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人间要好诗
冯至
今年的春节风和日暖,万里无云,远远近近是一片欢腾的声音,我在明净的窗前阅读杜甫诗集,随时都想到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中最后的两句“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两句诗使我感到有双重的深远意义。我们这丰富而伟大的时代,人民进行着旷古未有的斗争和建设,需要有好诗来歌颂和反映;作为后代的人,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也需要通过不嫌其多的好诗把它认识得更清楚、更生动。关于前者,当代的诗人要互相勉励,做更多的努力;关于后者,古人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篇,把过去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描绘得有声有色,像《诗经》和汉魏乐府,像屈原和陶潜、李白和杜甫等人的著作,是多么使我们足以自豪。
因此我在读杜诗的时候,对于杜甫的一些不朽的诗篇,以及其中许多的“清词丽句”就更为爱惜了。杜甫的诗的内容无论是它的广泛性或是它的深刻性都超过了杜甫以前的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杜甫是一个政治诗人,他在他的诗里不只反映了他那时代的巨大变化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还对于当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杜甫是一个抒情诗人,他的诗是他的自白,忠实地纪录了他一生不幸的遭遇和他深厚的思想感情。杜甫是一个“山水”诗人,他的诗描绘了他亲身经历的祖国雄壮的和优美的山川。这三方面,杜甫是兼而有之。至于艺术成就,他和屈原、陶潜、李白相比,当然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但他运用并且发展了到他那时为止的所有的诗歌形式,精确而生动地锤炼了诗的语言,致使他以后千百年来的诗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从这些方面看来,他也是胜过了他们。
这些关于杜甫的评价,早为世人所公认,这里不想多说。我只想谈一谈杜甫诗里常常使人感到的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杜甫的时代是从“开元全盛日”转变为“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的时代。杜甫的一生是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转变为贫病交加、流离道路的一生。杜甫写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生活都是蘸满血泪,沉郁悲哀,但是读者读了他的诗,并不因而情绪低沉,反倒常常精神焕发,意气高昂。这是什么原故呢?主要是他那百折不回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字里行间感染着读者。
例如759年,是杜甫一生里最困苦的一年。前半年他仆仆于“园庐但蒿藜”的洛阳道上,后半年他跋涉在艰险崎岖的陇蜀途中。有名的“三吏”、“三别”、《秦州杂诗》,以及由陇入蜀的纪行诗都是这一年内完成的。这些诗无论是写民间的疾苦,或是个人的灾难,兀立读者面前的诗人的形象可以用《秦州杂诗》中两句咏马的诗来形容,“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同时他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因此他就百折不回地担负起这个“艰难”。在同谷县时,他穷困到了极点,每天在山谷里拾橡栗充饥,把一柄挖掘黄独的长鑱托以为命,但是这时他写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把残酷的现实和丰富的想像结合在一起,他引喉高唱,不管唱得多么凄凉,他也不放弃希望,唱到第六首歌时,竟唱出“溪壑为我回春姿”。
杜甫一生关怀国运,蒿目民艰,可是他实际的政治生活却非常短促,虽然如此,他那“穷年忧黎元”的热诚并没有丝毫退减过。他也说过“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不过是一时的解嘲,实际上他那忧国忧民的泪是一直流到他死亡的前夕。他从不消极退缩,他无时无刻不希望有一天政治能够清明,人民的生活能够改善,他锲而不舍,一再地写出像“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类的诗句。他不但自己是这样,他对于有职位的朋友也常常勉励说:“临危莫爱身”、“早据要路思捐躯”。
