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非洲游记
田间
致地中海波涛呵我握你的手，我加入你们的合唱，且将棕榈作旗杆，骑上非洲的大象。把白帆高高地升上，我为你三呼海鸥，背着蓝天和白云，飞进这绿色的天窗。我加入你们的合唱，来作争自由的巨浪。把镣铐还给殖民者，给他们带在手上；前面那一座悬岩，要作敌人的刑场！
尼罗河畔一簇簇的紫花，篱笆上面满挂；夕阳从金字塔顶，落到船上来啦。古埃及的光华，仍在白帆留下；金字塔后代儿女，已经战胜风沙。一枝枝的青藤，攀着河上晚霞；尼罗河上老人，窥视风云的变化。任风云千幻万变，一页白帆载着它；仿佛是要去写，一个新的神话——听，金字塔问道：
“我们年纪老了吗？”看，尼罗河笑答：“不，才是一岁呀！”岸上篝火升起，白帆向前轻划；大自然一位画家，正在船上坐着啦。
人面狮身像人面——智慧的象征，狮身——勇敢的象征，这一位古代的女王，雄姿还留在沙漠上。
（五千年如一日，始终朝向东方。）拿破仑打了一枪，并不曾把她吓倒，倒下的正是拿破仑，司芬克斯依然在微笑。自由呵这两个大字，比钢铁更要坚强。有一天司芬克斯会站起，把红花戴在头顶上。据埃及的民间故事：在古代，埃及有一位女王，生前非常勇敢。她往往把自己比喻为狮子。临终的时候，她嘱咐，如果为她竖立纪念碑，用她的面孔，配以狮子的身体，衬出她的勇敢和机智。拿破仑的军队侵入埃及时，看到人面狮身像，觉得她是在向他们有意挑战，就在她的鼻子上打了一枪。石像的身上还留着枪伤。
火 焰 花
非洲古老的花园，
火焰花呵盛开了；
碧枝夭夭，
绿叶姣姣；
火焰是它的灵魂，
同时是它的面貌。
卢蒙巴他已被暗害，
基赞加又关在黑牢；
血满大地，
刀在肩膊；
即使想作一根青草，
也要从身上拔出刀。
呵，你狮子的家乡，
呵，花一般的天国；
金字塔高，
地中海啸；
非洲人宁肯站着死，
决不跪着活！
卢蒙巴
法西斯并没有胜利，
你的名字变成旗，
你是正义的金字塔，
竖立在刚果河畔。
黑人火红的铃鼓上，
战斗者的血迹斑斑，
英雄的妻子赤着脚，
裸露着前胸为你呐喊……
正如你在生前所说，
死神的“十字架”会倒塌，
自由的诗句将写满——
在汹涌的江河两岸。
怒 涛 八 句
——地中海边口占
哪怕那一座座暗礁，
一个浪头万丈高；
怒涛上飞出自由鸟，
她为春天来报晓。漫漫的长夜在奔逃，雪浪花开红日娇；圣战者高举自由旗，血染的玫瑰永不落。
向 光 明云雾开，暴风停，雪松上面飘红云，金心铁臂自由神，在烈火里面诞生。向光明，向光明，自由旗在手上高擎，地下的火种开了花，玫瑰一般红殷殷。阿尔及利亚战士心，是用金刚石雕成，千丈的石柱向天顶，上升上升再上升。——向光明，向光明，圣战者的旗子，挑着月，挂着星。——向光明，向光明，奥雷斯山青春焕发，磅礴的雷声在狂奔！
天 使——致一位黑人女战士英雄的妻子，战士的儿女，虽是个黑人，生命是火树。两眼多么亮，灼灼如明珠，灵魂多美丽，洁白如珊瑚。为真理发言，把谎言揭穿，为真理辩护，敢担狂风暴雨。虽是个黑人女，决不作他人奴，灿烂的年华，盛开着花朵。家在喀麦隆，绿叶作天宇，没有宝石宫墙，倒有太阳诗句。万岁，黑天使！万岁，光明的歌者！万岁，自由和民主！万岁，革命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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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巧遇
（一位三轮老工人，在两个钟头里想到和碰上的种种事情）
