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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人物
爱国学者顾炎武
吴晗
今年是伟大的爱国学者顾炎武逝世二百八十周年。
关于顾炎武的历史评价，全祖望写的顾先生炎武神道表最后一段话很中肯。他说：离开顾炎武的时代逐渐远了，读他的书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够说出他的大节的人却很少。只有王高士不庵曾说：炎武抱着沉痛的心，想表白他母亲的志向，一生奔走流离，心里的话，几十年来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可是后起的年轻人，不懂得他的志趣，却只称赞他多闻博学，这对他来说，简直是耻辱，只好一辈子不回家，客死外地了。这段话很好，可以表他的墓。我读了也认为很好，可以使人们对顾炎武这个人有更好的了解。
顾炎武首先是有气节的有骨头的坚强的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有伟大成就的学者。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字宁人，原来名绛，明亡后改名，有时自称为蒋山佣，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家世代有人作官，藏书很多，祖父和母亲对他的教育十分关心，六岁时母亲亲自教他《大学》，七岁跟老师读四书，九岁读《周易》，接着祖父就教他读古代军事家孙子、吴子的著作，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十一岁读《资治通鉴》，到十三四岁才读完。十四岁进了县学以后，又读《尚书》、《诗经》、《春秋》等书，打下了很扎实的学术基础。母亲更时常以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教育他，要他作一个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人。
炎武受教育的时代，也正是明王朝政治日益腐化，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互相倾轧，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民不聊生；东北建州（后称满族）崛起，明王朝接连打败仗，丧师失地，满汉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矛盾最尖锐，汉族人民和统治集团矛盾最尖锐的时代。炎武的祖父教炎武读军事学书籍和史书，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当时东南地区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复社，吟诗作文，议论时事，名气很大，炎武和他的好友归庄也参加了。两人脾气都有些怪，就得了归奇顾怪的外号。
炎武的祖父很留心时事，那时候还没有报纸，有一种政府公报叫《邸报》是靠钞写流传的，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才有活版印刷。炎武跟祖父读了泰昌元年（公元1620）以来的《邸报》，对国家大事有了丰富的知识。二十七岁时考乡试没有录取，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发愤读书，遍览二十一史和全国州县志书、当代名人文集、章奏文册等等，单是志书就读了一千多部，钞录有关材料，以后还随时增补，著成两部书，一部叫《天下郡国利病书》，一部叫《肇域志》。郡国利病书着重记录各地疆域、形胜、水利、兵防、物产、赋税等资料。肇域志则记述地理形势和山川要塞。他晚年游历北方时，用两匹马、两匹骡装着书，到了关、河、塞、障，就访问老兵退卒，记录情况。有和平时知道不符合的，就立刻检书查对，力求记载的真实。他这种从实际出发，研究当前现实的学风，一反那个时代空谈性命，不务实际的学风。他这种治学精神、方法，为后来的学术界开辟了道路，指出了方向。
炎武从三十岁以后，读的经书、史书，都写有笔记，反复研究，经过长期的思索、改订，写成了著名的《日知录》。
1645年5月，清兵渡长江，炎武到苏州参加了抗清斗争。清军围昆山，昆山人民合力拒守，城破，军民死了四万多人，炎武的好友吴其沆也牺牲了。炎武的母亲绝食自杀，临死时嘱咐炎武不要作异国臣子，不要忘了祖父的教训。炎武在军败、国亡、母死的惨痛、悲愤心情中，昂起头来，进行深入的隐蔽的反清斗争。这时期他写的诗如秋山：“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纪录了清军掳掠妇女的惨状。“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叹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以勾践复国自勉，表明了他爱国抗清的坚决意志。在以后的许多诗篇中，也经常流露出这种壮烈情感，如又酬傅处士（山）次韵“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雠旧相家。”“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如五十初度时在昌平：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又如：“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都表明了他至老不衰的英雄气概。
