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前程
——记一个船长
姜德明
甲板上是一片暖人的、明丽的阳光，我坐在长凳上一边了望着黄浦江上往返的船只，看着脚下闪光的江水，一边在等着船长陈沛川。每次开航的当天中午，他总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因为从下午四时起他要在驾驶台上工作到深夜……。
突然从餐厅里传来一阵锣鼓声，接着由众人拥出一个穿戴整齐的老年工人来。我连忙站起让路，那位老工人正和众人频频招手，从那眼神里看，好像他正跟大家说：“快别这样敲打了，我谢谢大家吧！……”原来这是一位退休的老水手，今天就要离船了。虽然我一时还说不清一个老水手跟海、跟船的感情有多深，但我却从他那模糊的双眼里看出了他激动不已的心情。
他刚走到岸上，忽然从三层甲板上发出一声宏亮的喊声：“等一等，你们怎么不叫我一声呀！”随着话声跑下一个高个儿的男子，他睡眼惺忪［xīng-sōng］却脚步轻捷地跑到了岸上。老水手回首等他，并快步相迎握住了他的手。我听不清他们的对话，却分明看清那人正是船长陈沛川。陈船长上船来一眼就瞥见了我。他告诉我，船在青岛时已经给老水手开过欢送会了，而且他和政委还陪着老水手在海员俱乐部吃了一顿话别便饭，但是一个海员要离船这是件大事，船长怎能不来送行呢？“我们海员跟海、船，跟党的感情是分不开的，你能理解这心情吧？”
我不能即刻回答他的问话，却一再劝他去接着睡觉，可是他的精神反而愈来愈好，始终没有去睡。
船是在下午四时准时开航的。码头上送行的人们正挥手向船上的亲友告别，我们的陈船长早已站在高高的驾驶台上观察着四周的环境。我爬上了驾驶台，见他正用信号分别询问在船头和船尾执行任务的大副、二副前后是否有障碍，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命令站在身边的三副拉笛，轮船启航了！
“中兴九号”在海洋上安全航行六年了。当我还没有上船以前就有人跟我说，上海港是一条世界有名的狭水道，轮船在拥挤的黄浦江进出，船长得要有相当的魄力和经验。凑巧我在一张新出版的海员报上读到的陈沛川写的一篇短文里也提到这些：“上海—青岛的航线短，进出港靠离码头频繁。在狭水道航行又大多在夜里。一个月中有将近十整夜不能睡觉，但我一想到自己的政治责任……”
“鸣笛！”陈沛川向三副发着命令，然后转身告诉我：“前面那条江轮走得很慢，我通知它咱们要过来了；一会儿还要请他们稍为避让一下。”我放眼望去，那江轮果然慢慢地向边上移去。但是，有时候陈沛川也命令轮机手停车，主动躲避一些小木船。总之，我们的船就在这不断和大大小小的船只打招呼和彼此避让中走了很远。快出黄浦江时，我们又遇到一条装满白菜的小木船，船上的人正面背我们慢吞吞地摇着橹。轮船不断鸣笛向他发出信号，他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仍然若无其事地摇他的橹，甚至站在船头的大副拿起话筒高声呼喊也不管用，这让人多么着急呀！陈船长自己去拉笛了，最后那人终于发觉，急忙把船调转开去，结束了这紧张的局面。大概陈船长看出了我的惊讶神情，他过来跟我说：“木船上的老大们可真有两下子，你看他动作多快！他若再不理我，我只好立刻停车了。”接着他又轻松地说：“不要光看船了，可别放过这黄浦江两岸的景色啊。”我所答非所问地说：“这黄浦江上穿来穿往的小船简直像一条条淘气的小鱼！”船长没有回答我，却会心地笑了。
船出吴淞进了长江口，出了长江口便进入大海。陈沛川一直站在他的岗位上。夜早已悄悄地走来了，今夜是个大晴天，月光轻柔地给大海蒙上了一层银纱，那远处一明一灭的浮标灯更给这诗意的大海添上一道奇幻的色彩。特别是月光铺在海面上的那条波光闪动的甬道，一直通到我们的窗前，从海上望月亮它竟离我们这样近，好像踏着这条银色的路很快就可以走进月的世界。我打破这宁静的空气，并把这感觉告诉给他，他接着说：“对于海，我是从少年时代就向往了！”
“现在呢？”我问他。
