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评弹的说和唱
秦纪文
说唱评弹，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要精炼，词句要清新，才能合乎规格。从要求质量方面来说，说白要说得使听众每一个字听得清楚；唱词要唱得使听众每一个字能够理解，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但这里也需声明，并不是不要高低急缓、抑扬顿挫）。特别是在词句方面，必须雅俗共赏，既不能过于深奥，又不能流于庸俗。口头语要简洁、美化，使人听了感觉舒服。
在唱词方面，因为弹词的唱句，差不多每一部书都有师传脚本，这里面就有内容质量高低的分别，我们急需把一般质量较低的逐步提高。然而有些弹词脚本，本身词句很好，很美，摆到演员口中唱出来，非但不美，不好，甚而使人还听不懂，这未免太可惜了。例如《珍珠塔》弹词脚本，原来词句清丽，诗意很浓，唱者顺口，听者悦耳。但也听到过，有的人竟会唱得平仄［zè］不调，词句不美，使人不能理解。像陈翠娥告禀三桩唱词中：第一句“蓼蓼者莪［é］荫庇深”，竟唱成“绿绿碧梧荫庇深”；在痛责方卿唱词中的第二句“愠［yùn］怒含悲把贤弟称”，却唱成“愠怒含怨把贤弟称”。还有，“不争象简金鱼贵”，也唱成“不争祥地锦衣贵”，等等。这些都是急需纠正的。更有一些演员，喜欢在很完整的唱词中，硬加一些虚字眼进去，什么、的、那、是、到、来，等等，唱得非驴非马，听得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再这样因循下去，一代复一代的下传，以误传误，最后要弄得原本面目全非，不知所云；对于培养后代来说，这笔损失也是难以估计的。
上述的这两种唱法的缺点，前者是属于演员本身文化水平不够，以致一时误解；而后者则属于卖弄“唱腔”，有熟极而“油”之势，那就更是要不得。
评弹唱腔，流派很多，百花争艳，各有千秋。但不论唱什么腔、什么调，主要还是要字准腔圆，听众方能理解词句的内容意义，假定只是研究唱腔，不注意字眼，纵然唱得余音绕梁，响遏行云，恐怕也劳而无功；因为听众根本不能了解在唱些什么。
青年评弹演员，向老师学习唱腔，以求深造，这很好；但也不可一成不变，全部依样画葫芦，照单全收，甚至老师或有一些生理上小小的缺陷，犯了几个字眼，学生也有心要唱别这几个字眼，以表示某派嫡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青年演员能够独立思考，在各种流派基础上再求发展，自成一派；不要一味模仿，要有雄心大志，青出于蓝，来一个后来居上。
唱句的二五，四三，亦须注意，往往由于一时疏忽，或者演员存心要拉一句唱腔，破坏了词句的规律。有人把杜十娘开篇第一、二两句，唱成“窈窕［yǎo-tiǎo］，风流杜十娘”、“自怜身落，在平康”把二五、四三，恰好来一个倒置。还有个别青年艺人，为了追求某派唱腔，故意把自己很好的嗓子，压抑、喊哑，唱腔造作矫揉，拉住在喉间夹层之内；他自己唱得很吃力，而听众听得更吃力，并且把他自己的嗓子搞坏，我看这是在走弯路。
四声五音，是评弹艺术不可缺乏的基础。能分别平、上、去、入声，区别喉、舌、齿、牙、唇音，那么说唱时，发音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而字音也可能清楚了。丹田功，即发音时将小腹收缩一下，也是基本功之一。能练好丹田功，分清四声，区别五音，那么所说的或所唱的字眼就会个个清楚而有力，而且字音也可以送得远。同时，更有调和音节之妙，使全场听众，坐在第一排的，听得不刺耳，坐在最后一排的，也能每个字听得清楚（指一般中型书场及不装扩音器者）。前辈艺人，评话如吴均安、杨莲青、汪云峰，弹词如夏荷生、魏钰卿、蒋如庭等，都在这方面下过苦功，做到高而不喧，低而不闪。所以，他们到了晚年，人虽老而艺术不衰，原因就在于此。现在，部分青年演员，艺龄大都在十年左右，学艺时正是反动派崩溃时期，由于基本功缺乏，先天不足，略知皮毛，急于登台演出，所谓烧成夹生饭，演唱时，说白喜用唇音，唱篇喜转鼻音，听之浮而不实，浑而不清，字眼难分，内容莫辨。例如：“仙人”、“死人”、“吃饭”、“钦犯”、“江老三”、“降落伞”，诸如此类的名称，不胜枚举，只要字音相近似，发音便混淆不清。这种现象，必须及时纠正。
