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诗意小探
——读菡子的散文
欧阳文彬菡子同志：
你是一个诗人！
尽管你没有写过诗，你的散文、特写、小说，却都洋溢着醉人的诗意。
我深知自己没有本钱谈论关于诗的事情，但是既曾进入过你所创造的艺术境界，也不甘心空着手出来。何况你的作品对我来说，还另有一种机缘，早就引起我向你讨教的心愿。
记得是1954年，我从朝鲜回来，正苦于自己这枝拙笔表达不出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气概，你的朝鲜通讯报告集《和平博物馆》（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曾经使我一再地赞叹：原来战争生活还可以这样写法！1958年，你收在《幼雏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里的一组先进人物访问记，又曾经勾起我类似的赞叹，因为我干着新闻工作，正需要掌握这种表现形式。前些日子读你新出的《初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且不说《羊奶奶》、《乡村小曲》、《往来工地的信件》这些突出的作品，单说你东山记游的“即兴”之作《冬有春色》吧！事有凑巧，就在你去东山的前两个月，我也去过那里，并且写过一篇不成东西的小文章，起先还企图用篇幅的限制来原谅自己，可是你这一篇也不满千字呵！
我的失败自然不足以衬托你的成功。这一经常出现的赞叹至少道出了一个读者对你的作品的素朴的感受，那就是：构思新颖，不落俗套。
有不少作家，在他们优秀的作品中显示了新颖的构思。你的构思又自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我想把它叫做诗的构思。
洋溢在你作品中的诗意，决非外加的点染，而是从猎取素材、酝酿主题，也就是艺术构思开始的时刻，就已经形成的。
你对于生活中的诗意，具有特殊的敏感。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动人的情境，献出真挚的颂歌。
我们这时代原本是一个诗的时代，旧世界被打垮，新世界在创立；生活的激流突破重重险阻，奔腾前进；革命的人民意气风发，要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正是这样宏伟壮丽的现实生活，激励着我们的作家，使我们的文学园地开满多彩的鲜花。也使得你，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像百鸟齐鸣中的小雀，也想唱一唱自己的歌”。
你在艺术构思上的特色，首先应当归功于伟大的时代、沸腾的生活和创造这个时代、这种生活的工农兵群众，其次是由于你始终追随着生活的激流，让自己的心脏和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另一方面，也由于你能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个性出发，去寻找生活中的诗意，并赋予自己的歌以特有的声腔、色彩、旋律。
所谓诗意，首先就是时代感和思想性。如果你允许我作个大致的分类，我要说，《和平博物馆》显然是战斗的颂歌，《幼雏集》比较偏重于友谊的颂歌，《初晴集》则主要是劳动的颂歌。这三本集子，包括你近十年来的绝大部分作品，标志着你在创作上的历程，同时又和你的生活经历紧相联系。
你在《和平博物馆》的后记中谈过你在朝鲜前线的感受：
“我时常觉得我正生活在一个最理想的环境里——一个崇高而优美的精神世界。这里的人们有最亢奋的热情，最顽强的毅力，最深切的同情心和责任心；这里充满了青春、友谊和对祖国及人类深厚的感情。”不难理解，你为什么喊出：“在朝鲜，我也要做一个诗人！”事实上，你作为一个诗人的风格，正是这时候开始形成的。
当上甘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你正在那高山上的指挥所里，因而有幸亲眼看到上甘岭营部送来的最新的报告：“我们这里出了英雄了，他的名字叫黄继光，他以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火力点，打开了同志们冲锋的道路。昨晚歼敌共两千余名。”这份报告的原文，不就是朴实的诗篇吗？关于黄继光的英雄事迹，你也曾有幸听到人们掺和着想像的最初的传说，听到他们怎样言之凿凿地描述他接受任务时满怀信心的笑容、完成任务时胜利的笑容、以及牺牲以后毫无遗憾的笑容。这绽开在人们想像中间的英雄的笑容，不也是饱含诗意的吗？当我们读着《我从上甘岭来》的时候，的确感觉到了战斗的诗的崇高。
