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李贽的封建叛逆思想
——为纪念李贽逝世360年而作
侯外庐 李学勤
李贽，字卓吾，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晋江县人，是中国封建时代晚期的杰出的进步思想家。今年是他逝世的三百六十周年。
李贽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若干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他的祖先世代从事航海、通译、出使等职务，祖父两世都是伊斯兰教徒，他自幼在思想上所受封建传统的束缚是较少的。李贽在二十六岁时考中举人，历任教谕之类的小官；五十一岁时，他作到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辞去了官职，专心于学术著作。他曾自述在宦游生活中处处与上司抵触，“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这实质上是他进步的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桎梏相矛盾的表现。正因为李贽对封建习俗以及制度有鲜明的叛逆精神，所以他晚年多次受到统治者的威胁迫害，终于以七十六岁高龄，以“惑世诬民”的罪状被捕，在狱中受迫害而自杀。今北京通县存有焦竑题碑的李贽墓，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管。
在学术思想上，李贽属于泰州学派。他在少年时代，就对传统的儒、佛、道都表示怀疑，如他所说：
“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王阳明先生道学钞》附年谱后语）
李贽在四十岁时到北京任礼部司务，第一次听到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大洲）讲学。此后，他先后与泰州学派的焦竑、耿定理、罗汝芳等人交往，并以王艮之子王襞（东厓）为师，成为泰州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泰州学派是江苏泰州人王艮（心斋）在明正德、嘉靖年间创立的“异端”学派。这一学派的传授对象不限于士大夫，而包括了劳动人民。王艮本人便出身于等级很微贱的煮盐的灶丁，其门徒中有农民、樵夫、陶工和医生等。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对他们较少牢固的影响，因而他们的思想意识虽不能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范畴，但其中主要人物在基本倾向上具有地主阶级反对派的色彩，战斗性很突出。泰州学派在理论上与封建主义的道学正宗处于对立地位，其代表人物多能对统治者作大胆的抗议与控诉，以致被指控为“黄巾五斗”，遭到严酷的迫害。但王艮的弟子们的著作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且其一传再传弟子之间的思想也不一致，所以对泰州学派的某些人物，须进一步搜求研究。
李贽对泰州学派的前辈人物是极为推崇的。有人问他王艮的学术如何，他回答说：
“此公是一侠客，所以相传一派为波石（徐樾）、山农（颜钧）、心隐（梁汝元后改名何心隐），负万死不回之气，……盖由心斋骨刚气雄，奋不顾身，故其儿孙如此。”（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
可见李贽重视泰州学派对恶势力斗争的传统，而他自己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
李贽在著作中对泰州学派的王艮、赵贞吉、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杨起元、邓鹤等人，都有详细的论评，这在实际上是对这一学派作了学术上的总结。
李贽的进步思想观点集中于他论述社会和历史的著作。因此，我们应首先分析他关于人性、道德以至人类生活的论断，才能理解其哲学思想的积极因素和隐藏在这些命题背后的实质。
李贽认为人类是天然平等的。他说每一个人都自然具有一般所谓“圣人”的“德性”，“圣人”所能的，普通男女也能；普通男女所不能的，“圣人”也必不能。他反对“高视”所谓“圣人”而“下视”人民大众，主张凡人即是“圣人”，本无凡圣之分。这样，他打破了道学家所强调的凡圣的等级观念，他说：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贵自高。……人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李氏丛书》《老子解》）
不难看出，李贽的人类无分高下贵贱“德性”平等之说，是和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相对立的。
李贽反驳了道学家认为人类先天“气禀”不齐，以致只有“圣人”对“道”是“生而知之”的荒谬提法。他指出，“道”不是只有神秘的特殊人物才能认识掌握的，而是“人无不载道”。
关于“道”的内容，李贽的见解也与道学有根本的分歧。他一扫道学家对“道”的种种思辨主义的说教，主张“道”仅仅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他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世间荡平大路，千人共由，万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李贽把“道”归结为穿衣吃饭等人生最基本的活动与要求，显然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的自然发展史并没有自然的“品类存在”，从而引伸出社会的等级存在是不合理的，平等权利才是人人共由的“荡平大路”，不过这一理论正如方以智所指出的，其还元的手法太直接了。