但是他的胸襟并不因为这种锲而不舍的执着态度变得忧郁狭窄,而永远是阔大开朗的。他的广阔的胸怀往往通过自然界的壮丽景色给表达出来。像《登岳阳楼》这首有名的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写的是诗人的处境,是客观存在。可是在这四句的前边他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当然也是客观存在,但作者首先要有一个广阔的胸怀,才能把洞庭湖的气象写得如此浩大。同样情形,当他感慨于“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他的面前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当他叹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他的面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他想到“野哭千家闻战伐”时,他听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是诗人面前的风景,同时也是诗人的心境。又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笼中鸟”和“水上萍”是在现实社会中所过的局促的生活,“日月”和“乾坤”是无边的宇宙,作者若是没有阔大的胸襟,“笼中鸟”和“日月”,“水上萍”和“乾坤”是不可能连缀在一起的。这绝不只是“本是形容凄凉之意,乃翻作壮丽之语”(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四十一)的一种修词学上的艺术手法。杜甫有了广阔的胸襟,才能用这样壮丽的景色来衬托他所写的时代的艰辛和个人的不幸。这是杜诗里的一个特点,所以他的诗尽管悲哀沉痛,可是读者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并不意气消沉,而反倒兴起昂扬振奋之感。
另一方面,杜甫对于自然界优美的景物也善于体贴入微,对它们怀有衷心的热爱。流露这类感情的诗多半是在他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写的,但是它们和一般消极的田园诗或山水诗不同,这里也体现出作者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尤其是因为他一生中比较安定的时期非常短暂,而他竟能写出不少这样的诗篇,也就使人觉得更为可贵。《春夜喜雨》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把春夜小雨写得多么细致入神,末两句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把诗人所感到的欢喜写得又多么具体而又美丽。再看他重游新津县修觉寺时写的《后游》的前四句,“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个人的心情和面前的景物到了互相融恰、两无间隔的境地。江山有待,花柳无私,是自然界的实际,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胸怀。杜甫半生漂泊,虽然也常有日暮涂远、人事萧条之感,但他也体会到“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这个自然界无往而不可爱的真理。至于“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则说明这位五十多岁久经患难的诗人,对于弱小的生物心里保持着多么深厚的爱怜。
杜甫在旧日的封建时代度过了他的悲剧的一生。无论在什么艰苦的情况下他都不曾被社会上的恶势力和自己的贫病所压倒,他也不曾采取任何一个方式逃避现实,这是由于他具有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个乐观精神是从他经历的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疾苦和个人的悲剧里锻炼出来的,痛苦越深,爱国爱民的盛情也就更为深切,写诗也更为努力。正是这个原故,他才创作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好诗,影响无数后代的诗人,赢得广大人民的敬爱。
关于杜甫的这种坚强的乐观主义精神,说得很不全面,这只不过是一段读杜诗的随笔札记。(附图片)
杜甫像 启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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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木的生长速度
沈国舫
许多树种在天然林中,要生长一百年左右,才能达到成材利用的标准。怎样人为地扩大森林面积,使林木生长快、产量高,在较短期内达到成材标准呢?选择生长快、材质好的树种,加以精细栽培,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途径。
落叶松是我国北方生长的速生针叶树种,它适应北方冬季严寒多风等条件,而且春季发芽早,生长持续期长,能充分利用北方生长季内长日照的有利条件,一般在气温较高、土壤水分充足的7月,树高生长量每天能达到二厘米以上,一个生长季内高生长量常常超过一米,个别植株有超过二米的。落叶松不但幼年生长迅速,而且壮年时期它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很高。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落叶松人工林(二百年生左右),每亩地可产木材一百二十立方米,可供建设一千平方米混合结构的厂房之用。
