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在世界文化名人——中国伟大诗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冯至
杜甫遗留给我们一千四百多首诗。这个数目不算不多，此外却还有许多诗是失散了。他生前既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热心编订自己的诗集，死后他的诗也没有像王维的诗那样由皇帝诏令编进，他的诗集是到了北宋时才由杜诗的爱好者广事搜罗，精心审定，逐渐编辑起来的。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前就说过，他已经写了一千首左右的诗，可是在他的全集里，前期的诗只保存了一百多首。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的诗，也难免没有遗失。杜甫的诗集虽然有这无法弥补的缺陷，但我们如果按照编年的次序来读，却像是在读一部有组织的完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不同体裁的、独立的篇章，也有不少计划周密的组诗，而且每个阶段的诗有每个阶段的特点，可是总的看来，则从头到尾构成一个整体，有如一座璀璨壮丽、丰富多彩的大厦。
杜甫的诗一向被称为“诗史”。这部“诗史”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并对许多重要问题表达了作者的进步主张；它还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新兴的城市，以及一些虫鸟花木的动态；在自然的图景和社会的变化中，它也叙述了作者不幸的遭遇和内心的矛盾，抒发了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迫切的愿望，所以它也是作者的忠实的自传。它和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与曹雪芹的长篇小说一样，经纬纵横，包罗万象，给读者一个丰富而又完整的印象。
我们翻开杜甫诗集，一开始就会读到他早年写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再读到他晚年的诗，又有《登岳阳楼》里“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那样的名句。泰山卓立在齐鲁的平原，洞庭湖的东南划分了吴楚的疆界，一在全集的开端，一在全集接近结束的地方，中间有如长幅的画卷一般，展示出秦川的云树、陇右的关山、蜀地的峰峦和江水，杜甫都用他雄浑的诗笔一一加以描绘。在这壮丽的大自然中他也从不曾忽略动物界、植物界的优美景物。他的诗反映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从来没有间断过，从长安时期的《兵车行》直到在湖南写的《岁暮行》，有无数感人的诗篇，记载了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至于他个人的思想感情，从早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到晚年
“欲倾东海洗乾坤”的理想，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逝世前一年写的“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尽管是心情起伏，变化多端，他忧国忧民的积极精神却是首尾一贯的。这一切使人感到，好像全集的结构诗人早已设计好了似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至于杜甫诗集所以能显示出这样的完整性和一贯性，主要是由于杜甫爱国爱民的政治热情是始终不渝的，他忠于艺术的创作热情是一生不懈的。今天我们纪念这个伟大的诗人，试图对于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作一些叙述。
杜甫的时代是唐代封建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杜甫青年时，还经历了所谓的开元之治。但当时由于贵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寺院僧侣都广置庄园、兼并土地，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均田制遭到破坏，大量农民失却土地。以均田制为基础、对中央政权起巩固作用的府兵制也难以维持下去，随后各地节度使招募兵士，长期率领，地方势力逐渐强大。更加上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对内横征暴敛，对外连年进行掠夺性的战争，使得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阶级矛盾越来越深，最后爆发了成为唐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的安史之乱，并且导致了邻近民族的不断入侵和此伏彼起的长期内乱。广大的人民在这时期担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想像的苦难。