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生气勃勃的农村图画
——谈浩然近年来的短篇小说
姚文元
读了浩然不久前出版的《蜜月》与《珍珠》两本短篇小说集，首先觉得他的作品富有革命的热情。作者满腔热情地反映当前生活，满腔热情地歌颂农村当中富有集体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群众精神上的成长，这种努力是可贵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富于战斗性和现实性，自觉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鲜明地反映革命和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是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珍贵传统，它的基础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作家深入火热的斗争、同工农兵相结合。据作者自己说，他在1960年下放到生产队工作八个月，这对他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大跃进中的深入生活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明显的发展。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较，这两本小说集中优秀的作品，在内容上是更扎实、更深入了，人物形象也更丰满了，生活气息更浓厚了。当然，不必讳言，这两本小说集中也有一部分内容还比较浮泛，艺术上较为粗疏，但是，总的说来，这八个月投入实际生活，终究使他的创作前进了一步。要继续提高艺术质量，除技巧上的问题外，首先也还是加深和扩大生活基础的问题。
在这两本集子中，写得最好的还是正面歌颂人民群众中英雄人物和先进人物，特别是刻划人民公社中生气勃勃的青年农民、青年干部和歌颂新的青老关系的作品。这原因，可能是由于生活、年龄和阅历，对青年人的思想、情绪，更容易熟悉和引起共鸣，“平时下乡和下放期间，接触最多、谈得也最投机的是青年。”（《珍珠》前言）由于熟悉、了解，也就比较容易发现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东西，如《珍珠》《车轮飞转》《茁壮的幼苗》《中秋佳节》《人强马壮》《太阳当空照》就是几篇比较出色的作品。
《珍珠》富有生气地塑造了人民公社中一个全心全意为集体事业而奔走的青年姑娘的性格。她使人联想起《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这个姑娘的特点，就是她生龙活虎的干劲是同开阔的视野相联系的，她是在集体生活中、在农村新的生产关系中成长起来的人。我们看见过许多这样的农村姑娘：她们在生产上很有魄力，而在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却完全保持着羞涩和娇气，珍珠不是这种类型的人，她各方面都很大方，很洒脱，不受旧观念的束缚。显然，只有经过比较多的集体生活锻炼，在历年的集体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才能这样坚决又这样自然地处处为集体大事打算，不存狭窄的小心眼。珍珠衷心地支援城市，把人民公社的繁荣同工人阶级的支援紧紧联系在一起，这表现出她心中自觉的集体观念已经不是小单位利益所能限制住的了。这篇小说开头的场面很出色，深夜旅舍遭逢，姑娘洒脱老练的待人接物和专心凝注地思考工作，很快就把人引入一个艺术境界，引起对故事发展的猜测，并使人对这个姑娘的精神风貌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印象。
《车轮飞转》则塑造了另一种类型的青年人：在技术革命中打先锋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在
《珍珠》这本小说集中，这一篇在人物性格的刻划上是最好的。作者显然不满足于一般地表现人物性格，而企图在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身上去表现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内容。由于李竹方同刘金香这两个人物性格刻划得丰满又各具特色，由于人物的内心特征同外貌的描绘恰当地统一起来，这篇小说就使人爱看、耐看，没有“似曾见面”的雷同之感。
李竹方同刘金香，都是人民公社中热心于集体事业的青年人。他们都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雄心壮志，他们都决心把队里的车子修配工作担当起来。这一对还是从内心热恋着的青年人哩！他们两人心照心地议论着未来的美景，那些辰光是很动人的。那么，是什么在他们之间引起了矛盾呢？当然，两个人的性子是很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李竹方是把青春“旺盛的火焰包藏在腹内，在人不知不觉中，他悄悄地散发着烤人的热力”。甚至他外表身材也带“蔫［niān］劲”（附带说，“蔫”字这土语，恐怕大多数南方人看不懂）：“五短身材，胖呼呼的圆脸，眉毛疏淡，眼睛细小，一天到晚总像沉思遐想似的半垂着上眼皮。”可刘金香这姑娘呢？急性子，薄嘴唇，细高个，“早饭没顾吃，头发也没来得及梳，就一手拿着记事本，一手抓着钢笔，满街飞跑。”这样一对人撞在一起，是不会不发生矛盾的吧！？