杉木和马尾松是我国南方特产的速生针叶树种。杉木平均每年高生长一米,直径生长一厘米,十八到二十年生时可以成材利用。在良好的栽培条件下,尤其在生长旺盛的年龄(四到十年),每年高生长能达二米以上,直径生长可达三厘米,八到十年生时就达到成材标准。三十到四十年生的杉木人工林,每亩可产木材六十立方米左右,用作电杆,可敷设十五公里电线。
在阔叶树中有更多的速生树种,在北方温带地区的杨树,是世界上公认的一种,目前各国对它正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栽培。我国杨树种类很多,其中生长最迅速的有大青杨、毛白杨、加杨、箭杆杨等。杨树的生长期长,生长势也很强。例如北京地区的加杨,一年中的高生长期有一百多天,7月上中旬生长最快,在丰产林中有一天生长六厘米甚至八厘米以上的最高纪录。杨树幼年时生长很快,在丰产林中一年生树干(截干造林)就高达四米、甚至五米以上,直径超过四厘米。每亩杨树培育十年就能生产二十立方米木材,用它制成人造纤维,相当于一百五十亩棉花的年产量。
在我国北方及中部地区还有许多速生的落叶阔叶树种,如旱柳、白榆、刺槐、臭椿、泡桐、楸树、香椿、苦楝、枫杨等等。这些树种各有其适宜生长的条件,它们的木材也各有不同用途,可在不同条件下选择应用,广泛栽培。在这些树种中,泡桐的直径生长势最旺盛,一般五年生时就粗达十六到二十厘米;它的木材特别适于制造乐器、图板等物。
在我国南方,速生阔叶树的种类更为丰富。除了上面所说的落叶阔叶树种外,还有一些南方特产的常绿阔叶树种,如檫树、木荷、桉树、木麻黄等等。檫树和木荷在幼年时的生长速度都能超过杉木和马尾松,但其速生的持续期不太长。桉树和木麻黄都是热带的速生树种,原产澳洲,在我国已有多年种植历史,其中桉树的速生特性是举世闻名的。桉树的种类很多,有些桉树(蓝桉、大叶桉等)二十五年生时高可达三十七米,直径达六十五厘米。在其原产地最大的一株桉树的树干体积有七十六立方米,可制成四百多根枕木。桉树的木材坚硬而有弹性,特别能抗腐朽,是做枕木的理想材料。
毛竹是我国特产的木本植物,它的生长特点与众不同。一般树种的直径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加粗的,但是竹子只是在发笋时长成一定粗度,以后就不再加粗了;因为它属于单子叶植物,茎内没有形成层。毛竹的高生长也是在第一个生长季内定型,从竹笋出土到高生长停止前后只有三四十天。在这个时期内,毛竹的高生长速度可以说是树木世界的冠军,它在生长旺盛期充分利用了鞭根中储存的大量养分,细胞分裂速度极快,细胞伸长也很快,生长最快时一昼夜就能长高一百厘米左右,相当于其它速生树种的全年高生长量。高生长停止后,再经过四到五年充实竹杆内部木质,就能采伐利用。竹材的用途非常广,在某些场合甚至能代替钢筋,它还是造纸的好原料,竹笋可以食用,因此大量发展毛竹有很大的意义。
速生树种的速生特性,只有在适合它所要求的生长条件时才能表现出来。例如落叶松喜欢生长在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地方,如果它的上方有遮荫,土壤干燥瘠薄或排水不良,就是长了七八十年也不过长成五六米高,人们把这种树称为“小老头”。又如桉树是喜暖的树种,在它未经驯化之前,栽种在冬季寒冷地区也不能速生,甚至可能死亡。我们不但要选择有速生本能的树种,而且要摸透各种树种的特殊要求,为它选择适宜的造林地,采用精细的适合于各树种本性的栽培措施,这样才能有把握地培育出符合国民经济要求的速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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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条石博物馆
·坚·
现代博物馆在我国虽然已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以大城市中一个区域为范围,突出其特点的地区博物馆,却是1958年以来的产物。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就是这类博物馆最显著的一个。
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是在1959年9月27日诞生的。馆址就在三条石街里,利用的是一座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清朝阵亡将领聂士成的祠堂。“三条石”,是天津的铸造和机器工业生产的发源地。一百多年来,这里的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许许多多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供应华北城乡。至今华北一些厂矿有不少老师父当年在这里劳动过。