明宗室福王由崧在南京称帝，改元宏光，任命炎武为兵部司务，炎武到过南京。福王被俘，唐王聿键在福建称监国，改元隆武。鲁王以海也在绍兴称监国。唐王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炎武因母丧未葬不能去，不久，唐王也兵败被杀。鲁王流亡沿海一带。1647年秋天，炎武曾到沿海地方，和抗清力量联系。地方上有汉奸地主要陷害他，炎武不得已伪装成商人，奔走江、浙各地，前后五年。流转诗中说：“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gǔ］，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雠在门户，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便是这几年间的事。
1655年发生了陆恩之狱。
陆恩是炎武家的世仆。在炎武出游时，投奔到官僚地主叶方恒家。炎武家庭经历丧乱，缺钱使用，把田产八百亩卖给叶家，叶方恒存心想吞并顾家产业，掯勒只给半价，这半价还不给钱，炎武讨了几年才给了一点。恰好陆恩得罪了主人，叶方恒便叫他出面告炎武通海，通海指的是和沿海抗清军事力量勾结，在当时是最大的罪名。炎武急了，便和家人设法擒住陆恩，扔进水里。陆恩的女婿又求叶方恒出面告状，用钱买通地方官，把炎武关在叶方恒家奴家里，情况十分危急。炎武的好友归庄只好求救于当时赫赫有名的汉奸官僚钱谦益，谦益说，这也不难，不过要他送一门生帖子才行。归庄知道炎武决不肯这样做，便代写了一个送去。炎武知道了，立刻叫人去要回来，要不回来，便在大街上贴通告，说并无此事。谦益听了苦笑说，顾宁人真是倔强啊！后来炎武的另一朋友路泽溥认识兵备道，说明了情由，才把案子转到松江府，判处为主杀家奴，炎武才得脱祸。
叶方恒中过清朝进士，作过官，有钱有势，炎武和他结了仇，家乡再也住不下去了。1657年炎武四十五岁，决定到北方游历，一来避仇，二来也为了更广泛地结纳抗清志士，继续进行斗争。
从这一年起，炎武便仆仆风尘，奔走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他的生活情况，在与潘次耕（耒）信中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旅途的艰苦，旅中一诗说：“久客仍流转，愁人独远征，釜遭行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中羹，……买臣将五十，何处谒承明？”他的心境，在寄弟纾［shū］及友人江南诗中说：“自昔遘［gòu］难初，城邑遭屠割，几同赵卒坑，独此一人活，既偷须臾生，讵敢辞播越，十年四五迁，今复客天末，田园已侵并，书卷亦剽夺，尚虞陷微文，雉罗不自脱。”是十分沉重、紧张的。
在游历中，结识了孙奇逢、徐夜、王宏撰、傅山、李中孚等爱国学者，李因笃、朱彝尊、毛奇龄等文人，观察了中原地区和塞外的地理形势，并且在山东章丘买了田产，在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和李因笃等二十多人集资垦荒，建立庐舍，作为进行隐蔽活动的基地。
1663年，南浔庄氏史案发，炎武的好友吴炎、潘柽［chēng］章牵连被杀，炎武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借给吴潘两人的，也随同散失。庄廷鑨修史时，也曾托人邀请炎武参加，炎武看了情况，知道庄廷鑨没有学问，不肯留下。书刻版时没有列上炎武姓名，这才幸免于死。
五年后，莱州黄培诗狱案发，炎武又被牵连，从北京赶到山东投案。案情是莱州人姜元衡告发他的主人黄培写逆诗
（反对清朝的诗），又揭发吴人陈济生所编《忠节录》，说这书是顾宁人编的，书上有名的牵连到三百多人。李因笃听到消息，立刻赶到北京告急营救，炎武的许多朋友也到济南帮忙，这时朱彝尊正在山东巡抚处作幕僚，几方面想法子，炎武打了半年官司，居然免祸，可也够危险了。
炎武虽然饱经忧患，跋涉半生，却勤勉好学，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钞书，蝇头行楷，万字如一。朋友们有时终日宴饮，他总是皱眉头，客人走了，叹口气说：可惜又是一天白白度过了。读的书越多，游历的地方越多，写的书也越多，名气也就越大。1671年熊赐履要举荐炎武助修明史，他当面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1678年叶方霭、韩菼又打算举荐炎武应博学宏儒科，炎武坚决辞谢，一连给叶方霭写了三封信，表明态度，叶方霭知道不能勉强，方才作罢。为了避免这类麻烦，炎武从此再也不到北京来了。