要求咬字准确，首先要分清尖团音。因为说书的语言，究属艺术语言，不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语言，如果尖团音不分，有些语汇简直难以想像。例如，“孙子和圣旨”这一句，孙子二字是尖音，圣旨二字是团音，假定念的时候不分尖团音，那么听上去好像“孙子和孙子”，又像“圣旨和圣旨”，使人听得莫名其妙。怎样理解呢？还有，小侄的“侄”字是团音，小贼的“贼”字是尖音，假定尖团音不分，小侄与小贼何异。由此可见，分别尖团音是不可忽视的。尚有其他很多例子，这里不一一详谈了。
以上是我极肤浅的一些体会，写得很不全面，一管之见，有待同志们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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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题材思想艺术
——谈谈1961年的几个短篇
李希凡
关于1961年的文学创作，最近流行着一种称呼，叫做“散文年”。在一些座谈会上或者报刊读者中间，也经常可以看到和听到兴奋地谈论散文的情况。散文，并不是我们百花园地里的新品种，但是，它在1961年确实是开出了不少的奇葩，给散文这块园地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生命，才使得广大读者产生了新鲜的美的感受、美的欣赏的兴奋。
至于短篇小说，表面看来，1961年的收成似乎并不景气，因为读者都很熟悉的不少作家，没有动笔或者产品较少。当然，作家不是机器，我们很难在一个年度里就要求得那样均衡地生产。短时间的沉寂，或者是百花盛开前的一种酝酿吧！不过，如果我们不专注于那些常写短篇的作者，那么，也不能说，整个文学创作，只有散文擅美于文坛。
1961年的短篇小说，我读的不多，难于作出全面的评价。但是，仅就一般浏览的情况看来，它给短篇小说这块园地注入的新的血液，带来的新的生命，也同样使读者产生了新鲜的美的感受、美的欣赏的兴奋。
一
首先，从题材方面来看，短篇小说的创作，就出现了多样化的新景象。像多年来比较冷落的历史小说，1961年就有人开始动笔了（《人民文学》11月号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鞭挞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残余意识的讽刺作品（《人民文学》9月号马识途：《最有办法的人》）也使人们耳目一新；过去一贯反映较少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的生活的作品，在我所看到的1961年的短篇小说里，就有三篇很受读者欢迎，即《人民文学》7、8月号骆宾基的《在山区收购站》、《红旗》1961年21、22期管桦的《葛梅》、7月16日《人民日报》林斤澜的《假小子》；人民解放军的练兵生活，在反映部队生活的创作里，一般被认为是难写的，但是，有些接近练兵生活善于发掘和提炼素材的作者，也依然能写出较好的短篇，像《解放军文艺》5月号峭石的《小鹰》、10月号张勤的《三人》等；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在1961年的优秀短篇中，仍然占有光辉的地位，像《人民文学》1、2月号李季的《马兰》、4月号郭小川的《下山》、《上海文学》6月号茹志鹃的《同志之间》、《人民文学》3月号马识途的《找红军》、《解放军文艺》8、9月号《接关系》、1月15、22日《人民日报》马忆湘的《三女找红军》（马识途、马忆湘的几个短篇虽然是长篇中的一节，却都可以独立成篇），都是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仍然是我们文学创作中的薄弱环节，在1961年的短篇小说中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情况，数量是比较少的，不过，《人民文学》1、2月号陆文夫的《葛师傅》、《北京文艺》11月号费枝的《中秋佳节》、3月26日《人民日报》胡万春的《过桥》，也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作品；一贯占据文学创作中心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1961年的收获量也较少，但是，像《人民文学》4月号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10月15日《人民日报》周立波的《张满贞》、《人民文学》1、2月号刘澍德的《拔旗》、6月号茹志鹃的《阿舒》、5月14日《人民日报》菡子的《羊奶奶》、《青海湖》10月号赵希向的《银花嫂》、《北京文艺》9月号高芮森的《灯油》，也依然是写得很突出的作品，特别是4月16、17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在《延河》3月号）王汶石的《沙滩上》，无论是思想或艺术质量，都给1961年的短篇小说带来了新的异采。