杜甫个人的生活也同样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从一个官僚家庭的子弟转变为一个常常衣食无着、贫病交迫的“众人”（他自己常说：“生涯似众人”、“老逐众人行”）。由于个人的贫困，他逐渐接近贫困的人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哀乐和愿望，同时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写的诗便成为这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时代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所照映的事物，不是浮光掠影，也不是些烦琐细节，而多半是转变过程中带有关键性的重要事件。当唐玄宗在天宝年间对外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连遭失败，人民负担着过度的赋税和徭役时，杜甫写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兵车行》。这首诗虽然是从父母妻子送别行人写起，诗人主要的着眼点则在于“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和“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他想到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和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当唐代的统治集团集中天下财富，骄奢淫侈的生活达到极点，安史之乱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时，杜甫一再指出尖锐的社会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给这个日趋腐烂的社会敲起紧急的警钟。安史之乱延续了七年多，杜甫的忧思焦虑完全贯注在平复叛乱和人民的痛苦生活上边，但他同时也高瞻远瞩，看到当时的当政者由于只顾燃眉而忽略了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借用外族兵力平定叛变会带来无穷的后患，一件是西方的防务空虚会引起西方民族的入侵。为这些隐忧他写了不少诗篇，事实上过了不久，杜甫所担心要发生的事都成为惨痛的现实。像杜甫这样具有政治敏感、既能博览全局，又能洞察隐微，不只是在他同时代的诗人中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就是过去历代伟大的诗人中也是不多见的。至于陈述人民的痛苦，讽谕皇帝的昏庸荒淫，揭发地方官吏的残暴跋扈［hù］，杜甫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看作是诗人在他的时代里应尽的职责。他运用不同的诗体，有时直陈其事，有时通过比喻和寓言，写得委曲婉转，有时也把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概括为简练的诗句，像“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盗贼本王臣”、“丧乱死多门”等句包涵有多么丰富的内容！此外还有个别篇章以高度的艺术手腕，简要而明确地叙述了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如《忆昔二首》），直到现在，还常被历史家所征引。
杜甫的诗反映现实，能够这样深刻，主要是因为他观察事物，一切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边。杜甫写过许多关于战争的诗，但是战争的性质不同，杜甫对待的态度也不一样。在那时，有皇帝穷兵黩武、边将贪功图利、对其他民族的掠夺性的战争，有国家危在旦夕、镇压叛乱的战争，有抵御外族蚕食边疆、入侵内地的战争，有各地将领拥兵自主、互相残杀的内乱，还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种“万国皆戎马”的局面，不知引起诗人多少次的“酣歌泪欲垂”，直到他死亡前夕最后的一首长诗里还叹息着战血长流，军声不息。他深深认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丧乱死多门”是一句有力的概括。但是杜甫并不像过去一部分文学史家片面地所理解的，是一个无条件的非战论者，他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有不同的看法。有害于人民和国家的侵略战争，他是反对的；有关民族命运和国家生存的反侵略战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拥护的；各地军阀的内乱，他是深恶痛绝的；至于农民起义的意义，杜甫还认识不清，可是他已经看出“盗贼本王臣”的道理，这在当时可以算是最进步的观点了。
