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故乡叙旧
陈残云
我回到家乡的那一天，天气很热，下了一阵过云雨，太阳还像火烧一般，晒得田野上升起了热浪，晒得人胳膊发疼。
我吃了午饭，邻居故旧都来扯谈，其中老农民陈灶分外热烈。他一来就问我要不要看看田间生产，我说什么都想看，他便高兴地领我往外走。
他带我到圩场上转了一个弯，看看风光。圩场上人头钻涌，熙熙攘攘，家禽的喧叫声和人们的叫唤声混作一团，煞是热闹。陈灶对一个不顾队里的生产、只管作买卖的人，很是生气，骂了他一句“忘本”。之后，他领我离开圩场，在田野四围巡逻，田野的禾苗一片翠绿，景色迷人，陈灶欣然地告诉我，今年的秋收，将是一个比往年更可爱的丰收盛景。
我们回到村里已经是傍晚了，金色的斜阳射进小巷来，习习的夏风吹进小巷来，暑气渐渐消减。陈灶脱掉上衣，露出树皮一般的身体，我们坐在我家门前的瓜棚下，乘凉聊天。
陈灶是生产队里的保管员，年纪才五十多岁，相貌却像六十开外，头发已经灰白了，瘦薄的腰背有些微弯，他是一个喝尽苦水的人。记得他少年时候跟富农看牛，常常挨饿，常常生病，身体又高又瘦，又迟钝，给人安了个花名叫“高大衰”。在村子里，比他矮半截的阔孩子，都嘲笑他，欺负他，打他。我和几个穷小子看不过眼，替他抱不平，他却很自卑，很胆小，有了我们帮手，也不敢对阔孩子还手。后来长大了，卖了半边祖屋，讨了个矮小老婆，跟着，又流到香港当了几年杂工，算是成人长进又见过世面了，但回到村子里来，依然给那些长大了的阔孩子欺负。直至共产党来了以后，他才挺得起腰板做人，才渐渐活得有声势，“高大衰”那个外号也随之消失。
现在，陈灶在村子里很有名声，十年内讨了两个儿媳妇，嫁了一个女儿，连添孙子在内，几乎年年都有喜事。大儿子在圩场上土产收购站当杂工，二儿子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女儿嫁给邻村一个生产队长，两个儿媳都是响当当的生产好手，各自立了家。他和他的在饭堂作炊事的老伴，都有固定工分，无挂无虑，生活舒畅。这样一个男婚女嫁都是顺头顺路、人人自立的家，十分叫人羡慕，陈灶从前作梦都梦不到。
多采的时代，多采的生活，使陈灶的性格变得开朗明快，热情达观。他那双自卑的眼睛，那个怕事的嘴巴，完全变了，变成一个经常是满面笑容，心快嘴直的人。在队里，仿佛是个严厉而和气的家长，有哪个年青伙子躲懒不出勤，或胡乱地使坏了农具，他总是半笑半骂地批评：“你祖爷不是阔佬，你莫当二世祖呵，牛仔！”
我和陈灶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生活历程和这许多变化，一半是我的老母亲告诉我的，一半是跟他走路时聊出来的。他知道我在外边闹过革命，是个共产党员，对我特别好感，特别亲热，他的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对党的热爱，和对我的少年时候的纯真友情，互相交融地在我的面前流露。
他靠着墙壁安然地坐在小凳子上，一边搧着葵扇，一边笑嘻嘻地问我：“老弟，你看我们的村子像样么？生产像样么？像个兴旺样儿么？比起你替我打抱不平那阵子，有甚不同？”
他连珠炮一般的问话，问得我发笑。我没有回答他，反问：“还有人叫你‘高大衰’么？”
我的母亲从屋子里端出一壶清茶，给陈灶斟了一碗，顺嘴答道：“谁都灶叔前灶叔后的叫，是个名人啦，还衰？”
“就凭共产党毛主席打下了天下，连我的衰运一气打走啦，不衰啦！”陈灶的声音响得震耳，把茶让了给我，续道：“说来也出奇，天下翻转了，人也走运。村里人心红，生产出色，且不说它，便是讨个媳妇，嫁个女儿，都是顺心顺意的。我这大半辈子发霉的人，竟有个好晚景。”