题材的选择，对于短篇小说的作者，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能否敏锐地发掘现实生活中最激动人心、最适合短篇体裁的素材，常常是使作者花费脑筋的事情。但是，也应该说，题材并不是一篇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历史和现实的斗争以及当前社会主义的建设生活，包容着无限丰富的内容，为文学创作提供着多种多样的题材，问题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运用怎样的手法；发掘和提炼题材方面表现出作家的独创的艺术才能，特别是短篇小说这种样式，更加强迫作者在这方面多花费工夫。对于读者来说，1961年的短篇题材在人们的反映里，大致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题材的多样化。人们对于1961年短篇小说扩展出来的新的题材内容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譬如像《陶渊明写挽歌》、《最有办法的人》，在读者中间就有很广泛的反映，尽管对某些作品读者是有很多分歧的评价的。但是，反映之多，意见之多，这也正表现了读者的关切。像在散文中游记的题材引起广泛兴趣一样。我们的读者，对于多样化反映现实生活的各种新鲜题材的短篇小说，也表现了热情的关注。作为一个报刊的文艺编辑，我经常接触到一些来自读者的评论，他们兴奋地推荐一些作品，而这些作品却往往不是我们注意到的，读者的敏锐的嗅觉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最感兴趣的作品，总是在某一方面有着新鲜的气息。所以题材多样化，不仅关涉到适应作家的不同个性、风格的充分发挥问题，同样也关涉到多方面地培养读者的生活情趣、提高读者的鉴赏能力，以及满足读者精神食粮上的多种多样需要的问题。1961年的短篇小说，在题材多样化方面是显示了一些新特点的。
二、如上所说，题材又并不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提倡题材多样化的目的，也不是要求作家去寻找所谓“冷门”的东西，而是为了破除某些误解，为了更好地适应艺术创作的规律，发挥作家的特长。因为选取题材、提炼题材确乎是关联着作家本身的条件、个性和风格，不加区分地在题材方面对于作家提出要求，势必会妨碍作家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过，题材处理上的丰富多采或单调乏味，却也并不完全决定于题材内容所反映的生活面，而主要是决定于作家选取题材、提炼题材的才能和特点。王汶石是比较注意生活中重大变化的作家，他的短篇集《风雪之夜》，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像《新结识的伙伴》、《严重的时刻》等，都是公认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好作品。有一个时候，人们曾经把王汶石称为“带着微笑看生活的作家”，因为他是那样善于把社会主义农民的喜悦心情，用清新的笔调、强烈的色彩传达给读者。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王汶石以同样观察、表现能力发掘农村斗争生活的题材，于是，《严重的时刻》，特别是1961年发表的《沙滩上》，就成了显示作家这方面才能的优秀作品。《沙滩上》是描写当前农村最新生活变化的短篇，是描写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小说。然而，人们却不能不钦佩作者在选取和提炼题材时的独具慧眼。他是那样善于在当前农村生活中发掘新的因素，又是那样善于在自己所选取的生活面里采取特有的发人深思的角度来反映它。