在《战斗之前》这一篇里，你记下了班长张德珍关于“荣誉”的精辟的谈话：“咱们打的这个山头，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咱们这里一打下来，板门店咱们的代表马上就知道了。”谈判有了本钱，哈利逊只好软下来。因此，“世界人民看到这个样子，心里会说：‘究竟这一仗打得好，显出了人民的力量，不知是哪一部分打的？’你看，哪一部分打的，就是我们呀！”可是，“要是打不下，唉！你看吧，只有让别人在谈判桌上说风凉话。全世界人民也耽心起来，心里在想：‘攻不下这个山头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呀？’哪一部分呀，我们还好意思不承认吗？”你没有忘记交代，他虽然压低声音说着后面一段完全相反的话，但仍未失去刚才的笑容，他显然不能相信会有属于后者的结果。如果略去这几句交代，当时震响在张班长话语里的充满自信的战士的声音，和跳动在张班长胸脯里的一颗纯洁的战士的良心，恐怕不会这样跃然纸上。
在《亲人》这一篇里，你歌唱了战士们对最亲的亲人——毛主席的深切敬爱。瞧，班长张永强给大家编造了多么美好的故事：毛主席的警卫员和别的首长的警卫员，为了给终日操劳的首长们一个散步的条件，一天一宿就在主席办公室窗前修起一座美丽的花园。故事讲到这座花园需要朝鲜的野花时，听故事的和讲故事的一时都想去摘鲜花了。可是张永强还得把故事讲下去。他的故事是以毛主席和首长们散了一个月步，全都重了好几斤作结束的。张永强的故事结束以后，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你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每个战士头边都有一束鲜花伴着他们睡去，他们在睡梦里都看见毛主席正在花园里瞧着他们送去的鲜花。连平时睡觉最不老实的人也没有压着自己头边的鲜花。你说张永强讲的故事不真实吗？其实它比真实更真实。你相信人们晚间会作同样的梦吗？这其实也比真实更真实。因为张永强在他的故事里编进了他的心，你也在你的故事里编进了你的心，你们这两颗心又和许多战士的心一起，合成一片赤诚的爱党之心。而这，正是真实的诗情。
在战斗的朝鲜，每一个战士心里，都蕴蓄着美好的诗篇。是他们，唤醒了你的诗人的敏感，搧旺了你的诗人的热情。你曾说：“……我觉得在这些日子中我是敏感的，不是由于一时的新奇，而是出自真切的发现，我知道自己每时每刻看见了什么，懂得了什么。”正因为你这种敏感出自真切的发现，所以能保持久远，不因时间的逝去而有所逊色。即使在以后的和平生活中，也会不断地加深和再现。你曾经为了纪念黄继光式的爆破英雄李家发，在他殉国三周年的日子里访问他英雄的母亲，在《这就是我的儿子》里如实刻划了她那诗一般的思念和豪情。你还曾经为了纪念金刚川夜渡的英勇战友，七年之后在《激渡》里尽情赞美了他当年立竿分流、江上弄舟时高唱入云的无词的壮歌。
这种与日俱增的敏感，同样表现在你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观察之中。你像一只辛勤的蜜蜂，飞翔在新生活的沃野上，只觉得到处有可供采集的花粉。当你会见在深山里坚持办学的西康省一等模范教师余文秀时，除了她艰苦奋斗的动人事迹之外，还注意了她那双无限温柔的眼睛——纯洁的，含笑的，自信的……你相信这是勇于战胜困难的人常常会有的眼睛（《阿角姐》）。当你会见曾经被毛主席热情称赞的农业英雄陈学孟时，除了他为提早实现社会主义而付出的辛勤劳动之外，还从那双网着红翳的病眼里捕捉他瞻望未来的火花，从那双屡经缝补的沉重的旧皮鞋上探知他走向未来的捷径（《陈学孟看到了未来》）。至于那双目失明、用脑子替国家创造财富的特等劳模罗木命，你更体贴入微地触摸到他由于特殊锻炼而能顺当地代替眼睛的双手，和在工作中比眼睛重要得多的顽强意志（《走向智慧的大门》）。就连孩子们的世界，在你眼里也不断地茁长着诗苗，你不是曾经满怀骄傲地写过小端午送给打日本受伤的胡叔叔的一颗糖，和小鲁沂睡梦里还念念不忘要支援埃及的两只小白胖手么（《五颗小小的心》）？
这一切貌似平凡的事事物物之所以无不具有诗意，主要是因为其中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对战斗和劳动的自豪的感情、以及崇高而优美的精神品质。你处理这些素材，有你独得之秘。其一，善于通过它们揭示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生活。你能从普通人物的言谈举止窥见他们为远大理想照亮了的精神世界，从稚龄孩童的幼小心灵中觅到社会主义祖国培育出来的高尚品质的嫩芽，也能从钢铁战士、英雄模范的坦荡胸怀里掘发纯洁朴实的美和永驻的青春。其二，善于在字里行间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你从不长篇大论，把话说尽，向读者脑子里硬灌，而是用婉约的叙述拨动读者的心弦，引领读者和你一道探寻革命人生的哲理，享受战斗生活的美感。
