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访孙中山先生故乡
郭沫若
1962年3月7日由广州经顺德，前往中山，访孙先生故居。往返三日，得诗四首，词一首。
题顺德清晖园
顺德一名凤城，以养鱼桑蔗著。香蕉产量在广东各县中亦居首位。产黄竹，竹茎自幼至老均呈黄色。竹节中有黑色垂直线一条或二条平行。别名相思竹，谓黑线为离别之泪痕。抗日战争初期曾往游览。今年3月7日重游，宿清晖园，留题。
弹指经过廿五年，
人来重到凤皇园。
蔷薇郁郁红逾火，
芒果森森碧入天。
千顷鱼塘千顷蔗，
万家桑土万家弦。
缘何黄竹犹垂泪？
为喜乾坤已转旋。
在顺德遇三八节
佳节逢三八，春风风大良。①
柔桑千顷茂，玫瑰满田香。
既颂持家好，还歌建国强。
凤山踏青去，唱入白云乡。
卜算子
三八节日由顺德至中山，大会索题词致贺。
人道中山遥，
三八刚来到。
处处英雄花正红，②
都向阳光笑。
生长珠江口，
来往香山道。
不让须眉意独高，
建国争光耀。
访翠亨村二首
翠亨村在中山县治石岐东南三十公里许。中山先生生地，旧宅犹存。宅前空旷处有枯榕树一株，树心已空。中山先生幼年时尝扳登此树，取鸟巢雏鸟。宅有围墙、墙内有小园种花。酸豆树一株，为中山先生手栽，在东侧傍墙，早年被风吹倒，卧地复上，已成大乔木。宅前西北角上有石井一眼，颇深，井壁青苔碧绿。住宅为中西合璧式，一列三间，有楼。
（一）
珠江门户漾春风，
三角洲中水量丰。
满望农耕秧子碧，③
沿途花放木棉红。
华堂轮奂无都鄙，
帝政推翻有巨公。
我到翠亨先奉告：
工农已作主人翁。
（二）
酸豆一株起卧龙，
当年榕树已成空。
阶前石井苔犹绿，
村外木棉花正红。
早识汪胡怀贰志，④
何期陈蒋叛三宗？
百年史册春秋笔，
数罢洪杨应数公。
①顺德县治别名大良。附近有农场种玫瑰，红花满田，香风入天。闻顺德人性行谦和，妇女尤善持家。
②木棉树别名英雄树，红花正开，别具风格。
③中山县与顺德县毗邻，农业生产主要为稻田。乡村中多高楼大厦，想见其富庶。
④中山故居之旁有陈列馆。馆中中山先生手书文件有云：中国革命当以俄为师；汪精卫与胡汉民均非俄式革命者，不必强其参加组织。陈蒋为陈其美与蒋介石，蒋为陈所扶植。后之陈果夫、陈立夫乃陈其美之子侄。
第6版()
专栏：
香橼
季羡林
书桌上摆着一只大香橼［yuán］，半黄半绿，黄绿相间，耀目争辉。每当夜深人静，我坐下来看点什么写点什么的时候，它就在灯光下闪着淡淡的光芒，散发出一阵阵的暗香，驱除了我的疲倦，振奋了我的精神。
它也唤起了我的回忆，回忆到它的家乡，云南思茅。
思茅是有名的地方。可是，在过去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地地道道的蛮烟瘴雨之乡。对内地的人来说，它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除非被充军，是没有人敢到这里来的。来到这里，也就不用想再活着离开。“江南瘴疠［lì］地”，真令人谈虎色变。当时这里流行着许多俗语：“要下思茅坝，先把老婆嫁”，“只见娘怀胎，不见儿上街”等等。这是从实际生活中归纳出来的结论，情况也真够惨的了。
就说十几二十年以前吧，这里也还是一个人间地狱。1938年和1948年，这里爆发了两次恶性瘧疾，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病死亡的。城里的人死得没有剩下几个。即使在白天，也是阴风惨惨。县大老爷的衙门里，野草长到一人多高。平常住在深山密林里的虎豹，干脆扶老携幼把家搬到县衙门里来，在这里生男育女，安居乐业，这里比山上安全得多。
这就是过去的情况。
但是，不久以前，当我来到祖国这个边疆城市的时候，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走下飞机，就爱上了这个地方。这简直是一个宝地，一个乐园。这里群山环翠，碧草如茵，有四时不谢之草，八节长春之花。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思茅的天，是晴朗的天”这样自己编的歌来。你就看那菜地吧：大白菜又肥又大，一棵看上去至少有三十斤。叶子绿得像翡翠，这绿色仿佛凝固了起来，一伸手就能抓到一块。香蕉和芭蕉也长得肥大逾常，有的竟高过两层楼房，把黑大的影子铺在地上。其他的花草树木，无不繁荣茂盛，郁郁苍苍。到处是一片绿、绿、绿。我感到有一股活力，奔腾横溢，如万斛［hú］泉涌，拔地而出。
人呢，当然也都是健康的。现在，恶性瘧疾已经基本上扑灭。患这种病的人一千人中才有两个，只等于过去的二百五十分之一。即使不幸得上这种病，也有药可以治好。所谓“蛮烟瘴雨”，早成历史陈迹了。
我永远也忘不掉我们参观的那一个托儿所。这里面窗明几净，地无纤尘。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我们看了所有的屋子，那一些小桌子、小椅子、小床、小凳、小碗、小盆，无不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这里的男女小主人更是个个活泼可爱，个个都是小胖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向我们高声问好，给我们表演唱歌跳舞。红苹果似的小脸笑成了一朵朵的花。我立刻想到那句俗语：“只见娘怀胎，不见儿上街”，我心里思绪万端，真不胜今昔之感了。我们说这个地方现在是乐园、是宝地，除此之外，难道还有更恰当的名称吗？