公元1677年，炎武已经六十五岁了。从山东到陕西华阴，住王宏撰家，王宏撰替他盖了几间房子，决定在此定居，两年后写信告诉他三个侄子说：陕西人喜欢经学，看重处士，主持清议，和他省人不同。在此买水田四五十亩，可以维持生活。华阴这地方是交通枢纽，就是不出门，也可以看到各方面来的人，知道各地方的事情。一旦局势有变化，跑进山里去守险，也不过十来里路。要是志在四方呢，一出关门，就可以掌握形势。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炎武之定居华阴，是和他的一生志愿抗清斗争密切相关的。
这时候，炎武的三个外甥都已做了大官，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状元，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任明史监修总裁官，第二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徐乾学是康熙九年
（公元1670）探花，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的探花。三兄弟在青年时都曾得到过炎武的资助和教育。他们看到舅父年老，流离外方，几次写信迎接炎武南归，答应给准备房子和田产，炎武回信坚决拒绝。他不但自己不肯受这几个清朝新贵的供养，连他的外甥要请他的得意门生潘耒去作门客，也去信劝止，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人官越大，门客越多，好巴结的人留下，刚正方直的人走开，他们不过要找一两个有学问的人在身边来遮丑而已。应该知道香的和臭的东西是不可以放在一个盒子里的，要记住白沙在泥，与之俱黑的话，不要和狎客豪奴混在一起才是。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炎武的生性刚介和气节。
和他的为人一样，炎武做学问也是丝毫不苟的，总是拿最严格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从不自满。所著《音学五书》，前后历时三十多年，所过山川亭障，没有一天不带在身边。稿子改了五次，亲自钞写了三次，到刻版的时候，还改了许多地方。著名的《日知录》，1670年刻了八卷，过了六七年，他的学问进步了，检查旧作，深悔过去学问不博，见解不深，有很多缺点，又渐次增改，写成二十多卷。他很虚心，朋友中有指出书中错误的地方，便立刻改正。又十分郑重，有人问他近来《日知录》又写成几卷了，他说，别来一年，反复研究，只写得十几条。他认为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过去的成绩不可以骄傲，未来的成就更不可以限制自己。做学问不是一天天进步，便会一天天退步。个人独学，没有朋友帮助，就很难有成就，老是住在一个地方，见闻寡陋，也会习染而不自觉。对于自己在学术上的错误，从不宽恕，在给潘耒信上说：读书不多的人，轻易写书，一定会害了读者，像我跋广韵那篇文章便是例子。现在把它作废，重写一篇，送给你看，也记住我的过失。我生平所写的书，类此的也还很多，凡是存在徐家的旧作，可以一字不存。自己思量精力还不很衰，不一定就会死，再过些年，总可以搞出一个定本来。
对搜辑资料，也付出极大的努力。例如他在《金石文字记序》所说：我从年轻时就喜欢访求古人金石文字，那时还不很懂。后来读了欧阳修的《集古录》，才知道可以和史书相证明，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止是文字之好而已。这二十年来，周游各地，所到名山、大镇、祠庙、伽蓝，无不寻求，登危峰，探?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只要发现可读的碑文，就亲手钞录，要是得到一篇为前人所没有看到的，往往喜欢得睡不着觉。对写作文字，态度也极为谨严，他立定宗旨，凡是文章不关联到学术的，和当代实际没有关系的，一概不写。并且慨叹像韩愈那样的人，假如只写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叙这几篇，其他捧死人骨头的铭状一概不写，那就真是近代的泰山北斗了！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他主张为人要“行己有耻”有耻就是有气节，有骨头，做学问要“好古敏求”，要继承过去的遗产，努力钻研。对明代末期和当时的学风，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在与友人论学书里说：“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也正因为他这样主张，这样做，所以有些人叫他为怪，和他合不来。