你对于“美”的不倦的追求，是在劳动中到达一种新的境界的。近几年来，你深入农村，和农民群众并肩劳动，共同战斗。在社会主义的劳动和斗争中，进一步欣赏了“美”，也进一步认识了“美”，提炼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并且把这一认识过程看作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初晴集》的《后记》透露过这方面的消息：“种子、肥料是美的，庄稼是美的，劳动的姿态更是美的，克服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则具有无上的美。追求美并排斥与它相反的东西，成了生活的一种战斗的目的。”这本散文集，就是你执着于这一战斗目的真切的记录。无论是着力刻划养羊人对羊羔子的热爱的《羊奶奶》，从感情生活的波澜透视人物对劳动的态度的《往来工地的信件》，还是直抒胸臆、情致婉然的《乡村小曲》，全都浸润着对劳动的迷恋和这种新的美的观念。在艺术构思上，也显出了你日趋成熟的风格和特色。
不妨以抒情诗式的《乡村小曲》为例。这真是一组名副其实的“小曲”。那么短小精致，每篇不过千字左右；又那么明快欢畅，传出了心脉的跳动。我最爱其中的《扁担》和《栀子花》。《扁担》是从“不敢一下子肯定扁担的所有权”开始的，一句话点明了初下农村的大姐的心情。如果说，你写大姐“上供销部挑了一根扁担，大模大样地写了‘××用’三个大字”这一句会引起不少人会心的微笑；大姐学会挑担时对扁担的礼赞：“它身负重任，而又善于把一切什物组织起来……”就会引起更多的人对劳动者的智慧的惊叹；当大姐想起以往的许多年没有和扁担作伴，深感遗憾的时候，人们不由得要为这种劳动者的感情而叹服了；可是你意犹未尽，又接下去写了大姐临走的时候，大妈问她讨这条漂亮的扁担，大姐犹豫了又犹豫，最后只好红着脸说：“大妈，我一定给你捎一支新的来。”用出人意料的一笔，给这支小曲谱上余音袅袅的尾声。《栀子花》又另有清新的风韵。你把栀子花作为这个小山庄妇女纯朴、清雅的象征，也作为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的亲密情谊的象征。三个不同的赠花者，先后送来三样不同的栀子花，有满开而带露的，有涓洁而娇小的，有含苞待放的，各如其主。文字则和生活本身一样朴实，让我们凭自己的感觉嗅到栀子花香气，领略栀子花的风格。
你对扁担的感受，是长期劳动锻炼的产物；你对栀子花的体会，是和农村妇女结交的结果。要不是千百次挑着担子来往于乡村的道路上，就不可能产生那样真切的思想感情；要不是和农村妇女相处得跟亲姐妹一样，就不可能得到那些真心实意的礼物。这不过是《乡村小曲》中的两个例子。不用说，其他几首小曲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一组小曲之所以可爱，正因为它们来自生活，发自内心。你之所以能选择得精确，表现得简练，正因为你在这方面接触得多，理解得多，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有适当的表现方法。
可以看出，你下笔之前，曾经反复锤炼过取之自然的原材料，写的时候则让酝酿成熟了的诗情画意从笔底潺潺流出。你着意推敲的不是文章的词藻，而是生活中的诗意。你竭力追求的不是词藻的美，而是思想感情的美。你能用少量经过千锤百炼的材料，抒发满腔深情厚意，并且把某些最愉快的发现藏诸纸背，让人想像得之。就像《羊奶奶》这样可以划为短篇小说的作品，也同样具有抒情诗一般的特色。
你抒发的是革命者、劳动者的感情——对战斗、对工作、对生活、对理想的热爱，对战友、对亲人、对阶级兄弟的热爱。你把注意力更多地付与了只有新社会才可能出现的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心灵、美好的情操，用整个的心灵去歌颂它们，赞美它们。你时常张着友好的眼睛，在革命的大家庭里走来走去，随处给自己安排下值得羡慕的位置。在同志之间，像知心的姐妹；在孩子面前，像慈爱的母亲；在长者身边，像爱娇的幼辈。你总能找到最亲切的语言、最体贴的词句，来创造你那纯粹由散文构成的诗篇。
* * *
从生活中的诗意到艺术上的诗篇，是一段既平凡而又艰巨的历程。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诗意，对一切人都敞开供应，无所偏倚。然而只有敏感的人能撷取到内中的精华——那最富哲理和最为美好的部分。这敏感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政治锻炼，阶级感情不断深化而又融合无间的结晶。当你把来自生活的诗意形诸笔墨的时候，又不得不经受另一番严格的试验，就好像学生进考场一般，不管试题如何简单，都必须事先熟读全部课文，才能应付裕如。这里不存在任何侥幸，即使切取的是一个小小的片断，也必须心有全局，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展开精细的描绘。这本是你的作品给予我的启示。
