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
——《李双双》创作上的一些感想
李准
影片《李双双》上映了，我和群众们共同看过两次，有一次是和工人同志们共同看的，还参加了两次工人同志们的座谈会，感情上是很激动的，倒不是影片使我这么激动，是观众们的感情、观众们的爱憎、观众们对农村生活的关心、对农村成长起来的新人物的热爱，他们都不亚于我，有时还超过了我对那些影片中主人公的感情。
从工人同志们的爽朗的笑声中，从里弄大嫂带笑和潮湿眼角上，从一些老工人像爱护自己儿女一样的谈话中，我好像看到工人和农民联结在一起的心，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巩固的工农联盟。工人同志们是极度关心我们的农村生活和生产的。他们要看到他们用汗珠、用智慧生产出来的产品，送到什么样人手里。影片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特别是剧本。我在想：观众们对影片寄予了这么大的热情，想起来再背上行李到农村跑三年，再把剧本改十遍也值得。可是我自己原来深入生活，提炼素材作的都是很不够的。
在和工人同志交谈中，还使我受到一些极可宝贵的教育。座谈会上除了很多同志谈到他们喜欢李双双的大公无私、帮助别人、不怕得罪人、敢于斗争的品质外，还谈了这么一些感受：一个女工同志说：“李双双这个家庭过得有原则，过得新！”又有一个老工人，他一直听大家发言，最后他很激动地站起来说了两句话：“这一个农村生产队要办好，硬是得要几个李双双！”
我听了这些话，几乎感动得流出眼泪。对一个编剧，这就是最大的鼓励，最高的奖赏。我最初在生活中感受最深的意念，我所梦寐以求要说出的意思，让工人同志们一口讲出来了，我们就像交了心。
我也告诉工人同志们，我说你们制造出来的“电影”（指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到乡下要比我们的电影作用大得多！一部中型水泵可以把三十户农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一部手推车可以顶得上两个牛，还不要喂草喂料。从一块纺织品质量和图案设计上，可以看到工人们对农民兄弟的心。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和人都在一种新的关系下成长着。人们爱护每一点新的事物、新的创造，哪怕还是简陋的，很不成熟的。我们文艺工作者努力用这个信念去对待生活；社会上的观众，党的领导，前辈同辈艺术家又用这样的热情对待我们。《李双双》这部影片所受到的鼓励使我内心惭愧；也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必须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感情。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党性，就是表现在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坚决性上。在生活上、在创作上，不单是要坚决，而且要坚持。
下边，我想谈几点在剧本创作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第一，主题思想的逐步加深。
《李双双》从原小说改编成电影，情节作了很大的改动。改动的目的第一是为了符合更广大群众的需要；第二是为了能够更广阔地更多方面地塑造李双双的新性格和新品质。
这种“偷梁换柱”的大换法，对我说来是困难的，原来一些好的情节要舍弃，新的情节要补充。再加上一个电影和一个短篇小说的容量不同，这些工作都是相当艰巨的。沈浮同志为此事，专门到了郑州，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告诉他：“我要好好地想一想。”就这样，我又打开了在农村喧闹生活中的回忆。我回到我见到过的第一个李双双，第二个李双双，和一连串李双双的生动事迹给我的感受。在仔细回忆检验了这些生活记忆以后，我感到要寻找能够肩负塑造李双双和喜旺这两个人物的情节和细节，还不是太困难。主要的是我对主题的深度还挖掘得不够。
从主题深度加深上我逐渐找到了出路。
我记得从第一次产生创作李双双这样人物冲动时，我给自
己说：“这真是农村中活生生的新人！农村集体生产需要这样大公无私的人！”可是当时还停留在写一个模范炊事员的角度上。如果单是写一个炊事员的模范事迹，不要说电影剧本，就是原小说也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了。我又回到写人，研究人物性格成长的工作上来，后来我读了些理论文章，和生活感受反复结合，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那就是：“这种新性格的形成，是新的集体生产下的产物。它代表着这一个时期人们精神面貌的主流。”我记得我在前年出的一本小说集子“后记”里写了这几句话：“1958年以来，是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智慧上一次大的解放，大的喷发，它特别表现在劳动妇女的精神面貌上。”这就是我当时认识的记录。我用这样的认识写成了《李双双小传》小说。小说初步摆脱了写事件和写具体政策的范畴。此后我从小说发表后听到了一些群众反映，读到了评论家的文章（感谢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对我是有很大帮助的），得到了很大启发。这对我改编电影剧本加强了信心。我进一步研究这个作品的主题，研究双双和喜旺这两种性格冲突的本质，我发现了使我自己吃惊的东西，这个主题上还蕴蓄着更加重大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对普通农民夫妻中的关系变化，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他们两个中间的斗争，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又是这么深刻。在集体经济制度下，集体主义的新品质新思想，在普通人身上成长起来的时候，它又是那么大吵大闹地占领了道德和思想的阵地。这个时期的新变化，简直是一场暴风雨，而这一场人的精神世界的暴风雨，却能概括在这一对年青农民夫妻身上。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觉得人物的典型性有了，典型环境也有了。从写人出发、从写性格冲突出发，把这两个人换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哪怕是他们两个进一次城，赶一次集都可以表现出来一点，因此我找沈浮同志说：“给他们搬搬家吧！”
