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云南山区短途运输工作调查报告
金雨困 张君山
解决山区运输问题，发展山区经济
云南多山，山区和半山区占总面积90％以上。云南的山是富山，许多山区不仅出产荞麦、洋芋、玉米，而且盛产稻谷、棉花、花生，以及甘蔗、香蕉、咖啡、菠萝等亚热带经济作物。不少山区养牛、养羊，就像平原地区养鸡一样方便。从云南省来看，城市所需的副食品和轻工业原料，如油料（核桃、花生和野生油料等）、牛、猪、羊、兽皮、蜂蜜、松香、黄蜡和药材等，大部都产在山区。山区粮食产量也不少。如果能把山区多余的大量粮食、畜产品和油料等及时调运出来，使这些物资得到充分利用，对于支援城市、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活跃山区经济，都有重大作用。
问题是在运输。云南山区行路之难，自古以来甚于蜀道。解放以后，尽管公路已从二千七百多公里发展到二万三千多公里，除个别边远的县以外，全省百来个县、市都通了汽车，但是目前全省平均每二十平方公里才有一公里公路。大部分地区现代交通工具还进不去，人背马驮所担负的运量相当于汽车运量的三倍左右。例如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云南交通比较方便的中心地区，而山区交通却十分不便。楚雄县的一个区——中邑舍区，东西和南北各有三百里，比内地许多县的面积还大，人口仅有七万。这里共有三千四百多个村落，平均每个自然村仅有三四户人家。人们顺着山梁走，往往走上半天，还望不见一个村寨。这个区仅在两个出口处有简易公路和县城相通，大部地区只有通驮马的驿道，还有不少地方只是在陡壁上有一条勉强能走人的羊肠小道。在这样的地区集运大量物资，困难是可以想像的。因此，生产越发展，积压的物资也就越多。中邑舍区1954年交售的公粮余粮是一百六十三万斤，1961年增加到三百二十一万斤，增长近一倍。但是，因为运输不便，积压在当地的粮食也年年增多。这个区调出粮食最多的是1957年，也仅仅外调了当年征购入库粮食的一半。目前，这个地区逐年积压未能外运的公粮余粮已有八百多万斤。粮食部门一年用于翻晒粮食的人力就要一万多个工。还有些山区，至今连1951年前后征购的公粮余粮还没有运出来，收购起来的蜂蜜、核桃、药材、皮张等，有些也因为存放过久而变质。因为交通不便，山区需要的工业品也很难运进去。
就前一段时间全省需要调运的粮食来看，在“三线”（主要公路干线，靠汽车运输）待运的占32％；在“二线”（一般支线，靠马车集运）待运的占13％；在“一线”（不通车道的山区，靠人背马驮集运）待运的占55％。问题主要是“一线”运力不足，同“二线”、“三线”的运力不相适应。按照通常的比例，大体上是“二线”有一辆马车，“一线”就应有十匹驮马；但是，现在“一线”仅有三匹驮马。因此，有些县城的马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三线”的汽车有的也因沿线货源不足而放空。山区短途运力不足，已成为影响云南物资调运工作的主要环节。
平衡三线运输，必须首先加强第一线
如何更好地把山区物资调运出来？首先需要解决干线支线和山区运力的平衡问题，关键又在于充实“一线”的运力。目前“一线”运力不足，主要是由于山区经济发展，外调物资增多，以致山区现有运力不能适应需要。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因素。例如有些地区对现代运输工具的发展注意较多，而对民间运输工具的发展和充分利用注意较少。这几年，全省增修了一万多公里公路，相应地增加一些马车是需要的。从效率上说，马车要比驮马先进得多，在平坝地区一辆马车要抵十至十五匹驮马。但是，云南山区大部分地区没有马车道，增加了马车有些用不上，而这些拉车的马大部分又是原来的驮马，这就削弱了山区的运力。楚雄地区，这几年马车增加了四倍，山区的驮马就减少了三分之二。为了克服目前马车多、驮马过少的脱节现象，在马车发展过多的地区就有必要适当地改一部分马车为驮马，商业部门也办一部分商办驮马。这是当前因地制宜充实“一线”运力的一个措施。楚雄县的办法是：组织平坝地区多余的拉车马到山区拉车，替换下山区的拉车马当驮马；同时，组织一批平坝地区的驮马上山运输。这样，就可以使山区驮马运力增加50％左右。
但是，仅仅靠马车改为驮马来增加“一线”运力，还是有限的，还要积极发展驮牛运输。在云南山区，由于牧场广阔，水草丰富，大牲畜历来发展较多。目前，全省共有黄牛二百七十四万头，参加运输的仅有三万头。这几年，各地都训练了相当数量的驮牛，但是还有很大潜力。根据发展驮牛较好的双柏县的经验，训练黄牛参加驮运有很多好处：（1）牛主要是吃草，一天可以比驮马节省一二斤精饲料；（2）黄牛饲养管理较易，疾病较少，繁殖也快；（3）训练黄牛参加运输，可以大大增加生产队的收入。这个县的底土公社，是著名的“粮畜之乡”，但因大山环抱交通不便，前几年积压粮食、红糖、花生、蜂蜜等四十多万斤。去年他们训练了五十多头驮牛，组成专业“牛帮”，一年运出了五十多万斤物资，收入了四千多元的运费。据楚雄彝族自治州交通部门的同志谈，目前全州有黄牛三十一万头，只需发展驮牛五千头到一万头，就可以使“一线”运力增加一半左右。
从历史上看，山区运输，畜力的运量约占40％左右，人力运输占相当大的比重。利用农闲间隙运输物资，是山区人民历来的一项重要副业生产。人背人挑固然是十分落后的运输方式，但在目前山区待运物资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实难完全改变；何况云南至今还有许多山区甚至连驮马都无法进去，除了人背人挑没有其它办法。因此，山区的人力运输，也应该很好地安排。
关键在于调动生产队和运输人员的积极性
要把分散的民间运输力量组织起来，并且充分调动公社各级组织和社员从事运输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复杂细致的工作。
首先是组织问题。由谁组织？公社办运输好，还是放在大队好？还是生产队好？都需要认真研究。例如马帮，牲畜都在生产队，如果由生产队组织，对饲养管理有极大好处；但运力过于分散，也是不利之处。一般马帮需要组织二、三十匹驮马才较合理，而目前仅有二、三匹驮马的生产队较多，一个人赶不了，两个人又不合算。姚安县有些同志的意见是：收益分配仍旧以生产队为单位，但是组织运输以公社为主较好。他们在八个山区公社，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八个专业马帮队，由公社干部统一领导，运费收入仍归各队。集运期间，由公社统一组织管理；农忙期间，仍各归本队参加田间运输。这样既尊重了生产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又能把分散的运力较好地集中组织起来。
其次是运价问题。前一时期，有的地区运价较乱，山区的运输工具大量向高价区（城镇、工矿区）流，削弱了山区的运力。有些地区对山区坏路和单程运输，在价格上也缺乏必要的照顾。一辆马车在平坝区能运一千公斤，但在山区，由于坡度大，路面坏，一般仅能拉三百公斤，而过去都是一个运价。由于山区一般运入物资少，运出的多，所以大部是单程运输，而过去在运价上也无合理的回空补助。这样，就不能不影响到运输工具上山的积极性。楚雄地区最近已采取措施，将平坝地区的马车运价适当降低，山区驮马的运价适当提高，使驮马的利润率略高于马车。同时合理调整了坏路和好路的运费标准，使山区和坝区的运费收入大致平衡，单程运输也有了回空补贴。
运输人员合理的工资报酬，和沿途生活服务工作的安排，也是个大问题。目前，赶马人的工资报酬大致有两种形式：（1）评给固定的工分，这种办法比较难于调动赶马人的积极性。
