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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游记
访端溪
方纪
到了广州，很想去肇庆看看出产端砚的地方。这虽然近于“好事”，但要能把古人所描写的端砚之如何名贵，开采之如何艰难，以及对端砚的种种近乎神秘的说法，弄清楚个大概也是好的。
由广州去肇庆一百一十三公里，其间经过有名的亚热带林区顶湖山。顶湖山下，有一个村子叫罗隐，由罗隐渡过西江，便是名闻天下的端溪了。
但我们一直到了肇庆，就是古端州。端州的有名，最早大概是因为唐代大书法家李北海的《端州石室记》。开元十五年正月，李邕遭贬钦州县丞，去上任时从这里路过，写下了《端州石室记》。如今这篇文字并李北海的书法，还保存在端州七星岩的石壁上。
端州城里还有包公祠。大名鼎鼎的“包青天”也曾被贬到这里做了三年州官。端州的人民还借他的清廉，附会了一个关于端砚的传说。说是包公在任三年期满之后，要调到别的地方，端州人民感念他的好处，送了一块端砚给他。哪知船将启行，西江里起了大风，一时惊涛骇浪，船不能行。包公自以为从未做有负于民的事，何以天公作对？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想起了这块端砚，是不当收受的“土仪”，便连砚带匣，一起抛入江中。说也奇怪，霎时风平浪静，船发广州去了。这时，站在岸上送行的百姓，无不赞叹包公的清正廉明，便把这个故事传了开去。显然，这是一个“创造”；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但它似乎一点也没有妨碍后世端州官吏们对于端砚的无餍的搜求。
由肇庆乘船沿西江而下，行约四十里，过羚羊峡（其实是肇庆峡），在峡的东口，江的南岸，有一座由西北走向东南，绵延约十公里的山。山的尾部，正好被西江切断。北岸的山，草木稀少，岩石暴露，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南岸的山，却大不相同：草木葱茏，郁郁苍苍，虽在正月天气，也有一种盛夏气象。山半坡上，从树丛中穿出一道溪流，曲折而下，潺潺有声，注入西江。这便是有名的端溪了。
端溪之小，一步可以跨过；颇令人有名不符实之感。然后爬一段坡，不到半里，便见有一个坐北朝南，周径不过三四尺的洞口，便是有名的端溪下岩，即俗称“老坑”的所在。从唐以来一千多年，出过许多为人考证搜求、议论不已的名砚的地方。
如今，洞口搭起工棚，抽水机正在安装，马达声已经响起来了。
中国的文字，从脱离开刀刻的竹简和漆书的木简以后，便要用毛笔蘸墨在绢帛［bó］和纸上书写。纸笔的发明，自然是了不起的大事；但墨的制成，砚的应用，也是相互关联的。纸是在汉代就有了，笔该是早于纸的；墨的应用，也不会迟多少。砚呢，在最后；但与笔墨，却有极密切的关系。
据说魏晋以前的人，是用一种天然的石墨来研写的。大约这种石墨研起来粗糙，找起来也困难吧，才产生了用松烟和胶制的墨。但最初的墨，并不如现在的扁而长、或圆而长的便于使用，而是一种叫做“墨丸”的球状制物。和这样的墨相配合，最初的砚是凹形如瓦的一种东西，名字也就叫“研瓦”，并且就是陶制的也说不定。至今在北方的乡下，还叫做“砚瓦”，叫“砚台”已经是对砚的一种“官称”了。
砚的从陶制到石制，当是在成为一种专门的工具以后。远的不说，看唐人的记载，大书法家柳公权是只提到青州石砚的；李白则有《宣州石砚歌》；杜甫写过夔［kuí］州峡石砚诗；韩愈的《毛颖传》，就直说“陶泓”，大约就是砖砚式瓦砚一类的吧？关于端砚，正式见于文字描写，并且比较详细具体的，是李贺的《杨生端州青花紫石砚歌》。这诗一开头便充满了对端砚的赞美之情：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剑割紫云。”可见那时不仅有了端砚，而且有了专门开采端砚的石工了。接下去，诗人便具体地描写了端砚的形象及其实用的好处：砚上的青花像“暗洒苌弘冷血痕”；磨出墨来是“数寸光秋无日昏”；蘸起笔来是“圆毫促点声静新”；末了更极力一赞，说比起端砚来，孔庙中孔子的遗砚也算不了什么！
凡是小时候练过几天毛笔字的，无不感到磨墨是一桩苦事。要花时间，花精力，便是古人，不也慨叹于“磨穿铁砚”之苦么？由于中国文字的艰难，书法又成为一种艺术，寻求一种既便于书写，又节约时间的研墨工具的要求，原是正当的；只要不像后来的有些人把砚石也当做了古董。于是寻来寻去，不知是哪一位有心人，终于在偏远的端州地方，烂柯山下，端溪水旁，寻到了一块石头，研起墨来既快，研出墨来又光，蘸起笔来不损毫尖，用不完的墨还不至于很快干掉。而且这砚石的颜色，凝重端方；砚石的质地，温润细腻；砚石的花纹，隐约沉浮。既便于实用目的，又合乎欣赏要求。于是，端砚的名重天下，居一切砚石之首，就不是偶然的了。