前边提到的《兵车行》是对于唐玄宗君臣不顾农业生产，不管人民死活，一味在边疆发动战争的抗议。同时杜甫在《前出塞》里也提出诘问，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后来回忆当时征伐的情景，是“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一寸寸的土地都要用大量的生命和财富来换取。这种侵略战争所得的后果一方面是田园荒芜，农业生产衰落；一方面是播下了民族间互相仇恨的种子。关于前者，《兵车行》里已经说得很沉痛，在另一首晚年的诗《又上后园山脚》里也指出来，“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雕，曾是戍役伤”。关于后者，例如吐蕃和唐本来是甥舅一家、友好和睦的，但在天宝年间，玄宗任使哥舒翰对吐蕃大事杀伐，伤害了民族间的感情，等到唐朝的势力衰弱时，吐蕃便一再入侵。杜甫对于这种后果看得很清楚，他说，“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对于镇压安史之乱和抵御外侮的战争，杜甫则采取与之相反的肯定态度。他被困在沦陷的长安时，写出关心军事动态、充满爱国精神的《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等名篇。后来逃至凤翔，任左拾遗，写过许多送友人赴任的诗，在提到“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殷切地勉励友人“垂泪方投笔，伤时即据鞍”的同时，也关心到西方边陲的危机，“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昊［hào］？”在唐军反攻的期间，他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等诗都无异于鼓舞士气的雄壮的战歌。他心中燃起的对于叛逆和入侵的外族敌忾同仇的火焰始终没有停息过。代宗广德元年，杜甫流离川北，吐蕃攻陷松、维、保三州，他写出悲壮的《岁暮》：“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类诗在他的诗集里是数见不鲜的。
国家大难当前，危在旦夕时，杜甫认为，抵御敌人是人民应尽的职责，他一再写诗鼓励。他在洛阳路上，看见一些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等都强征入伍。他面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替这些人提出沉痛的控诉，对那些差吏给以严厉的谴责，但是一想到目前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这些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只好劝他们暂时忍受个人的痛苦，还是抵御敌人要紧。这时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使他写成了撼动千古人心的“三吏”、“三别”。——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农业生产，但是他的想法和写《兵车行》的时候不同了，他在一首《喜晴》里说：“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shǔ-jì］，得种菜与麻”。这就是说，妇女在家，不惯于耕种黍稷，至于种菜种麻，还是可以胜任的，他再也不说“禾生陇亩无东西”了。
至于各地的军阀官僚，横征暴敛，互相砍杀，不把唐朝的中央政权看在眼里，这局面自从安史之乱以来，一天比一天严重。杜甫到了四川，四川是战乱频繁，到了湖南，湖南也发生骚乱。杜甫无论到哪里，所看到的都是“哀哀寡妇诛求尽”，
“无有一城无甲兵”。杜甫对那些争权夺利的“边头公卿”，口诛笔伐，写过许多长诗和短句。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总希望他们能够稍微照顾点民间疾苦，对皇帝表示拥护。但是“重镇如割据，轻权绝纪纲”，这时皇帝的“权”，在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业已废弛的情况下，在内忧外患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在嬖佞［bì－nìng］当权、皇帝昏庸逸乐的情况下，是再也振作不起来，因此纪纲也就无法维持了。
杜甫在这混乱的封建社会里，“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总是把改善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对于不自振奋的皇帝，时而规劝，时而讽谕，有时也进行大胆的揭发，幻想皇帝能行俭德，有一番作为，不是迫切地喊出“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就是谆谆地论述“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尽管他在诗里苦口婆心，反复陈词，这些话是不可能听到皇帝的耳里去的。他时常梦想“贞观之治”的再现，但是造成“贞观之治”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都已不存在了。这是封建社会一个出身于统治阶级而又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在所谓君昏世乱的时代里常常遇到的悲剧，到了皇帝或国王这一关，矛盾就无法解决了。这是屈原经历过的悲剧，也是杜甫的悲剧。
