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发展农业生产的必由之路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学习札记
郑远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规定了我国农业方面的任务：“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这是党在农业方面的具体任务，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
战胜困难的决定性因素
发展农业生产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为什么呢？从一般的道理来讲，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不发展，一切无从谈起。道理很明白，人是要吃饭的，是要穿衣服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一切事业，都离不开人，因而也就离不开粮食，离不开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否则，是一件事也办不成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上就讲过这个道理。他说：“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我国广大农村在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创造了比解放前高得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粮食和经济作物有着较多较快的增长，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约占一半；在轻工业原料中，来自农业的占绝大部分；在我国全部财政收入中，直接和间接与农业有关的收入，约占一半左右；在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占70％以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成就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从1959年、人民公社成立的第二年起，我们连续遭到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这种连续性的灾害，如果发生在旧社会，那将造成极其悲惨的后果。据统计，清朝嘉庆十五、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咸丰七年，光绪二、三、四、十四年等八个灾年，死于灾荒的人口竟达六千五百七十八万人。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不但限制了自然灾害的破坏作用，而且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得多地克服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从艰巨的斗争中取得了促使情况逐步好转的主动权。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他又说：“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那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48页，编者按）。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这样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正是这样。在长时期抗灾斗争中，全国同心协力执行政策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国民经济的总趋势是一年好过一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农村情况的好转绝不是偶然的，绝不仅是靠好天气得来的，而是加强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正确贯彻执行政策，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优越性的结果。
今年秋季各地三秋工作进度比往年快。北方各省冬麦播种面积正茬增多，墒情较好，底肥略高于去年，播种适时，耕作质量较好，只有少数地区是抗旱播种的。全国大牲口在上升，猪、禽、蛋类发展很快，收购量与去年同期比较都有了较大的增长。从现在看明年，可以说，农业生产将会有新的高涨，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也将会进一步有所改善。正因为这样，十中全会公报号召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面向农村，要把农业工作摆在所有各项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应当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就是说，要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来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把农业放在首位，忽视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重要的地位，必然要犯错误。对于农业生产的看法必须是全面的。这就是全力争取明年粮食、棉花、油料、烤烟等经济作物全面增产。应当看到，随着粮食的逐步增产，棉花的增产也正在提到同等重要地位；重视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增产，农业的全面增产才能成为现实。那种只重视粮食生产而忽视棉花生产的思想是片面的。任何片面的思想都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的。
农业集体化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党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基础上，领导农民采取多样的灵活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地逐步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接着，依靠农业集体经济的力量和国家的支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准备条件。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规定了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多年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党的这一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自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试行以后，我国农业生产的速度就随着集体化的不断胜利而逐年增加。195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就已经超过解放前最高年（1936年）产量的11．3％。同1949年产量比较，增加了42．8％。1956年是全国合作化高潮的一年，虽然粮食生产遭受了洪水、内涝、台风、干旱等等自然灾害，但是，组织起来的农民积极生产，克服困难，显示了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因而全国粮食总产量仍然比1955年增长4．4％。如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比较，已超过了31．6％。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较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33％强，棉花增长93％强。1958年是大丰收的一年，产量较1957年为高。1959年到1961年，尽管我们遭到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歉收，但是由于全国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社员的觉悟，把广大社员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已经日益好转。
我国农业在集体化过程中是不断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的。农业的发展速度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从单位面积产量来看，盛产水稻的日本，水稻单位面积产量，1877年每公顷为二千二百七十公斤，1957年为四千四百五十公斤，八十年间增加96％；以产小麦著称的美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1957年的产量仅比八十八年前的1866—1875年的平均产量增加80％。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八年间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即增加42％，小麦也增加了33．6％。
从粮食作物总产量（包括稻谷、小麦、杂粮）来看，以1957年与1949年作比较：美国增加6％，日本增加17％，英国没有增加，还减少5．4％。我国虽历年受灾，1956年、1957年成灾面积都各达二亿多亩，八年间粮食作物总产量却增加了71．6％。从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来看，仍以1957年与1949年作比较：美国增加27％，日本增加16％，英国增加5％（以上资本主义国家产量数字均依据联合国历年粮食农业统计年鉴及农业经济统计月报等资料）。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增加43．6％。资本主义农业由于它的重重的危机和矛盾，在发展的速度上是不可能有计划地逐步增长的。美国是农产品较多的国家，但是在美国南部就有着约三千万人口的“饥饿地区”，这个地区“从不适当的土地所有权，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开始，引导人类陷入不可避免的穷困、饥饿及人口过剩”。用肯尼迪自己的话说：美国“每十户家庭中，即有一户的饮食不足，甚至低于标准营养需要的三分之二”。美国垄断资本正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大农业作为压榨人民的手段。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是根本没有保障的，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农产品的“过剩”，正是美国人民贫困化的一种反映。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谈不到有计划地提高产量。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阶级斗争不断胜利的基础上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才能不断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从1958年起，人民公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建立起来。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吸收了我国农业合作化各个时期的有益的经验。在人民公社化的伟大实践中，党中央随时总结实际经验，规定了适当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措施，现在它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是在前进中。许许多多办得好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他们的生产稳步上升，发展速度超过了合作化的各个时期。他们用事实说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伟大力量：