（2）“大包干”的办法，即规定每月上交多少利润，其余全归赶马人所得，这种办法副作用较大。赶马人为了多得报酬，往往不顾牲畜健康，拚命“多拉快跑”，造成牲畜的瘦弱甚至死亡；同时，易于使赶马人不顾国家运输的需要和运输部门的统一管理，哪里运价高往哪里跑。因此，这也不是好办法。赶马人的工资报酬，一要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二要有利于牲畜的饲养管理。由于赶马是一种技术要求较高的劳动，在实物分配和工资报酬上，要略高于农业劳动。双柏县大庄区的专业马帮队采取了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试行的效果还比较好。他们是以运量和马膘两项作奖罚的主要指标。凡是超产又增膘的奖超产部分的50％，超产而保膘的得30％，超产而减膘就不能得奖，减产减膘就得适当减少收入。这个办法实行以后，既提高了赶马人运输的积极性，在牲畜饲养管理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赶马人都随身带着镰刀，抽空割马草，让马先吃饱了，人才做饭吃；让马先休息了，人才休息。因此，马膘情况越来越好，九成膘的马增加了两倍，八成膘的马增加了三分之一，七成膘的马减少了一半。由于驮马普遍增膘，每匹马的运量平均增加了十斤左右，每月由过去运七转增加到九转。
赶马人所到之处，大都人迹稀少，生活很艰苦，需要很好地安排沿途人、畜的食宿、医疗和茶水的供应工作。双柏县在去年全县集运粮食时，县里抽调了四十多名干部，在三条主要驿道上办了二十二个食宿站，平均每隔三十里一小站，六十里一大站，大站还设有医务人员。赶马人一歇下，就有柴火烤，有热水洗脚，有预防药可吃，有草料喂马，还可以在篝火旁弹着三弦，舒舒畅畅地休息。因而基本上保证了人强马壮。
组织群众性的捎脚运输
山区村落十分分散，东一点兽皮，西一点药材，都靠商业人员一点一点地去收购和运出来，既不经济，又难办到。因此，群众性的捎脚运输是山区集散物资很重要的形式。
山区在历史上就以集市为物资集散中心，以此来沟通山区和平坝区的物资交流。目前如何利用集市，利用群众赶街子，组织捎脚运输，是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例如双柏县?嘉区一次集市，大约有一千人赶街，就有三百人左右参加捎脚运输，可为商业部门运农副产品一万五千斤到三万斤左右（不包括社员自销的部分），回去时还可运回盐巴、日用品、农具八千到一万斤；而这个区全部专业驮马一次的运量仅一万斤左右。从产地到区的集运都由捎脚运输担负后，全区的专业运输马帮就全部担负了从区到县的集运工作。这样做，山区的社员既为国家集运了物资，又赶了街，增加了收入，积极性很高。
此外，还需要注意利用地区差价，鼓励山区社员把农副产品带到中心地区或交通沿线去出售。由于客观的条件，原来山区的地区差价一直是比较大的。从楚雄县到哨区的四五百里的运输线上，就有十二个差价。如西舍路区的鸡和鸡蛋的价格，就同县城差一倍左右。差价大些，对促进偏远山区外运物资是有好处的。山区的农民每到农闲，就积极挑运农副产品到城里去出售，又从城里买回所需的工业品。这是一支不小的运输力量。但是，有一段时间，有的地区的商业部门在“照顾山区群众利益”的片面思想指导下，取消了地区差价。这样，山区群众进城出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就受了影响。最近，楚雄地区已改进了措施，地区差价已大体恢复。在双柏县最近的一次物资交流大会上，国营商业部门就收购了一千头羊、二百头肥猪和七千多斤鸡、蛋、香菌、木耳、药材等。这些物资都是山区社员从二三百里的偏僻山村运出来的。
组织小商贩集运山区物资，也是促进山区物资交流的一个辅助办法。历史上，山区的小商贩，一方面以骇人听闻的不等价交换盘剥山区农民，另一方面在促进山区物资的集运和商品交换上，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楚雄县哨区新五街等五个公社的调查，在这个仅有七千人口的地区，1956年前每到旺季，小商贩有二三百人之多；山区外运的物资，70％以上是由小商贩运出去的。这些商贩的经营方式是以挑货郎担串村为主。凡是国营商业不经营的，如坛坛罐罐、箩箩筐筐、零星药材等，他们都经营。国营商业人员走不到的地方，如大山上的单家独户的山寨等，他们都能去。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商业在山区的阵地大大巩固了，山区的商业网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支援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可是，原来的小商贩参加国营商业以后，大都成了“座商”，不再流动贩运了。这样，山区就减少了一批比较灵活的贩运力量。因此，在目前新的条件下，可以考虑适当恢复一批流动的商贩，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一定的贩运活动，既要发挥其集散物资的积极作用，又要限制其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把一些零星分散、小宗的商品，让给商贩收购集运，也便于国营商业集中精力加强大宗的主要的农副产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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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
高征绳
马克思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创立了劳动价值学说。马克思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在劳动价值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指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偏见，批判了他们的理论的不彻底性。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在反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学派的斗争中，马克思创立了完备的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
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
劳动价值理论的奠基人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弟。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一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从而产业资本得到了迅速的增长，这样，商业资本的统治就被产业资本的统治所代替。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竞争，迫使产业资本家去关心和计算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这样，为他们服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就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竭力探求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开始从劳动中去寻找价格形成的基础。配弟就是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研究活动的。