同是描写农村商业工作者生活、表彰商业工作者先进人物的作品，像骆宾基的《在山区收购站》、管桦的《葛梅》、林斤澜的《假小子》，其选取题材、提炼题材的角度，就都鲜明地表现了作家不同的思想艺术特点，不同的个性、风格特点。老作家骆宾基的《在山区收购站》，虽然只截取了这个山区收购站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但是，作者却运用他特有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为读者全面地展开了一幅山区商业工作者生活和精神活动的丰富多采的画卷，职业性的特有的精神活动的剖析和地域性的特有的风习画面，融合得是那样美妙。
《葛梅》和《假小子》，虽然也是着力地刻划了两个女采购员的忘我的工作精神，但他们选取题材的角度，却和《在山区收购站》又有所不同，葛梅和假小子的性格，并不是像曹英那样从浓重的生活色调里烘托出来，也没有王子修那样的性格和她们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都是在直接绘声绘色的行动中展示了性格。善于叙事的林斤澜是借助周围人们的见闻，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假小子的性格。管桦同志却是在自己的眼睛里，把葛梅的活动安排在小说的富有色彩的诗情基调里。
其他像费枝的《喜事盈门》（《北京文艺》4月号）、茹志鹃的《阿舒》、高芮森的《灯油》，在选取和提炼题材方面，也都表现了自己的特点。《灯油》内容是描写一对老夫妇在新旧生活的感受中对待集体劳动的态度，题材并不新颖，如果采取偷懒的方法，作者满可以从新旧生活对比中写他们的精神变化，这样千篇一律的取材方法，我们看到过不少，结果给读者的印象却是单调乏味，连本来很有真实感的内容也糟蹋了。但是，《灯油》的作者却没走这种轻易的路，他深入到这对老夫妇的生活和精神的世界里，从灯油这一引起家庭纠纷的细节扩展开去，反映了在农村生产斗争中复杂而细致的精神矛盾，四婶的连珠炮的牢骚话，反而塑造了一个急公忘私的老农四叔的鲜明形象，取得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而对旧生活的痛苦回忆，在四婶的精神变化里，也不过只起了一个提线的作用，并没有集中多少笔墨去描写它，取材的巧妙，给这篇作品增加了新鲜的艺术特色。
现实生活有着无限丰富的内容，所以作家选取和提炼题材也必然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尤其是短篇小说这种样式，选取和提炼题材的角度和方法，应该说是作家艺术构思中很重要的部分，抓不住这个环节，整个艺术表现方法都将被局限住。1961年的几个优秀的短篇，首先在这方面，都是表现了新的特点的。
二
谈到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们往往只注意它描写了什么，告诉了人们什么，却时常忽略作者有什么独到的见地，他怎样告诉人们的。我总觉得，在文学作品里，思想和艺术是很难分家的。它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血肉融合在艺术形象里，是作品艺术形象的活跃的生命。艺术形象离开它就失去了灵魂，它离开了艺术形象，也就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因而，它不能是附加在作品里的，也不是作家做现身说法的宣传就能取得艺术生命的。直到今天，恩格斯所说的“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这句名言，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仍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绝不否认，我们绝大多数的革命作家都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一定的党的政策思想的水平，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了这些并不等于就有了一切，它们只能在作家的艺术思维里起作用，它们只能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指南，同样的，作家也不能够像采摘果实那样，把它们直接变成作品的思想，只有当这一切都消溶、冶炼成作家特有的思想能力的时候，它们才能在认识生活和创作过程里发出真正的光和热，才能写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艺术精品。