这篇作品中，作者在各个方面都注意这两个人不同个性的雕塑，使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具有特色，因而在艺术上超过了别的个性较为一般的作品，这是这篇小说的长处。然而，倘若仅仅止于此，作品的社会内容就单薄了。在强调个性化、反对公式化中，有人走到另一极端去：根本否认人物形象典型性、普遍性，认为个性就是一切，我以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个性化仅仅是生理上的类型不同，那文学创作也太简单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还写了人物思想水平的差异，这种思想水平的差异中又反映着“一穷二白”的现实同人们要求迅速改变家乡的面貌之间的矛盾，反映着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迫切要求加强技术改造而事实上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这个改造之间的矛盾，这就使这一对爱人的个性矛盾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内容。李竹方更坚韧，顾全大局，经得起挫折与磨难，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他懂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就意味着克服困难，不为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的“棉桃脾气”的内涵就是这种镇定与沉着。这是顽强地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性格。刘金香呢，热情，执拗，拼命干，希望好事情一下子办成功；可是一下子干不成呢，就冒火、吵架、甚至一时要打退堂鼓。她比较地缺少社会斗争的经验。——在农村里，这样的青年人也是有不少的。小说描写了在老一辈的代表——老支书鞠妈妈的帮助下，李竹方如何帮助刘金香真正认识“自力更生”的意义，共同担当起艰难的修配工作的重任，使我们感到：技术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进行这件工作，需要人们付出极大的毅力，一步步往前走。小说结束时李竹方使劲抓住车把说：“咬紧牙，往前推！”很好地表现了革命人民百折不挠的毅力。这种脚踏实地而奋发图强的干劲，来自广大农民的心底：集体生产中是多么迫切需要新的技术和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呵！——它集中地在李竹方的性格中体现出来了。这不仅是对今天——而且对于明天，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农村中的技术改造，在人民政府的支援和组织下，其中相当一部分需要这样一步步从简陋的先做起，经过曲折的道路，逐步地发展起来。
《人强马壮》同《中秋佳节》，是两篇好作品，我已在今年年初的评论文章中说过了，不再重复。《中秋佳节》中层层深入地刻划出来的那位处处保持同群众密切联系的生产队长的形象，作品中着墨不多地从侧面点出来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的意义，启人深思，目前也还有现实意义。这儿只想着重说一下《茁壮的幼苗》。作者有好几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回乡生产的作品，如《傍晚》《婚礼》《蜜月》，可是我觉得以《茁壮的幼苗》为最好。《傍晚》内容失之于空泛，借一个英勇行为解决姑娘恋爱上的徘徊，这情节太老了，缺少新意。《蜜月》是有内容的，写了知识分子同生产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可是人物性格不够丰满，过程的叙述多少掩盖了艺术上的刻划。《茁壮的幼苗》却同上述两篇不同，它具有比较深刻新鲜的思想内容，老一代人物和青年一代的人物的形象，都写得颇为生动。
队长杨铎和中学生彩云，是从各自的角度来认识回乡生产这件事的意义的，他们开初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而最后达到了一致。这两个人物，都具有时代的特点。老队长亲手培养了很多青年干部，“他们本来什么都不懂，转眼就成了材，成了公社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那种溺爱青年的人，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好钢要在火里炼，好庄稼要在地里长”，“不能把他们估计得过份”，因而他就把对青年人的爱护寓于严格的要求之中。这个特点，使得老队长的形象显得很深沉。他的亲切与热情，是同远大的眼光结合起来的；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地渴望彩云成材，也比任何人都更严格要求彩云。他就用自己那种异常切实、异常坚毅的革命性格，陶铸着青年学生彩云。为了要让这个从小在城里读书的姑娘在农村的土地上扎扎实实扎下根子，即使明明队里缺少一个记工员，他第一步还是分配彩云下地劳动，严格要求她干活的质量，同时鼓励她：“困难怕硬汉子，咬牙、鼓劲，一挺胸脯，什么难关也能闯过去！”