封建时代开采端砚的系统记载是没有的。只知道最末一个开采端砚的官方人物是张之洞，至今人们把这个时期的产品称为“张坑”。这次我们在访问端州黄冈村双东公社的白石生产大队时，无意中在砚工梁洪才家里做饭的锅台后面，发现了一块烟熏火燎得漆黑的石碑。打扫干净了一看，正是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为开采端石发布的一张文告。文告说：
“工匠梁念忠请开端石以备贡品”，而“土人崔角以有碍风水请禁”。于是打起官司来，并且一直打到总督衙门。看情形，这不过是个“由头”罢了，其中还有别的缘故。张之洞是借了这个“由头”，把过去的直接由政府采办端砚，改为“绅商合办”的。过去是“十二股，官三股，贡品在外”；这次改为“共十股，绅商各半，每年选贡佳品”。这样一来，把端砚的一千多年来只能做为供皇帝享用的“贡品”，变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了。那知这种改变，被绅商们弄到了滥开以至于作伪的地步。到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洞坑填塞了，产地荒废了，近八十年来，端砚停止了开采。直到1960年，当地人民政府，才组织了一些砚工，打开洞门，清理坑道，准备重新开发这一有关文化事业的宝藏。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开采端石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看那洞口，只能容一个人弯着身子进出。而且越到里面，洞越低、水也越深，几乎无法转动。爬进去后，要想掉转头爬出来，只能横着身子转才行。古时开采砚石的石工，便都是平躺在地上，把灯放在胸上，仰着面挥动斧凿的。据清代雍正年间一位在端州做过官，并且“躬身其间，采石遍历诸洞”的周某记载，水岩“洞高不逾三四尺，阔如之。自宋开采至今，自高而卑，其深约二里许。洞中之水，屈曲渊渟。采石者，必先集黄冈石工，自洞口鱼贯而入，列坐其间，置灯于洞之两旁，以瓮汲水，次第传出。水渐落而工与灯亦渐加。若汲至底，必须工三百辈，昼夜更番，阅日乃竭。水竭而后采石。”这些记载，看来还是真实的，无怪苏东坡过端州时，得砚石一片，即铭之曰：“千夫絻绠，百夫运斤，篝火下垂，以出斯珍”，算是很重视人民的劳动了。下岩在宋，据说就已经开采完了。后来虽经历代重开，所得似乎不多。明清两代在山上开了不少新坑，但砚材的质量不如老坑，因此不为世人所重。这次的重开老坑，目前还不过试验性质。如今正洞已清出五十多米，发现了西洞两个，东洞一个，洞口均为乱石填死，还不能肯定是不是有名的大西洞和小西洞。洞坑的走向是北西，倾斜约二十五度。如果是“其深约二里许”，则洞坑已在西江下面了。传说中的砚工在水中采石，当也是真实的。这种情形，对于说明端石做为砚材之特具的优良性质，或者也有帮助。端砚的做为书写工具，主要特点是细而不滑，坚而不燥。不滑则出墨快，即所谓“下墨”。不燥则蘸笔圆，所谓之“发墨”。这都是合乎实用目的的。至于所谓之“眼”、“青花”、“蕉白”、“胭脂晕”、“玫瑰紫”、“冰纹鱼脑”等等，都不过是代表实用特点的标志。具有这些标志之一或之几的，可以认为是真的、好的端砚；不具有这些标志，但用起来合乎上述要求的，也同样是好的砚石。赵佶［jí］就说过：
“端石如一段紫玉便佳，何必有眼”。
端石做为优质砚材的根本条件，据这次同去的广东地质局的赵工程师说，主要在于岩石构成的性质。他的初步判断，端石是一种泥质变质岩，形成于泥盆纪或更早的地质年代，经过高温和重压而成。例如其中的“眼”，便是彩泥形成的“结核”。我们在这里还访问了一些老砚工，在砚工的传说中，砚石在出洞之前，摸在手里是软的，在洞内便要用一种端溪特产的草包裹好，在太阳出来之前运出洞外，否则就要变质。这自然是一种神秘化的说法，但却根据劳动的经验，说出了端石之作为泥质变质岩的特征。
出到洞外，已经是红日衔山，晚霞绚丽的时候了。西江平静如镜，照见了我们一行人的影子。由江面望下去，霞光和天色，金紫交辉，瞬息万变。于是我想到了李贺的“踏天磨剑割紫云”。过去是不大能领会这种境界的，也确曾有人注解为“山很高，故称踏天”云云的。这回亲临其境，才知道并不如此。李贺不过是由端石的紫色联想到天上的云彩，又由云彩联想到“踏天磨剑”的端州石工，这才构成了一种极为生动的形象。而我们知道，李贺是不曾到过端州的，其想像力之丰富，描写之真实，该是可以佩服的吧。
这时，赵工程师正在描绘端溪的地形图。他指着山的尽处说道：“从山的走向，岩层的构成看，所谓老坑在宋已经采完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不过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落后，或者还有人为的原因，故弄玄虚罢了。端砚的开采，还是大有希望的。”