人们不大喜欢那些大嚷大叫在作品里抽象地宣布作家意图的作品，也不大喜欢那些一览无余的作品。只有渗透在活跃的艺术生命里的含蓄、深沉的思想力量，才能更充分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我觉得在1961年的短篇小说中，《沙滩上》和《在山区收购站》，在这方面是有独创特色的。
《沙滩上》一发表，我们立即收到来自读者和文艺界的很多反映，大家一致称赞这篇作品巧妙而有力地表现了当前农村最新生活的变化。但是，巧妙而有力，却不仅见出了作家的艺术力量，也见出了作家的深沉思想力量。这种思想力量包含着作家充分熟悉生活和敏锐地发掘生活中新因素的能力，也表现了作家的政策思想的水平。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就不能在这样一个生活断面里，包容进如此曲折而引人遐想的生活内容；没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没有深刻的思想概括能力，也很难在如此繁杂的生活土壤里，发掘出闪光的新内容，抽理出深刻的主题思想。
就《沙滩上》所描绘的生活表层来看，它不过截取了现实生活事变发展中的一个下午的时间。这是在地头上的林檎树下，像生活里的许多偶然情况一样，人们聚拢在一起，谈前说后，道东论西，只不过《沙滩上》却借用这偶然的生活场景，让他的几种类型的人物聚拢来，继续展开那已经走过一段很长历程的生活矛盾。
小说一开始，一位“受了点批评”外号叫做“热火朝天”的副大队长囤儿，正在“仿佛在跟什么人赌气”似的“发疯的”“干活”，“用干活发泄自己的苦恼”，为什么受批评？为什么苦恼？作者没有任何交代。但是，“逛鬼”陈运来的出场，却把矛盾的线牵扯出来了。这个“不久以前，他只要远远瞧见副大队长，紧溜慢躲还嫌躲不及”的“逛鬼”，“现在他却居然大拉拉地八叉开腿，在副大队长旁边的一堆苜蓿上躺下来，像观赏一头吃了鳖的狗熊一样，挤眉眨眼地瞧着”囤儿干活，而为什么陈运来对这位副大队长有这样的态度变化呢？作者也没有追述，人们只能从人物的语言行动中间去探索它的前因后果。
每一个出场人物首先都把话题集中到这“逛鬼”的身上来，嘲讽、揭底、劝告、鼓励，仿佛都是对着这个“逛鬼”，仿佛这个“逛鬼”成了林檎树下矛盾的中心，而实际上却是通过“逛鬼”的话题揭示着更深的生活矛盾，“逛鬼”对待囤儿态度的变化，以及这些出场人物对待“逛鬼”的态度，不过是生活中新的变化在个别性格或人物间具体关系上的一种反映。展现在这个生活场面和人物中间的错综关系，只是事件发展进程的一个断面，那曾经激动过每个出场人物的生活矛盾，在这里，仍然不断地冲击人们的感情和行动。小说中心人物陈大年的出场，给解决矛盾带来了转机，他是这个短篇塑造出来的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新型农村干部的形象。像囤儿一样，他也挨了批评，但他却没有“挨伤”，反而觉得“不挨鞋底长不大”。陈大年是带着笑容登场的，可是，他一出场，矛盾就变了样。“锁子不开，是钥匙没找对”这句闪光的语言是多么耐人寻味啊！仅仅在这“日头爷都要下班”的短短时间里，他就找对了多少钥匙！他的热情的批评和帮助，一瞬间就激起了“逛鬼”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出现了一个新的陈运来；他的不回避矛盾的严肃态度，一下子就抓住了那位“有点疲沓而且自以为是”的小队长的弱点，纠正了他的曲解权力下放的错误看法，检查了他的工作，并且帮助他解决了劳力和工具不足的问题。最难开的锁，是思荣老汉，但是，在陈大年的谦逊、诚恳和毫不泄气地再鼓革命干劲的感召下，就连这位“倔得出奇”的老农，都不得不表示心服了。
用不着多说，在陈大年的形象里，照耀出来的是党的政策、党的思想、党的整风的威力，是党给这个年轻有为的农村干部注入了新的旺盛的精力。然而，自始至终，人物都是生活在自己行动的环境里，农村生活所激荡起来的新的波澜，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人物的具体行动、具体感受。这短短的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的形象世界，却向读者诉说了多么丰富的生活内容啊！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当不只是一个圈马湾的沙滩吧！也不只是一个思荣老汉吧！整个大地都将为陈大年们敞开自己的怀抱！