配弟在他的第一部经济著作《赋税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值的基础是劳动、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光辉思想，这是配弟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的不可磨灭的功绩。配弟指出，由相等劳动测定价值是价值相等和平衡的基础。他以小麦和白银为例，说明由于小麦和白银都体现了相等的劳动时间，即生产这些商品都耗费了相同的劳动时间，因此，它们之间彼此是相等的，是能够互相交换的。
但是，配弟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不可克服的缺点。首先，配弟不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他说：“现在假设有新的更丰饶的矿坑发现了，以致二盎斯银的获得，和以前一盎斯银的获得，是同样便宜，则在其他情形相等的情形下，现在小麦一蒲式耳十先令的价格，和以前一蒲式耳五先令的价格，是一样便宜。”①这里，除了小麦的价值同开采白银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例这一错误论点以外，他所指的商品价值的变化，实际上是指交换价值的变化，这样，就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同了。他不理解商品的价值必须用别的商品来表现，交换价值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态，所以用交换价值来代替价值，而不知道交换价值是怎样形成的。配弟不仅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同起来，而且还把交换价值和货币混同起来。配弟不恰当地把劳动划分为两类：一是生产白银的劳动，一是生产一般商品的劳动。他认为并不是一切劳动都创造价值，只有生产白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而生产一般商品的劳动，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创造价值。其次，配弟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混淆在一起。这个根本性的缺点，不仅存在于配弟的劳动价值理论中，而且存在于整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由于配弟不懂得生产商品的劳动归结为两种形式的劳动，不认识抽象劳动这一范畴，从而不可能认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因此，他就无法解释，不能互相比较的各种具体形式的劳动为什么能够互相比较、互相交换。
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在于他第一次指出任何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斯密把对于商品价值的分析同他的分工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的社会劳动。他说，如果撇开商品的自然属性，即其使用价值不谈，那末，商品只剩下一种普遍的属性，它是人们劳动的产品。
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缺点：首先，是他把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正确论点，同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这一错误论点混淆起来。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一种商品，对于不要亲自使用它，消费它，只想拿它来和别种商品交换的所有者，其价值是等于用这种商品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按照这种看法，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其内含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可是，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斯密把劳动看成是有价值的东西，并且把劳动的价值当作商品价值的尺度，从而在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论中兜圈子。其次，是所谓斯密信条，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收入论。斯密在这里，抛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转向生产费用论，他把收入看成是价值的源泉。斯密武断地说：“工资、利润、地租，是所得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交换价值的三个源泉。”②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所得的三个源泉，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说工资、利润和地租也是交换价值的三个源泉，却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指出斯密已经发现了剩余价值及其各种特殊形态的起源，并且由这种价值，引导出工资和利润。但是，斯密旋即走上了相反的进程。他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者的自然价格的合计，来算出商品的自然价格，来引导出商品的价值。这样，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复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是同劳动无关的东西了，从而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峰。李嘉图比他的前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在论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时，作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更精确的定义。