杜甫在这样的悲剧中，虽然也间或流露出消极的、感伤的情绪，但主要的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热情。“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宇宙澄清的希望。他不曾像白居易那样，在写了大量能代民立言的讽谕诗以后
（这些诗我们要给以很高的评价），在晚年写了许多千篇一律乐天安命的闲适诗，并且用孟轲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他政治热情减退、态度转为消极的根据。杜甫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却不肯独善其身。他在肃宗的身边充当过短时期的左拾遗，这本来说不上什么“达”，他却不顾生死，充分执行了左拾遗的任务，因而引起皇帝的不满，他从此与长安永别，流离半生。对于朋友，他也经常勉励以国事为己任。严武入朝时，他向他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在长沙寄诗给道州刺史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在这同一首诗里，他说他自己是“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这是多么坚强而卓绝的精神。
杜甫很早就把自己比作葵藿，他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俨然是一句终身的誓词，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境，都不能改变这个关心朝政的“倾太阳”的“物性”。他晚年在湖南，“右臂偏枯半耳聋”，感到“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但他仍然是痛苦越深，毅力越强，“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我们认识到这种坚忍不拔的积极精神，才能理解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凤凰台》、《朱凤行》一系列的高歌，宁愿牺牲自己，使人民能够得到幸福；才能理解他“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那类的诗句，爱憎鲜明，有充沛的战斗力量；才能理解他绝大部分的诗篇中个人的喜怒哀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是那样声息相通，血肉相联。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这说明他的积极精神从不曾被艰危压倒，他的诗才也不曾因为生活上的阻碍而枯竭。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始终是兴旺的。他在另外两首不同的诗里也有过同样意义的诗句：在政治上他是“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在艺术上他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这两联诗互相呼应，有如两扇羽翼，负载着杜甫的诗凌空飞翔。杜诗的丰富的政治内容是依靠高度的艺术能力给表达出来的。
杜甫一生关心政治，也一生锻炼诗篇。他从七岁开口咏凤凰起始，直到在死亡的前夕，病卧舟中，还以极大的工力写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的排律，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为止，从未停止过歌唱。如前所述，他前期的诗，有十分之九是失散了，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当然，他前期诗的成就不会有后期的诗那样高，但是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是吾家事”、“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这些诗句看来，从他在《进鵰赋表》里关于自己早期诗歌的介绍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诗是从他的祖父杜审言以来的家庭的传统，他从“弱岁”起就不断地为诗而努力，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成就。
他对于诗的努力，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字斟句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方面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向古人和今人虚心学习的态度。这两方面是他把诗作为武器所要下的基本功夫，至于诗的灵魂还是他那永不衰谢的政治热情。
在杜甫的诗集里我们可以读到一些诗句，论到他写诗的要求和经验。他的要求第一是“稳”，他说，“赋诗新句稳”，他夸奖一个朋友的诗是