我由此还想到，生活的课文浩瀚无边，而时代进展不息，斗争日新月异，作家只能写自己所熟悉、所理解的东西，却不能停留于自己已经熟悉、已经理解的东西。就拿当前的农村来说，这几年经历了多少复杂的斗争和巨大的变化！在你的笔下，却显得有点风平浪静，好像欠缺了一些什么。这不是值得思考的么？无论如何，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总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要求自己，进一步深入生活的海洋，投身火热的斗争，勇于涉猎更广阔的领域，发掘更具典型意义的矛盾冲突，以便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的咐托。
听说你这次下乡的目标，是斗争最尖锐的地区，还听说你要在参加劳动之余，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注意当前农村的重大变化，分析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物，为今后的创作拓宽道路、准备条件。这真叫我高兴。
既然你已经这样决定了，祝贺和鼓励不免是多余的。但是我至少要告诉你：你在这方面又给了我一个榜样！
第6版()
专栏：报刊文艺评论摘要
谈现代题材
老舍
首先，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我们编演现代剧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单就《剧本》月刊来说，十年来已发表了许多现代剧目，各地剧团上演的现代剧目也不算少。只是这两年编演现代戏的数目比较少了。
这十三年我也写了几个现代题材的戏，我的一位老朋友看完不满意地对我说：“可以休矣！”我可没有因此而泄气。不要因为听到批评就搁笔，要坚持写下去，要把我们毕生的精力献给戏剧事业，要勤奋地写，要全副热情地写，年轻的同志们更要有这股劲。
我看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所要写的人物。我写的东西有很多要不得的，也有将就要得的——如《全家福》演出至今，还没有多少改动。但假如我能更熟悉些人民警察的生活，戏就会写得更深刻些。
作家要深入人的精神世界，要有知己的工农兵朋友，要把这一代人的精神交给第二代。工人不一定只在车间才有生活，要不然写锅炉工人就得满台乱响，这是演戏还是烧锅炉？曹禺同志的《雷雨》，就是深入地写了人的精神世界。最近上演的沈阳市话剧团演出的《兵临城下》也写得很好。它不是枪炮连天，大打特打。满台放枪不见得就能感人。这个戏写了敌我双方人的精神面貌，可谓“武戏文唱”。如果人物再深刻一些，将是一个很好的保留剧目。
第6版()
专栏：报刊文艺评论摘要
话剧的现实题材问题
胡可
对戏剧的现实题材，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它的实质是要求剧作者们深刻地、真实而生动地描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壮丽的生活和复杂的斗争，认真地刻绘当代中国人民的战斗风貌，讴歌我国人民那种不为困难所吓倒、不为任何压力所屈服的坚强性格；要求剧作者们准确有力地打击一切反动的腐朽的事物，消除生活中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作风；要求剧作者们用革命的精神激励和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斗志。而这些方面，正是我们还没有很好作到的。
下面，我想就话剧的现实题材问题说一点个人的看法。
话剧较之戏曲，它更适于反映当代的生活，或者说更适于处理现实题材。我国的话剧，从来就是凭借着它的这一特长，服务于每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阵地的。因此，人们常常很自然地把话剧这种形式和现实的题材联系起来考虑。观众对话剧和对戏曲的要求，看来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说，今天的观众也希望着某些戏曲剧种能够描写当代的生活，那么，他们就更加要求从话剧的舞台上看到同时代人的精神面貌，看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图景，就更加要求从话剧的舞台上得到力量，得到鼓舞，得到自己关心着的某些问题的答案。更好地去满足观众的这种需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剧作者们的光荣任务。