炎武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正月，因上马失足坠地，病死于山西曲沃，年七十岁。（附图片）
顾炎武像 启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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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今年几幅新年画
邹雅
新年画，是在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晋冀豫边区开始的。当时在敌后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木刻工作者和民间艺人合作，运用年画形式，创作出版了许多宣传抗战的作品，在春节时送往集市发行，农民异常喜爱。由于内容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旧题材，农民便叫它为“新年画”。从此，凡描绘革命题材的年画，就都称之为新年画。
全国解放后，新年画工作发展非常迅速，题材和风格愈益丰富多采。每年发行一亿多份，仍然供不应求。这是因为劳动人民不仅为了风俗习惯上的需要，用以装饰房舍，增添春节的欢乐气氛；同时由于新年画的内容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人民的新理想和新道德，他们从中可以得到知识，受到教育，所以更为群众喜爱。
今年，画家们又创作了不少新年画，生动地描绘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中的新景象，表现了我们时代的面貌和精神。
刘文西的《在毛主席身边》，反映了领袖与群众的全新关系。表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处处关心群众的崇高品质和平易近人的朴实风度。同时把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心情，刻划得非常深刻生动。画家以流利的线条，明丽的色彩，塑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生气勃勃的群众形象，构成了气势浩荡的场面，充分传达出人们在毛主席身边时的激动心情和幸福感，显现出今天劳动人民生龙活虎的精神。
周沧米的《迎亲图》，描绘农民迎接工人送往农村的拖拉机和其它各种农业用的机器。这幅画反映了全国大办农业和城市大力支援农村的生动景象，表现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的关系，展示出我国农业必将迅速大发展的前景。刘永凯、田郁文合作的《农、林、牧、副、渔》五幅屏条，是反映农村克服灾荒后所呈现的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从社员们劳动的欢乐和丰收时的喜悦情绪中，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新颖巧妙的构图，鲜艳谐调的色彩，十分引人。
谢昌一的《红旗当嫁妆》，反映了农村妇女们的新思想和新风尚。她们以成为生产建设上的能手为光荣；在爱情上，以共同对革命事业的进取心为基础。这幅画富有民间年画传统的特点，清晰优美的线条，丰满的构图，妩媚的色彩，更增强了喜气洋洋的气氛。盛此君的《娃娃乘鲤鱼》，也是一幅具有民间年画风味的新创作。健壮白胖的儿童，跨在跃动的红色大鲤鱼身上，色彩对比强烈，四周又衬以清雅的荷花，使整个画面鲜艳中又具优雅，呈现出玉润珠圆的韵致，给人以生动可爱和生气盎［àng］然之感。（附图片）
心灵手巧 史振锋 陈凤玉
娃娃乘鲤鱼 盛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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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银幕后的聚会
潘荻
春节前的一个夜晚，首都政协礼堂为在京电影工作者的春节联欢开放。当黄昏刚刚降临，这里便已灯火辉煌，联欢的人们络绎而来。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著名导演凌子风、谢铁骊、谢添、陈方千，著名演员于蓝、刘秀云、王人美，著名摄影师吴印咸、钱江，著名美工师秦威都来了。银幕上见过面的人物固然不少，而更多的是银幕后的人物，像录音、化装、洗印等工作人员，都曾为每部优秀影片付出过辛勤的劳动。这晚，真是北京电影界各行各业工作者难得的大欢聚。
《革命家庭》的女主角于蓝带着小儿子在玩掷圈套的游戏。玩完游戏之后，她母子又挤进正厅去欣赏杂技、歌舞节目。忽然旁边一个五岁的男孩亲昵地叫她“妈妈！”她仔细一瞧，原来是演员李雨农的儿子。1958年她饰《林家铺子》中的张寡妇时，曾抱着这个“儿子”上过银幕。于蓝连忙亲亲这个“小儿子”。