他又借用了古语而改造了古语的内容，说大舜好察“迩言”，而“迩言”就是普通人民街谈巷议的生活事务：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指科举功名），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同上《答邓明府》）
李贽把这种反映人民物质生活欲求的所谓“迩言”作为衡量道德的准则，合于“迩言”的属于善，否则属于不善。他的新道德评价又与封建道德标准形成了对立。
李贽的这些观点是泰州学派传统的发展，如王艮即以“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百姓日用之学”为宗旨。这种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反映了人民的利益的。
李贽自己说他的讲学是为“下下人”，而道学家所向往的“上上人”在现实世界中是虚构的一种法权，是“绝无”的假设（同上《复邓石阳》），这里实质上反对了封建社会四种绳索中的神权和政权。
他又特别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观点，抗议封建社会四种绳索之一夫权对妇女的压迫与卑视，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说：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
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同上卷二）
这样的进步观点开清代俞正燮等人的先声，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李贽本人讲学，曾收录梅澹然等女弟子，因而备受道学先生的诽谤和攻击。他把一位汉代的弱女子卓文君提到人品的高度上予以赞扬，说她的改嫁不是“失身”，而是“获身”。他读《西厢记》，特别降低了封建“道统”中尧舜汤武的地位，认为“至眇小”，而称许张生与莺莺的悲剧可以“小中见大”，发抒“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的反抗情绪（同上卷三《杂说》）。
在道德观的问题上，李贽又坚决反对道学的禁欲主义，主张以各人自然的“情性”作为道德的基础。他说：
“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同上卷三《读律肤说》）
当然，李贽所提倡的“情性”是带有早期启蒙者所代表的阶级的烙印的。他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天性，说出了下列一段很典型的话：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后论》）
据他说，耕田的人奋力治田是由于以收获为“私”；同样的，读书的人以进取功名为“私”，作官的人以官爵俸禄为“私”，所以“私”或个人的权益被李贽强调为人生的唯一动力。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伯夷、太公、韩信、陈平等人的事迹，说明“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之所必用也，……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的人性论依然是从人性的类概念出发的，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应该看到，它是在封建时代晚期作为打击神学道德说教的武器出现的，在当时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从人人皆以私欲为本性的观点出发，李贽把道学家奉为偶像的孔子描写成为俗人。他说，孔子虽然自称“视富贵如浮云”，实际上则“得之亦若固有”。孔子相鲁，仅仅三个月，就穿上了“素衣霓裘、黄衣狐裘、缁衣羔裘”，可见“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李氏丛书》《明灯道古录》卷上）。在李贽的笔下，被人描写的孔子的神圣性的封建灵光圈完全被剥夺了。
李贽一方面提倡富有反抗意味的新的“尊德性”，即认为人人都有相同的生理要求和物质欲望，应该予以尊重；另一方面他更主张特种意义的“任物情”，即承认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应当容许其自由发展。他强烈地反对用等级权利的封建礼制去范限个性，而主张自由的个性：
“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同上）
李贽的“物各付物”的要求，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初步进入历史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在《明灯道古录》一书中，还可以看到李贽对“富人”的赞美。因此，我们可以说，李贽已经多少模糊地意识到了刚刚萌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自然法权说。
如上所述，李贽以人的物质生活作为道德观的基础，把传统的神秘的“道”从天上拉回俗世，从而在理论上打击了道学正宗。
为了与封建统治思想斗争，李贽在不少文章中对儒家经典和道学进行了批判，使他的著作充满了尖锐的战斗性。他勇敢地指斥六经和《论语》、《孟子》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第一个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且专著了《四书评》一书，以讽刺的笔调对经典加以无情的嘲笑（注）。