北京市郊区红星公社西红门生产大队，过去是片京郊有名的风沙、雨涝、盐碱集中为害的地方，产量每亩只有几十斤。集体化后造了防风林，打了七十二眼电井，开了一条大渠，改造一千多亩土地，改变了原来贫瘠面貌。人民公社化以来，粮食、蔬菜连年增产，单位面积产量分别由1958年的二百七十九斤和五千六百五十七斤上升到今年的四百四十斤和九千斤。
湖南中部有个邵阳县，解放前，干旱灾害严重，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后，1949到1952年，全县粮食平均年产量为一亿七千多万斤；1953到1957年，在合作化运动期间，年平均产量为二亿二千多万斤。从1958年公社化后，大办水利，全县产量达三亿三千万斤。1959年、1960年和1961年曾经遭到一百天到一百五十天的大旱，粮食总产量仍分别达到三亿零四百万斤、二亿四千万斤和二亿八千多万斤。今年又遭受三次灾害的袭击，由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挥了作用，总产量达三亿多斤，比1961年增长4．15％。这个县五年来粮食总产量年年超过1957年。
以上两个材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办得好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单位中的平凡的例子。但是，它们从本质上表明了集体经济的道路是发展生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尽管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由于条件不具备还没有可能完全制止天灾的为害，但是，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无比优越，却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从我国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历史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才能创造条件战胜灾荒，有计划地逐步发展生产，使全体人民过共同富裕的生活。
二，只有高举党的三面红旗，依靠人民公社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国。
三，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积极性，我们一定可以创造比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得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进一步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发展农业生产，在我国已经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这就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大农业。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现在就要全面规划，踏踏实实地办好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目前人民公社有一批生产队由于领导人员不力，还没有办好。这些薄弱的生产队更要用大的力量来改变现状，争取在短时期内赶上先进的生产队。
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中心问题，是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同时，全党全国要集中力量在物质技术方面，在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只有从这两方面入手，才能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现代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从内部挖掘潜力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最为重要的工作。人民
公社、特别是生产队的潜力是多方面的，也是很大的。能否把潜力挖掘出来，增加生产，这是考察人民公社各级组织是否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方针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这里要十分注意提高社员的阶级觉悟，发挥社员社会主义和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平，提高农活质量。牲畜是我国农村目前的主要动力，应当有一个大发展，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要多多养猪（在山区及回民地区是发展养羊），多多利用当地行之有效的各种方法，尽力增加各种农家肥料。人民公社不能轻视对现有牲畜的保护和继续繁殖，也不能放松积肥工作。现在，我们的农业动力和肥料主要依靠人民公社及生产队本身来解决。应该看到，即使在将来有了较多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时候，畜力和有机肥料仍然是要发展的，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
学会办好集体经济，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搞好经营管理，特别是学会掌握提高农活质量的领导艺术，这是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要认真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合作化以来的各种经验要认真地总结，吸取其中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大量良好办法，坚持自愿、示范、互助、互利的原则，改进经营管理工作，正确地建立生产责任制度，提高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耕作的质量。
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必须正确地实行两个重要的方针：一个是坚决实行民主办社的方针，学会走群众路线。所有耕作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分配问题，都应该事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不能由干部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另一个是，坚决实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向社员公布工分、粮食、资金和其他物资的情况。各级干部是人民勤务员，是普通劳动者，不能特殊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不断地指示我们，领导要同群众结合，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力戒独断专行、妄自尊大、哗众取宠等不良作风，而要埋头苦干，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要学会在经济上精打细算，衡量利弊，分别先后，使一切工作都能够脚踏实地，使计划真正切合实际，使措施能够行之有效。
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决定于对农业生产能否实行正确的领导。农业生产是多方面的，要因时因地制宜，作好全面安排。粮食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要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还要努力发展棉花、油料、蔬菜、烟叶、麻类、糖料、蚕丝、茶叶、果类、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要用很大的努力，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从实际出发，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多种经营，以便合理利用土地和各种资源，综合利用劳动力，增加生产，适应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并且增加社员收入。
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要认真推行那些适合当地实际情况而又为广大农民所熟悉和欢迎的增产经验，以及各种行之有效的农作物的轮作制度。这些都要按照保护地力和有利于增加生产的原则去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工作十分重要，要慎重而又积极地去做。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和积极性，同时也依靠科学家的帮助。要尊重和合理采纳老农的经验，也要尊重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并且要按照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原则，经过反复试验和典型示范，根据群众的自愿，逐步推广增产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措施。人民公社要把这件工作看作是一项经常的重要的工作。有些地方曾经一度对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和种子的改良推广工作不够重视，这种现象正在改变。要用很大的力量整顿、充实和提高种子站、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和植物检疫站等的工作。现有的拖拉机站和电力排灌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要继续办好，要使现有的农业技术装备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
为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还要在集体经济内部，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
国家的各个部门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是办好集体经济的有决定意义的外部条件。支援从何入手？这要有远期规划，更要有当前的切实的安排。一切支援农业的工作都应当讲求实效，真正同农业对上口径。作到这一点，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成的。支援农业应当把握重点，掌握时机，积极慎重地解决发展农业生产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才能收到预期的结果。在方向明确了之后，正确的作风是极其重要的。在制定支援农业的计划和实行某项农业技术措施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调查研究，同群众商量，同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的科学家实行同志式的合作，把力量用在适当的、迫切的地方，用在最能够发挥经济效果的地方。对于农业的支援，能够作的事情是很多的，也必然是越来越多的。正因为是这样，就很有必要尽最大的努力抓住最为迫切的工作。如重工业部门。为农业提供当地适用的各种机械、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等生产资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原料、材料，以便增加市场需要的消费品。各个部门也都应该根据党的十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和自己特定的任务，针对农业的需要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会进一步巩固，我国农业生产就会有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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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城乡关系