我被他的愉快感动着，笑问：“算个有钱人了吧？”
“不，不算！”他用劲地摇动着葵扇：“我不走自发，没多少钱，余粮倒有几升。”
“几升余粮，算什余粮？”我打趣道：“明儿你要请我吃饭，我不好意思吃呢！”
我母亲从旁插话：“他家的谷子瓮缸装不下，你吃他半年也吃不完。”
陈灶眨着欢喜的眼睛，悠悠然地抚着灰白的短发：“老弟，别的事儿阿灶照应不上，吃几顿粗饭全不费劲。说实话，这两年年景不坏，若不是‘大食懒’，爱吃不爱劳动，若不是只管走自由市场，顾私不顾公，谁家没几缸超产谷子？”
我问：“怎不多卖一点？”
“留点家底，明年养个猪。”陈灶很会打算。说着，他斟了满满一碗茶，咕噜噜喝了几口，用手抹抹多须的嘴唇，又道：
“你问我算不算个有钱人？嗯嗯，若是依了旧日的规例，穷家子讨个媳妇，嫁个女儿，都得卖屋借债，这账目算它一算，我也合得上个有钱人呵。”
我母亲搭腔：“你讨了两个媳妇，嫁了个女儿，哪里借过债？”
“就是呀，旧日请雇工的大耕家，无非是这个气势。”陈灶放宽嗓子笑了一下，很满足似地：“我是个顶知足的人，这就够啦，共产党比什么有钱祖宗都好呵！”
我问：“还有什么缺的？”
“这就难说啦，知足的人什么不缺，不知足的人，什么都缺。”陈灶似乎对什么人有意见。他说：“好比前些时，队里生产没弄好，短缺几颗米粮，便有人生怨气，如今米粮不缺了，却又有人走自发、要顾自发财。自私自利的贪心鬼，怎么填也填他不满，对不对？”
“对！”我点头说，随问：“米粮短缺时，灶婶生怨不生怨？”
“女人家眼底浅，喃几声是有的啦，“陈灶顿了一顿，打量我母亲一眼，带几分含蓄地：“可她和你老娘一般，识得大体，只管在屋里暗暗地喃，倒不曾在众人跟前胡说乱道。”
这时候，正有一个矮小消瘦的妇人走进巷子来。她矮得精灵，瘦得硬健，好比是一根坚韧的短棍，走路身轻脚快，显出一种麻利惯了的样子。她走近陈灶，把一扎门匙交了给他，仔细地对我端详一会，问道：“同志叔，你是公社来的吧？要不要在饭堂开伙？”
“哎哟，灶婆，你真是个懵婆子——”我母亲张嘴笑着，故意对她戏弄：“他是哪来的生客，你瞧，瞧——”
这原来就是陈灶的老伴。年轻时我曾偶然见过她一两次面，没有印象，她对我自然更陌生。她定神地盯着我，用铜簪子剔着微白的头髻，边摇头边笑：“不知。”
“嗯嗯，豆豉眼，瞧不见人！”陈灶抿抿嘴角，把葵扇递给她，责骂似地：“阿婆的儿子，怎不知？”
“是吗？他就是旺叔吗？”她喜滋滋地辨认着我，薄瘦的脸皮堆满笑纹：“人老啦，眼也钝，旺叔后生时的相貌，我全不记得啦。只记得——”她歇歇嘴，偏着脸瞥一瞥陈灶，笑说：“记得老家伙说过，旺叔帮他手，揍过那些欺人的阔孩子。”
“你该晓得，阿旺还跟着共产党，去揍过国民党阔佬呢。”陈灶挺着青筋脖子，用门匙敲敲墙壁，很神气地教训她道：“共产党打下天下，我们享了个太平福，应该知足呵。莫短缺几颗米粮，便天塌的一般，喃呀喃的。”
“我没短没缺，喃什么？”灶婶翘起尖尖短短的下巴，好强地反驳老伴。后来一想，似乎发觉自己有过差错，连忙遏低嗓门：“便是有些不悦意的事儿，心里解不下，也只跟阿婆喃几声罢啦，不曾在众人跟前嗟怨过。”
陈灶转过弯，夸她一句：“你就有这桩好处，明大理，识大体，若是人喃你喃，我定要骂你忘本呢。”
灶婶像别的老妇人一样，听话每每听了后半截，忘了前半截。她只管使劲地搧着葵扇，听到“忘本”这个字眼，不觉心里一怔，急嘴道：“我跟你老家伙熬了大半世，心肝肺腑你还摸不着？怎会忘本？便是一时糊涂，也不会把共产党的恩情忘掉！”