他明确地指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生产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由实际耗费于生产某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写道：“一个商品的价值或它所能换得的别种商品的量，依存于它们生产上必要的劳动的相对量……”。但是，他所指的必要劳动时间，是在最坏的而不是在平均的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时间。他还错误地把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现象，而没有把价值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考察。他不了解交换价值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态，断定价值同交换价值是两个毫无关系的东西。从而没有从商品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章中，在总结对商品分析的历史叙述时，指出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把商品价值的决定于劳动时间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展。同时他又指出，在李嘉图的面前却摆着不可克服的矛盾：（1）如果劳动自身具有价值，用它来测量价值，那末就得出一个循环论证：价值是价值的尺度。（2）如果劳动自身具有价值，那末劳动的价值怎样会小于劳动产品的价值呢？（3）如果价值决定于劳动，那末价格怎样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呢？（4）如果价值决定于劳动，那末不是劳动的产品，例如土地怎样能够具有价值呢？
配弟、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虽然认识到价值同劳动的关系，初步奠定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但是，他们不理解劳动二重性，他们“从未明白地，用明白的意识，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和表现为它的生产物的使用价值的同一个劳动，加以区别。……他们不知道，劳动的量的区别，是以二者的质的同一性或均等性为前提，从而，是以二者还原为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件事为前提”③。因此，他们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不彻底的，并且包含若干反科学的庸俗成分，他们不可能在理论上、逻辑上解决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为什么创造价值，怎样创造价值等一系列的根本性的问题。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才第一次从科学上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创立完备的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
十九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德等主要国家中占居了统治地位。在这个时期，这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起来，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尖锐化，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开展起来。首先爆发了著名的大宪章运动，接着在法国和德国也相继地发生了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从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表明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这时的无产阶级还缺乏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科学认识，和为解放本阶级而斗争的思想。阶级斗争的发展，迫切地需要革命的理论来武装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总结工人革命斗争的经验和继承人类文化上的一切优秀成果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必然性，是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首先分析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商品，探讨了商品价值的实质，从而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这样，马克思就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应当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形成和最后完成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奠定了对劳动价值学说的科学解释的基础。他在同蒲鲁东论战时，运用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马克思同李嘉图相反，他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因而马克思给价值赋予了新的意义，价值是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一个历史范畴，商品的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社会表现，只有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才表现为价值。在这里，马克思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回答为什么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劳动才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是什么。因为在这个时期，他还没有最后完成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可能详尽地阐述自己的劳动价值学说。可是，这种对价值的社会性质的新的科学的解释，却为马克思进一步发展劳动价值学说铺平了道路。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的性质。他在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时，发现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具有二重性。马克思指出：“要理解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必须把握住下列几个主要观点：劳动的折合为简单的、可以说是无质的劳动；生产交换价值的、因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借以成为社会劳动的特定方式；最后，以使用价值为结果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之间的区别。”④