在我们一起，正站着几位年老的端州石工。他们听了这话都高兴地笑了。这时，在他们脸上，也映出如同端石般的霞光的色彩。于是我想，在我们的时代，这些如神之巧的端州石工，更可以施展他们的本领，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割取紫云般的端州石砚了。我们回到船上，端溪旁的马达声一直把我们送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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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漫话“武昌鱼”
曹文宣
读过毛主席《游泳》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人，都熟悉“武昌鱼”这个名称。“武昌鱼”究竟是怎样的一类鱼？是否只产于武昌？它们的生活习性如何？有无可能更多地生产等等问题，或许是人们颇感兴趣的吧。
三国末时，吴主孙皓想从建业迁都武昌，百姓有一歌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从此，“武昌鱼”这个名称一直流传下来。
其实，“武昌鱼”是指鲤科里边鲂属和鳊属的几种鱼。它们的形状特殊，身体有斜方形的轮廓，既高且扁；古来统称它们为“鲂鱼”或“鳊鱼”。在《本草纲目》这一部书里，李时珍写道：“鲂，方也；鳊，扁也”；可见“鲂”和“鳊”是从它们的形状得名的。早在二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很爱吃这类鱼，如《诗经》中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鲂”的诗句。
“鳊鱼”在我国分布很广，南北皆有，尤以长江流域出产较多，常见的有长春鳊、团头鲂和三角鲂等三种。它们既然分布很广，沿江一带都有出产，为什么特别称为“武昌鱼”呢？
据《武昌县志》载，“鳊鱼”以“产樊口者甲天下”。樊口是鄂城县（即古时的武昌县）附近的一个小镇，位于梁子湖通长江的港口处。在过去，江与湖是直接沟通的；当洪水时期，江水大量涌进湖中，而在枯水时期，湖水又逐渐消泄入江。与此同时，有不少的鱼随着水流而出入于江、湖间。湖中的天然食料很丰富，是鱼类的重要肥育场所，所以樊口的“鳊鱼”特别肥嫩，特别好吃。“武昌鱼”，就是从它们的产地得名的。距今1700年前的三国末期，“武昌鱼”的美名已传遍江南了。
肉味肥美，的确是“鳊鱼”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养殖的角度看，还有其他可贵的特点。曾经调查研究过梁子湖中的团头鲂和三角鲂，我们知道它们的特点是生长快，当年的鱼一般长到二三两重，第二年即达一斤左右，如果在池塘中人工养殖，生长率还可以提高；其次是早熟，二龄或三龄即达性成熟，繁殖力强，腹中怀的卵子一般有二三十万粒之多，并且适应静水环境，能够在湖泊中产卵，如果有较适合的管理措施，天然湖泊中可以大量繁殖，通过人工繁殖，取得鱼种，作为池塘养殖对象，也没大困难；如果它们是杂食性鱼，偏食水草，经过人工养殖，饲料容易取得，天然水体中，食料更是丰富。所有这些，说明这两种鲂具有相当大的渔业利用价值，可能大力加以发展。
鲂鱼，在正常年景，梁子湖出产的约占总渔产量的10％。产量虽不算低，但从鲂鱼本身的特点，以及湖中有极其丰富的天然食料来看，在渔产中所占比重还可大大提高。没有提高的原因，看来主要是由于捕食了较多的幼鱼所引起的。鲂鱼的体型高扁，体重一般二三两的幼鱼，身体的高度达到八厘米左右，很容易被网具大批捕获；如果晚两三年捕捞这批鱼，则每尾鱼可长到二三斤重。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已经研究试验成功：团头鲂可以通过人工繁殖，取得鱼苗，鱼苗、鱼种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生长良好，是合乎理想的养殖鱼类。团头鲂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中，尤其是武汉附近的湖泊为多见。它的繁殖期在5、6月内；刚开始饲养时，不妨在繁殖期捕捞一些亲鱼进行人工授精，以取得鱼种。
“武昌鱼”真是名不虚传。今后需要在天然湖泊中繁殖保护，在池塘中加以人工培养，使更多的地区，能够吃到无比腴美的“武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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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精美的小画片
