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反动本质
赵震江
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亦称“社会职能法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法学中一个极其反动的流派。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莱翁·狄骥（1859—1928）。狄骥曾经长期担任法国波尔多大学的法学教授、院长等职，是个有着大量反动著作的帝国主义御用法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国家、客观法与实在法》、《宪法论》、《公法的变迁》和《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变迁》等。在这些著作中，他系统地表述了他的反动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思想。
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是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国家观和法律观的表现。狄骥站在反动立场，以孔德（1798—1857，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实证主义和杜尔克姆（1858—1917，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工论”作为其哲学和社会学基础，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的学说，企图借此来挽救资本主义的死亡和巩固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核心问题，是宣扬“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就是实现所谓“社会连带关系”。
按照狄骥的说法，社会连带关系是由于人们生活的共同需要和不同的需要以及社会的分工而产生的一种相互依赖、彼此协作的关系。他写道：“人们有共同的需要，这种需要只能通过共同的生活来获得满足。人们为实现他们的共同需要而作出了一种相互的援助，而这种共同需要的实现是通过其共同事业而贡献自己同样的能力来完成的。这就构成社会生活的一种需要，形成杜尔克姆所称的同求的连带关系或机械的连带关系。在另一方面，人们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需要。他们通过一种交换的服务来保证这些需要的满足，每个人贡献出自己固有的能力来满足他人的需要，并由此从他人手中带来一种服务的报酬。这样便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一种广泛的分工，这种分工主要是构成社会的团结。按照杜尔克姆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经常分工的连带关系或有机的连带关系。”（狄骥：《宪法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3—64页）
在这里，狄骥用一种抽象的社会的人，代替了阶级社会的具体的阶级的人；用一种抽象的社会分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代替了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对抗性质的生产关系，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内容和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他是在宣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有共同的需要和不同的需要，有分工和工作的不同，但阶级地位没有区别。资本家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横行霸道，在经济上掌握生产资料，进行剥削，而工人出卖劳动力，受尽压迫和奴役，这都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职能”和相互作的“交换服务”。因此，工人就应当与资本家实行合作，搞好团结，而不应该有任何的反抗和斗争。显然，这是论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要广大劳动人民俯首贴耳地忍受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狄骥不仅主张连带关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而且认为它是国家和法存在的基础。他强调，连带关系是一切社会所固有的基本事实，人们如果要想生活，就不能离开社会，因此他们的一切行为就必须符合社会连带关系的事实。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反动论断：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上的权利，而只有社会义务，亦即只有“社会职能”；人们只有在完成其“社会职能”并促进社会连带关系时，他们的行为也才有价值，才受到法律保护。他在《宪法学纲要》一书中断然宣称：如果说有什么个人权利的话，那它“只是义务的派生物，它只是一种自由地完成其社会义务的权利。”（1918年巴黎版，第6页）在这里，狄骥完全是搬弄和重复孔德的陈词滥调。孔德说过：权利的概念是神学的概念，是不道德和无政府的。狄骥则说：权利概念是灵魂概念的一种发展，它必然导向极权主义，等等。总之，他从实证主义的社会观出发，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幌子，认为一切主观权利都是虚假的、无法证明的。狄骥的这些论断，与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的主张是相矛盾的。众所周知，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载明：一切政治团体的目的都是保障人类天赋的和不因时效而消灭的权利。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往往捧出这一规定，来标榜他们的“民主”、“自由”。然而狄骥却极力否定它。其所以如此，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他感到资产阶级过去的立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了，特别是他不愿意使资产阶级的以往的某些立法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手脚，害怕人民群众利用其中的某些条文向垄断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狄骥的这种主张正是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提出来的法制原则、为取消劳动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得来的一点形式上的权利提供“论据”。这是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走向反动和没落的一种表现。
