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车如流水马如龙
冶秋
我拿这句词作为题目，想写一写今日北京的交通，可是这个“马”字不好办，现在的街道上“马”实在不多了。我就当作“马路”来用吧。
开言道罢，提起笔来想写今天的情况，可是解放前几十年的京华道上的往事，断断续续地涌上心头：约在四十年前，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出了东车站，一眼看到的有这样一些车辆：带着玻璃窗门的马车，这是第一等的；带着半面布篷的马车，是第二等的；轿车也叫作骡车的大约算作三等；洋车也叫人力车的似乎还没有。
我当然只能同其他的旅客搭伙坐一辆轿车。那时轿车是铁包的轮子，走在土路上的车辙里，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坐在车里，掌握不好，脑袋就要碰起几个大包；走在石板路上（那时北京的主要大街都是石板路），咯咯噔噔，心都要震跳出来。
后来洋车多起来了，所谓多也是有限的，一些大的胡同口上有那么三两辆；阔气的宅院或者大公寓门口到傍晚的时候也有那么三几辆，车上铜的饰件擦得明光照亮；点起两盏水电灯，耀眼精光。这是一些老爷少爷或者法政学堂之流的学生，到香厂“城南游艺园”，或者“八大胡同”去乘坐的。那时候胡适之流也是坐这样的洋车，不过后面加个铜牌，刻着“自用”两字罢了。
那时候最阔气的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等，出来先要“禁街”。在他们经过的路上，布了岗，当兵的身子背着马路。路上要临时洒上一层黄土，叫作“黄土铺路”，而且有两个“清道夫”，抬着一桶水，然后一个人拿着长把子水瓢，很有技术地把水泼在街心。然后马队什么过去，后面有三两辆汽车，车两旁挂满了带着“盒子炮”的卫兵，一哄而过。到晚上小孩子卖晚报的时候，高声地喊着：
“吴佩孚的消息！”
我记得“吴大舌头”吴俊升出来，也只有个敞篷马车，前面两排高大的马队，他穿着缎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缀着红宝石。因为是敞篷，市民看得还仔细罢了。
那时候的马路，除了石板路就是土路，一到刮风下雨，就是那两句话：“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所以那些人出来，一定得垫土，洒水。
大约“三·一八”前不久，才修了电车道。记得有一次在西长安街游行示威，同警察打仗，学生就把刚修起的电车竿子推倒，拿里面的洋灰石块作了武器。
那时候穷苦市民，公务员，穷学生很少坐车的，最普通的交通工具，就是爷娘生下来就带着的两条腿，因为像“11”，就叫作“11路电车”。
我记得同韦素园从东城根泡子河那里去到西城根西三条二十一号去看鲁迅先生，吃了晚饭就用这11路电车向前开，到那里也就要八九点钟了，回到家里，总是过了夜半。
春秋佳日，要想逛逛香山碧云寺、八大处，那就太费周章了。无论是人力车，以及后来的“野鸡汽车”，都只到颐和园。从颐和园再到香山去最普通的工具，当然还是“11路”；要想找个代步的工具，那就是毛驴。毛驴也有两种，快驴得大价钱；慢驴骑上以后，是用任何办法它也不快走的。这样，逛一回西山，总得折腾掉半月饭钱，两天的时间。
我当穷学生的时候，最为向往的是有个脚踏车，可是直到1947年差不多搞了半辈子也没有混上一辆破车子。那时节，中国连半辆脚踏车也不能造，所有的脚踏车，都是外来货。什么英国“三枪”，德国“后登闸”，日本的什么“菊牌”，还有各样拼凑起来的“杂牌”子。那时候街道很窄，你要骑着车子想走快一点，超了前面的车子，要是碰见“车匪”，他的后轮子上安了两个“长拐”，他靠上你的轮子一“拐”，轻则去了几根车条，重则车子摔倒，轮子“拿拢”，就得扛着车子回家。
国民党统治了许多年，北京的交通，车辆，同北洋军阀时期差不多一个样子。所谓柏油马路，似乎没有修过一条；而什么“马路捐”，街道税五花八门却是不少。正所谓：
“自古未闻屎有税，
如今只剩屁无捐。”
这两句当时的歌谣，就是
“刮民党万税”的真实写照。
× × ×
1949年10月1日，在窄狭的东西长安街上，在天安门前不大的一片广场上，拥挤着游行队伍，当时金水桥北，城楼的下边都挤满了人群。人们仰望着天安门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成为我们新中国的首都。
首都的面貌每年每月在变化。仅仅十三个年头，有许多几年没来过的人，一走出北京车站，简直有些不认识了。
转过马路向西，哪里会有这么宽大的一条马路？几年前这一带不是许多窄小的胡同吗？东单这里不是拥挤得一蹋糊涂吗？东长安街不是不宽的一条马路吗？
现在这一条马路又宽又直，全长几十里。尤其是它的中心是天安门，一旁是人民大会堂，一边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两座大建筑之间是一片宏伟的广场。广场的南部中心，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正是：
“九门宫阙新天地，风物长宜放眼量。”
就在这帝王宫殿门前，在“太岁”的头上“动”了“土”，这岂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
每到华灯初上，人民大会堂散了会，一时车水马龙，流光四射，这哪里是我们四十年前走过的那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地方？
从前这里有一条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早已搬到崇文门外去了。这里有许多路公共汽车通行，向城里城外，输送着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这一条都市大动脉，昼夜川流不息地流动着血液，保证着首都的正常工作。
大动脉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远远近近，城里城外，又有许多支脉，它把城市各部分连接起来，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它把多少工业品运送到乡下，而又把多少农产品运送到城市。你看那堆成山的大白菜，岂是骡车、三轮可以运载得了的吗？
从前靠爷娘生下来就带着的“11路电车”，现在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汽车、电车，城里城外，通行无阻了。
从前从东城根到西城根，要走上两个钟头的时间，现在十几分钟就到了；从前遇见刮风下雨，一趟车子，就要搞掉半个月的粮饷，现在几分钱，毛把钱就可以“打道回府”。时间，精力，花费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了。——只有那“嗜痂之癖”的人，还向往着那“古道西风瘦马”的日子，那就只好让他“断肠人在天涯”吧。
再过些年，地下铁道搞起来，那就更是缩地有方，“土行孙”又何足道哉？