劳动二重性的原理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详尽无遗的完备的论述，从而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分析了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从而得出结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都是人类劳动力生理学意味上的支出。当作同一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别方面看，都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合目的的形态上的支出。当作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概括起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要点是：第一，商品有两种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它们是对立的统一物。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担当者，但是，商品的价值不是以它的使用价值为转移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互相交换，是因为它们存在着等量的共同属性，这个共同属性不能是商品的几何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自然属性，而是它们都是劳动的产物。当作价值，一切商品，只是凝固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第二，劳动的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有着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在一定形式下耗费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力的支出，不问其具体形式怎样，它们都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第三，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但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反映出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因而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即生产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该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在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变化的。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单位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商品的数量，因而一个商品的价值量，同实现在其内的劳动量成正比例，同实现在其内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这是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在有商品生产的地方，商品总是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交换的。
劳动二重性原理，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点。劳动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因为只有从劳动价值学说出发，才能够揭露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在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工人的劳动，作为一定形式的具体劳动，把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原有价值转移并保存到新产品中去，成为新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工人的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即作为同一的一般人类劳动力的支出，创造新价值，把新价值加入到新产品中去，这个新价值大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其中包含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并不发生价值量的变化，只是经过工人的具体劳动把它原有的价值转移并保存到新产品中去。只有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才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价值量的变化，它不仅会再生产出自身的等价，即补偿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而且还会生产出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无偿地占有。马克思就是这样根据他所建立的完备的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钥匙，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的实质，指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的根源，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客观必然性，以革命的思想武装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伟大的革命意义。
