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长篇小说《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
阎纲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读完《红岩》,作品里这两句诗在我脑中反复地回荡不已……
感谢罗广斌、杨益言同志,他们合写的这部小说给了我深沉的教育与强烈的激动。作者以他们高亢的革命音调和现实主义真切动人的力量,讴歌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古今的博大胸襟,伸张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激发起人们向一切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的意志,而使他们的这部作品成为1961年长篇小说中十分突出的一部佳作。

这是1948年—1949年解放战争临近尾声、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最黑暗日子里的山城重庆。黎明时刻,我党的活动比任何时期都要活跃,敌人的镇压迫害也比任何时期残酷,因而敌我双方最后这场决战,显得异常剧烈。“沙坪书店”,这个党的秘密联络站在局势急剧进展之中应运而生;它的暴露、甫志高的叛变,又激起轩然大波,一下子把斗争推上更为曲折复杂、更为严酷激烈的尖端:一个个党的干部和领导人的被捕,一系列威迫利诱的审讯、纵横捭阖[bǎi-hé]的迫害和灭绝人性的拷打……。但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四十八套美国刑法,折损不了共产党员一根毫毛,“你们知道的,不能比叛徒讲的更多!”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好把他们一一下狱。随之,作者进入整部作品关于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两个集中营里的斗争这个主要事件的惊心动魄的描写,打开了一幅又一幅更为悲壮、更为慷慨、更为艰苦的斗争场景。
真正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险、不畏利诱、不畏威胁,更不畏牺牲。他们简直就是一块燧石,敌人越是敲打,就越能迸发出明亮的火花。什么美国人的杰作“披麻戴孝”的刑法,什么美国科学最新成就的“诚实注射剂”,都征服不了一个人的灵魂,那么一切“特效”也是无效。大不了拉出去枪毙,但是“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
傲干奇枝斗霜雪。骨头硬、不怕死,就有胆量敢于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哪怕是在敌人的刺刀尖上。不枪毙,就活下去;枪毙了,精神不死。连在监狱里诞生的婴儿,也活了过来,成为大家的“监狱之花”;无辜的“小萝卜头”,在狱中长大,连热闹的街市都梦想得和监狱一样冰冷;虽然骨瘦伶仃、发育不良,也活了过来,竟然成了一个聪明、机灵、替大人传递消息的惹人疼爱的红孩子!革命者并不是一吹即灭的纸火,他们斩不断、杀不绝,香烟万代,后继有人,战场上如此,监狱里亦复如此。革命者的生命力很强,尽管你百般折磨。
首先不怕死,然后争取晚死或不死;一天不死,一天和蒋家王朝势不两立。这是监狱斗争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重庆集中营是“魔鬼的宫殿”,是“活棺材”。我们带着铐镣,敌人提着大刀,任何时候、任何场所敌人可以把我们杀掉。只要不是胆小鬼,就得随时准备牺牲,保存高洁的气节;只要不是鲁莽家,就又得随时准备不牺牲,力避无谓的消耗。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敌人最新式、最“科学”的集中营对政治囚犯生理上极端戕[qiáng]害、难友们痛不欲生的情况下,死对于革命者当然是个严正的考验,但是怎样才能够争取活着,怎样才能够面对屠刀打击屠刀,创造条件,为党继续工作,是又一个严正的考验。但我们的人关在牢里,没有走动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喝水的自由。