于蓝的熟人真多，她走到哪里，都有人拉着她叙家常。在休息室中，我问起她有关《鲁迅传》影片的消息，因为她将在这部影片中扮演鲁迅夫人许广平。她笑着说：大家都很关心这部影片，可是现在还没能开拍。最近她正在阅读《鲁迅传》电影剧本的第五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去年她还去拜访了许广平，一方面向她请教许多问题，一方面也是体验生活。这些都说明于蓝为演好鲁迅夫人正在积极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在人群中，我遇见了刚从遥远的新疆回来的著名摄影师钱江。他继拍摄《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影片之后，又开始另一部新片《阿娜尔罕》的拍摄工作。去年他去新疆拍摄这部影片的外景有数月之久。他告诉我：《阿娜尔罕》是一个歌颂名为《阿娜尔罕》的维吾尔族姑娘解放前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在新疆地区流传很广。北影编剧林艺在新疆收集了这个故事的材料写成了剧本。去年他和摄制组的同志们已在南疆喀什完成了外景的拍摄工作，过完春节，他们就将开始拍内景了。这时，我才想起刚才在三楼舞厅中遇见的一群漂亮的维吾尔族男女青年，原来都是为拍《阿娜尔罕》而来北京的。
二楼电影场正在放映北影最近刚完成的彩色儿童喜剧艺术片《花儿朵朵》。这部影片的导演谢添和陈方千是这个晚会的舞台监督。他俩形影不离地忙碌着，稍有空闲便坐下来，轻声地谈论着什么。原来这两位喜剧导演在电视中表演“笑”的节目之后，收到了不少观众的来信，希望他们多拍喜剧片，因此即便在如此热闹、忙碌的联欢晚会上，他们仍没忘记观众欣赏喜剧的迫切要求，又在交换着有关《锦上添花》这一喜剧的意见，希望早日定稿开拍。下面这首诗是两位喜剧导演在颐和园讨论《锦上添花》剧本时，触景生情而作，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这两位喜剧导演的心事。
嬝娜春风醉宇寰，
万紫千红好河山，
为使人间增笑脸，
且看鲜花锦上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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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水墨戏剧人物画
谷苇
近年来，关良的水墨戏剧人物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欣赏者的注意。
关良善于在一张或大或小的洁白的生宣纸上，寥寥几笔地勾画点染出人们所熟悉的戏剧人物图像：有《打虎》的武松；有《教子》的三娘；有《醉酒》的贵妃……这些人物的脸上、身上也许偶尔淡淡晕染一点颜色，也许什么颜色都没有，就凭最单纯、又最丰富的色彩——水墨的变化来吸引、感染人。
作者的许多水墨戏剧人物画虽然寥寥数笔，看上去在下笔时似乎不甚经意，其实是“经意在不经意中”，画家每一质朴的线条都是刻意求工、从不随便下笔的。只是他的水墨戏剧人物画重在“写意”、“传神”，不同于其他画家的重在“工笔”、作细致的表现而已。即是同属“写意”的水墨戏剧人物画，关良又有自己的笔墨、有个人特殊的创作风格。因此，他的画无论放在什么画展里，总是很突出的。
关良的水墨戏剧人物画最可贵之处，在于传神。这一点，郭沫若、梅兰芳、盖叫天等文艺界的朋友，都曾发表过意见。郭老在他为关良所画的《执刀武士》图上所作的题赞里说过：“寥寥几笔，虎步鹰蹦；呼之欲出，如闻大钧。”梅兰芳逝世前在《漫谈戏曲画》一文中说：“他（关良）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
作者还善于抓住演员在表演动作过程里最美的、最可以说明问题的一瞬来入画。这入画的一瞬，可谓是其精神，得之便能传神，便能“气韵生动”。盖叫天说关良的画“抓住动势”而不像摄影记者抓住亮相的“静势”，亦正是此意。取动势、取静势，固然是与艺术的性能的不同、表现的要求、效果不同有关，然而这与艺术家的创作方法也有关。例如作者画《四郎探母》“坐宫”一场，四郎与公主在舞台上是相对而坐的，形式上是静而不动的，但是画家要从静中取动。这动势不在舞台人物的举手、投足之间，只在于人物的眼神上。“画龙点睛”，这眼神要点得好，全在于画家对舞台生活——他所描写的生活对象的熟悉。
一个画家，善“取”固然重要，善“舍”更为不易。关良还善于通过简化某些部分、夸张地突出某些部分，以这种鲜明、强烈的对比来为人物“传神”。舞台人物所穿的服装，往往是重金绣彩、繁复无比，《醉酒》中的贵妃那一套宫装决非五色七彩可以如实描摹的。但是画家在他的笔下，却只是寥寥数笔勾画一下人物服装的大体轮廓，却更多地着意于刻划人物的精神面貌，从其精神面貌中现出贵妃的“贵”与“醉”来。这一点，不能不使人想到画家由于长期观察京剧舞台生活，熟悉并且理解了中国戏曲舞台生活的美学要求。关良的画写的是这种生活，受的是这种优秀的传统艺术的影响，因此他的画正是“意到笔不到”的，以“意”感人的。