（196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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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故知新”
石迢
走路，这是“古已有之”的事。为了时间和精力的节约，很早以来，人们就使用了代步的工具。骑马、乘车、坐轿（坐轿是为了一个人不走路，却使更多的人走路），就是最古老的代步方式。
以后，大城市里有了汽车、电车，这种代步工具更先进了。可是，和过去骑马、坐轿的时代差不多，广大群众需要“步”的时候，除过借重两条腿之外，其他办法并不很多。
解放以后，交通事业蓬勃发展，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密如蛛网的交通线遍布城内城外。不论平时上班、下班，假日游公园、逛市场，甚至深夜生病进医院，都可以用这些车辆代步，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地。
过去，极少数的人有“代步”，极多数的人必须“自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多少个世纪。解放仅仅十三年，城市的市民可乘坐各种公共交通车辆，不少地方农村的农民竟是骑着自行车上地。不知昨日苦，哪知今日甜，单就走路一点来说，和过去比较，其变化之大，不亚于牛车和汽车之间的悬殊。
孔老夫子说过这样一句话：“温故而知新”。时间在前进，我们的建设事业在前进。在前进中，有些人“故”的印象逐渐淡漠了，有些人从来不知道“故”是什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温故”，才能更好地“知新”。抚昔思今，应当想想如何发挥人在“故”、“新”交替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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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天喷油曲
杨湘岳乌云压顶，井架高耸压不倒！闪电斜劈，钻工仍把那钻杆摇。天空砂石飞，戈壁狂风扫。喷油的时刻到了！狂风暴雨袭来，管它那一套，雷声隆隆响，马达声声高，钻杆挥舞，铝盔闪耀，钻机一声长啸。油雾向天喷，雨点往下掉，狂风摇着红柳，油雨打湿野草，满天的雨，遍地的油，戈壁顿时涨满海潮。高高井架上，钻工挥汗笑，一脸的水，一脸的油，一脸的笑，又一个新油田被找到！扶铁栏，低头瞧：井架下油浪滔滔，疑是三月桃花汛，一江油花起波涛，远处蒙蒙油雾里，一座油城浮现了。天晴雨住，公路上爬着一队汽车，听那汽笛阵阵鸣，犹如布谷声声叫。油田已开垦，春雨淋透了，油田春耕早，春来盼秋到，秋收来到时，油井添多少？看油田上空，一轮红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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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难题面前
易和元
小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至今仍久久不忘，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解答数学题。
中学的几何教科书当然不算很深，但是对学生们说来，难题还是不少的。有时一道难题来了，苦思焦虑，找不到解答的门径。于是便把别人做好的习题抄来，借以对付考试的难关。哪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分明是背得很熟的，但是因为没有懂得其中的道理，一上试场便忘记了，或者是试题稍微变了一点样，自己便感到一筹莫展。后来终于老实了一些，难题来了，便硬着头皮去想，去解，最后悟出道理，得出答案。难关一破，思路大开，经过三番五次的锻炼，其他许多看来好像很难的习题都迎刃而解了。当时的数学老师鼓励我们说：不要怕出难题。这些话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想不到在前两年，也听到一个作家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在表现手法上，作家应该多给自己出难题，不要老是照着老路走。否则就很难写出别具一格的新鲜东西。
一个数学老师，一个作家，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不同的角度，说出了相同的话，而精神是一个：不要向困难低头，克服了困难就能前进，困难是对我们的锻炼。
难题有大有小，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很大的难题。这是个伟大而崭新的事业，任务是艰巨的，斗争是复杂的，工作又是陌生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免不了会遇着各式各样的难题。旧的难题解决了，新的难题又来了。而我们每解决一个难题，我们就能前进一大步。
道理尽管是这样，但当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人们还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像偷懒的中学生遇着几何难题一样，企图不动脑筋地去解决它。一时无法解决，就在难题面前退缩，甚至认为，何必自讨苦吃呢，干脆走老路好了。这样，难题没有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就很难前进了。一种是坚决认定事物在前进中总会有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有信心，有勇气去战胜困难。我们共产党人，既然立定大志，要去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它。于是，经过努力，战胜了困难，开辟了继续前进的道路。
困难是对革命者的试金石，也是对革命者的熔炉。胆小鬼和目光短浅的人，会在困难面前退却；而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却会在这熔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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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革命斗争的赞歌