就在这样一个宝地上，我第一次见到大香橼。香橼，我早就见过；但那是北京温室里培育出来的，倒是姣小玲珑，可惜只有鸭蛋那样大。思茅的香橼却像小南瓜那样大，一个有四五斤重。拿到手里，清香扑鼻。颜色有绿有黄，绿的像孔雀的膆袋，黄的像田黄石，令人爱不释手。我最初确有点吃惊：怎么香橼竟能长到这样大呢？但立刻又想到：宝地生宝物，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我们大家都想得到这样一只香橼。画家想画它，摄影家想照它。我既不会画，也不会摄影，但我十分爱这个边疆的城市，却又无法把它放在箱子里带回北京。我觉得，香橼就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带走一只大香橼，就无异于带走思茅。于是我就买了一只，带回北京来，现在就摆在我的书桌上。我每次看到它，就回忆起思茅来，回忆起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一些愉快的日子来，那些动人心魄的感受也立刻涌上心头。思茅仿佛就在我的眼前，历历如绘。在这时候，我的疲倦被驱除了，我的精神振奋起来了，而且我还幻想，在今天的情况下，已经长得够大的香橼将来一定会愈长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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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街语
赞“走马换将”
秦犁
北京喜好京戏的观众，这些日子眼福大饱，连连欣赏了曾得杨小楼真传的高盛麟的武生戏。更可喜的是高盛麟与他当年同时坐科富连成的师兄弟裘盛戎合演了几出拿手好戏，如“连环套”、“长坂坡”。高、裘两位十年有余不曾同台，怪不得戏报一经贴出，戏票就不胫［jìng］而走，向隅者是大有人在了。
观众能经常看好戏，自然会喜在眉尖，乐在心头，但在欣喜之余，也曾想到如此好戏是由何而来么？
按说高、裘两位，一南一北，何能同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北京京剧团和武汉京剧团的“走马换将”的创举了。北京送去张君秋，接来高盛麟，两边轻装简从，只各带了少数的必要的搭挡，便凑成两地的连台好戏，满足了两地观众的文化艺术享受。在艺术界也达到了互相观摩、学习的效果。
消息传来，张君秋在武汉也场场客满，门下还新收了几名武汉的“桃李”。这证明了“走马换将”的第一炮打得好，打响了。头一炮既然打响，我们就盼着接连而来的第二炮、第三炮……，因为各省各地总有不少有特点的优秀演员，如果经常兴师动众，搬动全班人马往返途上，确实有困难，经济上也不合算，因此这“走马换将”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
其实又岂止北京与各省之间可以“走马换将”，各省之间也无妨一试；而且，又岂止京剧团之间可以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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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谈话剧
谈“学校剧”
包容
在我国学校里的演剧活动虽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但大多还是在庆祝节日或配合一定的政治宣传时才有演出。
在日本有所谓“学校剧”的活动，它的特点虽然是通过演剧对少年儿童进行艺术教育，而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学校剧”的活动来配合教学，它是深入到每一个班级的广泛的活动。
“学校剧”从内容上，可以概括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以教材为素材，一种是以学生的校内外生活为素材。在形式上极为活泼，有班级以内的课堂上的即兴表演，有班级之间的观摩竞赛，也有规模较大的学校之间的会演。譬如低年级儿童刚刚学到一课“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教师就可以当堂引导孩子们来表演这段故事，这样的活动可以没有任何剧本，但是对儿童要开始进行正确使用语言的教育。经不同几组小朋友的重复表演，课文的寓意深刻地被理解了，孩子们的语文也自然地提高了。对于年龄稍大一点的少年儿童，既可以表演课文，也可以根据剧本来进行排演，从历史上的伟人轶［yì］事，到现在的科学幻想，从批判爱逃学的，到表扬操劳家务的，网罗很广。
在进行排演“学校剧”的活动时，除掉上述利用课堂时间之外，大多是利用课余时间，因为表演的题材永远跟随着课业的进度和身心的发育前进，所以永远不会枯竭。学生当中采取了大家轮流参加角色的方法，不把它单单地局限在少数爱好者的范围里。互相间的交流观摩不仅是交流艺术，而且是交流学习的心得。