关良水墨戏剧人物画的艺术形象来自舞台生活，但是经过画家的取舍、提炼、加工以后出现于绘画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又不同于舞台上的艺术形象。从绘画艺术的角度来看，这里已经经过了画家的再创造。戏剧本身是艺术，但从它作为另一种艺术的描写对象来说，却又是生活。画家把戏剧人物当作了创作题材，他因此而产生的水墨戏剧人物画才是艺术。画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独特的艺术构思、表现方法进行创作，最后出现独特的风格，获得独特的艺术效果，这正是作者成功的地方。（附图片）
击鼓骂曹 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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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动物园
峨眉山的四川猴
丁耀华
到过四川峨眉山的人，都知道海拔二千多米的九老洞、洗象池一带，有着一群久居胜地的猴子。据说这个以峨眉山“活景”而存在的猴群历来受着人们的保护，逐渐消除了对人的畏惧，有时还敢向人拦路讨食。
峨眉山的群猴与常见的黄毛猕［mí］猴，体躯、毛色都有明显的差异。又因它们世代相传栖息名山，出没不定，行动诡诈，所以对它们的活动曾有过一些神奇传说。其实，根据近年来许多人的实际观察，这群神出鬼没的猴子，就是动物分类学上的“四川断尾猴”，简称“四川猴”，俗名“大青猴”，是四川特产的一种大型猴子。
四川猴外部的主要特征是体大、粗壮、毛密、尾短。它的身长可达一公尺，体重有三十多斤，全身满布又密又厚的乌褐色绒毛。成年的猴子满脸丛生腮毛。当它龇［zī］牙咧嘴吱吱吼叫时，两颗锥状的犬齿外露，样子有些凶恶。
四川是四川猴的家乡。除峨眉山外，在大、小凉山、二郎山等处都有它们的足迹。不过，除了峨眉山之外，在别的地区一律把它们列为害兽，它们盗食、糟蹋农作物，对农业生产为害不浅。1958年秋天，我曾在二郎山脚下的喇叭河林区看到过一群正在农田盗食玉米的四川猴，片刻时间一块快要成熟的玉米即被连抓带啃糟蹋得狼籍遍地。因此农民不断设法捕打它们。
四川猴的习性颇为有趣，吃的东西很杂，既喜欢吃五谷杂粮、瓜果蔬菜，也爱吃蛙蛇小鸟。它们外出活动时常以一个家族为单位，在一个猴群中以身长力壮的猴子担任“猴王”领队。每到一地，先派出猴登高了望，当地人把这猴叫做“望山猴”。一旦发现敌情，“望山猴”一声怪叫，众猴闻声而逃。这种猴是很灵巧的，据说，它们偷食苏麻籽时，先用前肢摇动苏麻秆，使苏麻籽落在它身上的毛内，然后跑到僻静的山洞里，把苏麻籽从身上抖下，再捡起来吃。这种巧妙的窃食方法，足以说明它们的智力是相当发达的。
四川猴和其他种类的猴子一样，对于人类也还有着一定的贡献。猴肉可吃，但味并不佳。脑是营养珍品，骨可做药用，皮可做褥子、皮袍等御寒材料。更大的贡献是由于猴子的机体构造和人体较近，它们所害的许多病，如结核病、麻疹、痢疾等发病的起因、发展，都与人害的病相似，这就使它在医学研究上具有重大的试验价值。现代医学上曾用猴子做心血管疾病和各种恶性肿瘤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陵图片）
蒋绍仲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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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趣的走马灯
金受申
灯的名字，大概要以“九华灯”（见“西京杂记”）、“九光九微灯”（见“汉武内传”）为最古了。我们通常春节玩的年灯，有许多名色，如葵花灯、蒺藜灯、绣珠灯、金鱼灯、车灯、羊灯……，最好玩的是走马灯。走马灯大约也有六百年以上历史了，元诗人谢宗可就有走马灯诗，而且描写得很好：
“飚［biāo］轮拥骑驾炎精，飞绕人间不夜城，风鬣［liè］追星低弄影，霜蹄逐电去无声……”，实际走马灯就是这个样子。走马灯是用细秫秸插成的立体长方形灯架，两个窄面糊白纸，正面上糊绣幕形剪纸，上有幕帷流苏，下有绿花篱障，篱障中心做月光门，背面不糊纸；灯架上下端的中心，各插一横梁，梁的中心钻孔，插以立轴，立轴上部加风伞，中部横贯铁线十字架，架头上各糊一剪纸彩色人物；底轴旁安蜡烛，烛火吹动风伞，轴架就转动起来了。从月光门和篱障花纹中看，就很像四个人物互相追逐似的。如果人物糊的是白骨精、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那就很像孙行者弟兄追赶白骨精，苦苦不舍的样子，仿佛是“三打白骨精”的一幕。也有不糊整个绣幕的，只糊整面白纸，在上部贴幕帷流苏，那就人物转动，只能从白纸上看到影子，很像影戏。由这里可以看出谢宗可诗“秦军夜溃咸阳火，吴炬宵驰赤壁兵”，是很形象的。
走马灯不难制做，制做一个，可以玩到元宵节。如果制做的时候，我有一个建议：人物可以多做几个，只要人物背后安一活套，就可以随时换人物，那不就一个走马灯，可以“演”许多幕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