这样的特殊环境就决定了这场斗争,必须是意志的战争、智慧的战争和唇枪的战争相揉合的综合战术,需要勇气,需要头脑,需要忍耐,许褚“赤膊上阵”的鲁莽灭裂的斗法,并不是真正的勇敢。所以就必须善于观察自己(对每个难友的熟悉,对每个新入狱同志的考察,对每个情况的调查,对每个反应的体察),也必须善于观察敌人(了解敌人的情况,窥测敌人的动向,分析敌人的强弱,导致敌人错误的判断,利用敌人的疏忽)。因而就不能放过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暗示和眼神,进行一种无形的战斗,以便团结自己,和敌人斗智斗法,等待时机,准备越狱。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我们的同志运用了一系列巧妙、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既表现了共产党人誓死革命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敏锐的眼力和惊人的智慧。我们在作品里看到:有的同志(许云峰)进牢房时已经皮开肉绽、奄奄一息,竟然挺起身来,拖着满身刑具从容不迫地散步,“他用硬朗的脚步声,铁镣碰响的当啷声,向每间牢房致意,慰籍着战友们的关切”。这是响亮的联络信号,是向组织忠诚的汇报,也是无声的答谢的语言——最动人最知心的语言。有的同志(江姐)受刑后满身鲜血,昏迷地拖着无力的步子,但“战友的一瞥,胜过最热切的安慰……她摇晃了一下,终于站稳了”。此时无声胜有声,作者通过他状情传神的手笔,使我们想像到从“一瞥”的安慰和发问,到“站稳了”的致意和答复的一番“交谈”,该是多么巧妙、多么会心的“交谈”!有的同志(“疯老头”)装聋卖傻不是一年半载,而是十五个春夏秋冬,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到最严重的关头才表明了身份,多大的毅力和胆识!更动人的莫过于《挺进报》事件的处理。齐晓轩预先就准备了狱中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他一直学着《挺进报》(纸条)上的字迹,所以敌人发现纸条之后,他不但挺身而出,营救了无辜群众免遭毒害,而且回答说消息来自看守特务们的报纸。使敌人大失所望,为了不受“失职”处分,只好平息了这场风波:“以后,谁也不准再提这张纸条子的事情”。偷肉不成,反挨一砖,齐晓轩用对手射来的箭反射了对手,保护了自己,又打击了敌人。这是场相当威武机智的战斗。
敌人并不傻,经验也不少,狡猾阴险、手段毒辣。我们观察敌人,敌人也观察我们;我们制造敌人的错误,敌人也制造我们的误会。他们会看脸色、会设骗局、会耍手腕。不可否认,而且许多判断例如特务头子审讯许云峰和成岗时所作的一些判断,也确实是准确的。这就真实的表明了:和站在我们面前的提着刀的死对头——美蒋赏识的高级特务的斗争,是场极其严重、极其艰难的斗争!但是,敌人的本领强,我们的本领更强。自然,我们要走动每一步棋,都将付出相当大的心血!
解放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渡江了,进军大西南了,山城上空炮声轰鸣,敌人准备逃跑了。愈是接近胜利,敌人愈是疯狂残酷,我们愈是需要把越狱时间提前,越狱就愈有可能,又愈有危险。
小说的情节愈是发展到最后,争夺愈是紧张激烈,作者就愈把一切斗争推向戏剧冲突的顶端,斗争就愈激越悲壮。
在解放山城的礼炮声中,在敌人炸毁山城的爆破声和机枪的扫射声中,越狱的同志们一个个倒下了、倒下了……。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血,把大西南的这块金刚石性格的“红岩”染得更有亮色,更有活力。面对如此坚不可摧的形象,作为读者,我们垂泪低下这颗对阶级敌人的高傲不屈的头颅。作品这种类似悲剧式的结尾,浓重地、又是真实地渲染了这场斗争的悲壮气势,也浓重地、又是真实地揭开了全国革命形势排山倒海般的、把牛鬼蛇神们荡涤以尽的喜剧式的序幕。从而强烈地、长久地激发起我们对烈士们铭志不忘的悼念和誓死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杨超烈士英勇就义时高声朗诵的这首《就义诗》,借用来概括《红岩》这首“正气歌”的主题思想,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