——集邮爱好者谈集邮
祖年
一张小小的邮票，为什么往往那样能够吸引一些人呢？据一个爱好集邮者的体会：邮票像小说或电影似的，给人们揭示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了各种各样的劳动和成就。最近，我访问了几位集邮爱好者，参观了他们的精致的集邮册，同样也深深地吸引住我。你看！在那么一张小小邮票的空间里，展开了广宽的天地，提供了完美的形象，容纳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啊！五颜六色的邮票，铭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历史、地理等情况，同精美的小画片一样。
人们集邮，多半是对邮票发生兴趣而开始的，1840年，在英国出现了第一张邮票，据说从那时起，就有人开始集邮。那时英国的时髦妇女常常搜集用过的邮票，来裱背闺房和门帘、窗户、糖果杯盘用具。随着邮政事业的发展，邮票接触到广大群众，搜集邮票的风气也就逐渐流传开来。于是，在1850年左右，很多国家模仿英国采用预付邮资的有胶质的邮票。当时学校学生在教师的鼓励下，把搜集来的邮票，贴在地图上，引起学习地理的兴趣。这种活动影响到学生们的父母和朋友，集邮成为嗜好。到了1862年市场上出现了邮票簿商人，专门制造集邮用的邮票簿出售，同时邮票商也随之产生，因此邮票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邮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内容贫乏，邮商只在印刷上寻求千奇百怪的特点，互相蒙蔽欺骗，因而集邮的附带的特征是企求不劳而获的利润。
邮票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仅是邮资凭证寄发信件，而且是一种精美的小型艺术宣传品，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伟大成就，搜集这些邮票，可以丰富知识，提高艺术鉴赏力，使我们得到鼓舞。在中国，集邮活动也开展得很早，例如大家所熟悉的鲁迅先生不仅嗜好读书，爱看电影，提倡木刻，收集碑帖，并且还关心集邮。1932年11月3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邮票已托内山夫人再存下，便中寄呈。顷得满邮一枚，便以附上。”
（《鲁迅全集》第九卷二九三页）为了友人爱好集邮，鲁迅不仅自己帮助搜集，还不厌其烦地辗转托人，真是关心备至。
鲁迅不仅关心别人集邮，自己也爱好集邮。1929年前后，曹靖华曾经为鲁迅搜集过一些苏联的美术明信片，受到鲁迅先生的珍视，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鲁迅搜集和保存这些美术明信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国发行了很多鲜艳、新颖精美的邮票，不但色彩美丽吸引人，更主要的是邮票图案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民族文化的多彩，风景的绮丽，科学技术发达等等。过去，在解放区发行的各种邮票，有的刻有延安的宝塔，有的反映“生产支前”，有的记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把这些邮票系统搜集成册，那简直像一本“小小的革命史”。如果把新中国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土地改革”、“和平解放西藏”、
“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丰收景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遵义会议”、“党成立四十周年”、“祖国优秀的传统艺术”、“文物古迹”、“文化名人”、“伟大祖国”等邮票搜集起来，就清楚地从这些邮票的画面上，看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在建国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时，谢觉哉同志题的诗就这样说：
十年邮票
建设纪程
五光十色
亿众咸欣