“毫发无遗憾”，这种“稳”，这种“无遗憾”，是语言的准确，把情和景用极恰当的字语表达出来。第二，他进一步要求生动活泼，出语惊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一首诗里，使带有关键性的字句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给诗以更大的生命力，这也就是陆机《文赋》里所说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杜甫自己在给汉中王李瑀的诗里也提到，李瑀喜爱他的诗中的警策；他在《八哀诗》纪念张九龄的一首里说，张九龄的诗是“自成一家则，未阙只字警”。过去的诗话诗评关于杜甫在这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卓越成就有过许多论述，杜诗中警策的字句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的。第三是要求合乎诗律，这主要是为了加强诗的音乐性和对仗的工整。他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其实他不只是晚年才注意诗律，他在长安时就常常称赞朋友的诗是“诗律群公问”，是“遣词必中律，利物常发硎”，是
“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钻研诗律，是一时风气，杜甫也很重视。尤其是最后的一联，使人感到诗律对于诗歌的能手并不起束缚作用，如果诗人有丰富的想像，又能驾驭诗律，则作品更能惊人。所以杜甫写出来那么多撼动读者心灵的五律、七律，以及一些长篇的排律，这是他在中国诗歌史里的巨大的贡献之一。杜甫也不是死板地遵守诗律，他有时根据内容的需要创造性地冲破常格，例如他的一些拗体律诗，更能增强音节的顿挫。抒发他的深厚的感情。
杜甫为了达到这样严格的要求，他在创作上尽了极大的努力，“新诗改罢自长吟”，是他写诗的必经过程。为了字斟句酌，出语惊人，他要不断修改（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据说宋朝人还看见过他亲笔改过的诗稿）。改好以后，还要反复吟诵，也是为了字句的精确和音调的完美。在这上边他下了许多苦功夫，他一再地提到写诗的
“苦用心”。杜甫在一些题画的诗里，常说“更觉良工心独苦”、“意匠惨淡经营中”，这虽然指的是作画，实际上也是他写诗的深刻的体会。
他在创作时，这样下苦功夫，另一方面，他又常常谈到写诗的迅速，他夸奖李白是“敏捷诗千首”，他自己也说“下笔如有神”、“诗成觉有神”、“诗应有神助”。这些神来之笔，不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依靠充分的文学修养得来的。文学修养主要是依靠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的积累。杜甫具有深厚的思想感情，一生忧国忧民，关心政治，身受颠沛流离之苦，生活的经验是很丰富的。至于创作经验，杜甫则在自己创作实践的同时，大量吸取了古人和今人的成就。过去人们说，文人相轻，杜甫就不是这样，他很善于重视别人的优点，虚心学习。他对于同时代的诗人，无论是和他熟悉的李白、高适、岑参，或是和他不甚熟悉的元结、王维、孟浩然，都给以很高的评价。他非常殷切地愿望能和人论诗论文，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回忆过去和李邕［yōng］、李白、高适、岑参、苏源明、孟云卿等人相与论文的情景，总是念念不忘，认为这是最大的快乐。当然，在他晚年，这些诗人大部分死去了，唐代的诗坛一时陷于消沉，他也发过“豪俊何人在，文章扫地无”、“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的感慨。
对待古人和文学遗产，他在《戏为六绝句》和《偶题》的前半章里表示了他的公平态度。《偶题》一开始就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这是说每个成名的作家都有独到之处，各具心得。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不能随便抹煞。所以他对于当时一些轻薄为文任意否定初唐四杰的人们，在《戏为六绝句》里给以谴责。他对于作家的评价是这样谨慎，对于每个时代的文学，他也认为各自有它的特点，后代继承前代的传统，又有所变化，翻出新样，哪怕是余波回响，也不无可取的地方。所以他说，“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例如南北朝文学，尤其是齐梁以后的文学，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杜甫的心里有很明确的尺寸。他对于南北朝杰出的诗人如陶潜、鲍照、庾信，都推崇备至。就是次要的诗人，只要他们有一技之长或是独得之妙，他也虚心学习，“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因为从他们那里还是可以学到一些艺术技巧。但他也指出，不要作齐梁的后尘。还有汉以来的乐府民歌，更是他学习的对象，他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七古、五古都是继承而且发扬了乐府诗的传统，并且“即事名篇”，为下一代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的新乐府运动开辟了道路。但是杜甫这种广泛的虚心学习不是没有选择的，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善于“别裁伪体亲风雅”，才能“转益多师是汝师”。元稹评论杜甫艺术上的造诣“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是为世人所公认的定论。