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景一样,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不论它如何把生活加工、集中和典型化,它本身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总应该被承认是生活。确切地说,应该承认它是具体的、真实的、生动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使读者,尤其是熟悉这部分生活的人在接触到它的时候,相信这是真的,然后走了进去,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艺术一切特点赖以存在的基础。《红岩》首先给了人这种印象。可以设想,倘若《红岩》的作者像有的作者那样,把穷凶极恶的高级特务,写得笨头笨脑,不堪一击,或者把我们狱中斗争的志士写得呼风唤雨、刀枪不入,将这场勇与智的决斗渲染得光怪陆离,将胜利的取得夸张得轻而易举,那么,人物的命运、归宿,故事的发展、结局,岂不变成作者手中的傀儡和积木,凭他随意摆布、任情差遣,落得个无实事求是之心、有譁众取宠之意?那就绝不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体现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别林斯基),实际上是一种浮夸、虚假的编造。但是《红岩》并不走这条轻便的道路。它没有把最容易追求离奇的情节惊险化,没有把最特殊、最尖锐的斗争一般化,没有把人物神化或丑化。它忠实于生活真实的描写,忠实于人物形象以及人物与环境关系的真实描写,把这作为自己作品的命意和艺术创造的基础和出发点。根基打稳了,借以抒发的革命感情、政治思想,才不致成为无源之水,而变为空洞抽象的叫喊。《红岩》里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原来在作者的心里就是活生生的,因而才可能有作品里一系列的具体描写: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关系与具体的矛盾。最后,用具体的斗争方式解决了集中营里具体的(一连串的、大大小小的、此时此刻的)冲突,既不同于战场、工厂、学校,又不同于其它时刻、其它地方的集中营。这样,我们从《红岩》里看到了一幅又一幅生动而可信的图景。正是有了这样真切生动的描写和狱中特殊环境下悲壮巧妙的斗争的描写,我们才如此信服地接受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才如此地确信后来在“魔鬼的宫殿”里真的会举行追悼会,真的会举行新年联欢。这不是一般的追悼和联欢,而是敌人刀丛中的示威、检阅和演习。“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看这副对联写得多切题、多有余味!简直是对景挂画,然而却不露痕迹。这不又是张《挺进报》吗?
这一些描写,既真实,又动人。离开了现实主义具体反映的原则,那么,即使所写的是生活中实有的事件,也会出乎作者的所料,而不为读者信服,更不为读者激动。严肃的、具体真实的描写,显示出《红岩》作者突出的艺术特色。
重庆集中营是座与世隔绝的冰冷的魔窟,政治犯们被剥夺一切的人身自由。因而关进这里的死囚们,很可能在牺牲的前一分钟还得不到外部世界的任何消息。但由于革命者的足智多谋,善于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保持党组织强有力的经常性的领导,加强狱内战友们亲密无间的合作,铜墙铁壁也竟然神奇地被打开一隙缺口,和重庆市委接通生命的脐带。加之他们对事物敏锐准确的判断能力,就给了《红岩》作者一种方便,使他们的目光四射,有条件把这座借地形和武力密封起来的人间地狱放置在整个大西南和全国革命形势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不但不使作品前数章对当时斗争状况的描写陷于孤立,反使它成为整部作品赖以结构的有机肢体;而且水到渠成,让狱中斗争、人物性格在与时代环境相互联系之中,彼此作用、彼此烘托、彼此深化。工厂斗争、学校斗争、农村斗争这些即使十分侧面的描写,也在这种复杂广阔的联接中显得波澜壮阔——从而一个小小的、与世隔绝的集中营,居然向读者打开了整个大时代的帷幕,概括了风云变幻、翻天覆地的时代精神和特点。这是一部小说难得的成就。