寿岩
这件事说奇也奇，说巧也巧，可是在咱们这社会里，人人都信得过真会有这样的事儿的……。
邹老头是个平平常常蹬三轮的工人。今早他正飞踩着三轮往火车站直奔。可是这老头今儿脸上不寻常，又像是高兴，又像是出了神，老是自顾自地眉开眼笑。本来嘛，逢上这条路，老头总是特别来劲。滑着轮子吱吱响的柏油大马路，又平又宽，老头可记得解放前这一带只不过是片烂泥地。现在修沟排了水，筑了马路，两旁又都种上庄稼，绿油油地望不到边。再说那车站大楼顶上金光闪闪那几个字儿，一上这条路就老远瞧见了。那儿过去是片乱坟岗，只有清明时光才有些人提着冥纸来上坟，平时野狗都罕见。可现在是成天车水马龙，谁上这条路能不高兴呢？可是，说真的，老头今天一不为这路，二不为那楼，瞧他那样儿，就晓得他为的是自己心头上正惦记着些什么事儿。
原来老头昨天收到了两封信。让二儿子给念了，才知道那是弟弟邹明和大儿子福康捎的。说起弟弟和大儿子，老头有满肚子的话哪！
老头就这么个亲兄弟，可他却是——照老头自己的说法——上月才由派出所给接上头的。原来老头跟娘逃荒出来那年，这个遗腹的弟弟还没出世。后来半路上母子失散，怎么也打听不到娘的消息，他盘算是饿死在哪块了。所以赶上个月派出所的同志到家里，问老头有没有个弟弟，老头只好干瞪眼。倒是那位民警却说出了原原本本，这才跟弟弟联系上了。原来那年娘挣扎活下来了，在一个城里养了弟弟，就找上个人家当了奶妈，后来奶没有了就当了妈子，弟弟十六岁上娘病死了。到抗战胜利那年，弟弟还没足十八岁，倒给反动派抓了壮丁。幸亏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给解放了过来，当上了解放军，去年才转业在上海做事。弟弟由娘口里只晓得有这么个叫邹金生的哥哥。就凭着一个姓名、一个籍贯，这些年来托公安部门找呀找呀，到底给找着了。昨天弟弟信上说，本想特地请假来看望哥哥，刚巧机关正要派他来这儿有公事，趁此机会，这两天就要来了。
大儿子的信倒也简单，说要打发媳妇回家生养了。老大在过去是个被人叫做烂水手的。因为家穷，十五岁上就跟人上了外国轮船学做事。一年到头失魂落魄似的。解放后上了咱们国家自己的船，他自己说打心里就自在了。那年休假回家那神气，就像船是他自己似的。去年上印度尼西亚接侨胞，写信回来讲：“过去我再远的码头也跑过，可是这次驶的是咱们自己的船，飘着五星红旗，飘海过洋接亲人……。”媳妇是前年娶的，还没见过公婆。老头心想，媳妇这回回来一养下娃娃，自己就抱了孙子啦！老头一大把年纪了，啥事没见过？可想起抱孙子的事，还免不了心头扑落扑落地发慌哩！
昨晚二儿子福生给老头念完了信，红着脸顺便告诉老头，说他自己明早要带女朋友来家玩玩。哈，这还不就是让爹娘看看未过门的媳妇？早先就听说老二有个对象了，问他总不肯明说，这谜今儿就要揭了。老头最心疼这二儿子，这小子，聪明灵巧，又扎扎实实，进工厂才六年就当上技工了，平时为人又跟老头同样一副热心肠，真算是全称老头的心。可老头就讨厌他总是嘀咕着不让父亲再蹬三轮什么的。蹬三轮有哪样不好？一样为人民服务嘛！叫他坐在家里享清福才没兴头哩。就为了怕别人也嘀咕，老头还没捎信告诉弟弟自己干的是这门活，对大儿子也说打今年初就歇手了。本来嘛，今天星期日，未过门的媳妇又要来见面，也该将就将就，歇上一天，可是有个客人早和老头预约了上火车站的，还能不跑一趟？反正时间还早，误不了事，一到就回头。