“我赞你好哇，没说你忘本。”陈灶高声说着，笑着，笑得多皱的腮颊上露出了红光：“可顶好是碰了什么难事，也不要生怨气，像喃呒佬一般。人走路每每踩着刺，生产遇上个逆境，米粮少分几颗，亦是情理，你懂么？”
“怎不懂？”灶婶显得神气，大模大样地说：“队长说过，世上没哪个是神仙，拦不住害人的风雨。”说完，她转动着矮小的身子，靠在我母亲身旁，拉个小凳子坐下。
“是呵，时年不济，连年大灾，”我解释着：“加上公社初立，有些事情没上正轨，一时照应不全——。”
“如今全上正轨啦，威势大啦，灾也不怕。”陈灶兴冲冲地打断我的话。之后，又有所感触地：“就怕有的人不知足，要一步登天，顾自家走自发。”
灶婶尖声道：“顶好是订些规条，谁不听从的，大伙评评理，叫他晓得大伙的威势。”
陈灶很赞赏他老伴的意见，点头道：“定然罗，也该开几回会，算个账，叫他脑筋亮几亮。”
我想插话，陡地被一个清响的声音阻断。那声音说：“日头快落啦，你还有闲心磨嘴？！”接着，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缓缓地走来。她不高不矮，不肥不瘦，穿了一套褪色的嫩蓝衫裤，裤管卷过了小腿肚，一手搭着压在肩头上吊着两个空木桶的扁担，一手用着小竹笠来搧凉，看样子是从田间回来的。她一面悠闲地走，一面大声说：“你快去挑水弄饭呢，支部书记说，今晚要开会。”
灶婶仰头望望夕阳，说：“早啦，你急什么？”随后她得意地告诉我，那女子是她的大媳妇桂英。
桂英说：“要提早开会，你知不知？”
陈灶热心问：“大嫂，什么要紧的会呵？”
桂英走到我们跟前，好奇地瞅了我几眼，像对陌生人一样，没有跟我打招呼，站住说：“说是跟走自发的人算算账，议议怎么作好大伙的生产。”
这正合陈灶的心意。他眼珠睁得圆亮亮的，对她的老伴挥手道：“对着啦，这个会顶要紧，你快弄饭去，早点吃饭，早点冲凉，人到得齐全。”
灶婶依了老伴的吩咐，把葵扇掷还陈灶，转身欲走，见桂英还在盯着我，便赶忙对桂英说：“你叫句旺叔呀，怎么眼巴巴的？没规没矩。”然后，灶婶要我明儿到家吃饭，说是她讨了两个媳妇，添了三个孙儿，嫁了一个女儿，让我跟她的老伴补喝两杯。我说：“别破费啦。”她说：“破费什么，炒个鸡子就是啦，酒也是自家酿的。”说完，不管我应允不应允，笑嘻嘻地走了。
桂英知道我是什么人，爽朗地唤了一声“旺叔”。她一点不拘束，熟落地说：“你还是满口乡下话，一听就晓得是我们村里人啦，顶好晚上到会场讲个话，大伙准喜欢听。”
陈灶连声赞成：“好好好——”
我说：“我不知村里情况，不讲了。”
桂英道：“村里人爱听时文，随便说什么都行。”她说得高兴，不提防扁担两头一滑，木桶砰蓬一响，摔跌在地上。
“想着听时文，桶子不要啦！嘘！”陈灶急忙跃起身，小心地审视着木桶，见一只跌破了篾箍，摔了底，他珍惜地抚弄了一会，责骂道：“你们就像二世祖一般，不知世道艰难。”
桂英跟他笑着说：“它本来就是坏的，你没保管好。”
“还怨赖我呢，嘘嘘！”陈灶东摸西弄，吟沉着：“修理一下还可用。”随转面对我说：“老弟，你讲时文就得添上这一条，教大伙记着，我们是穷家子，切莫忘了穷家子的本性，一把锄头，一只水桶，都是血汗换的，来得不轻易呵！后生儿女活得福气，哪晓得穷苦是什么回事？”
桂英很敏感，知道老家公认真得有点生气，她??嘴，轻松地笑道：“得啦，依你指点就是啦，别像老人院出来的，一点事儿便叮叮响，喃个不停。”
“不多喃几遍你不在心！”陈灶咽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训诲他的媳妇：“常言道‘兴家难，败家易’，队里人头众多，七手八脚，若不是人人知勤识俭，难得有个兴旺局面，没个兴旺局面，难得跟走自发的人算账！再说，不知勤俭的人，每常会贪慕人家走自发的，你懂么？”