因此我觉得，对现实题材的提倡和扶植是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剧作者们能否踏实地不断地保持着与群众的火热斗争的接触，并且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艰苦的劳动。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丰富的史迹和大量的古代人物对今天犹有教育意义。至于五四以来的革命斗争历史，值得描写的内容就更多，把这些内容搬上舞台，也是观众所十分渴望的。不过比起需要描写的内容来说，我们的剧作者队伍是太小了。这就使得一旦某一类题材吸引了稍稍多一些作者的时候，另一类题材就产生了缺货的现象。我个人觉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根据不同剧种的特点，在题材上保持个相对的分工似乎是必要的；另外，根据不同作者的情况，在题材上分别地有所侧重似乎也是必要的。
〔原载《北京文艺》十一月号〕
第6版()
专栏：
独幕话剧的新收获
王哲生
小型剧本创作，在最近一段时期中有一些新的收获。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的独幕话剧：黄钢、谭洁同志的《在中国的会见》，赵羽翔同志的《学犁记》，泽兵同志改编的《人红物宝》和苏耕夫同志的《卖马计》，有力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我国人民和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散发着清新、健康的生活气息，流露着强烈的时代感情，是难能可贵的优秀作品。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正在殷切地期望着剧作者写出反映现实，响彻时代声音的作品来。
独幕话剧，形式短小犀利，是戏剧的突击兵，它具有锐敏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特长，需要剧作者为这种艺术形式付出艰巨的劳动。赵羽翔、苏耕夫同志是长期致力于独幕剧创作的有经验的青年剧作家，他们一直密切地关心现实生活，这两个剧本可以说是他们近一个时期的主要的创作成果。作家黄钢同志对于独幕剧也有很浓厚的兴趣，《在中国的会见》是他在自己先前所写的一篇特写的基础上，花费很多心力写成的。《人红物宝》原是业余作者的创作，泽兵同志结合剧团演出不断地丰富、加工改写出来的。作者们都曾在深入群众斗争生活方面下过功夫，都曾在创作中下过苦苦思索的功夫，并且在剧本写出之后都曾不惮烦地再三加工、修改。他们是把他们生活中丰富的见闻，对生活的思索研究，以及创作的经验，都凝集在他们的独幕剧创作中。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卖马计》和《在中国的会见》选取了概括性较强的人物和情节，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反映了颇为广阔的生活面。
在《卖马计》里，环绕着一匹难驯的野马的卖和买，描写几个生产队的队干部和部分社员，对此各持不同的态度，以及为此而展开的一场微妙的斗争。这一场集体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写得具有特色。生产队长李德光是个很有社会意义的人物，他认为大家既是选他当队长，他就要在为队员谋点利益上面显显身手，但是他不去严格区分集体主义的积极性和本位主义的积极性，侵犯了别的生产队利益。趁友邻公社生产队购买了一台拖拉机，他去演了一出求援的戏，骗买到一匹良马；又连忙去另一友邻公社生产队演了一出戏，说是自己队里新买了一台拖拉机，向人家讹卖自己队里的那匹野马。他是那么千谋百虑而又随机应变地设下圈套，来算计前去洽购马匹的他的妻弟，充分地暴露了他的损人利己的坏作风，然而有时候在他的身上也还表现出一点农民的忠厚老实的感情。剧本写他在他妻弟缴清购马款子后，叮嘱他妻弟：“牵回去……娘们孩子千万别让他们往马跟前凑，路上多加小心，兄弟，你姐夫我说的可都是肺腑良言”。就是刻划这个人物性格的妙笔，使这个缺乏严格锻炼，要用满足群众眼前利益的手段去讨好群众的新干部，跃然纸上。