——读古巴小说《贝尔蒂雄166》
张弛
古巴优秀中篇小说《贝尔蒂雄166》中译本出版了。我怀着激动的心翻读几遍。那些阶级搏斗的壮烈场景，那些叱咤风云、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久久在脑际萦回着。
《贝尔蒂雄166》被誉为古巴革命文坛上的第一枝奇葩。这不仅因为它是革命胜利后出现的第一部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而且因为它以鲜明的思想倾向与很大的艺术感染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扬。在1960年“美洲之家”举办的第一届拉丁美洲文艺作品评选中，《贝尔蒂雄166》荣获小说奖。目前，它已被译成中、俄、越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读者中广泛传诵。
小说以古巴第二大城圣地亚哥为背景，运用粗犷洗炼、大笔勾勒的手法，生动地反映了古巴人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英勇斗争的一个断面。圣地亚哥是古巴革命的摇篮，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们就在这里攻打蒙卡达兵营，从而揭开了古巴武装斗争的序幕。在反对亲美独裁政权斗争中，圣地亚哥人民密切配合着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武装斗争，始终站在最前列。作者选取了这个“古巴最富有战斗性和爱国精神”（卡斯特罗语）的英雄城市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在黎明前夕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斗争的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生活是炽热纷繁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有敌对阶级的生死搏战，有革命者对真理的辩论探讨，也有极其微妙的家庭争执，它们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纵贯全书的则是一条红线，那就是：在反动统治阶级首先使用了暴力，“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革命的人民只有拿起武器坚决斗争。觉悟了的团结战斗的人民，是革命威力的最深厚的源泉，通过他们的斗争必将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胜利最终属于人民。《贝尔蒂雄166》是一部宣扬革命真理的作品，它具有足以使“顽者振，懦者立”的思想力量。
作者在不算很长的篇幅里对古巴人民革命斗争作了生动的反映，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比如罗兰多和卡洛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7月26日运动”组织的热血青年；共同的政治信念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一心只想着自由。为了争取自由，他们不惜在断头台上抛掉自己的头颅。为了争取自由，他们不惜让自己的鲜血流成大海。”然而，他们又各自以不同的性格和遭遇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罗兰多是一个满腔热血、头脑冷静的青年，由于他对革命的深入理解，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勇敢坚定；而卡洛斯呢，却是一只在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的雏鹰，作者给他安排了一条鲜明可信的人生道路。起初，当他打死一个巴蒂斯塔的凶顽爪牙时，激动得几乎不能自制。他特地跑到教授的家，只是为着问：“您相信我能经受得住吗？”寥寥数笔，一个纯真可爱而又稚嫩的青年战士形象像浮雕似地跃然纸上。此后在斗争中他逐渐成熟起来，待至他被捕后刽子手严刑逼问他是谁给他的炸弹时，他昂首直立，淡淡地说：“这颗炸弹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的。”平平道来，却孕育着不可摧折的力量。
奇科则是另一类人，革命风暴使他吓破了胆，他脱离了共产党，希望过一种安逸的生活。然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哪里有旁观者躲藏的岩穴。拿奇科自己的话说：“我什么事都不闻不问，可还是得不到安宁。”即使像这样一个软骨病患者，作者也没有简单化地处理他。作者除了突出了他怯懦的一面以外，同时也从他一家无辜被敌人凶杀的描写中，揭示了他所走的道路给人的教训。
简繁得当、粗中有细，是整个作品的特色。小说作者饱和着战斗的热情，泼墨浑洒，勾勒出一幅幅传神的速写画面。由于作者熟悉他所反映的对象，因此就能从纷纭繁复的现实生活中准确地选择出那些最能反映本质的事物，着墨不多而能生动地再现革命斗争的真实面貌。作者曾是圣地亚哥地下斗争的亲历者、目击者，对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都有着深切的感情，因而出现在读者视野里的钟楼、街灯、房舍都被赋予一种生命力，浑然构成小说的一个有机部分。
《贝尔蒂雄166》是一部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佳作。工人出身的青年作家何塞·索莱尔·普依格在他的处女作中显示了他的创作才能。应该说，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感人的作品，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积极参加过火热斗争的战士，他是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喜悦，抱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去观察、把握和反映现实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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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良种（木刻） 楼召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