杜甫谦虚谨慎的学习和苦心孤诣的写作使他的诗歌获得巨大的成就，给我们留下来这部用血泪写成的、引起后代千万读者同情和敬仰的《诗史》。但是他的诗的成就，只靠着高度的艺术修养是不够的，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一再提到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就以“苦用心”而论，中唐晚唐有过不少的苦吟诗人，他们搜索枯肠，呕尽心血，有的传为诗坛佳话，但是结果写出来的诗却不都很成功。中唐诗人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所指的那两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我们现在读来，并不见得有什么特色。晚唐诗人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但是他本人留下来的十首诗和几联残缺的断句，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这是因为他们的诗缺乏丰富的思想内容。同样情形，写诗只靠从古人的书中取得出处和技巧，也是不够的，因为古人的书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泉源，真正取之不竭的泉源是现实生活。如宋代以后的一部分诗人，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强调从书本中寻求诗料，在艺术上也可能有些贡献，而诗的成就究竟是很有限的。元好问所说的“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正是对这种写诗态度的批判。但是有了现实生活丰富的阅历，也不一定就能写出诗来。明朝末年，有一位热情的杜甫研究者，名叫王嗣奭［shì］，他对于杜诗作过不少精辟的分析和阐述，在论到“三吏”、“三别”时，他说“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诚然，像杜甫诗里所反映的民间疾苦和国家灾难，在那大变乱的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杜甫同时代的诗人除了元结等少数人外为什么竟视而不见，虽亲见也不能写成诗章呢？王嗣奭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可是他所说的“若有神使之”却是一个抽象的回答，使人不大容易理解。实际上这个“神”不是别的，就正是杜甫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更加以他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杜甫的永不熄灭的政治热情的根源，许多杜甫研究者都认为是杜甫亲身遭受时代的剧变和个人的不幸，逐渐超越了他出身阶级的局限，越来越多地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生活的甘苦，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愿望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愿望趋于一致了。
杜甫诗歌内容的广博渊深和艺术形式的高度成就，不是这篇短短的报告所能深入探讨的；这里仅就杜甫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作一些粗略的叙述，希望在我们纪念他的时刻，能够从杜甫的文学遗产中得到一些可贵的借鉴和有力的鼓舞，以有利于建设我们前途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文学。
第5版()
专栏：
读《随园诗话》札记
郭沫若
四四、草木与鹰犬
《诗话·补遗》卷一第四四则：
“士大夫宁为权门之草木，勿为权门之鹰犬。何也？草木不过供其赏玩，可以免祸，恰无害于人。为其鹰犬，则有害于人，而己亦终难免祸”。
这几句话相当坦率地表白了袁枚自己的人格，也表白了以袁枚为代表的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人的人格。
他们对于权门既不敢反抗，也不敢回避，而是甘愿或勉强依附。但为自己的利害打算，为更容易欺骗别人和自己，却宁肯做权门的花瓶，而不敢做权门的爪牙。
其实，既做到权门的草木，正是手不沾血地在帮助权门杀人，何尝是“无害于人”？且既为草木，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又何难进一步化为鹰犬？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并不多远。
即使说草木式的依附不变，但到人民起来反抗，使权门失势时，也未见得就能“免祸”。“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无生命的玉与石都难免祸，何况乎草与木！