“更爱了……”正好大副来换他去吃晚饭，我们一起走下了驾驶台。饭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年青人向往海洋，追求生活的故事……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第三年，从江苏农村跑来一个少年，他原想找个读书的地方，但为生活所迫却当了咖啡厂的学徒。后来进了一个管饭吃的海军学校学航海，与其说他这时已经向往海洋，还不如说更吸引他的是那两碗饭。抗战胜利后他进了招商局，开始对大海有了无穷的幻想，就像孩子向往着童话里的世界。但是，现实给了他教育，那时航运主权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船长等主要职务也都由外国人担任。有一次他在的那条船让台风给吹到海南岛的一个荒滩上，国民党招商局却从不过问他们的死活，只当他们已经随船而尽了。那时候，他一到了海上就觉得整个人没有个着落，没有个寄托，没有个希望，生活的前程就像大海一样的茫然无际……他简直感觉不出大海的可爱了。
上海解放时，他才二十六岁，因为熟悉上海港的情况，就日夜协助军管会接收船只。不久即参加了青年团。1952年被调到交通部，临行前又参加了党。他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年，虽然已经离开了海洋，但在公文里还不断跟海洋打着交道。党号召技术人员归队时，他响应党的号召带着爱人和孩子又回到了上海。
他重又开始了海洋生活，还是从前一样的海，还是从前一样的船，而他解放前那种没有着落、没有寄托的心境早已无影无踪了。他的整个生命早就找到了寄托，这就是党！
这以后，他从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到1958年担任了实习船长，第二年1月便转为正式船长，来到了“中兴九号”；10月里他又到了北京，这是去参加全国群英大会的……。
关于这个青年人的故事，陈沛川还没有讲完，谁都知道这故事的主人正是他自己。
“这回我可离不开大海了。”说着他伸了个懒腰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披上大衣又到驾驶台去。夜里海上起了风浪，船颠得很厉害，大副正用望远镜细心地了望着前方，轮机手精神集中地听候着指挥。陈船长和大副交换着情况，也用望远镜不时了望着。见到这情景我不由得想到全船正熟睡着的旅客们，他们可曾知道此时驾驶台上的人正彻夜不眠地和风浪、黑夜搏斗着！我不由得问起他们完成这个航次回到上海以后可否在家里休息几天？
“可以美美地睡上一天。海员们的假期都是集中过的，每个人差不多有将近两个月的假期呢。”稍停后他又轻声轻语地说：“我利用前两年的假期还写了一本小书呢……”我对这话很感兴趣，便急忙问他是本什么书。
“不是什么特别的，给海员看的，我给它起的名字叫《海员手册》……还得要修改。”
外面的风浪愈来愈大了，陈沛川虽然回答着我的问话，两眼却一直注视着前方，好像他的眼睛一触到海洋就特别明亮、锐利起来，像是能透过漆黑的夜空望得见前面的路程，而且可以望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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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艺管窥
安旗
方熏《山静居画论》：“石翁风雨归舟图，笔法荒率，作迎风堤柳数条，远沙一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处？’仆曰：‘雨在画处，又在无画处。’”
这里所说的《石翁（沈周）风雨归舟图》，我还没有机会看到。去年在京时，曾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一张宋人的《风雨归舟图》。画面上不但迎风堤柳、孤舟蓑笠使人感到风雨；那峰峦隐约、渺茫空蒙之际，更使人感到雨意极浓。始信方熏所说的“雨在无画处”一语，极有见地。
最近又在报纸上看到一幅《风雨出诊图》。画的是公社医院的医生、护士撑着小船，冒着风雨去出诊。作者大概为了表现雨急风骤，竟在画面上密密实实画了很多道道，几乎把人物船只等等都遮盖了。看起来，却毫无风雨的感觉。
一个是无画处有雨，一个是有画处无雨，这两个例子一比较，岂不耐人寻思？
由此想到苏东坡的一首小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论画不能只求形似，作画更不能只求形似。一味地在纸上画些道道，这就是只知追求风雨之形。只求形似，往往连形也不似。宋人的《风雨归舟图》，却在堤柳的飘摇中，山色的有无中、以及渺茫空蒙的天际，抓住了风雨的神。