在三百平方米的陈列室里,以近千件的实物、照片、图表、模型展示了三条石的地理环境、工业发展史、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史以及解放前后工人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最后以1958年以来生产大跃进的辉煌成就作结束。陈列室里的第一件展品就是一块巨石。“三条石”就是由于这条街上铺有同样的三条石板而得名。这块巨石长一米多、宽两尺左右、厚将一尺。由于长期的车轨辗轧,石面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深的凹沟,它刻下了这里的工人在解放前一百多年来辛勤劳动和悲惨生活的烙印。在这里还有:解放前工人用过的锈迹斑斑的各种手工生产工具;粗糙残破的生活用具;倾斜低矮的工人住房模型;资本家虐待工人的棍棒、剥削工人的记录——账簿以及工人进行斗争的典型事件的记载。如今这些实物都成为最好的历史见证人。它充分说明了工人在旧社会是地狱里的牛马,同时也说明工人永不屈服的斗争意志。在这里还展出了解放后工人使用的多种新式生产工具,朴素完全的生活用具,工人学习文化、学习新技术的图片,以及大跃进以来新出产的机器等工业产品。这些实物充分说明工人在新社会是主人。
由于这个馆成功地选择了典型的地区、典型的内容、典型的文物,组成了主题鲜明、特点突出的陈列,开馆两年来观众有数十万,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附图片)
三条石博物馆门口周总理的题匾 谢辰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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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浏河渔港一瞥
范烟桥
浏河旧称刘家河,是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出口处。在五十五年前,我到过浏河,那时仅十三岁,听到那边不少关于“飘洋船”的故事传说。他们的祖先,很早就以出海贸易为生计,小说《镜花缘》就有很详细的描述,虽然那些奇奇怪怪的国家,现在很难考证。可是“飘洋船”的经历,正是发生在那些若有若无的地方。当时还有好几只两三丈长,竖着四五道布帆的大船,载着家属和伙伴去飘洋的,以有易无,获得一些利润,解决他们一家老小几个月的生活。此外还有几只船运盐到内地,也可以勉强过活,因为浙盐以浏河为集散地。其他居民则以种棉稻为生。
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旧地重游。浏河起了巨大的变化。那里的人民不再飘洋和运盐,而是主要种植棉稻,他们不仅为一家一户的生活而辛勤劳动,而且对国家有所贡献。浏河已成为捕捞水产的宏伟的渔港。这是他们的祖先所从未梦想到的。
我们在十九个环洞的节制闸上,看到新浏河滚滚水流,被闸门控制住。既便于灌溉两岸的农田,又利于船舶往来,还西与昆山等地的河网相接,直通长江。不像旧浏河七十二湾,处处有阻碍。这个巨大水利工程,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浏河和扬林、七浦两河,成为由江入海的三大主流。渔港的二十条机帆船,二十八条木帆船,在“幸福渔业社”的集体生产中,到海滨和内河捕捞鱼类。我们看到七只运输船,满装着银色的带鱼,从海上扬帆而来,由卡车运送到几个大城市。
以前不能及时运输的大量鱼鲜,为了防止腐败,只能用盐腌,鲜味就减了,现在港口已有冷藏厂,今年生产人造冰七千多吨,这样,南京等城市人民就能吃到冰鲜鱼了。
以渔业为主的“东海大队”还在可耕田地上种植棉稻。但是海潮时常冲入长江,泛滥到沿江的农田。民间有这么几句歌谣:“浏河十年九年荒,潮水冲来一片白茫茫,麦不满百(斤)稻不满石,棉花不见白。”当地人民为了防御潮水泛滥,这几年在浏河一带修筑海塘(其实是江塘),立桩加石,使一条长百数十里的堤防,拦住了潮水。
我们立在渔港的内堤上,远望对面的崇明,如画家用水墨抹上一笔淡痕,大江东去,夕阳照射着,成为一片金光,接着换了一片银光,又是皓月当头了。
我坐在一艘运输船上,和船家闲谈。我记得以前传说,飘洋船上都有一柄木斧,海上起大风暴时,下了帆还不能安全,便向天妃祈求。这时要用木斧劈断桅杆,才能免掉颠覆。我不相信,木斧能劈断直径六七寸的粗木。可是船家说:这传说是有根据的,不过是铁斧,木斧是神话,至今在机帆船上还备着一柄,尽管现在气象台及时预报天气变化的情况,可以早作准备,可是劈断桅杆,还是一种必要的紧急措施。这斧名为“太平斧”。科学时代,还留有传统的神话遗痕,顿使我勾起了童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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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枕书
纸,相传是后汉和帝时蔡伦发明的。可是许多事实告诉我们:蔡伦不过是纸的改进者。远在蔡伦之先,我国早已有了纸。这不仅因为“说文”对“纸”字的注释是:“从丝,絮也”;以及张揖在“古今字诂”中进一步明确地解说:“‘纸’,今‘帋’也。其字从巾。古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绢……纸字从系,此形声也……蔡伦以故布捣挫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系’‘巾’为殊,不得言古纸为今纸。”