老头正想着，车站到了。上海来的列车早进了站，客人已走得差不多了；去上海的班车还差个把钟头才开，客人才开始来，所以站上倒显得稀疏了。老头直把客人送到车站楼门前，客人下了车，他也不想拉这趟回头车，就扭头想马上家去。刚踩几步，没想前轮顶着什么跳了一下，低头一瞧，原来抛在地上的几张棒冰纸当中有个皮夹子正辗上了。老头打量大概又是哪个慌张鬼掉了的。这种事可不能不管哪！就下车弯腰拾了起来，一看正是个厚甸甸的皮夹子。还没琢磨咋办，就听到有人在后头没命叫喊：
“三轮、三轮，赶快过来！”一回头，原来是站上一个服务员正搀个人从站里出来，还没到门口就直着喉咙在叫。老头晓得准是急事，不经心把皮夹子往袋里一塞，就推了车前去。
“老大爷，来，这位旅客害了急症，站上医务室没办法，劳驾就送……。”
“这还用劳驾，就送省立医院吧，那儿近，快上来吧。”老头帮着扶病人上了车，又使劲奔向市区。
……送好病人，老头有些累了。正想慢慢骑回家，突然记起了那个拾到的皮夹子。他把车就停在路边，伸手掏出了皮夹子，还没翻开，打边上就看见里头装着钞票。老头心里寻思，就送这儿派出所得啦！手却不自主又翻开了皮夹子。嗬，夹子里还插着火车票什么的，还夹着个红红的小本子。工会证吗？没那么小，皮上的字也没那么少。唉，早不听区委里小苏同志的话，那姑娘打前年起就老是说：“邹大爷，不识字可不行啦！上扫盲班吧！”如果不推宕［dàng］说年纪大了学不成，果真上了两年夜校，这些字也该认得了呀！再打开小本子一看，就像工会证那样也贴了张照片。那人是个解放军军官，挺英俊的……。哎呀，这副眉毛和眼睛多眼熟，得端详端详……。
“……邹大爷，邹大爷！”突然车旁有位姑娘在喊，叫了几声才把老头从沉思中给唤醒过来。
老头抬头一瞧，原来正是小苏同志。今儿她打扮得比平时加倍整齐，手里提了一篓柑子，人可是变得忸怩多了，红着脸说：
“大爷，今早还出车呀！福生没告诉您……。”
老头啥也没理会，就冲着说：“是你？可巧了，麻烦你倒先给我瞧瞧，这玩意上写的是什么？”
姑娘一手接过了小本子，另一手把那篓柑子顺势往车踏板上一搁，就边瞧边说：“这是工作证嘛，这人是在上海工作的……。”
“上海？”
“对，上海市人委……”
老头可没听清姑娘再说什么，一把抢回工作证，连皮夹子往兜里一塞，就飞身上了车。这回倒把那姑娘给怔住了。还没到她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老头早踩出丈把远了。老头想：上海？！钱和车票都在这儿哪！一定来得及赶上的。他也没听清楚那姑娘在后头叫喊些什么。
老头飞快地踩着三轮，一直到个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才本能地刹住了车。就在这时，一个穿干部服的汉子气喘吁吁地跑到车旁。瞧那神气也是急事，就扶着把手向老头说：“老大爷，上趟火车站！”
“火车站？行！快上。”
红灯一熄，老头又一个劲踩着。一忽儿又上了那条通车站的大马路了。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老头老时不时地回过头端详车上那汉子，就像要说些什么，又像是汉子脸上有什么刺目的东西似的。
“老大爷，你有啥话要说吧？车钱你别愁，我不会少给。”
“倒不是车钱，我说你这脸挺熟……”
“不会吧，我这是头一趟来这儿，刚下火车还不上一个钟头哪！”
“刚下火车？那你怎么又上火车站？”
“掉了东西嘛！刚才也坐三轮来，到一个机关有事，可到了那里才发觉皮夹子掉了，弄得连车钱也要人家代垫，想必是掉在车站了，只好……”。说到这儿，老头突然刹住车，一下跳了下来干脆瞪着眼瞧住那人，又突然敲着自己脑袋笑了起来。弄得这位乘客不知如何是好。
“哎呀呀，就是你呀！”老头直指着人家，笑着说。
“就是我？”对方显然十分惊愕。