《红岩》所反映的斗争生活异常丰富。它的面广:从学校、工厂、农村、党的机关、特务机关到两所集中营;人多:从各种各样的学生、各种各样的特务、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到各种各样的政治犯;事繁:从敌人内部倾轧和矛盾到敌我斗争。我们也可以更严格地要求作品写得再精炼一些,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作品的结构和角度是真正小说的结构和角度,不能不承认作者对如此浩繁的内容的安排经过了一番苦心的提炼和剪裁:书中绝大部分的篇章或者情节的存在,都有助于人物的描写。第三章里成瑶关心地把《挺进报》送给成岗看,不料遭到冷遇,引起她对哥哥的政治热情的怀疑。可是她作梦也没有想到哥哥早就入了党,而且正是《挺进报》的印行者。成岗怎么好向妹妹暴露身份呢?这时作者写了成岗由此触发的一大段的回忆和心理活动,通过成岗的回忆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作者实际上在作品的序幕里向读者介绍了作品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关系。手法简洁集中,可谓一以当十。小书店的开设,显示了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并为甫志高的叛变作了埋伏;甫志高的叛变,则又把斗争引向“渣滓洞”;为了展开作品另一个“更恼火的”据点“白公馆”的描写,作者借助于蒋介石国共和谈的骗局,让特务假释放刘思扬,而后把他转送到“白公馆”。作为长篇小说艺术形式上极为重要的人物的介绍,作者的安排则更为巧妙、更为简炼、更有浓度。那个常去书店读进步书籍的青年,谁能知道他竟是个打进来的特务?那个对扩大书店热情积极的地下党员,谁一眼能看透他就是叛徒?那个傻头傻脑、每天练长跑、对狱中斗争不关痛痒的人,谁能立刻识破他是最有耐心、最深谋远虑的钢铁战士而给予他政治上的信任?简直是不露痕迹!看来似乎离奇,实则出于必然。倘若作者采用简单化的写法:特务眉毛颜色就表明是个坏蛋,叛徒一举一动都预示他将来的变节,地下党举凡出事都挺身而出暴露身份,那么敌我间复杂多变的斗争,岂不成为儿戏?但是作者也没有走上另一个极端:事事设套,人人猜疑,故作惊险,譁众取宠(《红岩》题材很易堕入此类写法)。那是迎合庸俗趣味的低劣轻便的写法,不配表现我们的生活,更不配表现这个严肃的主题。
介绍人物,作者不采用自己出面直接叙述的刻板平直的办法,或者人物一出场就大段大段地抄录履历家谱那种吃力不讨好的办法。怎样介绍人物效果好些,情况各有不同,需要作者根据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斟酌下笔。像许云峰这样重要的人物,到敌人审问拿出卷宗证实他的“罪状”时,靠敌人的几个卷宗的原文,顺水推舟地介绍了他的革命事迹;他被抬进监狱时,就像《三国演义》写诸葛亮一样,人物没有出场,气氛已经烘托得够浓厚了。老许何人?难友们并不知道;他怎样受刑,作者没有实写。但通过特务们押送来的一阵慌乱,通过遍身淋淋的血迹和难友们无声的关切,这许多不都清清楚楚了么?写江姐受刑后昏迷地回到狱中也是如此。这里主要是写眼睛:从同志们关注的眼神里,介绍了江姐坚韧的性格,“她摇晃了一下,终于站稳了”,推开搀扶她的特务,但走不几步便“扑倒”了。从昏迷——欲倒——清醒——站稳——扑倒,其中该有多少潜台词!可是大家一句话也没说。
从这里,同时也就看出了作者在怎样写人,以及如何得力于精神面貌刻划、心理活动描写的艺术效果。作者刻划的几个革命者的形象,大都深沉感人。他总是在生死攸[yōu]关的严重时刻,让人物表现出他们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并且着意加以烘托,无不激动人心。齐晓轩为《挺进报》事件挺身而出,最紧张的时刻“疯老头”暴露身份,许云峰在地窖里暗暗为同志们越狱刨石洞,江姐牺牲前的神志和嘱托等等一连串的描写,都是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写到斗争白热化、人物生死不保的关头,作者的语言变得短截跳荡,甚至连呼吸也急促了,抑制不住心浪的倾溢,激动地弹拨出人物心弦的最强音。我们读到这些地方,心情越来越紧张,热血也沸腾得翻滚。在这里,作者对人物精神面貌和心理活动的描写,起到确切有力的配合作用。这也是从《红岩》特有的题材本身——监狱斗争的具体环境需要出发的:监狱没有一切自由,人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视觉的作用;以视觉代替听觉,以无声的眼神代替有声的交谈,以观察代替调查。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尽量在极个别的材料里找到更多的联系,挖掘出更多的情报。这样,他们的思维活动就比任何一般人来得更频繁、更细致、更审慎、更周密。因而作者在人物精神面貌和心理描写上下功夫的结果,就帮助他深化了人物的思想感情。
