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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路记
本报记者 宋琤
八月的庄里村，真是田园如画。分布在高山坡和缓山坡上的两千一百多亩土地，一色是修得整整齐齐的水平梯田。两千多亩土地一共有八百多块，块块都围着一尺多高的坚实得发亮的地埂。地埂上垂挂着繁茂的豆蔓，代替了过去在地边上总可以看到的荒荆野蒿。秋庄稼一片浓绿，棉花开着红黄花朵，沉甸甸的谷穗预告着又一次好收成。在这里，更引人注意的，是那一块块正在休整的麦田。这些麦田，是庄里人的骄傲。
这个处于山西南部黄土丘陵地区的山村的一千一百多亩小麦，在没有水利灌溉的条件下，今年夏收平均亩产三百八十八斤多。丰收，并不是光靠老天爷风调雨顺（这两年小麦不断遭受干旱和冻害的威胁），而是全村社员多年来苦干实干的结果。他们依靠集体力量辛勤地培修地埂、积攒肥料、养护土地，夺得了一年比一年好的收成。
庄里村是翼城县南梁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从1953年开始办初级社以来，粮食产量年年上升。1952年以前平均亩产量大约一百六七十斤；到去年，已经增长到四百一十一斤多。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的二十五万多斤，增加到去年的五十四万多斤。今年小麦丰收，他们在夏季就又一次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社员口粮充足，几乎家家都有余粮，集体储备粮每人平均五十多斤。社员收入比1952年增加一倍以上。
庄里大队的集体经济为什么办得这样好？社员们说起来，喜欢把这些归功于党支部书记徐鸿昌为集体办事的办法多；徐鸿昌却说，最好的办法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正是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使庄里大队党支部和徐鸿昌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调动全体社员的积极性，把集体经济办得一年比一年巩固，一年比一年兴旺。然而对于徐鸿昌来说，群众路线这条路却不是一下就找到的，也不是平坦的笔直的。他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方多次探索，才找到了这条路。
看到了路
1956年春，徐鸿昌领导的初级社转成了高级社。社的规模比过去扩大了许多，经营管理问题越发复杂了。当时，初办大社，缺少经验，群众议论纷纷，迫切要求解决生产经营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过去徐鸿昌当民兵队长和武委会主任的时候，有勇有谋，深得群众拥护，是中条山区著名的民兵英雄。头几年办小社的时候，问题比较简单，也还比较容易处理。而现在，面对着一大堆复杂的新问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被一天比一天更重的担子压得好苦恼啊！工作推不动就发脾气训人。起初，社员们还能原谅他，可是日子久了，大伙的心里就慢慢长起了疙瘩。有些社员在走路的时候，看见徐鸿昌迎头过来了，赶忙拐个弯走过去。开会，很多人争着往黑影子里坐。这情况徐鸿昌看在眼里，苦在心里。他想不通，有时甚至出现这样的念头：“算啦，把我选掉吧，让别人来换换班试试看！……”
1957年夏收以后，正当徐鸿昌深深苦恼的时候，中共晋南地委举办农业合作社干部训练班的通知下来了。徐鸿昌满心高兴，没有等到开学的日子，他就跑去了。到训练班一看，四个单元课程中，有一个单元是“民主办社”。他颇不以为然。他跑去找教员提意见：“现在社里的群众已经是光要民主不听话了，为啥还要强调民主办社？我看这个单元没学头！”教员劝他安心学下去再说。
“民主办社”这个单元的学习开始了。徐鸿昌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上来，讲的就是：群众是农业社的主人，干部是群众的长工，农业社的事情应当由社员当家作主。他把这话对照自己的工作一想，不禁大吃一惊。社里的事情，虽说有些也提到社员大会上讨论，可是，那只是走个过场，形式上让群众讨论，自己心里可就怕群众有意见。甚至在给群众报告社里的计划的时候，都不敢讲清楚，怕社员听清楚了提一大堆意见……。这能算是由社员当家作主吗？难怪常常碰钉子，原来自己走错路了！……徐鸿昌的思想慢慢地从埋怨群众的牛角尖里解放了出来。他开始领悟到：爱训人，发脾气，是因为自己无能；无能，是因为没有好好听群众的话；群众意见多，不是民主多了，是因为没有让群众当家作主。
终于，在他面前出现了一条大路——群众路线。