高征绳
一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着不同性质的城乡关系。一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城乡关系都是对立的。城乡对立贯穿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资本主义社会把城乡对立发展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城市残酷地统治和剥削乡村。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信贷制度的整个发展进程，使农民遭受剥夺，大多数农业人口陷于破产，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乡村全面地从属于城市。但是，“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但是可能的；它甚至是工业生产本身以及农业生产所直接必需的”①。要消灭城乡对立，就必须彻底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城乡对立的尖锐化程度，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那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城市为中心，依靠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乡村进行全面的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他们通过经济垄断组织，利用对市场的控制地位，竭力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额；通过高利贷剥削网，重利盘剥农民；并且还通过苛捐杂税等等形式，残酷地压榨乡村，使广大乡村濒于经济破产的绝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乡村实现了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同时，在城市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我国废除了封建主义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就从根本上消灭了旧中国城乡对立的经济基础。现在，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友好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城市和乡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形成了城乡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新型的城乡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消灭了，城乡间的对抗性矛盾不存在了，但是，还存在着城乡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当前，我国城乡间的非对抗性矛盾主要表现在：工业一般是全民所有制，农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工业一般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农业基本上还是依靠手工劳动和畜力，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城市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一般地比乡村高一些，工人和农民仍然是彼此经济地位不同的两个阶级。在我国的城乡关系中，城市居于领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领导乡村，意味着城市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乡村。我国的旧城市，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面貌，由剥削的城市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城市，它已经不再是统治和剥削乡村的据点，而成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领导乡村的中心。
二
城乡互助合作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经济上，城乡关系表现为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工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商品粮食，来自农业部门，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也大多来自农业部门，而农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所需要的工业消费品，则需要工业部门来提供。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总方针，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妥善地安排城乡关系。
我国工业的发展要坚决地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了“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毛泽东同志十分明确地指出“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我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随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将会是农业技术改革的到来。这种情况，就使农业生产不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要数量日益增大，而且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要构成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当前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是大量的中、小农具，那末，不久的将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则是愈来愈多的大型农业机械，这种趋势已经愈来愈显著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任务，正在成为我们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议事日程。因此，工业部门要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应当根据农业技术改革的这种必然趋势，按照目前的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进行合理的调整，加强薄弱部门的生产能力，努力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以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需要。我国城乡的互助合作关系，在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结合的基础上，将会得到新的发展。
面向乡村，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首要地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当前，城市支援乡村，工业支援农业，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加强城乡关系的中心环节。工业部门要切实地做到在工业生产的计划安排上，在原料、材料和燃料的分配上，根据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次序，尽最大可能增产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日用消费品。重工业部门除了要保证完成大型农业机械的生产任务以外，对于当前农业生产最急需的中、小农具，要以最大的力量去解决；轻工业部门则需要尽最大的力量努力生产农民生活的急需的日用工业品。这样，才能够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互助合作关系。
同时，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应当注意到乡村可能提供的支援问题。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都要充分地考虑到乡村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以及劳动力的支援。因此，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应当同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如果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超越了乡村可能提供的支援，那末，工业和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城乡人民生活，都要受到不利的影响。只有以农业为基础，根据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来决定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城市建设的规模，并使城乡人口经常保持在合理的比例上，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才能够立足在巩固的基础上。