(见“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五)。更重要的是张揖的这个意见已为实物所证实。一九三三年,我国的考古学家在罗布诺尔找到了比蔡伦要早好几十年、汉宣帝时的“麻纸”。这一发现非但证明蔡伦是纸的改进者,又把我国纸的历史上溯到公元纪元以前。
蔡伦以后,纸有南北之分。造南纸时用竖帘,因而纸的纹理直。至今犹保存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的,便是当时“会稽”产的“竖纹纸”。北纸用横帘,纹理横,质松而厚,人们称之为“侧理纸”。晋时的左伯、南北朝时的张永都是出名的造纸能手。唐、宋以前,蜀纸名满天下,成都的“浣花笺”,最负盛名。至于“薛涛笺”更博得了当时文人的一致赞扬。
宋以后造纸的方法有了更大的进步,用来造纸的原料也愈来愈多。上千年前中国就有用“海苔”来造纸的。自从有了用竹作原料的“竹纸”,造纸工业在祖国各地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发达起来。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河南、安徽……都以产纸出名,且各有特色。宣纸自然不用说,江西的“连史”“横江”,福建的“降六”、“毛皮”,两湖的“表心”,浙江的“于潜”,牛庄的“高丽皮”都是驰名远近的。还有一种用途极广的“毛边”,据说是明朝出名的藏书家“汲古阁”毛氏,因适应印书的需要,首先创用的。
当我国已经有了品种繁多和供各种用途的纸时,欧洲人还只知道使用从大马士革进口阿拉伯人造的纸,而阿拉伯人的掌握造纸,则由于唐·天宝十年,高仙芝远征大食,军中有造纸工人被俘,把中国的造纸法传给了阿拉伯人。直到公元一一五○年,欧洲(西班牙)才有第一家造纸工场,这已经是蔡伦之后一千多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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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园林胜景

拨开“澀”雾看园池
冶秋
晋南好戏不寻常,
史迹绵延万古长。
猿人更有猿人早,
那论唐虞与汉唐。
四句闲诗道罢,且说晋南的历史剧越演越远了。在风陵渡附近匼河一带,发现了比“北京人”还要早的旧石器;在这里唐尧、虞舜的故迹流传已久;夏文化也有许多线索可寻。古人类学家、历史考古者在这一带辛勤的工作着,将要从地下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序幕揭开。我们从晋南的土地上走过,不仅看到棉粮丰盛,男女欢腾,而且听到这个历史剧揭幕前的锣鼓声调了。
好戏正在唱“闹台”,我且说一处似乎被遗忘的隋唐时代的花园遗址。
我们从侯马市到新绛县去,原来是去看《碧落碑》的。这是一块唐高宗时期的篆书碑刻。据说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看到这碑,徘徊不忍去。说得更加“邪虎”的是:
“李阳冰自恨不如,以搥击之,今缺处是也”。现在这块碑和元代摹刻的碑都保存得很好,就在新绛中学里。
新绛是靠近汾河和浍[kuài]河边上的一座县城,城的西北部是高崖。这个城据《直隶绛州志》的记载,是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建筑的。县衙门以及后来的州衙就修在这个高崖上。以后一直是官衙,现在是新绛中学的校址。
我们到这以后,才知道这里除了《碧落碑》以外,还有一座古代的花园遗址。到了后院一看,果然亭台有致,池沼清凉,园池的规模还依稀可见。靠南面进园的地方,有一片门墙,就是所谓“虎豹门”;转过去就有一处凹下去的水池,池当中有桥梁隔开;东面的池中修了一座八角亭,西面的池子是种着荷花;北面有一座高台,可以登临远望,也可以俯首近观。我们上去一看,西北是姑射山雄峙,东南面有汾河浍河环绕,城中房屋栉比,好一座繁华的城市。这就是古绛州的所在。在这山川城市之间,有这么一处园池点缀,设计是很好的。
回到旅舍借来《绛州志》一看,才知道这座园池,从唐代起就迷漫着一片“涩”雾,弄来弄去,几乎把它埋没了。可是也正因为有这片“涩”雾,倒还保留着这座园林的最早史料。
原来这座园池是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一位“内军将军临汾县令梁轨”①开创的。那时他看到当地常常有旱灾,井水又多卤咸,既不好吃,浇地也不长庄稼,于是他从现在新绛北面三十里“鼓堆泉”那里引来泉水,开了十二条渠道②,大部分用来灌溉田地,小部分流入当时刺史的“牙城”,从州衙的后面经过,流入街市和城郊,解决了人民吃水问题和田园的灌溉。这股水从高原流下来,形成瀑布。到了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炀帝的弟弟汉王谅造反,绛州薛雅和闻喜裴文安据此与隋将军周罗?打仗,“伐土筑台”,因之形成了大水池③。
据说人民为了感谢梁轨,曾经刻石纪念,可是有姓无名,因此后来就不大为人知道了。到了二百多年以后,在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有位绛州刺史樊宗师(字绍述)作了一篇《绛守居园池记》才把他的名字写出,到了宋代就为他建立了祠堂,当地人薛仲儒写了《梁令祠记》,这位兴修水利的县官才享受了一些“香火”。