桂英见他说得认真，动听，有纹路，很乐意接受他的教导。她眨着温顺的眼睛，含笑道：“说的是，你也把这段时文，跟大伙讲讲吧。”
陈灶受到媳妇敬重，一下子消了气，说：“若是轮得上我，我倒不怕唠叨，多喃几遍。”说毕，他提着木桶，径自走进屋子去，边走边问我母亲要锤子。母亲跟了他进屋。
陈灶走后，桂英转身坐在门槛上，轻声对我说：“他呀，性子很急，一点事儿不放过，像个眼紧的管家婆。”
我问：“队里的后生们都怕他么？”
“又怕他又敬重他。”桂英语气爽直，看来很喜欢这位性急又唠叨的老家公：“他保管的农具，全都看作自家的，谁使坏了，他都生气，严得不会转弯。”
我赞许说：“严一点好呵，队里该有几个这样的老宝贝。”
屋子里响起了修理木桶的声音。桂英告诉我，老人人老心灵，泥水、木器和各种农具都会修理一下，是个“八宝箱”，当保管员是合适不过的。我说最宝贵的还是他的爱队如家的好心和训诲后生们不要忘本、知勤识俭的真意。桂英点头称是。
随着木桶的叮当声响，夹杂着陈灶的自言自语的扯话声，好像还在训导什么人。桂英悄悄一笑，禁不住又哼了一句：“你听，长气袋……”
桂英的话被陈灶听着了，从屋里大声搭话：“什么长气袋？你出世出得合时，不晓得个‘苦’字是怎写的！”
桂英像无忧无虑的孩子似地，又贪趣地答了一句：“我不会写，我爸可跟你一样，写了大半世呢。”
“你记得就好，连小牛仔也得让他记着！”陈灶的声浪像破铜锣似的：“要不，就叫忘本！”
“你少操心好啦，老爷爷，”桂英依然用着带笑的语气，撩撩微风吹动的头发：“如今这样子，活上一辈儿我都愿意啦，忘什么本？”
陈灶不响，又发出叮咚叮咚的敲木声。我见桂英说得轻松，探询地问道：“你真愿意这样活一辈子？”
“是呀。”桂英肯定地点头。接着，她很满足似地告诉我她那小家庭的生活实况，她说，光凭她一个人的劳动，养活得她自己和两个孩子，她的男人月中也捎回来十把块钱，老人家又用不着她照料，所以不多不少倒有点积存。“老爷爷常说，他后生时下香港打工，活自己都活不了，我一个女子，却养活得三口人，这很难得呵。是的，这还不满意，要想登天？”
这是实情。朴素沉实的桂英，和她的老家公，和一切勤劳俭朴的农民一样，对于目前村子上的新鲜局面，是满意和喜悦的。我说：“对的，知足的人，便是苦一点也开心。”但我对她有进一步的要求，拐个弯子问：“你进了党没有？”
这一问，问得她有几分侷促，她歪着头，半笑说：“落后啦，还是个超龄团员。”
“实心实意地跟着党走，超龄团员也不叫落后。”我用着鼓舞的语调：“可如今的日子还不是顶好的，今天知足了，还该看看明天，往前面看，往前面走，要登天。”
桂英愣了一愣，疑问道：“登天？”
“是要登天。”我说。
“登什么天？”桂英依然瞪起圆黑的眼珠。
“建成社会主义。”我说：“要说登天，这就叫登天了，不管路有多长，多难走，你都该跟着大伙儿一块登上去。”
桂英很明敏，一下子就领略了话里的意义。她高兴地叫道：“是啦，旺叔，你这么一说，我的脑筋也亮啦。前些时只顾埋头生产，难得听到这些话。”
此刻，陈灶挽着修好的木桶，从屋里出来，着意吩咐桂英一句，要她往后好好使用，不许粗手大脚。桂英点一点头，忙着对他说：“往后你也别只管知足就算啦，老爷爷。”
“我懂，我全听懂。”陈灶高声接上：“登社会主义，阿灶准跟得上，进党可不行。”
桂英鼓动他：“行的，老爷爷也许可进党的。”
“不行，不行！”陈灶连连摇手：“阿灶不够成色，差远啦，
……”
陈灶说完，正有一个光屁股小孩，在夕阳斜照的巷子里奔跑着，跑到家门口，见关着门，便气喘喘地叫：“爷爷……”