在这一点上，诗与画是一个道理。“作诗必此诗”，也就是古典诗歌理论中所说的“太粘”，也就是拘于形似。现实生活中有些事物本身很难表现，作者假若只求形似，只去写它本身，或直接去写它本身，往往会吃力不讨好，连形似也不可得。在战争中，为了接近敌人，包围敌人，有时候需要迂回；在艺术上，有时候似乎也需要“迂回”。木华《海赋》不直接写水，而从水之上下左右言之；姜夔［kuí］咏蟋蟀，不直接写蟋蟀，而写听蟋蟀的人的感情。这和《风雨归舟图》不画许多道道，而在雨形之外去渲染烘托，道理是一样的。这正是艺术上的“迂回”。这种“迂回”表面上似乎是离开了事物的实质，实际上却抓住了事物的神髓。
王实甫《西厢记》酬简一节写莺莺，也深得艺术“迂回”之术，也颇有“雨在无画处”之妙。
莺莺的美貌在“惊艳”，“酬韵”等折中已写过多次了。此时再写，实在是难乎为继了。何况此时此际的莺莺满面娇羞，也实在难以正面表现。勉强写来，不过是满脸飞霞而已，一览无余，有何意思？你看王实甫却从她的脚写起，写她的脚：“绣鞋儿刚半折”，写她的腰：“柳腰儿勾一搦［nuò］”，写她的头：“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写她的发：“云鬟仿佛坠金钗，偏宜?髻儿歪”，而独不去写她的脸。及至从脚到头都写过了，似乎非写脸不可了，他却别出心裁地写了这么一句：“咍［hāi］，怎不肯回过脸儿来！”自始至终没有写莺莺的脸，然而莺莺的娇羞之态，却宛然在目，而且正由于她不肯转过脸儿来，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像的余地。正如金圣叹所说的：“此时双文安可不看哉！然必从下渐看而后至上，不惟双文羞颜不许便看，虽张生亦羞颜不敢便看也。此是小儿女新房中神理也。”
不写莺莺如何满面通红，而莺莺的娇羞宛然在目，这和画雨景不去画许多道道，而去空蒙之处表现出极浓的雨意，是一个道理。
从上述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见，真正的艺术不仅仅在于形似，而重要的是在于传神，而且有时候为了抓住神韵，往往需要遗其形似，要在形似之外去追求，去探索，去发现。古典绘画理论中所说的“超以象外，得其圜［huán］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所谓“神”又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神似”之“神”并无神秘之处。笪［dá］重光《画筌》说得好：“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可见，神者，真也。既然如此平常，为什么在艺术上往往不易做到神似呢？这是因为我们常常容易以似为真、以似为满足。假若我们能留心区别何者为似，何者为真，不满足于自己的有限的生活，不满足于自己的肤浅的观察，不满足于一向习惯的一般化的表现方法；在丰富生活和深入观察的基础之上，多潜心研究前人杰作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独出的匠心，我们的创作在艺术上就会出现新的创造、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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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紫千红的春天一定到来
〔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狄布东方将晓，看，在我的眼前，升起了一片血红的曙
光。有一个人在纵情歌唱，歌声在群山上空飞翔，飞向流放、忧伤和苦难的
地方。大地寒风呼啸，冰雪茫茫，风雪狂飞怒舞，但有一个
人在歌唱，她唱总有一天会
获得解放，她唱薄荷又会鲜花怒放，棕榈又会结出累累硕果，我们的苦难终会一扫而光……啊，你忧心忡忡的姑娘，在这血风腥雨的寒冬，你在把万紫千红的春天歌
唱。
〔张铁夫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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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话”和坏事