彩云也不是什么怕劳动的人，她是自觉要求到农村来的。作品中真实地描写了彩云下乡后的心情：她开始不那么重视地里的活，以为用力气就行了；后来从实践中发觉农活的艰苦，又产生了惭愧和痛苦，这种惭愧和痛苦，经过思想斗争，激起了她顽强的意志，就在月光下一个人练着锄地。老队长这时满心欣喜地跑来了：向她指出光一个人“苦干”不行，要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就在这深夜里，老队长拉开架势教她动作。彩云，就在老队长的悉心教导下顽强地学着。……
对于青年人的严格要求，是多么重要呵！老队长对待彩云的态度，不是概括了很多有远见的革命前辈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厚意么？而彩云的经历，也告诉我们：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是要有一个磨炼过程的，需要有这种自觉的精神准备，需要集体的帮助。只有通过这种劳动的磨炼，才能真正成为农村中的骨干力量。这里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一段对青年的分析：“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毛主席在这里全面分析了青年的长处和缺点。最少保守思想、最积极、最有生气，使许多青年人能够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去，勇于向旧思想、旧习惯进行冲击；而缺少经验，缺少知识，缺少艰苦的锻炼，使得有些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钉子时容易情绪低沉，甚至在工作有曲折时产生迷惑，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阶级斗争中的复杂情况，常常会从不同的青年人的思想情绪中反映出来。因而向青年加强阶级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从这一点来看，这篇小说所刻划的老队长和彩云的形象，是有普遍的认识意义的。
对老一辈先进人物的代表，写得比较好的是《半夜敲门》和《铁锁头》。《半夜敲门》如一幅速写画，清晰地勾勒出一位对人民事业一丝不苟的老人的形象，鞠妈妈在茫茫的雪幕中检查工作的身影，给予我强烈的感染。虽然是一个场景，这个人物崇高的精神面貌还是跃然纸上。“铁锁头”的处处勤俭、精打细算的性格，写得有农民特点，这个在人民公社中“越活越年轻”的老汉，把他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如何节省使用社里的物资，过去苦日子的经验，使他深切地懂得应当如何“做人家”，他熟悉公社的一钉一绳，珍惜公社的一针一线，而他就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教育了那些大手大脚的青年人。由于作品中比较细致地刻划了“铁锁头”留心每一件“小”东西的经济价值的心理，这个人物的形象是能够在读者心里树起来的。此外，《婆媳两代》里二奶奶交杂着辛酸回忆的开朗胸怀，也写得较为真切。——但是，比较地说，作者对老一辈农民性格的描写不及青年人，即使人物个性还比较生动的人物，社会内容也不够深刻，老年人的特殊心理描写得不是那么贴切。像《安妈妈》中描写的到养猪场去当场长的安妈妈，她热爱集体的忘我精神是感人的，但我觉得她身上总像缺少了一点什么，有些语言和内心活动，缺乏活了五十五岁、经历无数艰辛曲折而坚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特别是农村里的老妈妈的那种深沉的感情，倒更像一个干劲十足思想单纯的小伙子。这就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感。一般说，在年长的农民身上，是更深刻地表现着农民的历史形成的性格特征的，农民中各个阶层的心理状态，在中年、老年一辈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突出、复杂，要熟悉他们的性格，从阶级关系上认识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由来和意义，在艺术作品里把他们的形象典型地写出来，需要更长时间的深入生活和研究生活，这方面作者还有不足。
上面颇为着重地强调了把描写人的个性同表现在人物身上的客观的社会内容统一起来。这是因为：真正的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能“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主席语）的革命文学作品，在塑造人物上，总是个性化和典型化相统一的。同样个性生动而独具风格的人物，经过创造比较深刻地概括了一定社会内容的人物，较之社会内容浮浅（这儿不去说那种歪曲现实的作品）或者只是抽象地、表面地照本实录式地描写了某种外部特征的人物，有更大的认识意义，更长久的生命力。这里，就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认识生活，发现和抓住生活中那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的素材的问题。赵树理同志最近为收入“工农文艺读物”的《三里湾》写了一篇