李贽否认经典的神圣性，公开宣称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原则，而必须打倒这种盲从的教条，建立“今日之是非”，即评价真假善恶的新标准。他说：
“前三代（夏、商、周——引者注），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李贽的《藏书》和《续藏书》便是以他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古今人物。他否定儒家的独尊地位，为墨、荀、申、韩等诸子百家翻案；抛弃了道学家杜撰的“道统”，把程颐、朱熹摈于“德业”之外；并且推崇了一向遭受贬抑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桑弘羊以至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窦建德，充分表现出反对传统偏见的胆识。他自己说：
“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焚书》卷六《读书乐引》）
他对于当世的封建道学先生猛烈地加以抨击，斥责他们的无见、无用和伪善。他用“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八个字来概括道学家的学风，又以锋利的文笔刻画道学家的面貌说：这些人在无事时只会打恭作揖或者静坐，其中“稍学奸诈”的，又学了一些“良知”等词句（按此指王阳明弟子），用以“阴博高官”。一旦国家有事，道学家只有“面面相觑，绝无人色”（同上卷四《因记往事》）。他痛恨这些俗儒堵塞了社会改革的道路。
《焚书》中李贽的批判耿定向的书信，可以代表他对于一般道学家的抨击。耿定向是一位道貌俨然的道学家，而且自称私淑王艮之学，作到户部尚书的大官。李贽对耿定向作了彻底的揭露，指出他言行相反，讲学时高谈“利他”，实践上却事事“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以至为了取媚权臣，坐视何心隐被杀。
李贽的进步思想在当时起了巨大的震撼作用。他自承为“异端”，剃发而留鬓须，同时仍吃酒肉，说：“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同上卷二《与曾继泉》）在他生时已经有人称他为“教主”。《焚书》和《藏书》等代表作风行一时，屡次遭到明统治者下令禁毁。李贽受迫害死后，“书益传，名益重”，《续焚书》、《续藏书》等稿本又相继刊行。他的弟子汪本钶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可见广大人民是怎样喜爱李贽的著作。如汤显祖便曾急于求读《焚书》，以求“骀当”，从中寻找斫伐世界的武器并启发神志。
李贽的思想特别在晚明的文艺界起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众所周知的，李贽思想在诗文和文学批评方面，直接启发了三袁的公安派。李贽反对当时盛行的摹古的文风，指责他们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主张文学创作必须出自“真心”。他说：
“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同上卷三《杂说》）
这种文学理论实际是他的发抒个人“情性”的哲学观点的引伸。公安三袁的提倡以卓见真情为文，在晚明文坛放一异采，正是追循着李贽的道路。在戏剧方面，著名的“四梦”的作者汤显祖对李贽也深致景仰，他的“为情作使”的戏曲创作与李贽的思想是符合的。在通俗文学方面，李贽也有首倡的功绩。他评点了《水浒传》，赞扬了有反抗封建礼教意义的《拜月》、《西厢》、《红拂》等传奇，开辟了晚明通俗文学大盛的局面。
封建统治阶级对李贽极端仇恨，甚至晚明至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也大多蔽于士大夫的偏见，对李贽的蔑视礼教不能谅解，从东林学派的顾宪成，到王夫之、顾炎武等，都是如此。但也有称赞李贽的如傅山赞扬李贽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说：“卓老责赵苞、温峤之论，天理之至。”（《霜红龛集》卷二十七《杂记》）又如方以智，虽然同样把李贽贬抑为“尖快小才”，却肯定其“偏至之性，痛痒之吻，是可怜可爱者”（《东西均》《名教》）。在《药地炮庄》中，方以智认为古代的惠施“似商高之周髀与泰西之质测（自然科学）”，而批评泰州学派“动称万物一体，孰知此义之出于惠施乎？”（《天下篇》评）这实际上指出了泰州学派不结合自然科学研究的缺点，是相当中肯的。其他如李颙的《观感录》也肯定了泰州学派打破等级界限的特点。
清末开始有人重视李贽的著作。后来指出李贽思想富有光辉的成绩的，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吴虞。吴虞写作了《明李卓吾别传》（收入《吴虞文录》卷下），对“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吴虞对李贽的研究显然是有时代的局限的，即以绝对的态度来定好恶是非。我们必须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方法对李贽的思想学术作出科学的总结，以期批判地继承他的优良遗产。
（注）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说《四书评》为叶昼所伪托，但查《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李贽确曾批点《孟子》；今存《四书评》思想风格又与李贽一致，周说恐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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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史》及其新校点本