狄骥把这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主张推广到国际法上，来解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否认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原则，为帝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略其他国家鸣锣开道。他说：“我们要断然排斥国家的人格和主权的陈腐观念”，他并且为国家主权原则加上许多“罪名”，煞有介事地说：“这种观念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国内的一种暴虐行动和独裁行动的根源，也是对外的一种侵略和征服政策的根源。”（《宪法论》第一卷，第518页）为此他提出，必须以“国际公务”代替国家主权的概念，扬言“国际法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各国的个体成员”，这些成员如同国内法上的主体——个人一样，要服从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的法律规范，“确保实现国际连带关系”。他特别强调国际法尤其适用于各国统治者个人，他说因为他们最强有力、最能保证国际连带关系的实现。显而易见，狄骥是企图把他的反动的社会连带关系的主张搬到国际关系上，来反对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鼓吹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狄骥为了达到他的反动目的，还大加颂扬当时的帝国主义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说它对“调处国际争端，防止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并以“国际联盟”的活动来论证“国际公务”已经建立起来，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暴露了他的帝国主义辩护者的面目。
狄骥的国家观和法律观的立足点完全是所谓“社会连带关系”，因此他在国家和法的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反科学的、荒谬的。他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认为它是强者征服弱者的结果。他说，征服者就成为统治者，被征服者就是被统治者，强者与弱者的差异就构成国家。他还写道：“强弱之间的社会分化不管具有什么形式，从发生分化时起就产生了国家。”（同上书，第477页）这种观点与杜林（1833—1921，德国）、巩普洛维奇（1838—1909，奥国）所宣扬的国家起源的“征服论”（即“暴力论”）是异曲同工的。它企图把国家的产生说成是外部力量决定的，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种族求生存的斗争”，以种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抹杀国家的阶级内容。这种论调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它是直接为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种族歧视和对外掠夺政策服务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首脑考茨基也曾竭力高唱这种论调，说什么“征服者强加于被征服者之上的强制机关就成为国家”（参看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二卷，德文版，第82页）。
狄骥认为“国家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现象”，“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法”，统治者依靠强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社会成员，是作为社会成员个人在执行“公务”，承担“社会连带关系”的责任。这就是说，国家不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政治组织，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机器，国家的领导人不是统治阶级的代表者，……总之，在狄骥看来“国家就是一些抽象的个人”。至于说统治者实现法所凭借的强力是哪里来的，狄骥回答是来源于“社会连带的感觉和公平的感觉”，是“根据人们的共同意愿”。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从而近代国家就逐渐成为在统治者领导和监督下共同工作的一种个人团体，来实现各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所以公务概念就代替了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家变成一个劳动集团，不复是一种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们只有为了确保共同的合作才能使这种权力合法地动作起来。”（《宪法论》第二版序言）这样，狄骥就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种对内镇压和剥削本国人民、对外侵略和奴役别国人民的反革命暴力机器，说成是“为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个人团体”。
在对法的看法上，狄骥提出了一种“客观法”的谬论，他说：“客观法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客观法就存在”（同上书，第381页）。并说，客观法“先于国家并高于国家”，它不是国家制定的，而是“社会心理的产品”，即社会连带关系的直接表现。他写道：“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是一种法律的关系，我所说的客观法的基础是社会的连带关系，仅仅是指这一点，并没有其他的意义。”（同上页）万变不离其宗，最后的归结点又是所谓“社会连带关系”。只不过是他在这里偷运法的“不可知论”，来宣扬法的“永恒性”和“超阶级性”而已。紧接着他又沿用资产阶级法学家所惯用的法的“二元论”手法，说“客观法”是法的最高规范，统治者依据或确认“客观法”制成现行法，现行法则是“客观法”的表述，它的任务是“保证社会的普遍利益”，等等。这就全部歪曲了法的起源、本质和作用，颠倒了法同国家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而且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法不是来源于什么“社会连带关系”，也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更不是对全体社会成员“一视同仁的”。法同国家一样，都是阶级社会的政治现象，都是统治阶级用来实行专政的工具，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反过来又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这是法和国家的相互联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法是伴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的，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不是法支配国家，而是国家制定法来实现其阶级统治，法的实施必须以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狄骥那种颠倒黑白的说法的直接目的，是企图掩盖现代资产阶级法的反动本质。