《与工农读者谈〈三里湾〉》，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意义说得很好，凡是站在正确的革命的立场上，典型地概括了阶级斗争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的作品，即使具体事件过去了，对以后的革命阶级、革命人民，仍旧会有启示的。因为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书上写的那个时期、那些事情虽然过去了，可是和当时那些人具有同样思想的人，在另外一些时期和另外一些事情上会以另外一些行动、言论表现出来。知道了他们在历史上各自有过的种种表现，对于对待眼前类似的人们应该抱什么态度是会有帮助的。”《三里湾》里的那些“有点代表性的”（作者语）人物，我们不是至今还能记起他们活龙活现的形象吗？他们的前进和斗争、迷惑和动摇，不是还能使我们想起他们现在可能的变化和可能的反应吗？此外，无论是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企图复辟，或者正在死亡的社会力量对新事物的抵抗，都会采用历史上采用过的阶级斗争形式，加以改头换面，因而那些深刻地、典型地概括了各种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式中革命人民如何争取胜利和取得胜利的作品，也就会长久保持它的认识意义。反之，如果作品中脱离了时代的矛盾，抽象地、表面地、孤立地去塑造人物，或者从什么“永恒的爱”去表现人物，那么，很快就会在前进的历史潮流中暴露出自己内容的空虚。有人说：既然创作、欣赏都要经过主观的作用，那作品要有独特风格，就只要把自己感情都倾注进去就行了；越是充满了主观感情的作品，艺术魅力就越大。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值得研究的。第一，人的感情是有阶级性的，我们不能不首先区别是什么感情；不同的立场，对事物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感情。革命的感情能有力地在艺术中美化生活中美的事物，但没落阶级的感情却从本质上美化生活中丑恶的事物。第二，优秀的作家的确在作品中闪烁着自己创造光芒和浓厚的感情色彩，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风貌；然而他却善于在这种主观的形式中表现同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内容，并使二者完美地统一起来。至于欣赏，不同的人们之间当然有差异，有阶级的不同，也有大同中的小异，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作品没有客观内容可循的论据。
“诗无达诂”这句话，很多人欣赏它，我却不能无条件的赞同。高尔基说过：“文学的任务，不完全是在于反映十分迅速消逝的现实，——文学的任务是在生活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仅仅对今天是典型的东西。”（《文学书简》，中译本，上卷324页）在另一封他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中更明确地说过：“艺术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善于提炼自己个人的——主观的——印象，从其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的——东西，他并且善于用自己的形式表现自己的观念。”
（同上，426页）他还说过作家要有魄力从未来的顶峰来俯视过去的时代。在高尔基看来，对于革命的艺术家，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不是主观印象同客观现实一半对一半，而是要在主观印象中提炼出客观的生活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仅是对于今天已经存在的事物作典型的概括，而且还要发现和描写那些在今天虽然还在萌芽、产生、发展而在明天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要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的爱憎，把这经过典型化而概括起来的客观内容表现在自己的、独创的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中。除去形式的民族化问题没有涉及外，高尔基在这儿所表达的基本思想，贯串着他后期全部的创作。他的许多作品中，热烈的革命激情和充满诗意的抒情描写是渗透在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典型的综合描写中的。我们生活在伟大的历史时代，生活中有多少激动人心的光采夺目的新事物呵！人民群众的英勇和智慧表现在各个方面。在这些丰富的材料中，如何真正做到把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使文学作品能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谈到这两本小说集的不足，首先也还是在这方面。在三十篇小说所描绘的农村生活图画中，涉及农村中的阶级关系的还太少，在展开人物性格的社会环境中，较少反映各个阶层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这就给刻划人物性格带来一定的局限。作者曾说：“这二年，发觉自己所写的题材范围太窄了”，因而努力在青年人之外更多地去写基层干部、孩子、老一代人。