我国解放以来发行的纪念邮票，到目前为止，已有九十多套，特种邮票四十七套，加上普通邮票、航空邮票、欠资邮票等等，总数达二百种左右。最近发行的一套五枚第四十七种邮票，就是热情地歌颂西藏人民新的生活面貌。此外，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群众广泛的生活兴趣，邮票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早在1952年，一套四枚的敦煌壁画邮票，就成为集邮爱好者集邮册上的“嘉宾”了；色彩异常鲜艳，形象异常绮丽的“菊花”、“金鱼”邮票，集邮者更是爱不释手。
在一百多年以前，由于各国邮票发行得少，搜集也很容易。例如在1840—1849的十年中，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家只发行十二种式样的邮票，对集邮者来说，花费时间不多，就几乎能得到一切邮票。而今天，据统计，全世界邮票已发行了大约有二十多万种。在这样浩如烟海的邮票里，对一个初次集邮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一个集邮者的集邮办法：总是采取“积少成多，由近及远，由普入专，逐渐丰富”。其来源：注意自己日常来往的信件上的邮票，同志亲友积存信件上的邮票，征得同意后取来；或者发售新邮票时到邮局或集邮公司购买；邮票渐渐多了，就同集邮的朋友交换。这样日积月累，事实上并没有固定的对象，常常碰到什么搜集什么，搜集到一定程度，再根据需要和兴趣，固定一个集邮范围。集邮的范围，大致可以分为邮票、邮戳、首日封、首航封、明信片等数种，这是基本的。每人爱好哪一种集邮，还要在搜集的过程中来确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到一定时候，还要把搜集来的邮票分分类。通常可以分两大类别，即按国家和专题分。专题收集如能结合自己的业务，那就更有意义，也容易取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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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物小品
明孝陵
鲍春光 韦顺
出南京中山门（原名朝阳门），穿过一条梧桐绿荫“长廊”，就进入了明孝陵的范围。当年孝陵占地极广，四周长达四十五里，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时代的七十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孝陵的禁垣中。朱元璋在生前就营建孝陵，当时动员了好几万民工，取材于千里之外，营造历时两年。朱元璋死后，设立了孝陵卫，有护陵军士五六千人。为了防止“凿伤龙脉，妨碍风水”，朱元璋生前就立了陵寝禁例。据《明会典》记载：“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时过境迁，昔日只能“遥看钟阜上，御气满层霄”的帝王陵，如今成了人们郊游远足的胜地。
孝陵的正门是大金门。但自从三十多年前开了中山陵墓大道以来，大金门被划在大道东南面，与大道西北的孝陵其它建筑分了家，一般游人游览孝陵时，走不到大金门来。大金门如今虽然只剩下三个门洞，但从宽厚的门墙和高高的门槛上，还能看出它旧日黄屋重檐、朱漆红扉的雄壮外貌。
穿过大金门，越过中山陵墓大道就到了四方城。这里原来是一座碑亭，四周围墙如城堡，所以又叫做四方城。城中有一大石龟，昂首曳尾，宛然若生。石龟背上驮着一块巨碑，叫“神功圣德碑”。这块碑是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帝朱棣所立。“神功圣德碑”上刻着茶杯大的字，洋洋数千言，历述了朱元璋的“神功圣德”。
离开了四方城以后，踏上了平坦的“神道”。首先遇到的是两排石兽，顺序走去是石狮子，獬豸［xiè-zhì］，槖［tuó］驼，象，麒麟，马、每种四只，两立两蹲，一共二十四只。石兽里要算象和槖驼最高大，站在那里比一辆载重汽车还高。石马尽头往右一拐，又见到两根石望柱，其白如玉，雕有缕云龙纹。走过石望柱，夹在青松之间的石人也就在眼前了：两对武将，身披盔甲，手执金吾，威风凛凛；两对文臣，头带朝冠，手捧朝笏［hù］，文质彬彬。石人也很高大，我们走近去举手不及其腰。每一个石人或石兽都用一块整石料琢成。这些石料是从青龙山运来。从青龙山到明孝陵，远达三四十里，中间隔着十来个山岗，当时没有机器设备，运送这些每块重达四五十吨的石头，需要花费多少人的劳动！这些石人石兽整齐威严地排列达三里长，它的大小和数量是根据帝王生前拥有的仪仗和侍卫排定的；难怪文人学士们到这里谒陵有“石马嘶风翁仲立，犹疑子夜点朝班”之咏了。