狄骥从实现所谓“社会连带关系”出发，还提出了“工团主义”的主张。首先应该说明，狄骥的“工团主义”与当时法国流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后者是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到工人运动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派。当时他们承认阶级斗争，主张鼓动工人罢工、示威（认为这是唯一的斗争形式）等。当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里子朝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狄骥的“工团主义”是企图把他的连带主义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分化和打击工人运动，直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依照他的设计，“工团”就是资本家和工人联合团结的组织，并且社会的一切阶级都可以参加。他说：“工团主义就是把这种散漫的群众组织起来，就是在强大而团结的民族集体中组成一个稳定的法律结构，并使那些代表社会活动和职业利益的共同体所联合在一起的人们包括在这种团体中。”（《宪法论》，第474页）
对于“工团”的性质和作用，狄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他认为“无疑地工人和雇主的工团势力是一种经济力量”（同上书，第472页）。按照这一解释，那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工团”，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可以在这个“团体”中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狄骥又认为“工团”是一种政治机构，他说：“我坚决认为它是一种政治组织的因素”（同上页），因此，他主张各工团联合起来成立“组合国家”，按照他的这种解释，那就是说，劳动人民可以和资本家一样通过“工团”形式参加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管理。这是一种政治骗局。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22年，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攫取了政权之后，就曾吸收和利用狄骥的这种反动理论，由法西斯工会、企业主联合会和法西斯党的代表共同组成“组合”，宣称它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是“各阶级合作的组织”。后来，法西斯分子成立了“组合”的最高机关，即“中央组合会议”。接着他们解散了国会，成立了“法西斯组合院”，形成了极其反动的“组合国”。结果广大劳动人民遭到法西斯的残暴蹂躏和屠杀。
狄骥在国家与法的问题上还有许多谬论，本文不一一揭露和批判。总之，既然狄骥把“社会连带关系”作为国家与法的基础，就等于说，“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就是国家与法的基础。可见，他的全部货色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作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以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直接对抗的“理论”而提出来的。狄骥害怕“阶级斗争”的字眼，对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真理恨之入骨。他说：“某些学派断言，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并且说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剥夺和消灭资产阶级，我没有看见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对抗。……宣扬阶级斗争就是犯罪。我认为，我们决不能让一个阶级去消灭另一个阶级，与此相反，而是要建立协调制度和阶级等级制度”。（狄骥：《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变迁》莫斯科俄文版，第19页）狄骥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科学的法学家”，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东西，但却竭力掩盖和矢口否认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垄断资产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造成的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的事实，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斗争的事实。这正是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所在。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存在。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只有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这种对抗性矛盾。这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所揭示了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狄骥妄想“螳臂当车”，这是徒劳的。