“是相片上认得的，怪不得像见过面似的！”老头自以为说清楚了。
“相片上认得？”
“哎呀，你当然……，别忙、别忙，”老头一把掏出了皮夹子，抖着说：“就在这儿呀！”
说了究竟，两个人笑个不停。那汉子告诉老头，原来那照片是他转业前照的，穿着军装，现在穿的是干部服，怪不得老大爷一下子对不起来。他向老头谢了又谢，还提出要送钱给老头，老头倒训了起来：“哼，我赶着送皮夹子是为了钱啦？你趁早别说了！”接着，又关心地说：“快上你要去的那机关去吧，早告诉人家，也免得同志们操心。在哪条路上？”那同志只好把地址告诉老头。老头就又打回头走啦！路上两人又谈了起来。
“这儿火车站修得倒挺漂亮的。”
“前几年还是片乱坟岗哪！那座楼房连这条路都是1958年修的。我也来义务劳动过，大跃进嘛，还能不动手。说实在的，大跃进以后新鲜事可多了。别的不说，二十多年前我来的时光不知登多少山、涉多少水才到这儿，解放后好是好了，可是从上海来的客人都说，又是火车，又是汽车，又是船，三天还到不了。可是现在坐上火车不用两天就安安稳稳到了站……。”老头一说这些事，劲头就大了。
“是啊！过去只听说这儿交通不便。那年在部队，有个同志来了一趟，回去说光转车船一路就转了三趟。可他说这儿的水果就是多。吓，我说大爷，你这篓柑子真不错呀，多少钱一斤？”
“什么柑子？”老头觉得这位同志话头转得突然。
“喏，就是这踏板上那一篓。”
“哎呀！”老头回头一瞧，禁不住叫了起来：“可怪不得她叫喊什么，有篓柑子呀！”
“老大爷，怎么回事？”
老头说了究竟，又逗得两人笑个不停。老头哈哧哈哧笑着说：“我就请她看那个工作证嘛！她把柑子给搁上来了。我一听她说这工作证是上海来的同志丢掉的，心想这人许是回上海的，许是从上海来的，是来的可不忙，是回去的可就快开车了呀！一把抓了工作证往火车站就奔，哎呀，这回可出了个笑话哪！她不以为我老头耍她的才怪哩！”
说着，笑着，到了那同志要上的机关的门首。他向老头谢了又谢，可老头连车钱也不多要他一个子儿。
打发那同志下了车，老头叹了一口气，心里想：只好上一趟区委了，免得小苏同志以为我老头开她什么玩笑。他跨上车还没踩几步路，又有什么人在叫：“喂，三轮车！”
“不去了，回车了！”老头连头也不抬说。老头心想：先回家吧，省得二儿子有意见，这篓柑子等下午送去得啦。正想着，街对过又有人在叫：
“邹大爷，麻烦来一趟。”一看，是蹬三轮的老周在招手。他车上坐个挺着肚子的大嫂，正在指手划脚说些什么，老头捉摸是件什么麻烦事，就过去了。
“这位女同志刚由外地来，是访亲的，可不凑巧把地址条给丢了，只晓得是在这条路上，那个巷子里有什么庆福里的。你是住这地方的，知不知道在哪儿？”老周说。
“就在我家那块，我正想回车，就坐过来吧，我带她去。”老头帮着把东西搬过车，那女同志的东西可不少，一包包一篓篓的，搬了好一会儿。等人也上了车，老头也不跨上去了，就拖着走，没几步路就拐进了一个巷子。
过了这条巷又弯进另一条巷，巷半截上又有个弄堂，老头说：“这就是庆福里了。”
“是说打这儿再拐个弯，门首种着夹竹桃的那家。”
“那家姓什么呀？”老头不由打量起这女的。
“姓邹的。”
“你哪儿来的呀？”
“广州嘛！”
“你是他家的……。”
“是我爱人的老家呀！”
“哎呀，你是福康的媳妇啦！”老头也不等大媳妇再说什么，就推着车子直奔家门。刚到门首就直着喉咙叫：“福康他娘，大媳妇到家啦！”可是打门口往里一瞧，厅子正闹哄哄地坐着几个人。他们正在说笑些什么，老头刚一只脚跨进门就像触电似的呆住了。坐在右首这人不正是那丢了皮夹子的同志，瞧，他站起来了，哎呀，这副眉毛和眼睛就像往常爹的模样嘛，对了，是弟弟呀——我的亲弟弟呀！还有，那不正是丢了那篓柑子的小苏同志！懂了懂了，原来她就是福生的女朋友，没过门的媳妇呀！