刘乃和
《前四史》是《二十四史》前四部的合称，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二十四史》版本很多，不同版本，往往有很大歧异，给读者带来一些困难。今通行的有百衲本和武英殿本两大系统，清末以来各种翻刻本多据殿本，但殿本多衍脱错简；百衲本虽是用各史较早的刻本影印，错误较少，但也有因底本模糊，影印时经描润而致误之处。近年来，为了系统整理这部大书，有关方面作了统一安排，组织人力，进行校点。现史、汉、三国已先后出版，后汉正排校，明年可出书。这些史书的出版，是史学界一件大事。
从前古籍出版，除初学读本、诗文评点和小说外，多不点句，老辈甚至认为点句是俗浅的，不点句才古雅，所以谁读谁就从头点起。像《二十四史》不知历代有多少人点过句，但点本都未传下。其中，除史、汉因常作文章读诵有断句，清末《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有断句外，三国以后的二十一部从未有断句本，更不用说标点、分段了。古人未有雕板前，读书都要自己抄，有雕板后，书籍才得大量流传。现在未有标点前，读古籍要自己点，有了校点本后，不仅予读者以莫大方便，书籍将得以更广泛的利用，而且对于科学研究也会有很大帮助。
今将《前四史》简单介绍如下：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
迁年十岁诵读古文，二十岁开始他的游历生活，遨游大江南北。迁父谈，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武帝时作太史令，临死时嘱咐司马迁，希望能继承父业，完成他的著作。谈死后三年，迁继任太史令，这个职位虽低，但能够看到大量典籍，对于搜集史料是一个便利条件，于是他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了他的不朽名著《史记》的撰写。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遭到李陵降匈奴一事的牵连下狱，受了腐刑。他虽悲痛万分，但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未完成，所以隐忍苟活，发愤著书。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自传说时代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写帝王事迹，也是一代的大事记；表是把古代错综复杂的史事按年代排列，使人一望而知；书记典章制度；世家讲诸侯封国；列传是人物传记。
司马迁所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凡当时能看到的典籍，除经书外，如《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他无不引用。由于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又引用了大量档案，包括诏令、法典、记功册等。此外他用亲身见闻，以补史册的不足。司马迁以他卓越的见解，运用了大量的资料，就使他的著作更加充实有力。
他的写作态度也极为严肃认真，所以班固称赞他有良史之材，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不仅写了帝王、贵族、官僚的历史，而且也注意当时下层人物的活动，他为敢于和强暴势力反抗的任侠人物作游侠、刺客列传，他说这些人：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盛赞他们救人之急、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他不仅为世袭诸侯写世家，而且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他把陈涉比之于商汤周武和孔子，俨然是把统治者所骂为
“盗贼”的人当作“圣人”来看待的。
在全书中，鲜明地表现出他对历史人物褒贬和爱憎的态度。他敢于揭露社会的不平，他说：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他也敢于揭露贪官污吏的凶恶残暴，如《酷吏传》共写十人，都是汉朝的官。他甚至还敢于揭露本朝皇帝的卖官鬻爵、昏庸懵愦，如《平准书》里说武帝时“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王温舒传》中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痛斥武帝用人的标准和政治的黑暗。
由于《史记》强烈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所以引起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和恐惧。后汉王允欲杀蔡邕，邕请求免死以写成汉史，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邕终死狱中。三国魏明帝和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可以看出《史记》的存在，已使他们感到威胁。
《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精湛的文学名著，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叙事生动有力，善于刻划人物性格，如叱咤风云的英雄项羽，谦礼下士的贵族公子信陵君，慷慨悲歌的荆轲，完璧归赵的蔺相如，不畏诛戮挺身认弟遗尸的聂嫈等。这些英雄、妇女、贵族、刺客，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活跃纸上。