沈浮同志听了很兴奋，又和摄制组同志们帮助我们设计了那几场双双和喜旺中间反复的“拉锯”斗争的戏。
后来在进行写剧本的具体工作时，我对这一点更加明朗。比如，我们选择了评工记分的线索，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农村中太重要了。它涉及到每一户每一个人的生活，它又是衡量一个人能否大公无私对待集体事业的天平。但是，并不好写。比如双双这个人物，她如果只凭自己的热情劳动，不重视评工记分当然不行。反过来她只提倡评工记分不注意政治挂帅，又不是她这样人物所追求的。总之，弄到图解政策的框框里，就感到总是赶不上形势。如果把这些或那些事件只作为表现人物的品质、性格的材料，那就只能使所有情节、事件、对人物起相辅相成的作用，而不允许产生相阻相碍的困难。
李双双原来没有意识到评工记分的重大作用，后来是她贴大字报提倡的，又是她到公社告状需要加强政治工作。都是她，可是这并不矛盾，反而能展示出她不屈不挠坚持集体方针的克服困难精神来。总之，把主题思想提炼到最本质的深度，它就容易在写人物时把握得准，就敢于放手规划。
第二，对人物的探索。
前面谈到对主题的提炼，但主题思想的加深只能帮助认识生活，提炼生活，并不能代替生活。表现生活还是需要活生生的人。李双双是我酝酿时间比较长的形象之一。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个人。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县里的大队去，在那里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老贫农，他有一个女儿。他女儿是个共青团员，他们在这个村里是单姓独户。秋天，这个村里有几个富裕农民家的妇女，结伙偷了生产队的庄稼，这个共青团员发现了这件事，那几个妇女害怕了。因为她们知道这个共青团员平素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又不徇私情。她们想利用她，没有成功。结果这个团员把这件事向公社里揭发了。处理以后，那几个妇女怀恨在心，有一次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她们先骂她，又打她，撕她的头发，但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始终没有屈服。
这个案件以后得到县里依法严肃处理。我们听了这个事情以后，激动得不能平静，我流了眼泪，我睡不好觉，我感到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新人，当时，也就起了个志愿：一定要用文学形式来歌颂这一种新的人，新的英雄。让她这种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发扬光大。
当然，这只是个意愿。由于生活的不足，理解的不深，就这些素材我还不能写成作品。但有一点我感受是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我们集体事业需要这样新人。这些年在农村跑，我自己也感到农村基层干部确实重要。能当好农村基层干部，有两个条件最重要：一个是大公无私，坚持为集体事业；一个是要懂得农业生产知识。比较起来，前者比后者更难，更重要。在今天，衡量一个人的品质，主要的就是对待集体事业的态度。新人所以新，就在于他能够忘我劳动，忘我工作，忘我斗争。忘掉一个“我”字，看来简单，其实这里边包含着多少斗争啊！
有了这个意念，有了这探求的渴望，我在农村生活中像发现了颗颗闪烁光彩的珍珠。在队干部、小组长、饲养员、老农、会计各种各样的劳动人民身上，都能发现一些他们的忘我劳动品质。有的虽然不完整，有的虽然只表露出一点点萌芽，但是这种品质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在成长的，壮大的。
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选举会计的会上。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来对我说：“还是选我们小孩他爹吧！他不会贪污，账也能算清楚，以前他当过。”
“他为什么不当了？”
“怕得罪人，现在队里叫他看菜园，也是重要部门，可是会计非他不行。”
她说得那么自然、由衷、诚恳，不亢不卑，毫没有觉得她提议的就是自己的丈夫，她想都没有想到！我信任她的话，后来又打问了一下，果然如她所说的。就在这个小事情上，我看到新人物的新。后来李双双选记工员的那场戏，就是这种生活给我提供了根据。
又一次，一个妇女小组长因为田头评工分，和一个妇女吵了嘴。那个妇女把锄头一掷回家了。这个小组长又好气又好笑，结果帮她锄了没锄好的地，还把她的锄头拾起来也扛回来了。我们问她：“你刚和她吵了嘴，又扛回她的锄头，也不记仇啊！”她笑着说：“我哪有工夫和她记仇哟！”