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思想，从二十世纪以来，在欧洲大陆、在英国和美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旧中国也曾经流传过。他本人曾先后去美国、西班牙、埃及等国讲学，直接兜售他的反动理论。长期以来，他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它不但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重要思想武器，而且也曾给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二国际以有力支持，助长了那些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的气焰。他们从他那里贩运了不少关于“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的思想观点，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狄骥虽然已经死去，但他的反动法学思想并没有因为他死掉而停止影响和传播，各国反动派也始终没有忘掉或放弃使用这一反动思想武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它已不是现代资产阶级法学中某个学派的思想特点，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反动思潮。各种各样的反动法学流派，都大量宣扬“阶级合作”与“阶级调和”的反动谬论，以图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由此可见，对反动法学理论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揭露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有很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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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技术档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王明哲
档案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的历史记录。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档案也是多种多样的。随着我国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全国各地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形成着大量的技术档案。技术档案是国家全部档案的一部分，是在生产建设过程和科学实验过程中形成的。具体到一个工业企业或者科学技术部门来说，凡是记述和反映本单位的基本建设、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研究等活动的，具有保存价值，并且按照一定的归档制度，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集中保管起来的技术文件材料（包括图纸、照片、表报、文字材料等），都是技术档案。技术档案的种类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设计、基建、设备、产品（包括工艺）、科学技术研究、地质测绘、气象、水文等类。
技术档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技术档案不但是关于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真实记录，而且是继续进行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依据与必要条件。技术档案是否完整和准确，对于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以下简称生产建设）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并且是立竿见影的。很多事实证明：有档案并利用了准确的档案，就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保证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并有助于积累经验、总结经验、交流经验、工作查考和保密等等；反之，没有档案或者有档案而管理不善，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或者找到了而不准确，常常给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某地有两个旧矿井：一个有档案，并根据档案掌握了矿井的实际情况，帮助恢复了生产；一个没有档案，不了解矿井的实际情况，一直很难恢复生产。某企业在扩建平炉车间时，需要了解平炉的地基情况，找不到档案，只好挖开地基，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而且影响了生产；第二年，一个高炉的地下电缆断了，送水和送风设备停止运行，情况十分危险。当时，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冷却高炉，一方面从档案室调出地下电缆图纸，马上找到了电缆的位置，很快抢修完毕，使高炉脱险，从而保证了生产。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不但有庞大的地上建筑，而且有相当复杂的地下设施，特别是埋设在地下的水电管线，是生产的动脉，一旦发生事故，停止生产，没有档案是很难抢修的。而整个地上和地下建筑的管理、维修、改建、扩建、鉴定以及恢复等等，哪一样没有档案都会发生困难，甚至根本无法进行。如果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基建档案就更为重要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各种地下管线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不了解地下情况就动土，有时常常造成事故。不但基本建设离不了档案，而且机械设备，特别是重要和精密的设备，没有必要的档案也是不行的，首先是很难使用，甚至根本无法使用。其次，正在使用着的设备，如无档案，则无法事先做出易损备件或者进行检修，只好等到运行坏了以后，拆开机器，临时测绘图纸，事后赶制。既影响生产，有损设备，而且测绘的精确度难以保证，有时还会造成返工浪费。第三，有时设备坏了，没有档案根本无法修理。在机械制造厂，产品档案是直接服务于生产的，管理的好坏，对于生产的效率和质量都有重大的影响。有一个工厂，它的产品档案一般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利用率很高，作用很大。但是，有一项已经停止生产的产品，没有留下档案，后来国家决定恢复生产时，只好组织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回忆，并根据产品重新绘制图纸，结果由于测绘不精，全部报废。还有些产品图纸不准确，在生产过程中修改了蓝图，没有修改底图，后来根据旧底图晒出的蓝图进行生产时，结果造成了废品。因此，一个工厂的产品档案，不管是正在进行生产的，还是已经停止生产的，都必须妥善保管。还有一个工厂发明了一台机器，各地纷纷参观并要求提供技术资料，但是并未形成全套档案，无法提供。后来该厂补绘了一套图纸，不但自己用起来方便，而且可以进行技术交流了。再拿科学研究工作来说，可以说是档案、资料多多益善。档案帮助了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又形成了新的档案，新的档案返回去又为研究工作和生产建设服务，如此不断循环，以至无穷。科学研究工作不但要求重视档案的保管，而且无论是成功的科学研究项目或者失败的科学研究项目，有关的档案都很重要，都必须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北京就有这样的科学研究机关，去年研究过的课题，今年就找不到档案了，结果不得不从头作起。档案不能任其散失和随便销毁。档案散失了，不但会影响工作和生产，而且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失密和泄密；至于把档案销毁了，再想利用就没有办法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技术档案同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关系极为密切，技术档案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财富，把技术档案切实地管理好，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措施之一；而管理技术档案的工作，同整个档案工作一样，则是一项专门事业和机要工作。