《沙滩上》在字数上不能算做一个很短的短篇，而从它所负荷的内容来看，却显然又可以看出作家的很高的艺术概括能力。“言有尽而意无穷”，应该说，王汶石同志充分地利用了短篇小说的有限容量。在这有限的容量里，装进了较之五六个人的形象世界远为丰富的广阔生活内容。他截取了事变过程的一个断面，没有对事变过程作抽象的、繁多的情况介绍，但是，凝聚在这个短篇里的那种含蓄的、深沉的生活画面和心灵画面，却能够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找到它的来龙去脉，找到它的前因后果，找到它的生活背景，和作者分享那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勇往直前的生活信念。没有对农村生活最新变化的丰富的观察和体验，是很难写到这种深度的；同样的，没有对生活高度的思想认识，没有高度的思想概括能力，也很难在一个短篇的容量里把小说写得这样丰富、含蓄而又精炼——特别是在农村生活日新月异的1961年。
骆宾基的《在山区收购站》，和《沙滩上》作者所用的艺术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个短篇完全像一幅细致的工笔画。作家对东北山区生活风习的细腻描绘，对人物心灵特征的体察入微的剖析，都使这个短篇吹拂着浓重的生活气息，使人感到充实、丰满而又亲切。这是一幅完整的画面。没有画外意、弦外音。然而，充溢在形象画面里的思想，也仍然是很耐人寻味的。在小说里，作者着力刻划的是王子修老大爷的形象。曹英的形象，是在王子修的形象活动里烘托出来的。小说的内容实际上是描写了两种营业思想、营业方法（也蕴藏着两种人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可是，作家的批判的笔锋，却是那样深藏在形象的画面里。
老收购员王子修老大爷，对他的本行业务是何等熟悉啊！“是凡一个老的跑山户，没有不知道小屯收购站老收购员王子修的。就拿皮货来说吧。要是黄鼠子皮，他搭手一摸，不用看，就知道是立春之前猎获的，还是立春之后弄到手的。只差一个节气，皮毛的质量就不一样，价码就有高低之分；要是紫貂皮，只在背毛上吹一吹，察验察验那些大针毛的弹力，就知道是栖居在山顶巉［chán］岩之巅的珍品，还是山底下石头磖［lā］子岩穴里的出产。从这里就可以想像到王子修老大爷在完达东部一带有名的猎户心目中，是有多么高的威信了。”但是“近两年来，越是有名的猎户，老‘访参’的山户，却又很少把他们的珍贵猎获物拿到小屯收购站来，要他过目、鉴定，在他手里成交了。”人们说：“老王头儿在小屯收购站把着口子，就别想能卖出高价来”，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啦？老王头儿把着口子，难道错了吗？他“把守的是国家资金呀！”也许是猎户、山户们的思想有毛病吧？可是，当蚂蚁河公社副业主任陈老三和这位老王头儿论参议价时，读者却看到了，山户、猎户们没有错，有毛病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老王头儿。老人确实是严格地把守着国家的资金，可惜的是，他对“人”的看法，却还停留在旧的社会关系里，总是想“老跑山的人，哪个心眼儿不都是溜儿溜儿的精呀！”“价码可不能开漏啦！”但是，生活在变，人也在变啊！于是，和老王头儿有二三十年老交情的陈老三，在拒绝和他成交之后，却是那样轻易地拿珍贵的人参和曹英成交了。不仅曹英对待人参的“随便”态度，使他吃惊，就是陈老三也“已经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老跑山户了，不是三年前农业社时代那个老副业组长了。在他们主任曹英面前，他是另外一个人。直爽、公道、有国家观念。一句话，完全是个为党所教养出来的人。”旧的观念、旧的关系一刹那间在老王头儿心目中看到了崩溃。对于曹英，作者没有像塑造王子修形象那样着力地描绘她的心灵活动，而却正是在和王子修的性格对照里，简炼地勾勒出她的诚恳、热情、爽朗的新型商业工作者的形象，鲜明地揭示了两种人间关系形成的两种历史性格。作者对于王子修老人的性格，也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在描绘它，没有夸张，没有嘲讽，所有的生活和精神的画面，都从历史具体性的着色里展现出来——即所谓“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这并没有妨碍这篇作品的鲜明的思想性，也不能掩盖作家的明确态度。每一个读者都会从形象感受中得出有力的结论。