现在，我国不少的学校里和少年宫都有演剧小组的建立，我们国家的少年儿童在团、队的教育之下都有很好的思想基础，如果能够充分地利用课余时间，很好地组织起来，恰当地借鉴“学校剧”活动的经验，就不仅可以丰富孩子们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打开更广阔的知识眼界，而且可以直接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剧”这株花就必然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开出灿烂的花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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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话
晦庵
别开生面的斗争
偶然翻到一个材料，谈到1933年曾经有人想编一个期刊，定名《新文艺评论》，只因计划中第一期有几篇高尔基作品，还有两篇评论高尔基的文章，国民党反动派先发制人，把编者逮捕起来，这个刊物尚未出世便宣告流产。由于涉及高尔基，我因此想到瞿秋白同志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的命运。
三十年代初，高尔基作品对中国青年的影响很大，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歧视也特别厉害。夏衍同志翻译的《母亲》和《奸细》，曾经一再改版，一再更换书名和译者署名。秋白同志当时译了一些高尔基的短篇创作，因为需要钱用，便由鲁迅先生把这些译稿连同他自己的《二心集》，一起交给了合众书店。不料合众只肯接受《二心集》，不要译稿，往返磋商，最后勉强收了其中的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拖延了一个时期，于1932年10月单行问世，译者署名史铁尔，出版后立刻遭到禁止。至于全部译稿，仍由鲁迅先生介绍给生活书店，书名《高尔基创作选集》，译者萧参，于1933年10月出版。全书除收高尔基作品七篇外，还有《高尔基自传》、史铁茨基《马克西谟·高尔基四十年的文学事业》、卢纳察尔斯基原序《作家与政治家》三文。秋白同志用萧参这个笔名写了一篇《后记》，十分精辟地介绍了高尔基的思想和本书的内容。其中在谈到《不平常的故事》的时候，加了一个这样的注解：
最后，天崩地陷始终来到了，《不平常的故事》——译文是史铁尔的遗稿，听说国内已经出版过的——写着从日俄战争以前直到十月之后的事变。这些事变在这短短的一篇故事里，逐渐开展出来。……
《后记》是瞿秋白同志写的，《不平常的故事》也是瞿秋白同志译的。为什么竟把自己的译作称做“遗稿”呢？原来合众版《不平常的故事》被禁，据说原因是反动派知道了史铁尔就是瞿秋白。现在这一篇既然和别的译文收在一起，为了避免连累，史铁尔就有必要和萧参分开。当时社会上盛传秋白同志已经因肺病逝世，他就将计就计，把第一个化身史铁尔送入地下，把第二个化身萧参放到国外（从语气里可以看出），来一个五光十色，使“检查老爷”眼花缭乱。古往今来，斗争的方式多矣，在突破文网的历史上，这又的确可以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斗争。不过《选集》后来还是被禁止了，是“检查老爷”忽然聪明起来，找到了什么破绽［zhàn］吗？不是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固然见不得瞿秋白，同时也见不得高尔基，这回着眼的是后一个。
秋白同志于1935年6月在长汀遇难，相隔一年，高尔基也与世长辞。读者怀念他们，怀念这本由出色的手笔译成的动人的作品，知道的人都想读到它。生活书店决定重排，抽去两篇评论及《后记》，并将七篇作品原来的次序打乱，改书名曰《坟场》，改译者署名为“史杰”，于1936年8月重新出版。《坟场》并没有摆脱《选集》的命运，但毕竟还是加印一版，有所流传。鲁迅先生编印《海上述林》的时候，又把《高尔基创作选集》全部收入。当时和我接触的年轻同志中，很多人都读过这些译文，他们看清了自己的道路，就因为人间有这样的火把。《坟场》虽然只是一闪，但还是起了火把的作用的，今天重读高尔基的作品，我往往会想起把自己的译作称为“遗稿”的窃火者，是的，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长眠地下的窃火者的深情厚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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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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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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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