔；还有的两端都磨出针尖来。大约第一种是缝纫用的，有孔可穿线；后两种则是用来作别缀用的别针。因为骨质脆而易折，不很坚韧，在缝制皮衣等时，可能先用骨锥等穿孔，然后穿针引线，缝制衣服，和现在绱鞋的技法相仿佛。
到了商代，据说已经有了青铜制的针，但是用青铜铸造这样小的工具非常困难，所以普遍使用的还是骨针。只有铁制的针出现以后，骨针才丧失了它的垄断地位。铜针在后来的考古材料中也有发现，长沙的一座西汉墓里曾出土过一枚，长十厘米，有鼻。
早在山西侯马的东周遗址中，就出现了铁质的针。到了汉代，铁针的使用就更是日趋普遍。由于金属针的针身细小而坚韧，缝纫时用手指顶针容易戳破皮肤，就相应地出现了“顶针”。在洛阳烧沟西汉末年的墓葬里，发现了不少件铜顶针，形状和现在使用的一样，其中有一枚在出土时还套在人指骨上。更讲究些的顶针，常常用金、银来制造，宜兴西晋墓里发现过金顶针；广州的一座晋永嘉年间的墓里，出土过银质的顶针。
由于缝制衣服必须用针，而古来制衣又是妇女的工作，所以针线活做得好坏也常是评定女子巧、拙的标准之一。这样就有了于每年七夕时穿针“乞巧”的风俗。
上海博物馆里藏有一方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的铜版，上面除了代表刘家针铺的白兔商标外，还特别标出“收买上等钢条，造工夫细针”等语。可见由于对钢铁机械处理和热处理技术的限制，直到宋代制针还是相当费工的。只有掌握了冷作拉丝技巧之后，才能大量生产质量高价格低的钢针。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第十卷有一段记载：“凡针，先锤铁为细条，用铁尺一根，锥成线眼，抽过条铁成线，逐寸剪断为针。先鎈其末成颖，用小锤敲扁其本，钢锥穿鼻，复鎈其外。然后入釜，慢火炒熬。炒后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罨［yǎn］盖，下用火蒸。……火候皆足，然后开封，入水徤之。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分别之妙，在于水火徤法云。”这一方面详尽地说明了钢针的制造过程，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在钢铁机械处理和热处理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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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暴来前（铜版画） 夏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