“没有工夫记仇”，又帮助她整理留下的农活，从这个普通人物身上，我又看到新人物的新，感受到了他们为集体事业那种负责精神和坦荡胸怀。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登封县骑庄住时，有个妇女社长。为了帮助人家打离婚官司（因为那个丈夫对老婆的虐待实在叫人气愤，可是在旧社会，这叫拆人姻缘），自己跑腿、听闲话、上区上县，还得叫那个受气妇女在自己家里住，管吃饭，贴盘费。她自己谈起这件事也哈哈大笑。难道这真的是她傻吗？这不是傻，而是一种见义勇为的崭新品质的表露。中国农村几千年小农经济生产的因袭相承，养成一种“自扫门前雪”的习惯势力，就是太缺乏这种人了！在新的集体经济生产制度下，锻炼、改造和提高了农民的思想。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越来越深入地显示在农民精神世界里。当我们看到这些普通人身上闪耀出新的性格火花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第三，提炼与构思。
上面谈到的是一些例子。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细谈了，但是在生活中汲取到这些素材毕竟是杂乱的、零碎的。把这些素材真实地、准确地、和谐统一地塑造出人物来，却需要进一步提炼。
李双双和喜旺这两个形象，由于前后酝酿了四年多的时间，又从小说、电影来回改了六七遍，过程中能够取得很多同志的批评和指点，吸取很多意见，这就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遵循着鲁迅先生谈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嘱告来学习提炼。首先是李双双的性格，她的性格基调是大公无私，敢于斗争，见义勇为。为了把她这种鲜明的阶级特质比较生动地、多采地体现出来，又研究设计了她的个性特色，那就是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纯洁乐观，天真善良等。安排这些性格特色，是根据感受到的生活素材决定的；是根据有利于突出人物的新品质、新思想决定的。同时，也是为了把人物写得更丰满、更富于理想、更亲切，也是为了更准确符合典型环境的要求。
其次，也还有作者的喜爱和作者对他的读者喜爱的了解。我是喜欢这种人物的，正由于此，在生活中容易感受理解这种人，在学习古典作品中，也容易汲取这方面的形象。很难数清在创造李双双这个人物时所受到的影响。我只感到像《快嘴李翠莲》、《婴宁》、《野姑娘芭拉》、《卡尔曼》、鲁迅先生的《离婚》等，还有近代作家、同辈作家作品中的人物，戏曲说唱中的人物、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动作，都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
在生活中接触到的人物也是这样，有近几年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印象，也有我一二十年前小时候在农村看到的我的堂嫂子们、邻居们、亲戚们中间的人物印象。
但只是有这些印象和影子是无法创造出人物的。我所以希望写，要写，是前边谈到那些新品质新思想给我的教育和鼓舞。时代赋予了她们新的灵魂，时代使他们在新环境中跃然纸上。
中国正处在一个大跃进的年代里。是新的集体主义思想蓬勃生长时期，它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它是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反复斗争的深入，联带封建残余思想、习惯势力等一一都被摧毁，被批判，我就是根据这些看法，规定了双双和喜旺的思想角逐、性格冲突，规定了这对夫妻在波澜起伏的斗争中的变化。
如果把李双双的故事，只写和敌人的斗争，我觉得还不能充分表现这个人。如果只写李双双和队里一些落后思想作斗争，我觉得也很难表现出斗争的深刻性。把这一场斗争安排在对待公和私的态度上，安排在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上，就比较有力地揭示了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有力地揭示了性格。喜旺的进步也是步步为营的。从自私自利到洁身自好，从洁身自好到勇敢地维护集体事业。所以当他拉大车回来，由于自己没有贪污，而沾沾自喜地向双双夸口时，双双又严肃地表现出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来，他这时不得不痛苦地问：“双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谈到这里使我感觉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是有多么丰富广阔的天地啊！感谢党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斗争的规律性，文学创作脱离了这个领域的斗争，那是不可设想的，它不可能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
上边谈到一些提炼和构思的体会，这里边需要说明的，这样处理是根据我所接触到的素材，也是根据自己表现能力所长所拙来写作的，并不是说只有这样处理恰当。何况就现在的剧本说，缺点还很多，像双双的成长线索不明显，喜旺性格上的憨厚朴实一面不够，次要人物的刻划很差等，都是明显的缺点。
总之，我觉得写人物时，应该是反复酝酿揣摩，烂熟于心，真正达到呼之欲出的境界，方可动笔。人物的行动，语言，到什么地方，他会怎么说话，而表露的感情，完全把握准确以后，成为浑然一体的时候，在创作时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容不迫。比如做衣服，如果只拿到几块料，便要拼凑成一件衣服，结果一剪刀裁坏了，什么都完了。如果我们从生活拿到的是毛线，是经过自己的针织，那末就比较的可以从容处理了。