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题材扩大，不仅在于注意描写不同类型的人，更重要的是在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上，能够更加广阔而深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面的广阔和深入，人物性格的多样化才有坚实的基础。如果不涉及人民公社中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不涉及干群关系和办社过程中经历的矛盾和斗争，具有时代特点和典型意义的各种不同的“基层干部”形象怎么能够成功地塑造出来呢？不涉及农村中阶级矛盾和两条道路斗争复杂多样的形态，怎么能有特征地塑造出各阶层的典型人物呢？迄今为止，反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中国农村的小说，就深刻性来说，《创业史》还是最杰出的一部，它广阔地、准确地描写了农村中各阶级之间极为复杂的矛盾，塑造了从梁生宝、梁三老汉到姚士杰等一系列具有不同典型意义的人物，信服地使人感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唯一正确的道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名言的意义是多么深远。离开对复杂的阶级关系的解剖，离开对阶级的心理面貌的典型概括，这些人物的塑造成功是不可能的。表现英雄人物的忘我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同样需要同特定环境中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浩然的小说中，对社会关系的深刻描写还不够多，因而虽然努力刻划人物个性，一部分作品比较丰满，另一部分作品内容还是较为浅显，人物形象轮廓清楚而缺少历史深度。这需要更雄厚的生活基础。
另外，我感到有些作品还缺少严密的剪裁和精心的、巧妙的构思，结构显得松弛，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探讨人物性格化、个性化的文章较多，对小说结构问题还重视不够。不少作品的情节还缺少那种攫人和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短篇小说，需要有严谨而有吸引力的结构，能一开始就吸引读者，把读者引入艺术境界，紧紧引向矛盾的焦点。人物性格，也需要寻找最富有典型意义、新鲜而有特色的情节，从某一个或几个侧面集中地去刻划，大量舍弃多余的枝叶。为了集中，艺术作品中情节发展过程，可以不同于生活中具体事件的发展过程，表现出作家艺术概括、艺术幻想、艺术创造的巨大能力，以求得更强烈的艺术效果。平铺直叙地刻划人物，在短篇小说中常会招来乏味的后果。浩然的有些小说，内容很好，可是情节安排上过于求全，为了交代人物的过去和事件过程，常常插进大段回忆性、回溯性的描写，中断了故事的进程，有的就使读者感到冗长。这种回忆性、回溯性的手法，作为一种手法来用是好的，用多了，凡是交代原因时都用此一法，读者会感到单调。如《蒲公英》《蜜月》，我觉得结构上就有这个弱点。《风雪》《行人》在结构上是有特色的，恰当地截取了一个横断面，线索清楚地集中地表现了特定的内容，没有插进旁枝，艺术上令人有新鲜感；使读者感到清新可喜。但内容又觉浅了一些。总之，我觉得如何把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压缩、熔铸在精炼生动的艺术形式中，还需要下功夫。这方面，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外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中是有许多值得吸收的营养的。艺术形式问题决不是无关重要的问题，它要求艺术家下很大的苦功去锤炼和琢磨。
浩然作品的艺术语言，一般是生动鲜明的，他注意抓住形象的特征突出加以描绘。像《太阳当空照》结尾时对赵贵老汉纵身跃进冰水里的形象，就如同传神的肖像画，神采奕奕地突现了赵贵老汉刚强不屈的精神面貌。这一段我还记得是这样的：“薄冰被老汉那两条有力的腿撞碎了，互相撞击着，顺水流下。那冰水像是不服气似地向老汉腿上扑，然而，老汉就如同倏然从河心里钻出来的一根石柱，俨然矗立，巍巍不动。他那花白的胡须飘呀飘的，那张满是皱纹的面孔，像一盏红灯那样闪着耀眼的光芒……”由于比拟的形象切合对象的特征，就更强烈地传达了赵贵老汉当时中流砥柱般的雄姿。石柱、红灯，在这儿都用得适合于老汉。他作品中这种生动传神的描写不少，这算是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个。但也有些地方，虽然色彩浓烈，用语却不够准确明晰，因而妨碍了更细致地传达出人物的神态。举两个例子：如“姑娘这一连串坦直、天真的行为，给我留下极愉快的好感。”（《珍珠》131页）“极愉快的好感”，就使人有文义重叠之感，缺乏准确性和具体性，虽强烈而仍没有确切地传达出傅玉蓉这个特殊的姑娘初次见面时在“我”心中留下的不同于一般好感的印象。又如《中秋佳节》中对队长下崖壁采花椒的形象，通过乐朋老汉的眼睛作了夸张性的描写：“他仿佛看见，队长的两条粗壮的腿从坎上直垂到下边沟底，那个峭拔的悬崖就是他，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用意在歌颂队长，可是当时又惊又佩的乐朋老汉，可以想得很多，却不可能从头脑里出现队长的两条腿从坎上直垂到沟底这样的形象，失去了真实性，夸张性的描写也就失去了力量。