技术档案为什么如此重要呢？主要原因是：
第一，技术档案是进行生产、建设的依据和必要条件。现代生产建设是离不开图纸和技术文件的。有些科学技术工作的直接成果（或产品）就是图纸和技术文件，例如地质、测绘、水文、气象、研究、设计等等，都是如此。有些工业生产和建设工程，只有事先绘好图纸、编好技术文件，然后才能施工。例如北京人民大会堂，没有图纸和技术文件就盖不起来，盖起来之后没有图纸和技术文件也无法管理和维修，更不要说改建、扩建以及万一情况下的恢复了。其它如飞机、汽车、机械、仪表等等，哪一样没有图纸和技术文件也很难生产、使用、管理和维修。既然离不开图纸和技术文件，当然也就离不开技术档案。道理很简单，只有把图纸和技术文件当作档案保存起来，才能既可以满足当前的需要，又可以保证今后长远的利用。譬如机器制造，生产之前要设计，设计完成了要试验，试制成功以后才能投入生产。这个过程是图纸和技术文件的形成过程，但是生产机器并不是到此为止，通常这只是正式进行生产的开始。今后还要根据已经编好的图纸和文件进行生产。这就需要建立档案、保存档案，有了档案，就可以根据档案复制副本以满足当前和长远的需要。所以我们说：技术档案是进行生产、建设的依据与必要条件。一个企业的历史愈悠久、产品愈复杂、现代化的程度愈高，档案也就愈重要，需要档案的程度也就愈迫切。
第二，技术档案是关于生产斗争的历史记录，是积累和总结经验的工具。人们同自然界进行斗争，需要世世代代地积累一切必要的情况、经验、成就等等，以便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为此，也就必须形成文件，留下记录，保存档案。作了工作不留文件，没有记录，就无法积累经验、总结经验，更谈不到交流经验和日后查考了。人们的记忆是有限的，时间长了不但记不准确，而且有时可能根本忘记。前边已经讲过许多例子，这里再讲一个故事。某企业解放前铺设的地下管线坏了，要抢修，没有档案，找不到地方。有两个老工人，熟悉情况，人称“活档案”，但已年老退休，不能行走，只好用担架抬到现场，就地请教，结果还是乱挖一通，找不到发生事故的地点。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自然不能说明今天的实际，但是，它对我们也有启发作用。这就是，现在的事情这样复杂，仅凭记忆办事是不行的。很多事情既不能只凭记忆办事，也不能只凭点点滴滴的材料去做结论，而必须注意形成和积累一切必要的材料。如研究天文、气象、水文、疾病等等的客观规律，就必须反复地实践，一次又一次地积累和搜集各种有关的材料，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也就必须保存档案。
第三，档案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我们自己的技术档案，是数以万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工人、农民和干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形成的，并且付出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时间，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例如地质勘探遇险）。因此，重视档案，很好地管理和利用档案，实际上就是珍惜和重视人们的劳动成果。
第四，技术档案是科学技术机密的总汇之一，上至天文、气象、宇宙航行，下至水文、地质、测绘，从国防工业、国防工程、尖端技术、城市建设、科学发明，到一般的工业建设、生产技术、科学研究等等，都有很多机密的档案，有的甚至全部是绝对秘密的。所以，在国务院批准试行的《技术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中规定“技术档案室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政策和保密制度，维护技术档案的安全和国家机密。”如果各单位的档案管理不善、到处散失，那就为敌人的盗窃大开方便之门，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极为不利的。
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来都很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早在1931年，党中央机关就制定了文书处置办法。全国解放前夕，在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上曾明令必须保护档案，并规定保护有功者奖，破坏者罚。解放以后，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工作制度，党和国家曾多次发布过有关档案工作的文件，并且成立了国家档案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管理局，代表党和政府对全国的档案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随着我国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党和政府又及时给予技术档案和技术档案工作以应有的重视，除发布过许多专门的文件以外，还在很多重要文件上对技术档案工作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一再强调切实管好技术档案的重要意义。周恩来总理早在1956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它工作条件。”国务院在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工业企业技术档案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说：“技术档案管理是当前工业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在国家的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试验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无论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必须认真作好的一项工作。”