这是陈灶的小孙儿，桂英的大儿子。他望望小孙儿，忙把门匙转交桂英：“小牛仔饿啦，你快回家拿个篮子，领他去饭堂端饭，也替我端回来，早吃饭，早去开会。”
桂英接过门匙，站起来，小心地挑起木桶，对我说：“旺叔，你就跟大伙讲讲这段时文呀。”
陈灶附和说：“这正合时，我也要骂一顿走自发的！”
我乐意道：“好好，我们大家都讲一轮。”
桂英欣欣然回家去。陈灶坐回原来的凳子上，依然是兴致勃勃地嘴巴不敛地和我闲聊，东拉西扯，谈新叙旧。
第4版()
专栏：
猎户
吴伯箫
秋收，秋耕，秋种，都要忙完了。正是大好的打猎季节。我们到红石崖去访问打豹英雄董昆。
深秋的太阳没遮拦地照在身上，煦暖得像阳春三月。一路上踏着软软的衰草，一会儿走田埂，一会儿走沟畔，不知不觉就是十里八里。田野里很静，高粱秸竖成攒，像一座一座的尖塔；收获的庄稼堆成垛，像稳稳矗立的小山。成群的鸽子在路上啄食，频频地点着头，咕咕咕呼唤着，文静地挪动着脚步。它们不怕人，只是在人走近的时候，好像给人让路一样，哄的一声飞起，打一个旋，又唰的一声在远远的前面落下。村边场园里，晒豆子的，打芝麻的，剥包米的，到处有说有笑，是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
我想：董昆是什么样子呢？可像家乡的尚二叔？
小时候，在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晚上吃完了从家里带的干粮，等着点灯念书的时候，总爱到学校门口尚二叔家去串门儿。尚二叔是打猎的，兼管给学校打更。不知道他的身世怎样，只记得他一个人住在一间矮小的茅屋里，孤单单地，很寂寞，又很乐观。他爱逗小学生玩儿，爱给小学生讲故事。当时我很喜欢他门前的瓜架，苇篱圈成的小院子和沿苇篱种的向日葵。我也喜欢他屋里的简单陈设：小锅，小灶，一盘铺着苇席和狼皮的土炕；墙上挂满了野鸡、水鸭、大雁等等的羽毛皮，一张一张，五色斑斓。最喜欢当然是他挂在枕边的那杆长筒猎枪和一个老得发紫的药葫芦。
跟着尚二叔打猎，在我是欢乐的节日，帮着提提药葫芦，都感到是很美的差使。尚二叔打猎很少空着手回来，可是也不贪多。夏天的水鸭，秋天的雉鸡，冬天的野兔，每次带回不过两只三只。打猎归来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凯旋，背了猎获的野物走在路上，连打猎的助手也感觉到有点儿神气，猎罢论功，我的要求不高，最得意是要一两枝雉鸡翎。
可是在邻村读书只有半年，新年过后就转到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了。打猎的生活从此停止。抗日战争期间，自己扛过长枪，也带过短枪，可是都没有舍得用那时比较珍贵的子弹去猎禽猎兽。这次走在访问猎户的路上，才忽然想到自己原来对打猎有着这样深厚的兴趣。
“咱们先绕道去望望‘百中’老人吧。”顺路陪我们的林牧场场长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就这样自动地建议。他说：“老人是老打坡的，夜里能够百步以外打香火，那是名副其实的百发百中。老人姓魏，得了‘百中’这个绰号，真名字反而很少人叫了。他住得不远，就是那个有三棵老松树的村子冯岗。老人七十三岁了，可是你看不出他衰老的样子。耳不聋，眼不花，爬山越岭，脚步轻快得连小伙子都撵不上。”
可是不巧，我们到冯岗的时候，老人的屋门锁着。听柿树底下碾新谷的一位大娘说：“老人昨天上山打獾去了。”接着解释：“收豆子、红薯的时候，獾正肥哩。肉香、油多。俗话说‘八斤獾肉七斤油’啊。”山里的人看来谁都懂得打猎的道理。