《史记》旧注本，现存三家：刘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及张守节《正义》。三家注原各自成书，北宋合三书散入正文下。清金陵局用张文虎校三注本刊印，此本考核精审，新校点本乃以为底本，经过分段标点，张本不妥处又为之校正。
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原书一百卷，一般作一百二十卷，是连子卷计。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阳）人，彪子。彪专心史籍，作后传数十篇以续《史记》，书未成而死。固继承父业，继续写作。他曾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宪败，固牵连下狱死，书未完成，后由其妹昭及马续续成。昭是曹世叔妻。汉和帝多次召入宫，令皇后和诸贵人拜她作老师，号为曹大家。她是我国第一个著名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的唯一女作者。
《汉书》体制全袭《史记》，惟书改为志，并世家入传。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叙西汉一代历史，自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二十九年。
本书武帝太初前，绝大部分材料用《史记》，但文笔和编排有所不同，有的是新增传目，如吴芮、枚乘等传。有的是增加文章，如贾谊、晁错等传。有的是挪移《史记》材料，如蒯［kuǎi］通、伍被等传。所以读二书时，应互相参考。
太初以后事为《史记》所无，但司马迁死后，如刘向刘歆父子、冯商、扬雄等，都曾续写《史记》，班彪不满意各家所续，“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重新写了一部分，班固继承他父亲的著述，更加充实，材料也是极丰富的。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后世史书，多循其例。刘知几很夸赞《汉书》，说它“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后汉书·班固传》说他曾“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全书经过四人的精心撰述，权衡取舍，是比较完整周密的。
《汉书》以叙事见长，尤其是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如《食货志》系统地叙述了经济制度和社会矛盾，对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地理志》对疆域、物产、户口、风俗，都有详细记载。《艺文志》将汉代仍存的书籍，作一全面的书录总结，是今存最古的书目，是讲目录学的很好依据。
又八表中《百官公卿表》记秦汉官制沿革及汉代公卿大臣的迁免，具体详实，对研究我国官制史、政治史都很重要，并为以后各史的宰相表、职官志等树立了榜样，贡献也是很大的。
班固尊崇儒家思想，认为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因此在他的著作里，是非爱憎没有《史记》那样强烈。
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是唐初人。《汉书》多古字古训，比较难懂，因此为之作注释的很多，师古作注时，引用前人注本已有二十三家。他的注解很精辟，所以历来都说师古是《汉书》功臣，并非过誉。
清末王先谦著《汉书补注》，汇集唐以后有关著作，以补颜注。因王本对各本得失已有论证，所以新校点本即用为底本，并加以校勘整理。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纪十、列传八十，刘宋范晔撰，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志三十，晋司马彪撰，梁刘昭补注。
《前汉》一百二十卷，是连子卷计；《后汉》一百二十卷，是不连子卷计，其中有十卷分为上下，连子卷则成一百三十卷。
范晔（公元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博读经史，善作文章。宋文帝义隆和他弟弟彭城王义康争国，晔是义康旧属，以
“谋反”被杀。年四十八岁。
范书体制，仿前二书。他原拟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一百篇，后因罪下狱，仅完成纪传，十志未成被杀害。今《后汉书》的八志三十卷，是晋司马彪撰。彪曾著《续汉书》并十志，梁刘昭注范书时，将彪志补入范书，并为作注，至唐李贤范书注出，刘注遂微。北宋时因孙奭［shì］的奏请，将李贤注范书并刘昭注彪志合刊，乃成今本《后汉书》。
本书的史料来源：据《隋志》，范晔之前有七家《后汉书》，此外又有杂史、起居注等约数十家。范书后出，拿诸家书作蓝本，精思独运，兼采各家之长，加以文章简洁有力，超过前人，所以范书得以流传，到唐初时诸家后汉书逐渐残缺佚亡。
本书的编纂特点：首先，列传中除循吏、儒林等类传外，其他各传也是以类相从，不拘时代，所以常有后汉初人与桓灵时人同在一传者，如长于经学的张纯、郑康成等同传，长于文章的杨终、应奉等同传，能极谏的刘陶、李云等同传。此法史汉也偶然有，但都没有此书显著。
其次，他用类叙法，有些人事迹简单，材料不多，他只为一人立传，诸人都附此传内，如《卓茂传》末附与茂同不仕王莽的龚胜等五人。《来历传》叙安帝时同谏废太子的郑安世等十七人。
此外他又创立了列女传，在《二十四史》中正式为妇女立传的，自此书始。他说：优秀的妇女，应当与男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典籍都不记载，所以特为立传。他的原则是才行高秀的，“不必专任一操而已”。这都是很卓越的见解。刘知几虽盛赞范晔，但对此则表示不满，认为蔡文姬不是从一而终，不应入列女传。自刘此论后，史家把列女传当作烈女传，已和范晔立传的意思大大不同了。