作品这一切深刻动人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也是浪漫主义的胜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同志,就是当时集中营里切身的受害者,他们实际的斗争,细致的观察,真实丰富的生活素材,从长期艰苦斗争中磨练出来的对反动派刻骨的仇恨,对患难与共的烈士们深切的痛悼,以及作者向四川青年关于集中营烈士英勇斗争数百次的发言报告、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和创作小说时反复的构思修改,都早已为他们刻划人物性格和选择情节细节,提供了丰富大量的实生活的宝贵素材,为作者自己写作时的思想和情绪,作了必要的准备,从而也为作品的旋律酝酿好激越慷慨、深沉悲壮的基调。正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从作者的真情实感出发的,所以细节描写、人物描写不但真实,而且作者的风格和气质能够和人物的风格和气质协调地揉合在一起。从作品中可以感触到作者内心无法抑制的激动,或者说简直看见了作者。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将会使小说《红岩》很快在读者中流传开来。这是部艺术品,更是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力工具。

《红岩》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曾散发过明亮的光彩。我真佩服作者的本领:人物写得那么多,具体到每个人物身上的笔墨又那么少,却画谁像谁,抹一笔,是一笔,都用在点睛传神之处,因而作品中一大批人物的名字,在我们脑海里变成活跳跳的真人。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引起了我们的共鸣。这对长篇小说作者说来,是非常需要作到,又非常不容易作到的。但我曾琢磨过,是不是因为作者写的人物太多,精力分散,还没有从人物刻划上的“群星灿烂”进而达到“众星拱月”的高度,还缺少哪怕有一个像《王若飞在狱中》。(姑且把它当作文艺作品来看)里的王若飞同志那样的典型性较高的、个性化较强的主要人物。当然,人物写得多并不是缺点,何况《红岩》中的众多的人物也没有因为作者把他们都推上舞台的前沿而显得拥挤不堪、面目模糊。那么,又是不是因为作者在艺术锻炼上还不够成熟,没有从其中挑选出一两个人物,然后浓墨重染,使他性格更为丰满、更为突出,充当一部艺术作品中人物布局上的群龙之首?我旋即又想,作品不但要写我们党的机关,还要写敌人的特务机关;不但写“渣滓洞”,还写“白公馆”,它需要涉及的头绪很多。多一个机构,就多一批人物,人物未能写得集中也恐怕难免,何况作者又是初次运用长篇小说武器的新人。理由可能更多,但毕竟是个不足。
《红岩》写成之前,作者曾经出版过一册本子很薄但分量很重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就是同一题材加工而成的长篇小说。小说写法和回忆录不同,需要作者作一些必要的充实和拆改,尤其是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强化。这点作者作到了。和《在烈火中永生》相比,《红岩》虽然保存了其中有历史价值的几个主要情节,但较之丰富得多了,诸如:①从人物性格出发,加强了人物刻划,并且把人物的活动在彼此联系中错综地交叉起来,给人物以自我表现的机会。在回忆录中,因为受真人真事的限制,只能作到零星地写人。②注意了故事情节的结构和发展。③注意写监狱与社会、与整个革命形势的联系,并且写了形形色色的敌人,强调了时代特色。