下面的事就别说了。反正这户人家今天有得说的、笑的。当然，在老头兄弟间也会有许多对辛酸往事的感慨……。
（附图片）
江畔（套色石版画）洪世川
第5版()
专栏：
勇敢者的道路
周彼
7月底，我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去访问，临行前，我爱人机关里的一位女同志来找我，托我看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施银珍，在两年以前，从上海到江西山区，现在在朝阳山垦殖场劳动。我答应她，一定去看她的女儿。据我爱人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勇敢的姑娘，两三丈高的梨树，她敢爬上去，在树梢上摘梨子吃。也许，因为她太勇敢了吧，才使得她的母亲时时为她担心。
8月上旬，我到了朝阳山。在垦殖场一打听，施银珍住在三里以外的生产基地。在闲谈中，有人告诉我，她初到生产基地时，最怕走山路，有好几次上山开荒，她一见山坡就坐下来哭了。一个勇敢的姑娘怎么会这样懦弱呢？真是怪事！
我到生产基地去看施银珍，走的是山路。山路的确崎岖、险隘，远远看去，它像一条蚯蚓蜿蜒在山间。我是第一次走山路，开始还觉得很有趣。虽然迎面就有一道山坡，那山坡并不高，也不陡；我一边轻快地走着，一边欣赏着沿路的景色，很轻松地就上去了。前面又有一道山坡，可是，这儿的景色美极了。早晨的太阳，被一片红霞簇拥着，它那灿烂的光芒穿过云际，像一块金色的纱帘，垂向郁郁葱葱的山野。透过这块纱帘，我看见了绚烂如织锦、精致似刺绣的梯田，一边看，一边走，不知不觉地又上了山坡。我想，总该快到了吧，不料前面还有一道更高的山坡。这道山坡陡得像滑梯似的，每上一步，就要挣出一把汗。我也无心观赏风景了，一边揩汗，一边喘气，好不容易一步一步地捱到山坡上，我倚着路旁的一棵油桐树坐下去，就再也不想站起来了。山谷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我忽然想到施银珍，她为什么见了山坡就哭，我完全理解了。
到了生产基地，听说她一早就上山找肥料去了。我在墙上的光荣榜上，看到了她的名字。这使我感到很奇怪：一个见山坡就哭的姑娘，又怎么会被评上“五好青年”呢？我想找党支部书记林爱春同志谈谈，可是，她也一早就上山找肥料去了。于是，我和办公室的同志约定，明天再来。
第二天早晨，我正准备出发，忽然接到生产基地办公室打来电话：施银珍一早又上山找肥料去了。我只好改一天去看她了。不料到了傍晚，她却跑来看我。她是一个大大方方的姑娘。我拿买来的梨子请她吃，她接到手上又往桌上放。她问她母亲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我问她生活得怎么样，她只告诉我：“很好。”由于她在腼腆中保持着一种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严肃，我们的谈话常常中断。她的家是住在上海江湾，我想跟她谈谈江湾的变化。我刚刚说到从上海市区到江湾，现在通了有轨电车，她却说她都知道了。我说：“山区到底是山区，不像上海那样繁华……”她立刻打断我的话，反驳我似地说：“以前，上海也是一个荒滩呀！繁华还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也许，她是为了证明她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接着就跟我谈起她来到朝阳山以后，朝阳山所发生的变化：冷清的白龙湖，建成了热闹的水电站；荒芜的野兔窝，兴起了繁荣的果木园；过去只听见鸟鸣兽叫的山谷，现在四处都响起了工厂的马达欢唱声。当她谈到生产基地的梯田时，她那脸上的严肃神情，全部不见了。她变得话特别多，甚至有些唠唠叨叨。昨天，我已经看到过她们的那些包谷顶天、红薯盖地的梯田，可是，我并不知道那些梯田原来是野草深得可以埋人的荒坡。