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主要是通过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来实现的。我国的城乡经济联系，是在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是使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有力杠杆。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乡经济联系的基本形式是商品交换。我国现阶段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在全民所有制中，生产资料属于全民的财产，产品由国家支配。在集体所有制中，生产资料属于集体的财产，产品由集体支配。它们彼此之间不能够无偿地占有对方的产品，这就决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必须通过一定的经济联系形式来相互交换其产品。集体农民只愿意以商品的形式来转让自己的农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是集体农民所能够接受的经济联系形式。因此，商品交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乡经济联系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纽带。社会主义城乡间的商品交换，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城乡间的商品交换。资本主义城乡间的商品交换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城市资产阶级利用商业等形式，以不等价交换、贱买贵卖等手段，残酷地剥削乡村农民，造成城乡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同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城乡间的商品交换，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城乡通过社会主义商业这一桥梁，从经济上联系起来，这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剥削。
工业品同农产品的交换，实行等价交换原则，是正确处理城乡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城乡互助合作关系的根本利益的表现。社会主义商业是城乡间商品交换的桥梁。因此，商业部门应当运用价值规律，掌握等价交换原则，根据党和国家的物价政策，正确地解决供应农民东西和向农民收购东西这两方面的问题。为此，就要制定工业品同农产品的正确比价，使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确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如果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过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过高，或者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过高，工业品的销售价格过低，那末，前者必然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后者必然影响国家资金积累和城市人民生活，不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商业部门在销售工业品和收购农产品的工作中，还要认真贯彻执行分等论价、按质论价和优质优价的原则，不得任意压级压价、提级提价。并且对各种不同品种的商品，分别确定合理的地区差价、质量差价、品种差价和季节差价。这样，才有利于城乡间的商品交换，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合理分配工农业产品，是正确处理城乡经济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城乡兼顾是合理分配工农业产品的基本原则。城乡间工农业产品的分配工作，主要是通过商业部门来进行的。商业部门在制定工农业产品分配计划时，既要照顾到城市的需要，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又要照顾到乡村的需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两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
在工业品分配方面，要首先体现城市支援乡村的精神，认真地贯彻执行凡是适合农民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乡村的原则。对于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不存在城乡分配问题以外，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必须优先供应乡村，满足农民生活的需要，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做好城市的商品供应和分配工作，保证城市、工矿区的工人和居民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对于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在农产品分配方面，要根据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兼顾的原则，严格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农产品收购政策，并同农民协商，合理地规定国家收购和农民留用的比例，而且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把收购和留用比例大致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应当看到，农民留下必要的农产品，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而完成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任务，是农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责任，是关系到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大问题。因此，在农产品的分配问题上，既要保证城市和工业的正常需要，又要使农民承担得起，也就是说，一方面要照顾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利益，另一方面要给农民留有余地。在农产品的收购工作中，应当向农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说服动员农民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给国家。要使农民懂得如果乡村不把粮食和工业原料出售给国家，不借此从城市取得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工业品，那末，就不可能发展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也就得不到保证。只有农民踊跃出售农产品给国家，才能够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城市才能够以更多的工业品供应乡村。农民在出售农产品给国家以后，就可以获得货币收入，换取所必需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逐步改善生活。可见，乡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正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三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城乡关系，在政治上表现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国的工农联盟，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建国以来，我国的工农联盟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正在经历着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把工农联盟建立在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就是把工农联盟建立在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第三阶段就是要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同时，把工农联盟建立在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新的经济基础上。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就必须加强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它是工人和农民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实行互利互助的阶级联盟，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利益，加强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就成为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重要条件。我们要在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指导下，有计划地不断加强城乡经济联系，做好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相互支援工作，使重工业更多地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提供生产资料、技术装备，轻工业更多地为乡村的广大农民提供日用消费品，农业更多地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
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除了加强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外，还要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国的五亿几千万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且胜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广大农民是积极拥护农业集体化的，因为农业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极大可能性，它是农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贫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但是，几千年来私有制给予农民的影响，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私有观念，并不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就能够完全消除的。对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他们是完全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是，对富裕中农来说，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会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遇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教育农民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说：“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②只要不断地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劳动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3页。
②《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