说了这些读后感想，一定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我热烈期望作者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在创作上能更前进一步，写出更深刻更动人的反映农村人民公社光辉成就的作品，人民需要在艺术作品中看见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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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赏“花”篇
林志浩
“趁春光正好，挽起衣袖，动手来‘有心栽花’吧。”
曹靖华同志在一篇散文里说过的这句话，流露了他喜悦的心情和热切的企望。有心栽花花似锦，于是散文集《花》就问世了。
作者过去的贡献，主要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虽然他也写过散文，但时断时续，为数不多。1961年以来，他才大量写作散文，并很快引起读者的注意。集子里的二十五篇作品，除访苏观感、国内游记以外，大部分属于回忆录的性质。
提起回忆录，这是近年来大量出现而为读者所习见的。有偏于叙事的，也有记叙与描绘并重的，但不论前者或后者，大多数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严酷的革命斗争为题材，它展开了江河般壮阔的场景，像风雨雷电一样响起了我们革命时代的高音。曹靖华同志的回忆录却与此不同，他所写的都不是什么重大的题材，而是过去生活的一鳞半爪，从中也能反映出历史风云的一点影子。这些作品除追忆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拉甫列涅夫等人以外，差不多都写到了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也多是从小处落墨，透示一点以窥测全体，描叙得委婉亲切，娓娓动听，别有一种清新的格调和感情的魅力。
写于1951年的《罗汉岭前吊秋白》，就已经显露了这个艺术特色。这是作者到福建长汀秋白同志牺牲处访问所写的一篇作品。作者没有采集秋白同志牺牲前在这一带进行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来描写革命前辈的忠贞壮美的人格，以加强和提高回忆录的音阶。其中有关人物牺牲的情况，只是淡淡几笔。作者着重抒写的，却是离开罗汉岭之后那历历在目的半生往事，这些往事也非重大的政治斗争，而是文化生活和个人交谊上的点滴。例如写瞿秋白同志不满《国际歌》原有的三种译文，就亲自动手翻译。他仔细斟酌好一句，就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歌词中的“国际”一词，在西欧各国都是同音，而且是一长串音节，而汉语却只有两个音，为了使它配上原谱，他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因为瞿秋白同志考虑到这样做，可以使中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声相应，而歌词上口能唱，也才能在人民口头上传布开来。这都是小处着笔，但却以小见大。这个特点在近年所写的作品中，似乎表现得更显著。如《哪有闲情话年月》所记的“不过小事情而已”，即五个苏联美术家的小传都写于同年同月同日一事，但对不满足于知道中苏文化交流的“大概”、而愿意了解“微情细节”的读者来说，它也不失为这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个插曲。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的刀光血影中，“给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是不仅仗着勇气，而且具有多么勤恳、精细的“求全”精神！当我们读到鲁迅先生为了换取苏联木刻家的原版手拓木刻，亲赴纸店选购宣纸，亲手包扎，亲写封皮，亲送邮局投递，而备受邮务员刁难，将封皮撕成碎片之后，依然忍辱负重，韧性战斗，用尽方法，托外国作家携带，或托人从日本转寄……谁不感情起伏，心怦怦然？鲁迅就是这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事无巨细，只要对中国人民有利，他就一心一意作去。又如《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顾题思义，写的全是“穿着细事”，从童年随意穿着写起，中经几多碰壁，才豁然领悟：北京之不行也，洋马褂，非换蓝大褂不可；而沪上之不行也，蓝大褂，洋马褂倒满行。虽穿着细事，也有“大讲究”在：缘北京是旧都，上海乃商港，故衣着也自有古朴与时髦之别。如稍不留心，就要被注意，盯梢，闹大乱子，这又活生生地照出了当时的现实：姑不说政治不民主，就连穿着细事，也不得自由，因为那是豺狼当道的时代呀！此外，如《素笺寄深情》、《雪雾迷蒙访书画》等篇，也都具有这种以小见大的特点。
曹靖华同志的这类文章，都是现身说法，写出所见所闻，他能于平实的叙事中，活现当时的情景和人物的音容笑貌，不论是朴素的白描或优美的譬喻描写，都很感人。如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的战斗友谊，通过曹靖华同志的感情笔墨，就有不少动人心弦的描述。当曹靖华同志住到鲁迅家里的一个房间时，鲁迅先生一面回忆着，一面用低沉的音调说：“……那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他不断受猎犬追逐、缉捕、到处迁居。……有时到最危险的关头，就逃到这里，住到你住的那个房间里……他等你等了好久，没有等着，你来了，他走了，到那边①去了……”沉思了一下，又重复着说：“你来了，他走了……”寥寥六个字，经过重复写出，表现了一种何等深沉丰富的阶级感情。接着，曹靖华同志叙写自己当时的情绪：“我只感到心头压了一块大石头，口里却吐不出半个字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凝视着鲁迅先生的沉思的面孔，心里想着：‘先生，你用