《在山区收购站》虽然不像《沙滩上》那样含蓄，但是，当你读完了这篇小说，你还是不能立刻从它的形象世界里走出来，它迫使你沉思、回味、引导你咀嚼各种新旧人间关系的秘密。
当然，在1961年的短篇中间，还有不少作品的思想性是写得深刻的，只是从含蓄、深沉的意义上讲，《沙滩上》和《在山区收购站》，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三
磨炼技巧，把作品写得更能打动人心，最近几年已经逐渐成了我们文艺创作里的风气，1961年的短篇小说，在这方面也是表现了特色的。
《沙滩上》固然是独具匠心，看得出作家的思想概括能力是和艺术上的惨淡经营分不开的；《在山区收购站》那种现实主义的深刻剖析的能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取得的。“姜是老的辣”，不断地磨炼技巧，探索新的艺术手法，使自己的作品在艺术上愈来愈完整，这首先当然还是从老作家创作中表现出来。周立波同志的《张满贞》就是一例。立波同志最近几年来的创作，包括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给人们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作家在艺术探索上的那种不可抑止的饱满热情。无论是在《山乡巨变》或他的一些短篇里，人们都可以看到，属于作家自己的一种新的风格、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形成。我还想不出用什么术语来形容这种新东西，作者非常善于发掘生活和人物性格中的内在的幽默感，而又能用亲切的、朴素的艺术手法把它们描绘出来，读者看这样的作品读不上几个篇页就会脸上浮出笑容来。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创造上是有这样一种传统的，像《西游记》和《儒林外史》，但在这两部作品里，幽默的风格总是和尖刻的喜剧手法结合在一起，即使偶尔用在正面形象的塑造上，也明显地可以看出有不少是作者的插科打诨［hùn］。在鲁迅的有些作品里，也有这种传统，但也大都烙印着社会悲剧的阴影。而在周立波同志的笔下，却不仅善于发掘像老孙头（《暴风骤雨》）、亭面糊（《山乡巨变》）带有落后意识人物性格的喜剧性的特点，而且善于发掘生活中新因素的内在幽默感，用来渲染新人物形象。张满贞，就是运用这种艺术手法塑造出来的令人难忘的新人形象。作品不长，作者只选择了几个日常生活的画面，就把这个对于自己的职业喜爱到着迷程度的新人性格，十分动人地描绘出来了。像是随手拈来，实际上是工能生巧的成果。
刘澍德同志1961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两个短篇《拔旗》和《甸海春秋》，都是很吸引人的。
截取生活或人物性格的一个横断面，集中在一个事件里塑造性格，表现主题，这在短篇小说里是并不少见的艺术手法，但是，在揭开矛盾、严格地组织情节刻划人物方面，刘澍德的这两个短篇，却都独具特色。
一般地说，短篇小说要短，就很难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所以人们在短篇里往往只捕捉住人物性格在生活中闪光的一刹那，加以突出的形象塑造。但也不是所有短篇都是如此，这就要看每个作者组织情节的能力了。《拔旗》就不是这样，它的故事虽然也并不复杂，它的人物性格却是在波澜起伏的情节里得到了多方面刻划。
开门见山地揭开矛盾，立即在矛盾展开的情势里塑造形象、刻划性格，用笔极为经济，这是《拔旗》和《甸海春秋》共有的特点。不过，比较起来，《拔旗》更见技巧，它不仅在急骤的节奏里展开了矛盾的情势，而且一点也不浪费笔墨地刻划了围绕着矛盾情势出现的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张太和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张太和的形象一直活跃在情节的中心，但作者并没有完全用直笔来写它，而是组织了曲折动人的情节，多方面地写出了它的性格特征，体察入微地表现了它性格变化发展的端倪。《甸海春秋》，在生活矛盾方面，也许不及《拔旗》写得深刻，不过，在这篇小说的特有的情节里，还是塑造了田老乐这样一个信心百倍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新人形象。