“老人能到哪儿去？”
“拿不准啊。左右在这一带山里。”
“几时能回来？”
“那也说不定。少了三天五天，多了十天半月。他带着枪，到哪里都有吃有住。咱这周围百儿八十里谁不知道‘百中’老人呢？何况现在是公社，他是咱公社打猎的老把式，到哪里还不是家？”我联想到了唐朝贾岛的诗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心里有些怅惘，可是也更增加了对老人景慕的感情。
场长说：“走吧，老人跟董老大最熟，说不定到红石崖去了。碰不到他也不要紧，反正老人的本领大家都晓得。有一次，也是秋天，我跟老人一道儿赶集，他问我，‘吃过獾肉没有？’我说，‘没有，怎么样，请客么？’他说，‘獾肉好啊，是医治牲口的良药，明天打一只来你尝尝。’我说，‘不容易吧？’他说，‘试试看。’第二天他真的就掂来了一只獾。满不在意地招呼说，‘就撂在这儿吧。’摸摸獾身上还有点儿温呢。”
走下一道山岗，沿着一条鹅卵石的河道进山。潺潺的流水，一路奏乐作伴。路旁边，一会儿噗楞一声一只野鸡从草丛里飞起，那样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捉住似的。一会儿又从那里惊起一只野兔，也那样近，你差一点儿没踩到它。可是来不及注意，它又已经一蹦一跳，左弯右拐，拼命地跑得只剩下忽隐忽现的模糊踪影了。你的眼睛紧紧跟着那模糊的踪影，它会把你的视线带进一带郁郁苍苍的山窝。那山窝就是红石崖。
红石崖，山窝里散乱地长满了泡桐、乌桕、楝、楸、刺槐等杂色树木。三面山坡上有计划地栽种了檞树和马尾松，蓊郁苍翠，看样子怕已经成活六七年了。从沟底顺斜坡上去，是一排一排的牛棚、马棚。平地整畦，是一片一片的菜园、苗圃。几百箱蜜蜂，嗡嗡扬扬像闹市。四五个羊群牧放在东西山腰，远看像贴山的朵朵白云。自然环境里有整饰的规划，野生的动物植物衬托出人工饲养和栽培的巧夺天工。真是又林又牧，好不繁茂兴旺。
可是又不巧，踏上红石崖，不但‘百中’老人没有来，董昆也到县城领火药去了。场长带我们到山上山下参观，介绍给我们看董昆他们打的野物皮子：狐狸、貉子、獾、水獭、野猫……种类实在不少。去年一年他们打猎小组打了四百三十六张大皮子哩。加上兔子和野鸡，足够一千只冒头。他还特别拿出一枝中式钢枪给大家观赏。那是董昆打死了金钱豹以后，劳动英雄大会发给他的奖品。枪号是VV532。
看看天色晚了，外边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地落起雨来。深山雨夜，格外感到林牧场的温暖。晚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蒸红薯，葱炒橡子凉粉和滚烫的新谷米汤。够丰盛了，场长却抱歉地说：“可惜董昆他们不在，不然应该请你们尝尝这里新鲜的山珍野味。”可是那一夜，我们看的，听的，哪一样不新鲜呢？哪一样不紧紧联系着山珍野味呢？
“山里人家一夜穷”。野猪一夜工夫能拱完一亩红薯，狼、豹会咬死咬伤成群的牛羊。山居打猎，一举两得：既生产肉食毛皮，又保护庄稼牲畜。所以林牧场设有打猎专业小组。打猎的讲究不少：雉鸡、野兔要白天打，叫打坡；野猪、狐、獾、狼要夜里打，叫打猎。打猎要认路：狼有狼道，蛇有蛇踪。狼走岭脊，狐走山腰，獾走沟底。打啥要有啥打法：“暗打狐子明打狼。”打狼要招呼一声：“哪里去？”狼停住一看的工夫，砰的一声枪响了，准中。有的打猎要下炸弹，把炸弹包在油饼里，猎物闻到香味来吃，一咬就把嘴炸烂了，不死再打也容易。小兽用火枪打，大兽用钢枪打。捉活的要下拍子，挖陷阱。捕蛇还要在蛇路上下刀子。蛇爬过来的时候，微露地皮的锋利刀尖，可以把蛇的腹部从头一豁到尾。……不过，“畋不掩群，不取麛［mí］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见《淮南子·主术训》）狩猎要“护、养、猎并举”。