子傥
肯尼迪上台以后，做了许多坏事，也说了许多好听的话。
做坏事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本性，说“好话”则是为了骗人。一根橄榄枝在前面摇晃，是为了掩饰后面的剑。
论本性，论野心，论行径，肯尼迪与其崇拜的“勇敢人物”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毫无二致，但是言词却大不相同，肯尼迪已远不如他的祖宗来得坦率。想必是正如腊斯克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已经在新的势力的冲击下崩溃”，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冲击着“自由世界”。于是，必须把狰狞的面孔装扮成美人。穷途末路的强盗已经失去了早先的信心，仇恨夹杂着怯懦，野心伴随着恐惧，所以，总是一面不断地做坏事，一面不停地说“好话”。
但是，羊皮底下露出了狼尾巴，坏事拆穿了“寻求和平”、“自由选择”之类的“好话”，原来不过是一堆骗人的鬼话。美国总统的剑，在古巴、南越、老挝和刚果，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染污了绿色的橄榄枝，露出一副血迹斑斑的杀人魔王的凶相。左爪抓着一把闪光的利剑，右爪抓着一根滴血的橄榄枝，中间一张变幻无常的脸，时而凶煞怒目，时而露出狞笑，就是当今盖世大盗的自画像。
狼心狗肺是永远不会发慈悲的，肯尼迪政府还准备做更多更坏的坏事，还会说更多更好听的话。但是，坏事使人觉醒，“好话”令人警惕，无论是坏事，还是“好话”，都在从反面促进人民的革命化。世界性的反帝风暴正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波澜壮阔，势不可当。觉醒了的世界人民必将永远埋葬罪恶的帝国主义。 ＊傥［t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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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横眉録
东方犀文 江帆画
重塑“金身”
报载：美国前不久拍制了电影“希特勒”。它是在肯尼迪政府的国务院直接指导下拍摄的。制片人斯特劳斯说：“这部影片将不是……像过去那样地把希特勒表现为一个漫画式的人物，而是把他当做一个人来表现”。
早为全世界人民切齿痛恨的德国法西斯元凶，美国执政者却要把他画成“人”，把罪犯涂绘为英雄。据制片人称，在片中所有反映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的镜头全部不要，只要反映他的心理动机等等；所有希特勒溃败时期全部不要，只要“德国如何攻占俄国领土一直到斯大林格勒转折点为止”。而电影音乐却突出采用纳粹党歌。
据说如此膜拜祖师、重塑“金身”就是美国国务院所吩咐的：影片不要“煽动民族情绪或歪曲现实意义”。其实，有目共睹，美国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正是对全世界人民又一次挑战，对法西斯公然颂扬，煽动对其他民族的奴役和对历史对现实的极大歪曲？所谓不“煽动民族情绪”，无非是妄想愚弄被侵略人民，使他们忘掉历史的经验！
然而，历史自有真迹，是非自有公论，反动派和人民之间也没有相同的“现实意义”。如果肯尼迪之流把留在银幕上的希特勒的猖狂当作美国疯狂扩军备战、刺激侵略狂热的“现实意义”，那么，人民从被影片故意抛掉和歪曲的真迹中，却找到自己的现实意义：那便是人们必须记着已死的和还活着的希特勒们欠下的血债；那便是侵略者必然会落得溃退以至灭亡，那便是对法西斯野兽必须用反法西斯的斗争去打击。（附图片）
第6版()
专栏：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木刻） 赵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