人物关系的错综纠葛，加强了戏剧情节进展的紧张性。与李德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车把式王成，向李德光尖锐提出，“我选举了你，就有责任不让你作出丢脸的事”，这本是有力的一击；但是另一个对训练驽马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的车把式李武出面支持李德光，王成缺乏斗争经验，竟表示愿意和李武换马。这就产生了李德光等赶忙去牵马，驽马狂奔，王成向驽马抵死进行搏斗的紧张场面，也使得思想斗争又生出一番周折。剧本描写李德光讹售野马的那个生产队的干部和李德光骗买良马的另一个生产队的干部，都有异军突起的妙笔。一个是本来可以光明正大前来挑马，他却偏偏带着酒和菜来拉拢人，企图选到一匹好马回去献功，而落入骗局还长时间不自知。另一个是一眼就看穿了全盘骗局，但严肃地从全局出发来解决问题，他知道那匹驽马其实在经过严格训练之后将成为稀有的良种马，主动建议去帮助驯马；他把自己牵来的良马仍然留给李德光，但却机智地给了李德光一次教训。尽管《卖马计》戏剧冲突出人意外地发展，解决的过程也是剧本逐步深入地揭示了冲突发生的社会原因与社会意义的过程。李德光这种本位主义思想作风是在像王成这样一些群众掌握社会主义民主还不够熟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的，是在受到李武以及其他农民狭隘自私的思想的鼓励下发展起来的。剧本把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人物关系写得很不简单，并且对生活作了正确的评价。
生活中一些看来是平凡的现象和平凡的人物，有的艺术家却并不把它们当作贫瘠的材料。他们凭着锐利的眼光，能够从中发现更深一层的意义。《学犁记》和《人红物宝》通过很普通的事件，深刻细致地表现剧中主人公对生活的态度，这两个剧本能够发人深思，能够给人有益的启示。
《学犁记》的主人公田嫂子，是个普通的女社员，也许这个人生活中从未发生过惊人的大事，因而我们若是有机会面对面和她相遇，或许真是会轻易地让她从我们眼前闪过而未加注意。但是剧本却相当出色地提取了她的生活中一件有趣的小事，剖析了她的生活的这一瞬间，写出了她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一些很美的地方。剧本运用“反笔”，把田嫂子放在“反动作”的焦点上来描写。田嫂子的菜地被一位下放干部学犁时糟践了，她完全不知道。下放干部心情紧张，便想到田嫂子过去批评过他，想到田嫂子当天对毁坏别的社员菜地的自己儿子态度很严厉，便数说田嫂子不通人情、怪僻，等等。下放干部对是否去当面请罪犹豫了很久，这很长的时间中田嫂子给人留下的是被歪曲了的印象。终于田嫂子和下放干部碰面了，短短的几分钟，田嫂子所言所行表明自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她做事利落、洒脱，马上亲自跑到被儿子毁坏了菜地的社员家中去道歉，马上动手实践包下人家吃菜的诺言。当发现自己的菜地被践踏得不像样子，于是她不能不生气了。这是她“抱孩带爪莳弄的，那么容易呀！”“可我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心里也敞亮点。”待等搞清楚下放干部为的是学犁，她的气立刻消了。可是那下放干部一定要赔她钱，又激起她无名火高冒三丈，她说“你既不是安心祸害”“我反倒没有人味”“冲你这一手，我也不能原谅你”。田嫂子说话，说过就算。这时她倒是把帮助下放干部学犁放在自己的心上。剧本的妙处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件事，舒徐地细腻地刻划出田嫂子急公好义、正直善良、坦率热忱的性格。
剧本的安排很经济、紧凑。田嫂子初见下放干部时曾央请他帮助写一张给别的生产队妇女的挑战书，田嫂子和下放干部分手时，又接到代理妇女队长的任命，这两件事前后呼应。在田嫂子的精神世界里，把热忱地献身劳动、热忱地帮助同志当作自己的应尽的义务，把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发愤向上当作自己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生活，有鲜明是非感的农村新妇女。
这几个剧本写得很有“戏”，这也是它们的长处。剧作家们常常说：要抓住“戏”是很不容易的事。一出戏是一个动作，我觉得有的剧本所以戏剧性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它们善于处理剧本的“核心动作”。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会见》、《人红物宝》、《学犁记》都比较巧妙地抓住了、抓牢了“核心动作”，从而生发开去，写出意趣横生的“戏”来。
仓库管理员老陈，突然发现自己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要寻找的那个重要机器零件“顶杆”，原来挂着毛巾，压在毛巾下面，是《人红物宝》喜剧“动作核心”。这里很有“趣”，也很有“意”。一个再三向自己伙伴保证，他管理这些“废物”万无一失的人，居然出乎意外地在需要这东西时找不着，尤其出乎意外的是这东西就在毛巾下面“妥善地保管”着哩。一个总是看不起清理废料工作的人，认为那是白费力气，不得不面对必须去承认那是