时代的进展是铁面无情的。然而，我们也不必过分谴责草木与鹰犬，而忘记了权门。
四五、石棺与虹桥
《诗话·补遗》卷一第五七则：
“余丙辰年（乾隆元年）过广西全州，见江上山凹有匣，非石非木，颇类棺状。甲辰（乾隆四十九年）再过观之，其匣如故，丝毫无损。相传武侯藏兵书处。或用千里镜睨［nì］之，的系木匣，非石也。但其上似无盖耳。
庚戌（乾隆五十五年）夏间，偶阅朱国祯《涌幢［chuáng］小品》云：‘嘉靖时，上遣南昌姜御史访求奇书，入全州。张云梯，募健卒探取，乃一棺。中函头颅甚巨，两牙长尺许，垂口外，如虎豹状。卒取其骨下山，卒暴死。姜埋其骨而复奏焉’。……惜武夷山之虹桥板，不得姜御史搭云梯而一探之。”
案全州“石棺”，所未目睹。然如《涌幢小品》所言，直是小说耳。如非朱某所虚构，则是姜某所虚构。入于《子不语》尚可，而竟以之入于《诗话》，实属出人意外。
所谓“匣”者乃天然石形，类匣，亦类棺而已。木久岂能不朽？长江三峡中有所谓“棺材峡”，又有所谓“兵书宝剑峡”，均取其岩石之形似而云然。“兵书宝剑”，民间亦使之与武侯联系，自不足信。
至所谓“武夷山之虹桥板”，见同卷第一六则：
“余游武夷，至大藏峰。望半字山，穴中有桥板梁柱，大小百千根，参差［cēn-cī］堆架。灰墨色，长短不齐。既不朽烂，又不倾落。其下湍［tuān］急，舟难停泊。有某官，击以鸟枪，落木梯数片。朱子云：‘是尧时民避洪水居此。水平时，人下而木存’。想亦有理”。
行文体制，两者相同。观察既不精密，叙述亦自相矛盾。安有木而不“朽腐”者？（除非木已化石，但木如石化，则远出洪荒，其时何能有桥？）且既能击落，又安见其“不倾落”？
武夷，余未曾至。桥板亦不知是否尚存，估计当是千年古物。朱熹以为尧时人所留，亦仅臆测，何“理”之“有”？
袁枚可谓博览群书，但有“尽信书”之嫌。孟子曾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看来，二千年前的孟轲，实比二百年前的袁枚高明得多。
四六、甘苦刚柔
《诗话·补遗》卷二第十二则：
“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是也。凡诗之称绝调者，其词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为贵：绫绢柔则丝细熟，金铁柔则质精良。诗文之道，何独不然？余有句云：‘良药味不苦，圣人言不腐’。”
这种偏致之论，十分滑稽。药之苦与否，诗之拗与否，物之柔与否，根本不能比并。药以对症为贵，诗以能使人兴、观、群、怨为贵，物以适用、美观、经济为贵，此其大较也。袁枚所论，时每自相矛盾。如《补遗》卷三第十则云：“李杜韩苏四大家，惟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乎柔矣。”
物既“以柔为贵”，何以韩苏纯刚而入于大家，白香山纯柔而不得入于大家？再就药而言，例如奎宁，对疟疾为特效药，而味极苦。安见其“良药味不苦”？
如药以不苦为良，则甘草应为上品，何以有人比之为“长乐老”（历事五朝的冯道），而袁枚以为恰合甘草身分？（见《诗话》卷十六第二四则。）
药不以甘苦为上下，而以利于病与否为上下。古谚所云：“良药苦口利于病”，依然是合理之言。
良药之味与所谓“圣人”之言也根本不能比并。良药之味有不苦者，或虽苦可以使之不苦。所谓“圣人”之言，苟时过境迁，则曩之“不腐”者俄而腐矣。已腐之言，纵有大力，谁能使之不腐？忠君之义何如？天尊地卑之义何如？夫唱妇随之义何如？
四七、“一戎衣”解
《诗话·补遗》卷二第三十则：
“杜少陵平生最爱庾子山，故诗亦往往袭其调。如“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之类，不一而足”。
案“一戎衣”见《中庸》：“一戎衣而有天下”。“三尺剑”对“一戎衣”，从字面看来，甚为工稳。但《中庸》之“一戎衣”，郑玄注云：“衣读如殷。……齐人言殷，声如衣。”又《吕氏春秋·慎大篇》“亲郼如夏”，高诱注云：
“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故“一戎衣”实即《书经·康诰》之“殪［yì］戎殷”。一通殪，剪灭之谓，非一二三四之一。戎同汝，犹今上海一带方言称汝为侬，非兵戎之戎，亦非戎狄之戎。金文周初之器多以衣为殷，如武王时之《大丰?（簋［guǐ］）》“丕克乞（讫）衣王祀”，“衣王”即殷王。杜甫去古已远，不通古音，故有此误用。然此误用已成通例，并不限于杜甫。
五十年前，我为辛亥革命后第一次新正写春联，曾有句云：“共和三脱帽，光复一戎衣”，并无心袭杜，而错误则完全相同。
四八、“撒羹”与“麻姑剌”
《诗话·补遗》卷二第三六则载梁处素（履绳）《题汪亦沧〈日本国神海编〉》七绝三首，每首用了一个日本话。
第一首有“拽盏何缘号撒羹”句，解云“佐酒者号撒羹”。案此当是Sakana（撒卡那）之对音而不甚准确。原义为鱼。因日本一般多吃鱼，故又引伸为下酒菜之肴［yáo］。
第二首末二句“那管吴儿心木石，我邦却有换心山”。解云“妓所居处名山换心山”。此则不甚了了，不知是何处山名，抑系解语有讹误。
第三首有“通宵学枕麻姑剌”句，解云：“其俗以木为枕，号麻姑剌，直竖而不贴耳，故至老不聋”。今案枕名“麻姑剌”即Makura（马苦拉）。旧式者以木为之。正面侧面均呈梯形，高约八九寸。正面底部下阔约尺许，侧面下阔约其半。上有软垫呈圆棒状，固定于木，以之枕于后脑凹下。盖旧式日本女人梳“丸髻”，男子梳“曲髻”，颇费事，故用此木枕，以免损其发式。所谓“至老不聋”云者，如非误会，则欺人之谈。
〔更正〕第二五则“棉之蓓蕾”改为“棉铃”。第四十则“含氟量大”改为“含硫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