这两本书尽管形式不同,但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对照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红岩》的许多情节及其进程,来自真实事件。甚至有的人物(如江姐、老彭等)的姓名,也和真实姓名相同,而且绝大多数的人物,都有着显明、具体的人物原型。这样也许产生一个问题:《红岩》所以写得好,是因为真人真事本身动人,作者不过详细把它记录下来罢了。我们承认当年集中营的斗争本身是动人的,作者也确实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方面运用了原材料。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有些事件本身也很动人,而写成小说却不动人,甚至远不能算作艺术品呢?生活是作品的先决条件,然而不是一切条件,如果《红岩》只不过是记录,那么《红岩》中的细节描写、背景的点染、心理的刻划、气氛的烘托以及人物的出场与介绍的运用和方式、时机的选择,这一系列艺术形式上的努力和成效,将成为不可解释的了。当然,这里应该肯定,实生活的真人真事以及它的许多异常动人、很富于代表性的故事细节,都为《红岩》历史内容、主题思想的纵深方面和艺术表现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由于作者对几个主要人物描写时,不愿(或不善于)离开实有的事迹,以免失真,尤其在江姐等用真实姓名的人物身上,更不愿集中概括更多人更为丰富的内容,作为小说创作,这就必然地造成一种束缚:束缚作者对人物典型化程度更高的追求,这也许就是造成上文提到的人物不够集中、缺乏主人公的不足的主要原因。这也就说明,《红岩》的成功虽然是很突出的,但在某些方面,还带着革命回忆录(这种与小说不同形式的方法)的痕迹。
我们一些文学创作者,还不能很好地从革命回忆录过渡到长篇小说的写作,《红岩》尽管还带着痕迹,但在这方面,终究提供了不少值得参考的经验。
我以十分激动和感慕的心情读了《红岩》。这是一部难得的作品,革命情绪饱满、感人力量强烈,足以激发人们的斗争意志。作者借他艺术的才能,向我们描述出一批革命者激烈悲壮的斗争历史,谱成一首堪称为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作品中那些烈士们也和《在烈火中永生》中的烈士们一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永垂不朽,浩气长存——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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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随园诗话》札记
郭沫若
二一、诗人正考父
《诗话》卷七第三六则:
“《三百篇》有姓名可考者,
惟家父之《南山》、寺人孟子之
《萋菲》、尹吉甫之《嵩高》、鲁
奚斯之《閟宫》而已。此外,皆不
知何人秉笔。”
袁枚于《诗话》中时亦涉及考据,但每出于常识,别无创见。例如此则,所谓“此外,皆不知何人秉笔”,即未加深考。盖今存《商颂》实春秋时宋人正考父所作。谓之《商颂》实即《宋颂》。宋人亦自称商,《左传》“天之弃商久矣”,即其证。
《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
诗说有三家,即鲁诗、韩诗、毛诗。司马迁曾自言,所采用者为鲁诗说,故《宋世家》所载自为鲁诗说无疑。韩诗说与之相同,《史记集解》谓“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又《后汉书·曹褒传》注引《韩诗薛君章句》云:“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
毛诗说晚出。《毛诗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把正考父说成宋戴公时人,把《商颂》说成商代遗诗,与鲁、韩诗说大相违异。
信仰毛诗说的人,会以为毛诗说有根据。根据何在呢?其一,见《左传》昭公七年:“正考父佐戴、武、宣”。其二,见《国语·鲁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不完全是有凭有据的吗?