这位樊宗师是韩愈的老朋友,作文非常古怪,不肯抄袭前人,一言一句,都要独造。所以他的文体,在当时就号称“涩体”。有向韩学“奇”,向樊学“涩”的说法。
他的这篇《绛守居园池记》,一共七百七十七个字,不知历代花费了多少好奇人的心血为它句读[dòu],为它注释,结果还是不能全部通读了解。他死以后,韩愈曾为他作了《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说他的著作是很多的,可是似乎全部是“涩体”④,韩愈在墓志铭中说:
“樊绍述既卒且葬,愈将铭之,
从其家求书,得书号魁纪公者
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
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
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凡二
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
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
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尝
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
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
……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
谓至于斯极者矣。”
欧阳修的老丈人家就是绛州薛家,他在这里住过较长时期,也曾有诗批评了这位樊先生。说他是“异哉樊子怪可吁,……一语诘曲百盘纡。”
我且引录一段看看这种“涩体”“涩”到什么程度!例如他写这园子西南有个门叫“虎豹门”,壁上画着画,他说:
“左画虎搏立万力千气底发彘
匿地努肩脑口牙怏抗雹火雷风
黑山震将合”“右胡人鬅[péng]
黄?[yuān]累珠丹碧锦袄身
刀囊鞾挝縚[tāo]白豹元斑饫
踞掌胛意相得”
虽然“涩”到如此地步,可是毕竟他留下了关于这座园子的最初描述和考证。上面说过的水和池的缘起就是他说的。他又说后来的“豪王才侯”,就此处建筑起“台亭沼池”,以“奇意相胜”。到樊宗师来当刺史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有三丈多高的瀑布;有桥梁可以南北贯通;水中有“回涟”亭,靠岸边有红的蔷薇,绿的蔓草围绕着;有“井阵”形的“轩”舍,有突起的“香”亭;西南有“虎豹”门,画着鲜艳雄伟的人物、虎豹等大幅壁画;东南有“新”亭,有一棵古槐拥护着;东边有“望月”渠,有“柏”亭,有古柏苍苍和古槐像是朋友相望;北面可以看见渠道的来径,向西面回绕;东南方可以看到黄原似玦,汾水如钩;早晨起来看那东北方的山光景色,仿佛近在楼台;东方有“苍塘”,北方有“风堤”,西北面有“鳌?”原,西面有“白滨”,梨花开处像素女一样,雪花一般的飞舞;这一股泉水,从这里流向城市,流向田园,然后进入汾河。——看这一片“涩”雾之中,弥漫着多么美好的景色?最后他结论似的说道:
“呜呼!为附于河渠则可,为附于污宫其可?书以荐后君子。”
就是说园池附丽于水渠之利是可以的,要是大兴土木,斗艳争奇,成为罪恶的渊薮那怎么可以呢?⑤所以要写来奉告后来的“君子”。
这所园池,的确它的初起,是由于兴修水利而曼衍起来的,后来由于就在王府、州衙后面,就大肆增设。到了宋代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有位孙冲来作绛州通判,对照樊文,观察园亭情况还是“虽于旧多徙移,然历历可见”,亭台等等比樊文还多,已经不是附于河渠,而是以园池为主了。
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等文人学士都有诗歌咏过这座园池,可见历隋、唐、宋三朝都有所增修。直到光绪二十五年还有位州官李寿芝重新修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建筑规模和奇形怪状的碑刻,大约就是这位“风雅”之士的遗留。
这座后花园,从前是达官贵人、夫人小姐游玩的地方,现在却作了中学的校园,男女学生都在水池边树荫下看书的看书,唱歌的唱歌。——它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了。
①新绛县是“民国”时候改名的,这里在汉时是临汾县,隋初改正平县,以后屡次改名,但都是州府所在。引文见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薛仲儒《梁令祠记》。
②司马光曾有《鼓堆泉记》,说是开了三条渠,一条通过州城,两条散布田间,灌田万顷。薛仲儒为本地人,说是开了十二条渠,灌田五百顷,较为可信。
③“伐土筑台”事,见樊文及《绛州志》,但与《隋书》有关记载有不同处。
④近年出土了樊绍述所作《樊?墓志》,却是通达易读,可见他也有不涩的东西。
⑤樊文用“污宫”典故,见《礼记》檀弓下,原意是罪人的宫室,应当掘洿其宫,成为水池。这里是译意。(附图片)
王路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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