我问她：“这些梯田，今年能收多少粮食？”
她思索了一会儿说：“包谷最少能收四万八千斤，红薯最少能收十二万斤。”
我连声称赞着：“了不起，了不起！”
她呢，轻声地说：“这刚刚够我们自己一年吃的口粮。”
我说：“要是在荒坡上多开些梯田就好了。”
她一边把手指捏得格格作响，一边说：“我们上山找肥料，也就是为了这个。”
我问：“山上有肥料吗？”
“林书记说有，就一定有。”她拿起桌上的梨子玩着说：“我们上山找了好几天，什么山角角、山缝缝都找遍了，今天在半山腰才找到一个山洞。高得像是要踩着云彩才能上去，陡得又像刀切的一样。”
我问：“那你怎么上去的？”
“在身上拴上绳子呀！绳子拴牢了——”她噗哧一声笑了，放下梨子说：“我就像猴子一样的，跟着林书记往上爬，爬进洞里一看，哎呀，一层一层都是鸟粪！”
“是些什么鸟粪？”
她说：“这我就说不清了。反正那儿有成群的山鸡呀，鹌鹑［ān-chún］呀，这些鸟粪，林书记说都是上等的补品，喂给荒坡吃了，它就长粮食。”
我们谈着谈着，已到晚上九点多钟，我想，她没法回去了，打算给她找个住处，让她明天再回去，可是，她不肯，她说明天天一亮，就要上山去运鸟粪。我要去给她借手电筒，她也不肯，她说，她看得见。我把她送到门外，只见远处一片漆黑，怕山路难走，我又劝她明天走。她说：“好走，好走。”
我问她：“山上有狼吗？”
她说：“有时候有。”
她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不仅不能叫我放心，反而使我担心。于是，我也不理睬她的反对，决定送她回去。虽然她已经快到二十岁了，又是一个共青团员，可是，我觉得我有责任给她领路。我忙抢上几步，走在她的前面。等到走出街镇，踏上山路的时候，灯光消失了，我这个领路人，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也许，她已经发现我正在迟疑，立刻闪到我的前面，领着我走了。幸好，她穿的是一件印着浅绿色的水仙花的白衬衫，我就睁大了眼睛，牢牢地盯着白衬衫。白衬衫向前，我就向前；白衬衫转弯，我就转弯；白衬衫上坡，我就上坡。这时，我简直像一个被她操纵着的机器人，她说，这儿有一滩水，跨！我就跟着她跨。她说，这儿有一条沟，跳！我就跟着她跳。她走得很快，我想叫她放慢步子，又不甘示弱，于是，我把心一横，也不管脚下是坎还是洼，就踉踉［liàng］跄跄［qiàng］地跟着她往前闯。我们谁也不说话，走着，走着，走过一道山坡，走过两道山坡，在上第三道山坡时，她似乎察觉到我跟不上，忽然把步子放慢了，没头没脑地问我：“你听说过春姑这个人吗？”
“没有。春姑是谁？”
“是一个英雄。”