但其实这些根据是有问题的。《左传》和《国语》都是经过刘歆[xīn]窜改过的书,而刘歆是主张毛诗说的人。他利用了校书天禄阁的凭借,伪造了一些假证,栽在《左传》和《国语》里面。这手法和后人伪造假古董,埋在地里,重新发掘出来的差不多。
刘歆不仅窜改了《左传》和《国语》,而且还窜改了《史记》。他在《孔子世家》里面,把《左传》昭公七年提到正考父的那一段话,略略改头换面地插进去了。然而,他却忽略了,没有把《宋世家》里面关于正考父的另一段话删去。因此,同在一部《史记》中,同是一个与《商颂》有关系的正考父,而却相隔了一百多年。
刘歆所玩弄的造假真相就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驳“说儒”》一文中,有了详细的论证(见《青铜时代》,在此不必缕述)。
要之,毛诗说是不足信的。《商颂》是春秋宋襄公时作品,作者是正考父,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在此想顺便提出一个建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正考父应作为一位有名的诗人而叙述。《商颂》的音调是相当宏亮的,体裁和《大雅》《小雅》相近。因此,《大雅》《小雅》的年代规定,也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标准了。二二、由合金说到诗文
《诗话》卷七第四六则:
“余尝铸香炉,合金银铜三品
而火化焉。炉成后,金与银化,银
与铜化,两物可合为一。惟金与铜
则各自凝结,如君子小人不相入
也。因之,有悟于诗文之理。八家之
文、三唐之诗,金银也,不搀和铜
锡,所以品贵。宋元以后之诗文,
则金银铜锡,无所不搀。字面欠雅
驯,遂为耳食者所摈,并其本质之
金银而薄之。可惜也。”
此以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结合,并推及于诗文之理,骤看,似颇合乎科学方法,而其实则大谬。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请教过好几位物理学家,据说金与银能够熔合,金与铜也能够熔合,因为都是一种金相的固熔体。银与铜则比较复杂些,在779℃时,银在铜中最多能熔解8%,铜在银中最多能熔解8.8%,如果温度降低,相互熔解量也还要相应降低。如为金、银、铜三元合金,只要金的成分相当多,极大部分的成分比例是可以形成固熔体的。最坏的情况是铜与银原子的数目为一比一,则需要加入20%以上的金原子。
看来袁枚所搞的三元合金是有问题的,不合乎久经考验的固体物理学所得出的规律。可能是他所用的金量较少,故致铜与银或它们的合金被分析出来了。
要之,仅经一度试验,是不能得出规律的。如以一度试验之结果,而推及于社会现象与诗文之理,则更难得出准确之结论。把金与铜的相互关系,比为君子与小人,殊属滑稽。铜之用途甚大,黄金虽贵,不相代。黄金即使可比以君子,铜何为竟比以小人?
何况君子与小人亦未尝不能相入。人能变化,有时君子变为小人,则相入矣;有时小人变为君子,则亦相入矣。可见袁枚之见,不仅于自然现象为隔膜,即于社会现象亦甚粗疏。
至其以金银铜锡说诗文,与所列大前提——化合与否,更了不相干。其所论仅是金银为贵,铜锡为贱,应分别贵贱者而贵贱之,不应因搀杂贱质而遗其贵,如是而已。此系极普通之常识,何必待冶铸而后始悟?
行文拉杂不清,似通非通,似悟非悟,其“金银之本质”何在,无法看出。
二三、古剌水
《诗话》卷七第五九则:
“余家藏古剌[là]水一罐,
上镌[juān]‘永乐六年古剌国熬
造,重一斤十三两’。五十年来,分
量如故。钻开试水,其臭[xiù]香,
色黄而浓。里面皆黄金包裹。方知
水历数百年而分量不减者,金生水
故也。”
“金生水”之说,本诸古代极粗率之五行相生,用在此处,甚为滑稽。“水历数百年而分量不减者”,以封裹严密,不能蒸发故耳。
所谓“古剌水”者当是香水。故所引明人《宫词》云“闻道内人新浴罢,一杯古剌水横陈”;又所引厉太鸿诗云“一洒罗衣常不灭,氤氲[yīn-yūn]愿与君恩终”;都是用作香水之证。唯《池北偶谈》载左萝石《咏古剌水》云“瓶中古剌水,制自文皇年。列皇饮祖泽,旨之如羹然”。又云“再拜尝此水,含之不忍咽”。此殆左萝石误用为饮料。所谓“旨之如羹”当出自传闻;所谓“含之不忍咽”,盖其味螫[zhē]口。
〔附注〕陈文述《碧城仙馆诗钞》
卷三,有《宣德古剌水歌》。
中有《一著罗衣香不消”等
句,所咏确是香水。唯称古剌
水出自缅甸,不知何所据。陈
亦有“金生水”之说,或者即
据《随园诗话》而云然。——
“香柏城遥控丽川,威名黔国
镇穷边。黄封续进洪熙岁,金
缯先颁永乐年。五行妙理金生
水,赤金为表黄金里。镌成细字
辨毫厘,三百年来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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