以上拉拉杂杂谈这些，不准确是肯定的，还可能有很多错误。我之所以这样幼稚地谈出来，第一是为了给研究反映新题材的同志提供些材料；第二是希望读者和同志们更了解我，更多给我一些指教和批评。（附图片）
徐启雄插图
左上：李双双和孙喜旺
上：双双和孩子都期待着喜旺回心转意赶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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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表演艺术民族化问题杂谈
李凌
音乐民族化问题，包括音乐表演艺术上的民族化问题。
音乐表演艺术的民族化实践，是更具体地体现音乐为人民服务，使音乐艺术成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和发扬音乐最深的革命威力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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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歌唱家，要把我国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唱好，首先得学词音、语法和音乐语言的情趣和韵味。如果掌握不好，就会学不像；要是我国歌唱家也掌握不好，那就是“化”得不够的问题。
器乐表演比起演唱来，好像好一些。但是，也很难设想，一个对粤曲音乐毫无研究的提琴家，用弓走指一成不变，就能一下子把《广东南音》奏得风趣横生；或者一个对越剧音乐的韵味完全陌生，甚至格格不入的提琴家，能够把富有特色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演得色彩鲜明，深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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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艺术民族化的“对象”问题，目前仍然存在某些混乱的看法。有的地方把“民间唱法”也划到需要民族化中去，这是不适当的。试问，它“化”的标准是什么？往哪里化呢？
演唱演奏上的民族化的对象，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来从西洋移植过来的器乐和声乐表演艺术。因为是移植，才要化。土生土长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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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艺术民族化，和音乐创作不完全一样。
在创作上，只是借鉴；它是参考西洋创作方法，经过民族化，以创作自己的东西。
演唱、演奏，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具（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和发声基本方法。在乐器问题上，购买外国乐器、或仿造，这属于另一范畴。在演唱、演奏的基本方法上，也不是急于要怎样去换掉那些共同需要的基本方法，而是首先学到手、学精。
同时，在应用这些器乐、声乐方法表演外国作品时，虽然也存在着我们自己对这些作品的解释问题，但那也不是属于民族化的范围。演奏或演唱那些东西，首先还是忠实作家的要求和他所属的民族的风格。
另一方面，是表现我国作家的作品。从体现作品的思想感情，音乐语言的韵味、情趣、语音、语法，……包括民族艺术的性格、气质、美学原则，有许多极其具体、细致的地方，需要细心体察、改进（化），才能胜任愉快，并且维妙维肖地把作品的精神面貌深刻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从排练到演出，整个地都贯串着民族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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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无论是器乐或声乐，均应首先在牢固的民族传统基础上吸收外来有益的影响。特别是器乐，只能是对西洋方法和经验的借鉴，决不能移植”。
这几句话，语义还欠明确，无法直接解释。但我觉得，西洋某些管弦乐、钢琴和西洋唱法，基本上是中国所没有的，是“拿来”的。这些器乐和演唱（奏）方法（也许有某些相通的部分），在我国没有什么牢固民族传统基础，这是事实。
从整个音乐艺术事业，从整个音乐的组织形式、演唱（奏）事业来说，是向外国借鉴。但从具体的西洋乐器、西洋演唱（奏）方法来说，问题就不相同。比如小提琴和小提琴演奏艺术，在我国就没有牢固的传统基础，也不是在传统的二胡的方法上去吸收西洋有益的影响，同样，“西洋唱法”也不是在戏曲的唱法上吸收西洋有益的影响，而是整套地（当然是有批判地）移植过来，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在我国的音乐表演艺术形式来说，是多一朵花。说得明确一些是多一朵洋花。也正因为它是洋花，所以才有民族化的问题。
新的独唱、独奏艺术，一般的都会有两种使命，一方面是和我国作曲家一起，共同创造自己的新的民族音乐艺术；另一方面是介绍世界（包括东西方）进步的优秀的音乐艺术，以丰富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两种任务的摆法，发展我国新的民族音乐艺术是主要的。