“哦！”我忙问：“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走了几步，她说：“大约在一二十年前，春姑十六岁，红军在朝阳山。有一天晚上，春姑上山去给红军送粮食，走在半路给白匪军发现了。怎么办呢？退回来吧，如给敌人抓住了，那会连累村里的人！往前走呢，会让敌人找到红军呀！她脑子转了一个念头：掉一个方向！她拔腿就朝着一条从来没人走过的山路跑去！跑呀，跑呀，跑过一道一道的陡坡，鞋落了，她光着脚跑；踏着尖石，踩着利刺，就把牙一咬！她跑到鸟兽栖息的高山大崖上，回身一看，白匪军还在跌跌绊绊地追她，眼看敌人快走近了，她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大喊：‘共产党万岁！’就纵身从崖上跳了下去……”
像这样的英雄事迹，我听过不少。可是，每听一次，内心就要受到一次震动。我沉默着，在心中悼念着英勇牺牲了的春姑。施银珍提醒我：“当心，这儿有一棵油桐树！”我也没听见，结果噔的一下，正撞在树干上，疼得我喊了一声：“哎哟！”她听了，却笑起来说：“我刚来的时候，在黑夜里走山路，也撞过好几次。”
爬上这最后的一道山坡，我累得小腿上的肉直打颤，她呢，也不歇歇，我只好鼓足劲，继续跟着她往前走。在下坡的时候，耳旁响起哗哗的流水声，我立刻想起前面这一段路，昨天白天我走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难走，可是，现在在黑夜里走过，我不禁有些提心吊胆。这是一段紧靠着峭壁的山路，路面最宽不过二尺，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我想站住，她却伸过手来牵着我走了。尽管如此，我的心情还是很紧张。在这种山路上，如果走错一步，那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她好像没考虑到这一点，走得还是那样快，我不得不尽量把她往后拉，借此警告她：“别冒失！”她呢，好像在鼓励我：“不用怕！”并且不断地招呼我：“靠崖走！靠崖走！”她走得那样稳稳当当，步步踏实，使我禁不住赞扬了她一句：“你是一个勇敢的姑娘！”
“不！以前，我在黑夜里走这段路，总是林书记用手牵着我走。”
我说：“你是从林书记那儿学到了真正的勇敢！”
她又说：“不！”
我迷惑了。我想追究下去，却到了生产基地。她谢谢我把她送回来了。我听了，脸也红了。她要我留下来，我当然同意。我随着她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打电话给我找施银珍。这时，她一看到施银珍，立刻亲昵地叫起来：“小鬼！深更半夜的跑回来干什么！”伸手把施银珍搂在臂弯里了。
施银珍给我介绍，这中年妇女就是生产基地的党支部书记林爱春同志，就是跳过崖的春姑。我一下愣住了：她还活着！人世间竟有这样的巧事：当她从崖上跳下时，半山腰的老松树，却把她接住了！
我敬佩地看着林书记，她的面颊上有几条很深的伤痕，我猜想，这一定是跳崖时留下的。当林书记在为我安排住处时，我从施银珍口里得到证实，我的猜想完全对。我说：“这伤痕是勇敢的标志。”
“不单如此，”施银珍眼不眨地看着我说：“她在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对革命忠诚。”
我看着施银珍那张胖鼓鼓的笑脸，刚才她像一个温顺的孩子似的依偎着林书记的情景，忽然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她被评上“五好青年”，我不再感到奇怪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施银珍的母亲可能会问起崎岖、险隘的山路，我要告诉她：
“这是勇敢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