整个神道像个月牙，半环抱一座小山——孙陵冈，三国东吴孙权的墓就在这山上。传说朱元璋决定在此营建陵墓时，有人建议他把孙权的墓迁走，他说：“孙权是条好汉子，不妨留他守大门。”如今山上广植梅花，故又名梅花山。遍布山岗的梅花树，有三十多个品种。每当梅花盛开之时，此山繁花一片，如雪如云。下梅花山向北走不远，就到了紫禁城。红墙朱扉，“明孝陵”三个大金字跃进眼帘。走进门迎面是一座碑亭。据介绍，原来紫禁城大门有文武方门五座，大门内还有中门，中门里面有神帛炉和左右庑，中门外左边有屠宰祭奠牲畜的“宰牲亭”，右边有皇帝在祭奠前更衣的“具服殿”，这些建筑可惜早已毁掉。现在的大门和碑亭都是后建的。碑亭中立着清康熙所题的“治隆唐宋”石碑，以及清朝其它皇帝的诗碑。文载康熙六次南巡中，曾经五次亲谒明孝陵。“治隆唐宋”额，是他在1699年第三次南巡谒陵时题的。乾隆南巡中，每次都亲谒孝陵，并且也称颂朱元璋创基立国胜过唐宗宋祖。显然，清朝皇帝这样推崇明朝皇帝，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人心。
碑亭后面是享殿，里面设有茶座。这里原来是四十五间金龙滚柱大殿，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军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享殿尽毁于兵火。现在的享殿是清同治四年（1865）和十二年（1873）两次重新修建的。当年享殿巍峨壮丽的旧观已不复见。
享殿后面，就是宝城。宝城像一座厚厚的城门，中间是一条拾级而上的隧道。走完五十多级台阶，再左右折而向南就上到了明楼。明楼正当宝城城闉［yīn］之上，像一座谯楼。楼顶已毁，仅存四壁。明楼南面有三个门。站在明楼四下远眺，东视中山陵，西瞰扬子江，视线纵横，远近峰峦，尽收眼底。明楼北门正对独龙阜，这里就是明太祖和马皇后合葬的地方。（附图片）
孝陵神道 春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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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知识
飞燕
仲春之月，元鸟至。仲秋之月，元鸟归（“礼记”“月令”）。自从春风吹绿了杨柳，燕子便渡海重来，飞到我国黄河南北一带来了。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二千多年前的“诗经·邶风”已经能够这样细腻地描写燕子的生活习性。家燕长着一对很长的翅膀，尾巴分叉展开如剪，很适合作急速的飞行。它们虽然飞得快，可是不大能够在急飞中迅速转弯。飞行的时候，常常张开大如网兜的嘴扑向小虫。燕子喜欢吃蚊、蝇、盲椿象、金龟子等昆虫。一窝燕子在一个夏天，大约能消灭一百万只左右的害虫，真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好帮手。将要下雨的时候，昆虫大多在离地面不远的地方飞舞，燕子为了捕食昆虫，也就飞得靠近地面。
五月开始，燕子便忙于筑窝。它们不厌其烦地一口一口衔了泥浆、干草、毛发，把窝筑在房屋的梁椽间。燕子的巢很坚固。它们挑那田中翻起的下层粘土，或蚯蚓分泌出来的泥丸做建筑材料。每一小块泥土，都混杂了它们自己的唾液，中间再加一些草藁，然后再一块块粘筑在梁上。燕子，倒真是鸟类中的“工程师”呢！
·维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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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过去藏书家的图章
知非
藏书章便是在书籍的前面或后面打上图章，表明这本书的所有权，它是属于何人或属于某某单位，也就是说明这本书是谁的。所以任何图书馆，当书籍进馆以后，打上该馆的图章，正是手续之一；至于个人的书，也有打上自己图章的，也有写上自己的姓名的；总而言之，只是一种标记而已。最大的意义是防止遗失。因此把藏书章作为一种记号来看，未为不可。
然而过去许多藏书家的印章，却远远超出了作为一种标记的范围，常常借着一块小小的图章，表达个人的意愿，刻制许多名章和“闲章”。除一般的以外，有些印章的词句是可笑的，甚至于是可鄙的。各色各样的形式都有，其中有告诫式的，还有遗嘱式的。从好的方面说是对于书籍的爱护、珍惜；从坏的方面说是强烈占有欲的流露。