1961年的短篇小说，塑造了不少各个战线上突出的妇女形象。除上面谈到的写女收购员的三个短篇和周立波同志的《张满贞》，菡子的《羊奶奶》、茹志鹃的《阿舒》、赵希向的《银花嫂》，也是其中的好作品。
动人的抒情基调，诗意的细腻笔触，一向是菡子短篇小说的独创的风格特色。1961年为大家所称道的两个短篇《万妞》和《羊奶奶》，更是这种诗意盎然的好作品。
《万妞》是着力地描绘了两个具有崇高情操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老夫妇俩在艰苦的年代保存了革命者的子女，用比亲生骨肉还亲的爱情抚养着她，虽然万妞的父母都牺牲了，但作为烈士的子女，万妞将由国家教养她，万妞将要被送到芜湖去，于是，去留问题就在老夫妇间引起了小小的波澜。作者就抓住了这生活的一瞬间，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他们的优美的感情世界。《羊奶奶》则是刻划了两位热爱养羊工作的农村妇女。它的富于巧思的情节安排，和细腻地触摸人物的心灵世界，和《万妞》比较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菡子的作品，一般地说，是很少描写重大的生活变化。然而，她适应着自己的风格特点所选取的反映生活的角度，却往往能深入劳动人民的优美的内心世界，以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揭示他们的灵魂美，哪怕是些微的感情涟漪，也逃不过她的细腻的笔锋。《万妞》和《羊奶奶》，应该说是她创作中“更上一层楼”的好作品。
我没有看过《银花嫂》作者赵希向的其他作品，不熟悉他的创作风格，就《银花嫂》来看，这篇小说还是很有艺术特色的，只是可惜后面一段山洞遇险的传奇性的细节，和整篇小说的风格不太协调。不过，整个说来，小说还是写得娓娓动人，虽然采取了作者参加进去的常见的形式，却不落窠臼，反而借用了这个“我”的切身的观察和感受，从各种角度里映照出银花嫂这个展望未来充满青春理想的农村妇女性格。看得出这位作者对于短篇小说的技巧，还是有独到的掌握能力。
我所看到的1961年的短篇小说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费枝的几个短篇——《喜事盈门》、《白貂记》、《中秋佳节》，这是三篇题材内容完全不同的作品（简单地说：《喜事盈门》是写农民的，《白貂记》是写猎人的，《中秋佳节》是写工人的），但作者拈笔写来，都是很富有生活特色和艺术特色的。从短篇小说的艺术角度上看，我更喜欢《喜事盈门》。在这个短篇里，作者充分地运用了短篇的结构能力——短而巧。可以说他1961年写的这三个短篇，在剪裁工力上都是很强的。艺术上的“巧”，是“巧自天成”，这要靠作家的踏实的工力，但“取巧”是不成的；抓住人物性格的特征，加以突出地描绘和刻划，不等于忽略全面地塑造形象，只抓住人物的某些习性反复地加以强调，就会显得贫乏单调，不一定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特别是短篇小说，讲究用笔经济，如果走捷径，就会削弱它的艺术表现力。费枝的这三个短篇，没有这方面的缺点。作者尽量在短篇的容量里，把他所概括的生活和性格写得有起伏、有变化，不是敷衍成章，一览无余，而是写得余音袅袅，打动人心，让人回味。《喜事盈门》在这方面是最突出了。作者在这个时间不长、人物不多的场面里，那么富有特色地运用了艺术上的“巧”，把离婚登记和结婚登记的两种完全不同气氛的场面交错起来写，而又通过主人公的幽默的、含蓄的对话，把这表面上完全不相干、不相容的生活矛盾贯串起来，推动了矛盾的解决，显示了新生活内在道德力量的崇高和优美，写得精炼得很，却又极富于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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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这里所谈到的这些短篇，只是1961年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它不足以概括全体。但即使这样，我也仍然认为，在这块百花园地里，瑰丽而新奇的花朵，是不在少数的。从一斑中可以窥见全豹，展目望去，1961年短篇小说的数量虽不见得很多，质量却显见得有所提高。击节叹赏之余，忍不住写这样一篇文章，祝愿1962年会有更大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