由于工作和生产的客观需要，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关怀，很多工业企业部门和科学技术部门，都建立了统一的技术档案工作，设立了机构，配备了干部，把技术档案管理得很好，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单位的技术档案工作搞得不大好，技术档案不完整、不准确，杂乱、丢失等现象依然存在。主要原因是：第一，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都很薄弱，技术档案很少，技术档案工作几乎是空白，有些旧的企业甚至根本没有留下多少档案。人民政府接管之后，对于新产生的技术档案进行了妥善的管理，而对于那些旧的建筑和设备，一时难以把应有的档案收集补充起来；第二，从事现代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不足，一些业务制度不健全或者执行不严，该形成的文件没有形成，或者形成了而没有保存下来，或者保存下来了而不够准确；第三，技术档案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有些人还不大了解，甚至缺乏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观念，把所有的图纸和技术文件都叫技术资料，把档案当资料使用、不留后手，把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混为一谈。其实，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技术档案是本单位工作或生产活动的历史记录和实际反映，是进行工作和生产的依据与必要条件，是一种真凭实据；至于技术资料则是为了参考的目的，从外单位搜集来的，对搜集单位只有参考价值，而无记录、依据和凭据的作用。从事现代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当然需要多方面搜集一些资料，但是很多问题只有档案才能解决，并且，技术档案是根，技术资料没有了可以再搜集，技术档案没有了常常就连根也没有了。从这种意义上讲，技术档案比技术资料更重要。把档案当成资料管理，档案就容易受到损失，就难以保证当前和长远的需要。我国的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愈发展，工业企业和科学技术部门的历史愈悠久，我们的技术档案就愈多，就愈是需要把技术档案重视起来，并切实管理好。当然，对于技术资料也要予以重视，使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相辅相成，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
毛泽东同志说：“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他又说：“不要割断历史”而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801页）。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是了解情况、处理问题、进行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时，必须详细占有的第一手材料。我们应当根据党和国家的要求，重视技术档案，管好技术档案，并在实践中注意积累和利用技术档案，让技术档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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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湖北省农学会
探讨防止棉花落铃问题
最近，湖北省农学会棉花分会举行学术讨论会，探讨关于如何防止棉花蕾铃脱落问题。
棉花蕾铃大量脱落是目前棉花生产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在湖北省种植的棉花从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现蕾、开花总数要占整个生育期的50％以上，而且此时这批花蕾所成棉铃大，品质好，是构成棉花产量的主要部分，但此时正遇伏天高温低湿的气候条件，水分、养分、温度状况均不适于蕾铃的正常生长，因而大量脱落，一般要占伏天开花数的80％左右。因而在伏天高温低湿条件下，研究如何减少蕾铃脱落，确保棉花稳产增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问题。
在伏天高温低湿的条件下，棉花蕾铃为什么容易脱落？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棉花作物室的研究人员，从1958年起，在岱字棉15号的棉田里，发现在伏旱时，棉株花粉囊多数不能开裂，柱头不能受粉，开始体察到棉花花粉囊不能开裂可能是蕾铃脱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59年伏旱特别严重的情况下，通过与自然灾害的顽强斗争，研究人员发现凡能开裂的花粉囊基本上都是黄色的，而白色花粉囊多半不能开裂，或虽开而不畅，于是便促使了该所研究人员对花粉囊颜色的深入研究，在对花粉囊颜色与蕾铃脱落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又启发了研究人员从柱头长度、柱头与花粉囊的距离等花器官特征特性研究其与蕾铃脱落的关系。根据几年来的试验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认为花器官特征特性与蕾铃脱落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花粉囊开裂情况：花粉囊开裂与否与结铃关系极为密切，气候条件、耕作栽培技术及品种特性等因素均能影响花粉囊的开裂，并通过花粉囊的开裂影响结铃。
2，花粉囊颜色：在伏天高温低湿情况下，黄色花粉囊棉株能正常开裂，白色花粉囊棉株则不易开裂。黄、白花粉囊开裂的不同是由于内部的水分生理不同所致，黄花粉囊棉株叶片的束缚水含量比白花粉囊较高，叶片及子房的吸水力比白的低，因而其水分状态比较稳定，净同化率较高，脱落较少，产量相对提高。
3，在不少陆地棉品种中，都包含有柱头长、平、短及柱头与花粉囊距离不同的各类棉株和子房，这些器官的不同特征对棉花受粉有不同的影响。柱头与花粉囊的距离对传粉的影响比柱头长度更大，在柱头与花药距离基本一致的条件下，常是短柱头的子房脱落率最低，平柱头次之，长柱头最高。短柱头的纤维长度及衣分率均有显著提高。
从以上花粉囊开裂习性，花粉囊颜色、柱头长度和柱头与花粉囊距离的研究中，提出栽培、选种工作的依据，认为是克服棉花蕾铃脱落，增加产量，改进品质的新途径。并且认为这些特性是可以遗传的。
多数与会者同意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棉花研究人员的这些意见。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棉花蕾铃脱落是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应单从花器官特征特性去研究，而应同时从营养器官的特征特性去研究，因为棉花的生殖生长与营养生长是密切相关的。有的人认为：对同一品种内黄花粉囊比白花粉囊好这是事实，但在同一品种内，还不能断定就只有黄、白花粉囊两种类型，还可能有不同品种的混杂。有的人认为单从黄花粉囊的几个优点，不能据以全面论述黄花粉囊棉种就比白花粉囊好，因为，黄花粉囊棉柱固然在伏天高温低湿情况下，结铃性比白花粉囊强，脱落率较低，但有的白花粉囊棉种如洞庭一号，在前期结铃性很强，而黄花粉囊的棉种则较弱，两相比较，最后产量仍差不多。（伏 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