明末的大收藏家项元汴（号墨林），他就喜欢在书籍字画上打图章，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说：“墨林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liù］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仰且遍黥其体无完肤，较谋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意思说他得到好的图书字画，表示是自己心爱的东西，在上面乱打图章，就像娶得一个漂亮的女子，害怕她跑了，在她脸上身上刺着许多花纹或文字，实是一种残酷的行为。这个比喻不见得恰当，而这个讽刺还是正确的。但是竟有人专门欣赏这种作风，加以模仿，并沾沾自喜，如清朝的藏书家杨继振，他在题跋中说：“予藏书数十万卷，率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未敢轻事丹黄，造劫楮素；至简首卷尾，钤朱累累，则独至之癖，不减墨林，窃用自喜，究之于书，不为无补”
（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六）。他一方面不轻易在书上圈点、写字，以保持“卷帙精整”；同时又在书上乱打许多图章，还说是“于书不为无补”，他自己说是个人的癖好，看起来好像矛盾，实际也只是占有欲的表现而已。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有“藏书家印记之语”一条，引了两个长文的藏书印，如蒋光煦《东湖丛记》记明朝的藏书家毛晋有朱文大方印，其文曰：“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yù］，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共五十六个字。他希望他的子孙能读这些藏书，如不能读而竟将它卖掉，他认为是不孝子孙，连禽兽都不如。这不像一个图章，而是一篇告白，不只告诫他的子孙，并且还告诫别人。《东湖丛记》又记清朝王昶［chǎng］的藏书印章，其印文中有“……愿后人，勤讲肄，……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也是很激动地先骂一通，有如遗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对之感叹道：“鞭笞犬豕庸非酷，得失何妨等楚弓”。作者不赞成藏书家这种谩骂的办法，并引《家语》楚王失弓的故事，所谓“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又何求？”这是开明的见解。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的：“尝忆古人藏书印记，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为不达而已。”不达就是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想不开，恨不得把书都带到棺材里去。叶德辉又总结地说：“诸人皆眷眷于其子孙，究之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这是事实，也是确论。像宁波“天一阁”藏书，经过四百年，现在更得到复兴发展，那是绝无仅有的。
就我们从古旧书籍上所看见的各式各样的图章印文，虽然文字的多少不同，词句的或温和或愤激也不一样，而它总的精神则是“子子孙孙永宝”，这是藏书章中最普通的一个，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因为要子孙世守，所以在印章词句中坚嘱“勿以鬻钱，勿以借人”（杨继振的藏书章）；或是“………古人以借鬻为不孝……”（施大经藏书章）等等。这是封建社会的反映，他们不把图书看作是传播知识的工具，而把它当作私产，甚至认为是可居的奇货，这种思想确实太坏了。
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藏书家，他们在藏书印上只谆谆［zhūn］嘱咐借阅的读者要爱惜书，不应损坏别人的东西，他们常常引用颜之推的话刻为图章，如：“《颜氏家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云云。这比较坚持不借给人看的收藏家似进步得多，至少他没有把书“藏”起来的思想。
从宋朝到清末，据叶昌炽的记载，大约有一千一百多位藏书家。现在这些收藏家们的图书，绝大部分都归入各地图书馆，也就是还之人民，任何人都可利用。对于书的保护比个人的书斋要好得多。过去这些藏书家印章上的词句，也就永远成为书史上的陈迹。
总之，过去藏书家的思想和现在不同，因为那是旧社会制度的产物。至于藏书家对于书的搜集、整理、爱惜、勤勤恳恳地终身不倦，使若干古书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是不能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