第一步
学习后回到村里，徐鸿昌一反“常态”。他到这家坐坐，那家看看，找战友们问问，找老年人谈谈，还向一些人检查自己过去态度不好，表示以后要虚心接受群众意见。
看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并不等于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在这条路上还有许多困难在等待着他。
当时，社里最难办的，也是群众意见最多的，是关于经营管理的一些问题。那时初办大社，很多事情还没有走上正轨，生产队的规模曾经几次变动，分给各生产队的牲口、农具、土地也经常调动。甚至各队的劳动力也调来调去。群众意见最大的是分配生产任务的办法。有的生产队在土地上多加工，多施肥，产量提高得比较多，确定下年生产计划的时候，给这个队定的产量也就比较高。这样一来，生产最积极的队反而最不容易完成计划。群众说，这是“鞭打快牛”。由于这种种原因，社里规定下的奖罚制度，每年都行不通。社里提出的一些增产措施，特别是需要投工较多的基本建设性质的措施，常常不能实现。
从训练班回来以后不久，冬季整风整社就开始了。徐鸿昌接受了过去的教训，下定决心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畅所欲言。干部愿意听，群众就愿意讲。渐渐地，群众把关于经营管理的许多意见都提出来了。怎么办呢？干部和群众一起反复商量，根据大家的要求，决定把各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和队的规模等，再作一次必要的调整，然后固定下来，再也不许随便乱动。怎样才能避免“鞭打快牛”，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呢，大家左思右想，纷纷出谋献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按土地和作物，分茬口议定一个基础产量，五年不变；按照基础产量定生产任务。这办法初提出来的时候还比较简略，还有不周到的地方；经过大家反复讨论补充，就逐渐充实完善起来。一些争吵已久的问题，经过社员民主讨论，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干部和群众都非常高兴。在群众路线这条路上跨出了第一步，徐鸿昌就初步体会到了走群众路线的好处。
豁然贯通
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遇到障碍了，是不动摇地迎着困难向前走去，还是回头走那条看来似乎省劲的老路？徐鸿昌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考验。
依靠群众找出了改进经营管理的办法。可是，到了按照这个办法调整土地、耕畜、农具和确定基础产量的时候，又碰到了不少难题。
1956年年初调整作物面积的时候，社里曾经把第二队的九亩地换给了第四队，当时说定两年后归还。到1957年冬期限已满，第二队要求在固定土地时把这九亩地归还给他们。第四队不肯，理由是：两年来第四队已经把这地种肥了。两方面各执一词，吵了好久仍然不能解决。这件事使徐鸿昌两三个夜晚睡不着觉，仍然想不出好办法。这时候，他又想发扬民主当然有好处，可是，眼看着群众路线也有走不通的时候——发扬了民主，大家的意见顶了牛，讨论不出一致的办法，这岂不更麻烦了吗？想来想去，觉得不如还用老办法，干部决定一下算了。回头一想，又觉得不对。想到最后，徐鸿昌把心一横：豁出去啦！两个队争不出名堂，干脆让全社四个队都派代表参加讨论，不信都不讲理！
社员代表大会开会了。出乎意料，问题解决得很顺利。大家说，四队已经把二队的地种肥了，再让他们把原地归还二队，这不合理。可是这地原来是分给二队的，社里又作过二年后归还的决定，二队要求归还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有没有一个照顾双方利益的好办法呢？大家一商议，有。这九亩地被一条路分成两半，一半靠二队的地，一半靠四队的地。大家建议就按这地势，在哪边的就归哪个队种，不够的由四队拨另外适当的地给二队。这办法双方都满意，难题顺利地解决了。
徐鸿昌豁然贯通了：人多就是主意多，总比少数人想的办法好；人多就总有人讲正理说公道话。从此，徐鸿昌更踏实地下定了决心：遇到难题，不管多大的事，都放心大胆地交给群众去讨论，然后作决定。
渐渐地，群众的意见对于徐鸿昌来说，就像空气一样，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了。每逢因事外出的时间较久，刚回来的头一两天，他首先不是忙于布置工作，发表意见，而是这里蹲蹲，那里坐坐，听听社员们在议论什么，了解社员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一摸清社员的意见，徐鸿昌立时就觉得情况明，办法多，可以抓紧解决当前的关键问题了。