自己的生命，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来庇护一个党的领导同志！……’”读到这里，想到瞿秋白同志这一走，竟成了他们的永诀，而鲁迅却一直在念念不忘，谁能不像曹靖华同志一样，感到悲怆和沉重！就这样，淡淡几笔，当事人的感情就流贯了读者的胸臆。
曹靖华同志是不仅善于白描，也善于譬喻描述的。请看他写在故乡时入山采葛的情景：
葛条以粗、长而无节疤者为上品。可是荆棘遍山，葛蔓纠结，排解非易。……采葛时，不能信手拉起一根葛条，不顾首尾，只图省事，割取眼前一截便了。必须追本溯源，辨清它的来龙去脉，然后牵着它，一步步地去寻找根源，从根割取，一寸不失。往往葛藤蔓延，互相纠结，牵一葛而半山俱动，难辨其根究在何处。有时似在某处，待寻至该处，而其根却在别处。只得牵着它到新的地方去寻。来往于荆棘丛中，遍身擦伤，如嚼黄连，紧锁眉头。但到采得一根好葛条时，却也满心喜悦，苦中有甘了。
在这一大段描述之后，作者说：钻研一种学问，便颇有类似之处。要弄清一个问题，须看甲书时，又涉及乙书，乙书又涉及丙、丁、戊……同样举一葛而半山俱动。这是多么曲折尽意的譬喻呵！此中苦乐，只有亲尝备历者，才能说得这么透辟，描绘得这么生动。此种文字，虽然不是写重大的社会斗争，但也能给人以深切的教益，联想开去，这又何止道破了做学问的“三昧”？
如果就其精心剪裁，巧妙布局，以烘托诗意方面说，某些篇章似有未足之处。但作者确是善用散文来追忆点滴细事，寓深情于平实的描述中，絮絮说来，如话家常，也自有其个人的风格。
散文集《花》的访问、记游的篇章，那笔墨、情思似与回忆录殊异。从写于1952年的两篇访苏游记《碧海墨林油香飘》和《格鲁吉亚纪行》，到写于1962年的三篇《云南抒情》，整整十年，作者在游记的写作上，确实有了可喜的进展。随着这个进展，回忆录与游记的分野也较为分明。《格鲁吉亚纪行》固然写出了格鲁吉亚的人秀地灵，诗歌神话、风俗人情的穿插，水利建设、生活远景的描写，都给文章增添了清新的气息，但语言直朴，用之于写景，似输文采，也略欠蕴蓄。到三篇《云南抒情》，则另有一番风貌。其中《洱海一枝春》将见闻的零星片断组合起来，为大理绘了一幅风景画，唱了一首抒情诗。题目称《洱海一枝春》，它赞颂的是那被称为“一枝春”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歌舞团，也是那在四季如春的南国盛开的鲜花，更是那爱花、养花、生活在繁花丛中的大理人民和白族同胞，那像火焰山般通红炽热的祖国边陲！在后来的三篇游记中，作者那善于穿插的手法是被发展了，而又融合无间，情思含蓄，流贯其中。构思美，意境美，文辞也美。《点苍山下金花娇》中作者讴歌白族劳动妇女——金花的一段文字，既有强烈的音乐性，又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情调。
另外，不论回忆录或游记，曹靖华同志对于文章的标题，都异常考究，善于给它画上一道最合适、最传神的“眉目”，他的题目都起得贴切、新鲜。像《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叹往昔，独木桥头徘徊无终期！》等，就很有特色。自然，个别标题将近二十个字，就显得过长了点。
散文集《花》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党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大力提倡创作的题材、风格、形式的多样化以后写出来的。这使我不禁想到，如果不是大力提倡题材、风格、形式的多样化，曹靖华同志记忆里的这些，也许会被认为：并不是大事，便让它“随风而逝”，那该有多么可惜。现在，经作者有心栽培，就成了朵朵别有色香味的“花”。诚然，描写重大事件的回忆录或散文是我们所需要的，但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出发，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记忆，而写成感人的文字，也何尝不是我们需要的。像这里回忆过去的文章，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一些细小然而珍贵的文化史料、人物传记史料，反映了历史现实的一个小侧面，而且也不乏清新委婉、引人思索的感情力量。因此，它们虽然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一朵浪花，但却和时代的洪流相依相存，烘托了也通向了革命时代大合唱的主调。并且我还由此想到，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老干部，都在回忆革命史，写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作品，我们文艺战线上的老前辈，老战士，如能就革命文艺的发展，文化战线的斗争，多写一些回忆、记述的文章，也该有多么好！
还是曹靖华同志说的对：“趁春光正好，挽起衣袖，动手来‘有心栽花’吧。”——我们要大家齐动手，来栽各种各样的香花！
?这是当时称“苏区”的一个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