从编纂方法和文字运用，可看出范书“体大思精”，编次周密，不是轻心从事的。所以《史通·补注篇》称范删后汉，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可谓推崇之至了。
全书对王侯公卿等非所注意，虽是高官厚爵而无贡献的人不为立传。对外戚宦官等残害百姓，极端厌恶。同情太学生和反抗豪强势力的人，歌颂那些刚正耿直不畏强暴的人。书中着重表扬死节，褒奖正直，很多列传写得气势磅礴，正义凛然，如《李固传》写固弟子郭亮守丧不去，《范滂传》写滂临刑与母诀别，《孔融传》写老母兄弟一门争死，《张俭传》写张俭望门投止，莫不破家相容等，悲壮淋漓，读之令人振奋。
清惠栋著《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极精，后王先谦采摭清人对范书的注解考订而成《后汉书集解》。《后汉书》现存最早版本是南宋绍兴本即百衲本，新校点本即以之为底本，并参考王氏集解和其他各本，较以往各本将更为完备。
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其中魏志三十，蜀志十五，吴志二十。
陈寿（公元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是蜀史学家谯周的弟子，蜀亡时三十一岁。
陈寿生于三国死于晋，写三国历史，时代太近，有关当时历史的书籍尚未全出，又因三国地区分散，所以史料搜集较困难。三志中蜀志仅占十五卷，卷数远不及魏、吴。陈寿虽是蜀人，因蜀不设史官，材料更少，所以凡蜀汉史事，零篇散牍也都注意搜集。《诸葛亮传》连诸葛氏集目录及寿自己所上表，都附在后面。《杨戏传》末将戏著《季汉辅臣赞》全部收入。季汉即蜀，其中蜀志无传的人，寿用小字单行注其大略，叙明不作传的原因，常常说“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可以看出蜀的材料尤为缺乏。但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同时人夏侯湛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晋初王沈著《魏书》，吴韦昭著《吴书》，蜀王崇著《蜀书》，三书皆不传，惟陈志编制胜于前书，故能独存。
此书的编纂：书虽名志，只有纪传实无志，虽帝魏而书名三国，其例甚新。本来他很可以作魏书，以蜀、吴作世家或载记，今名三国，可知他不是独尊曹魏，但由于蜀亡后他作晋臣，晋自魏得天下，他不得不如此写而已。他为魏帝作纪，蜀、吴诸主作传，名虽用传而仍用编年纪事，以说明蜀、吴二国政令所自出，以示三国鼎峙，不相统摄，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历代史家，各为其本朝政权服务，因所处朝代不同，故东西晋、南北宋的史学家持论也不同。《旧唐志》甚至把此书分别著录，以《魏国志》入正史类，《蜀、吴国志》入伪史类，这反映了五代时史官的意见。新校点本《出版说明》云《旧唐志》以“蜀书、吴书入编年类”，当是偶误。
三国虽是各自为书，而仍有联系，组织编排。煞费苦心，凡事在传里写则纪不写，蜀志写则魏志不写，魏志写则吴志不写，无重见叠出。此法陈寿常用，《后汉书》后出，多效仿之。但范书文章较胜，陈、范二书都有传的共十几篇，可比对参考。
陈志以文字简洁著称，但由于史料缺乏，有时失于过简，所以寿死后一百多年，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这时三国时代的史料碑传等渐渐流传，松之所见史料很多，注中引书达二百一十种。其中绝大部分今已亡失，由于裴注的征引，得以保留下来。
裴松之（公元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
（今山西闻喜）人，是作《史记集解》的裴駰的父亲。松之长范晔二十六岁，而范先卒六年，二人同时撰著，裴注先成，但二书各不相谋，都有成就。
古人注书有两种，一种是训诂名物，一种是补缀事实。裴注是补缀事实，与前面三史的注不同。裴注约分四例：条其异同，正其谬误，疏其详略，补其阙漏。松之自己比作“蜜蜂兼采”，搜集史料相当丰富。《三国演义》运用历史材料，发挥渲染，成为人人爱读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很多故事性较强的情节，都得于裴注。在史料价值上裴注是并不弱于陈志的。
《三国志》版本，通行的有四种：百衲本、殿本、江南局本和活字印本。新校点本以四种本互校，择善而从，并参考清代各家的校勘考订。（如《魏志·王肃传》评，最后“刘实以为”一段；《蜀志·杨戏传》采《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等三人事，原都是裴注，殿本误入正文，新校点本已改正。又杨戏《季汉辅臣赞》，戏文、寿文、裴注皆相连不易辨，新本已用顶格、低格、小字注，区分清楚，颇便阅读）。
总之，《二十四史》，尤其是《前四史》，都是研究文史经常需要参考的重要书籍，有了校点本，不论是精读选读，还是翻阅参考，都极方便。原书错误或应删的字，以圆括号小字标出，增添或改正的字，用方括号标出，既保留原文，又指出正确的字句，非擅改原书者可比。其中人、地、书名有标号，书中所引的长篇文章、诏册等低一格，注文用小字，眉目清晰，段落分明。加以校勘较审慎，并吸取了诸家研究成果，自然会超过前人。有此基础，今后再加修订，将会更完善起来。
有人认为从事整理校点古籍，不是科学研究，不屑于作这项工作；也有人以为这事很容易、很简单，看不起这项工作。其实认真整理古籍，既有意义，也不简单。校勘要掌握大量资料，要有丰富的文史常识，才能精密完备；点句要全部读通，如《史记》的书，《前后汉》的志，都是难懂难断的。现在有人帮我们把难读的书籍整理好，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前四史》成书都已一千几百年了，一千几百年以来，虽有过不少人校勘、翻刻，但只有到了今天才可能有此较完善准确的版本问世，它们将发挥过去所不能达到的作用，对我国古代历史研究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