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批判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现代修正主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诞生后，立即受到形形色色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者的曲解、诽谤和攻击。庸俗政治经济学者十分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的，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宣布资本主义制度死刑的判决书，因此，他们就集中攻击劳动价值学说。他们认为：驳倒劳动价值学说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劳动价值学说，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作出的一切结论。
庸俗政治经济学者，妄图以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效用论等等价值理论，来代替革命的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庸俗政治经济学流派之一的奥地利学派，就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己任而产生的。这个学派以边际效用论来同劳动价值学说相抗衡。他们否认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来源，而把价值归结为心理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否定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一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他们宣扬价值的源泉不是劳动，而是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就是用人们的主观评价来解释价值，把价值看作是纯粹的心理现象，用商品对于购买者的效用程度来解释商品的价值。假设有十块面包，前九块面包已经完全满足了某一个消费者的食欲，那末，第十块面包对于这个消费者就变成完全不需要的了，因此，他对于这第十块面包的主观评价就是边际效用。边际效用论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济理论。因为任何人对商品的评价，并不是按其效用程度，而是必须依照商品的市场价格。比如，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失业者，对一磅面包的主观评价，那是有天渊之别的，但是，如果他们要购买相等的面包，却都要付出等一的货币。这个浅显的道理，驳倒了边际效用论的毫无科学根据。所以，恩格斯曾经讥讽地说过，奥地利学派是一个“无边际、无效用”的学派。
到了二十世纪，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这一革命学说的攻击更加疯狂。他们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们接受边际效用论，是因为马克思根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把它变成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学说的缘故。英国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剑桥学派的首领马歇尔公开宣称，劳动价值学说已经不适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而提出一种所谓新的价值理论，即：价值是由供求的曲线直接决定的。所谓供求曲线，就是供求是由心理因素，即由人们需要的边际效用来决定的。剥开皮来看，这个所谓新的价值理论，原来是边际效用论的变种，它是折衷地把边际效用论、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融合在一起的杂拌。马歇尔从供求曲线论出发，直接否认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抹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是为最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竭力粉饰和维护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妄图推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修正主义者按照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摈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说价值是一个抽象概念，劳动价值学说纯粹是思惟的构成物，因而竭力主张把劳动价值学说同边际效用论融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在解释稀有物的价格、对商品的需求和价格同价值的背离的情况下，边际效用论是完全适用的。修正主义者企图以边际效用论来代替劳动价值学说，他们叫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脉相承，也企图抛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南斯拉夫有一个贝洛维奇，这位法官先生写了一部《政治经济学》。他在这部书的第四篇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不是首先从分析商品开始，从而篡改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的体系，扼杀了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革命灵魂，把作为剩余价值学说基础的劳动价值学说，淹没在修正主义的泥塘中。因此，捍卫马克思的革命的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彻底揭露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①转引自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4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158—159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3—64页。
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