发展新的民族音乐艺术，它的关键，或者说首先是音乐创作。有的歌唱家说“作品是洋里洋气的，我能够把它唱出民族风味来吗”？这种意见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我认为，不能因此说，表演家们在这项创造新的民族音乐艺术的伟大的任务跟前，就只能是消极地等待、甚至是袖手旁观，自己站在从属的、次要的地位。
积极地支持新的创作，就应该是发展新的民族音乐艺术的参与者、组织者、鼓舞者和推动者。
俄罗斯声乐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夏利亚宾，他一方面学好、学精了意大利唱法，同时，对俄罗斯前一辈大师的表演艺术传统也加以继承，因此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俄罗斯歌坛和世界乐坛。
夏利亚宾不仅热情地、无条件地支持自己国家的作曲家的创作的发展，密切地与同时代的作家如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等合作，严肃认真地演出他们的东西，同时对于一些并不出名的、或年青的作家（注）的作品，也肯花费心思，“用深刻的表现及精确的歌音，给这些平凡的作品灌注生命，引起观众的深思”。
其实，从许多国家发展民族音乐的历史看来，不少作曲家，原先也是演奏家，如萧邦、李斯特、德沃夏克等人，都是出色的钢琴手或器乐演奏者。由于他们认识到有复兴自己的民族的音乐艺术的责任，因而在演奏的同时，作起曲来了，并且通过自己的手，介绍出去。
× × ×
音乐表演艺术民族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异常艰巨的、曲折的和具体细致的问题，由于包括的行业、式样众多，牵涉到的方面就很多。
其中自然有化多、化少，化快、化慢，有大化、小化，有易化、难化之分。小提琴和钢琴，在化的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不相同，而女高音和男低音的条件也各不一样。
因之，在实践中，既要大胆、敢想、敢干，积极地进行革新，又要谨小慎微。
大胆，是不要缩手缩脚，要有信心，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
谨小、慎微，就是要多方面研究探索，不是一轰而起，乱砍乱改。既要大力设法使新的创作和表演艺术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韵味，又要细心保护原来好的基础，不致随便抛弃。
这个实践的整个过程，可能是走走，看看，看看，走走，是研究、实践、创造，又再研究、实践、再创造的过程。
× × ×
近几年来，由于众多的独唱独奏家积极地参加表演艺术民族化的实践，多方面地作广泛的摸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从而使得我们的表演艺术，从咬字、吐词、音色、韵律、情调、意象等开始变化。有些独唱家，还深入我国的戏曲：如河南梆子、评剧、粤曲、川剧……和曲艺：如评弹、单弦、奉调大鼓、时调、四川清音、琴书……等曲风特别浓厚的艺术领域中，作进一步的探求。有些独奏家也热情地向一些音调曲折，色彩鲜明的民间音乐或创作如《喜相逢》、《旱天雷》、《梁祝》等作品，吸收养分，并取得一
定的经验。
在实践中，有得有失，有的得多失少，有些也可能暂时是得少失多，这也是非常自然的。由于实践一天天扩大、深入，新的问题，或从来未碰到过的新的苦恼不断出现，这也是必然的。有个别歌唱者，在尝试的进程中，遇到困难，走一些弯路，甚至有些牺牲，也是在所难免。任何艺术改革，要想一帆风顺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凡是经过
自己的劳动、付出血汗所获得的经验，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经验，总是对我们今后的实践会有深远的意义，它一定会发生作用的。
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回头来看一下我们过去这几年的工作，弄清楚哪些是有益的，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巩固、扩大、发扬、提高，哪些是暂时无法肯定，还需要进一步实验的，哪些是看出来走不通的，哪些是有疑问，需要谨慎从事的……，这样好好总结一下，对今后实践会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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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的民族化，主要是解决演唱（奏）我国作品的总的风格
（民族的）问题，它并不同时解决这个表演家与那个表演家的风格
（个人的）问题。如罗天婵和谢静所唱的《广东南音》，两个人在掌握粤曲的风格上都达到了一定程度。但要使每个人的创作，各有特点、各有意趣，还必须在民族化之中，根据个人不同的思想、个性、气质、艺术喜好和美学原则，创造出个人的作风。