娓娓动听的一部猎经，真可以使猿倾耳，虎低头。
那一夜滴滴??的雨声里我不知道睡着没有，仿佛睡梦里都跟醒着一样，趣味横生的打猎故事，生动、惊险，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早晨，深深呼吸满山满谷带霜的新鲜空气，感到精神抖擞，浑身是力量，仿佛一夜的工夫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够上山擒虎、入水捉蛟的出色猎手。辞别场长出山的时候，自己也仿佛不是离开红石崖，倒像在酒店里喝足了“透瓶香”，提了哨棒，要大踏步迈向景阳冈。
这时候倒真巧了，我们在林牧场木栅栏门前，顶头遇到一位彪形大汉。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都冒叫了一声：“你是董昆同志吧？”宽肩膀，高身材，手粗脚大，力气壮得能抱得起碾磙子，相貌跟传说中的打豹英雄这样相似，不是他该是谁呢？
“是我。”回答证明我们的招呼不算冒失。
“怎么，你们要走么？”大汉的反问却使我们有点儿吃惊了：他知道我们是谁？他接着说明：“晚上在县里接到电话，说有客人找我，鸡叫赶着往回走，想能碰到，果然真碰到了。走，再回去谈谈吧。”董昆人很爽快，又有些腼腆。看他眯缝着眼睛，好像随时都在瞄准的样子。不笑不说话，一笑眼睛就眯得更厉害，可是眼睛微微睁一下，就有一种闪烁的射人的光芒。据说在漆黑的夜里，他能识别猎物的踪迹哩。
“……十四岁开始打猎，打了二十多年了。起初给地主看羊。羊叫狼吃了两只，自己挨了一顿皮鞭。那时候不懂得革命，恨地主也恨在狼身上，想：‘弄杆枪打狗日的！’这样我就跟狼拼上了，见了就打。抗日战争期间，在游击小组，没说的，鬼子、国民党跟狼一齐打。前年，金钱豹吃牛、吃羊，闹得很凶。我想：‘怎么没让我碰见呢？’后来邻居一个小姑娘，上山打柴，一夜没有回来。找遍半个山，只在半山坡上找到一只鞋子。我想：‘来了！’腊月十九下大雪，半人深。我们就计划打豹子。打豹子，先用炸药炸，后跟血迹撵。四天四夜，累了就扒开雪堆蹲一会儿。走过龙天沟、卧虎寨、蜘蛛山……先后打了二三十枪，豹子伤得很厉害，可是还没打死。火枪不顶事啊！在恶石寨的山沟里，我头顶住豹子的下巴，两手紧搂住它的腰身，跟它打了二十多个滚。从绑腿拔刀子，因为冻了没拔出来，用右手使劲把豹子一推，不想它的爪子抓了我的右胳膊，从肩头一直划到手指。一条血窟窿。有的筋都差点儿断了。我们小组的老李给了豹子最后一枪，才算把它结果了。”
这已经不单是有趣的故事，而是真实的血淋淋的搏斗了。董昆从衣袖退出右臂，我们带着钦敬的心情仔细看了那条微微隆起的伤痕。当我们不停地嘘唏赞叹的时候，董昆自豪地说：“现在我们打猎小组的人都是民兵，我们保护生产，也保卫治安。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它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不怕撵到天边地边或者受尽千辛万苦，要打就一定把野兽和强盗消灭！”
谈着谈着，不觉已经是晌午。
天晴了。
很好的太阳。
（196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