“无价之宝”，并且为了寻找它流了许多汗水这样的事实。戏剧动作发展得如此强有力，“解结”显得如此强有力，因为在前面剧情发展中已经巧妙地“系结”，在前面动作发展中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剧本清晰地表现喜剧动作逐渐发展上升，其间每一个起伏、段落，都对老陈的性格、思想，作了更深一层的揭示。语言揭示了人物的内心动作，老陈那些议论“正事”“闲事”的旁白，鲜明地表现出他追求“清闲自在”的欲望，表现出这种内心欲望的可笑性质。这些语言是很幽默的。
写较复杂的故事，把不是单一的情节线索安排得有条不紊，《在中国的会见》是很见出功夫来的。这个剧本和黄钢同志原先写的特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故事发生的环境有所改变，从一个郊区人民公社，移到上海的海员俱乐部里，晚会的主人不是公社的社员，而是祖父、孙子几辈的海员。剧本所做的这些改动，加强了剧本中的辅助的情节线索。使剧中的次要人物更好地烘托、陪衬着主要人物，使剧本的思想意义显得更加深广。
阿尔及利亚码头工人克拉巴和法国女教师艾茉莉娜相结识并建立战斗的深挚友谊，是这个剧本戏剧动作的核心。这是一个写得扣人心弦的地方。剧本借助于一只表和一支歌曲，展开了这两个人物的动作，表现了这两个人物的命运。克拉巴生长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黑非洲，幼小时就被法国殖民主义者用三块美金一公斤的价钱，买到工厂去做奴隶。他对于法国殖民主义者强迫他们听法国歌曲非常反感。因此艾茉莉娜在晚会上表演《马赛曲》，他便流露出厌恶的情绪，弄得艾茉莉娜甚为狼狈。克拉巴丢失了一只表，这只表后来由拾到的人送来了。原来这只表是艾茉莉娜送给自己的丈夫的，她的丈夫被强迫送去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但是这个青年却是同情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在监狱里他和克拉巴变成了战友。他把这只表送给了克拉巴。一只表把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战斗的友谊使他们紧紧地携起手来。剧本对“核心动作”的处理是出色的，对主要情节的处理是成功的。
有如绿叶扶持着红花一般，中国海员和古巴女战斗英雄的友谊，以及他们对帝国主义造谣工具——西方反动报纸的记者的揭露，是这个剧本安排得很好的另一条情节线索。塞西利亚得知海员俱乐部女服务员家庭中的一个曾祖父曾经参加过十九世纪古巴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便把一袋从古巴带来的泥土献给这位女服务员，这是中古两国人民革命的战斗友谊的表现，而帝国主义走狗却竟然对此进行厚颜无耻的污蔑。在克拉巴反对艾茉莉娜唱《马赛曲》使她处于难堪地位时，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污蔑亚、非、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当然，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旗帜下结成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帝国主义及其奴仆的一切造谣污蔑一定要破产。剧本结束时，海员俱乐部主任指着街道上节日的游行队伍说：“在觉醒起来和团结起来的世界人民面前，帝国主义者……一定会随着太阳的上升而最后消亡”。这些描写充满着诗意，充满革命的热情。而且正因为这条线索丝丝入扣地和主要线索纽结在一起，使得克拉巴和艾茉莉娜的革命友谊包含的意义更为扩大了。
我只想顺便对《卖马计》提几句，《卖马计》后半部结构有点松散，在我看来，是和没有抓牢戏剧“核心动作”有关系的。同时，这个剧本描写李德光损人利己的思想、行为时，对周围环境中正面力量在他的心理上应该引起的反应，表现得也不够充分。《卖马计》是一个较优秀的剧本，但是在这些地方却美中不足。
有人说《在中国的会见》人物过多，写得不简练。我以为不然。独幕话剧是应该力求简练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脱离内容来谈形式的简练。对于《在中国的会见》这样一个描写复杂的故事的剧本，是不能和对于写简单的故事的剧本，作一律的要求的。我觉得检验一个剧本写得简练与否，应该看它有无多余的人物、多余的对话、多余的情节。从这个出发点来看，《在中国的会见》还是写得比较简练的。同样，《学犁记》、《人红物宝》、《卖马计》基本上都是短小精悍的作品。以《人红物宝》为例，这个剧本写了四个人。四个人都在情节发展中起了作用，都有自己的性格，场次安排也是得当的。这几个剧本没有“闲人”“闲话”“闲枝节”，显然也是它们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