个人的个性、气质……是客观存在，它时刻在起着作用。有时是有意，有时是无意的、自然而然的显示出来。一个比较成熟的演员，演奏一个作品的次数多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带有自己的特色，像俞丽拿演奏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纤细、委婉，而司徒华城演奏时，则热情、华丽，这种细致的差别，不仅是容许的，它正是丰富小提琴表演艺术民族化的总的内容的可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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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首先‘学好’、‘学精’，会妨碍民族化的实践”。他们认为，如果只管“学好”、“学精”，势必尽拉西洋教程和曲目（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整套很有系统的课本），就会造成更大的隔阂。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尽可能使学习者有接触民族音乐的机会，使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掌握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精湛的技巧并不是注定要和民族化冲突的；有时，有些技
艺状况较佳的演员，只要他有决心，肯花心血，也能较快地把民族风格较好地体现出来。许多人知道，提琴家林克汉的技术修养较深，但是他归国不久，对祖国的音乐风格并不熟悉。但他有克服自己对表现中国作品的弱点的决心，肯向人请教，向唱片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工夫，他的《梁祝》，的确拉得并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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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民族化，换句话说，也是创造我国的声乐学派和器乐学派的问题。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包含演唱（奏）家对我国音乐语言：音调、节奏、旋法、和声、对位、配器……特点，和诗词的语音、语法的体会，包括演员对这个民族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以至新的风格的认识和掌握，也包括对这民族世世代代所积累下来的一切艺术经验和美学原则的继承问题。
我国的谈论表演艺术的“琴论”和“唱论”，如“琴论”从汉蔡邕、三国魏嵇康、唐陈拙、宋成玉磵、明冷仙“琴声”中的十六法，以至明徐青山的《溪山琴况》中的二十四论，唱论从元燕南芝菴、胡祗遹，明朱权、魏良辅、沈宠绥、到清徐大椿，都有不少比较精辟的见解，这些都是不断的总结我国音乐表演艺术的特点和经验的宝贵的篇章。如何深入研究这些传统的表演理论，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作为建立我国的新的民族声乐学派、器乐学派的重要参考，这是一个带有关键意义的问题。
音乐表演艺术中的民族性格、民族气派，是承前继后，和传统经验一脉相通的。很难设想，我们割断了民族传统，排斥了这些宝贵的理论的参考是能够成功的。只有很好的深入研究这些理论，和其他的如曲艺、戏曲的表演艺术，以至我国的“诗论”、“画论”，使新的音乐表演艺术，与祖国广阔的艺术大海，紧密地衔接起来，才能壮健地灿烂地独树新花，才能真正丰富国际的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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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音乐表演艺术的民族化是无止境的。”这句话，从表演艺术民族化的过程是曲折的，不是一次就能解决，需要反复地探索、改进，不断向前这个意义来说是对的。有些问题，需要经过若干年，甚至经历一两个世纪，才能逐步清楚，才能掌握精确，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它的艰巨性，并积极的使时间缩短。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音乐文化与另一国家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交流，也是反反复复的。我国新的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割断它与国际的进步的表演艺术（包括技术上的改进）的不断交流，不断反复借鉴是不对的。
列宁说过：“任何鼓吹把这一民族的工人同那一民族的工人分离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思想’的言论，任何在谈论有关无产阶级问题时把一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来同另一个似乎是整体的民族文化对立起来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都应该坚决反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今后的国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会一天天地高涨，国际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革命音乐的交流，互相歌唱革命歌曲、演奏革命音乐的机会，只会一天天扩大，如何使表演艺术，一方面加深它的民族化，另一方面又能更好适应国际斗争的需要，并把它完成得非常出色，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注：夏利亚宾，曾热心地介绍了克涅曼的
《出征的国王》、萨赫诺夫斯基的浪漫曲和一首《三条道路》，由于他认真雕刻、唱出一定水平，当时有人评为“把石头唱成面包”，和“能够把无人情的浪漫曲无色的词句，赋予了深刻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