话里找话
怎样听群众的话，徐鸿昌觉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在用心地学习。
春节，他和大队干部一起去给辈高的社员们拜年，郝天榜老人端出来黍谷面的油炸糕招待大家。老人一边让大家吃，一边笑嘻嘻地一再问大家：“油糕甜不甜，软不软？好吃不好吃？”大家称赞油糕炸得好，老人又问：咱村今年吃油糕的多不多？有人说：不多！老人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徐鸿昌沉思着，觉得老人似乎话里有话。出了郝家的门，他问同来的同志：你们看这老人是不是有点什么意见没有明说出来？别的同志都说：他就是这种脾气，对人亲热，好说笑，不会有啥意见。老徐仍然不以为然。他想，如果只是爱说笑，为什么要问吃上油糕的有几家呢？晚上，他又跑到郝家，恳切地说：“叔叔，你看咱们的生产有啥毛病，说说吧。”开头老人还吞吞吐吐，直说没啥，经不住徐鸿昌再三请求，他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批评了队里不该只种玉米、小麦，不要小杂粮，这样产量虽然高些，可是社员们想吃点花样饭，还得跑老远到外村换杂粮。不少人都很有意见。他还告诉徐鸿昌：账要看怎算哩，有些小杂粮，产量是低一点，可是，少种上点，社员生活能改善，大家心里就痛快。生产上加把劲，这一点产量也就捞回来了。
徐鸿昌反复揣摩老人的批评。从这里他想到，安排作物种植计划的时候，除了考虑到增加总产量，还得注意社员生活上多种多样的需要。他把这问题交给管委会讨论，从此，庄里大队各生产队每年都根据社员生活上的爱好，安排种植各种小杂粮。他从老人的话里还体会到，当干部的应当怎样多方面关心体贴社员，使社员们心情舒畅。以后，他不管做什么工作，解决什么问题，都要想想这一点。他还建议支部订下一条规矩：每年春节，拜完年，大队的干部每人炒上一个菜，凑在一起，打点酒，请上烈属、军属、老年社员、在外边工作回来过年的干部……在亲热欢乐的气氛里，给队里的工作提意见，同时商量当年的生产大计。
第二队的队长田育才病了。十多天后，徐鸿昌听说田育才的病好了，当时，正是农忙，就去催他下地领导生产。田育才答应了一声，没说什么。可是，刚出田家的门，就听见田育才的老母亲在背后嘟囔起来了：“病了十来天，你们都没进过门，刚刚好一点，你怎就知道了，就来催……”老太太的这几句话，又成了打开徐鸿昌思想的钥匙。
老徐一下子想起了不久前自己生病的事情——那时候，他病了没有几天，县委书记孙宗堤同志就带上药来看他了，还告诉他，队里的工作已经安排了，要他不要着急，安心多休息几天。县委书记的关心使他大为感动，孙宗堤同志一走，他就跑到地里去了。——这时候，他想着：要是孙宗堤同志一来，二话不说就催着工作，自己会那么快就带病下地吗？人家病了，自己没问过；刚好了，就去催，叫人家心里怎么能够痛快……。
徐鸿昌暗暗下了决心，把关心群众生活，提到自己的工作日程上。现在，庄里的群众都喜欢说徐鸿昌是大家的好管家人。说他实心实意地关心群众，妇女们说他最关心妇女，老人们说他最体贴老人。不管哪个社员家里有困难和不顺心的事，如果不帮助解决好，徐鸿昌就安不下心来。
庄里大队有些年轻的干部常爱埋怨听不到群众的意见。徐鸿昌却说，这几年来，他从来没有觉得听不见群众的意见。他告诉年轻人：不能光等着群众来找自己提意见，也不能光靠自己去问群众：你有什么意见？成天和群众在一起，多和群众谈心，时时刻刻地留心他们在谈论什么，看看他们为什么事高兴，为什么事发愁、生气；谁家里都有父母、老婆、孩子，要留意他们问自己些什么，对什么事有意见……，只要自己用心，群众的好意见是听不尽的。徐鸿昌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开始学会了溯本求源，因而泉水就长流不尽，永不枯竭。搭
起 桥 来上级的指示和建议是不是也要经过群众讨论？群众一时不能接受的又该怎么办？徐鸿昌在继续摸索。
有一个时期，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南梁公社党委考虑：群众每天劳动那么紧张，晚上还得评工记分，是不是太麻烦了？他们建议庄里大队试用定期分等给固定报酬的办法代替按定额评工记分。试验了一二十天以后，发现群众虽然还照样下地，但是劳动效率却下降了。有些老社员去问徐鸿昌：党的政策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为什么又不评工记分、不要劳动定额了呢？徐鸿昌建议支部好好摸摸群众思想，听听群众意见。支部先组织党员讨论，党员都不同意取消评工记分。支部又组织社员讨论，社员们争得很热烈。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社员不同意用分等发固定报酬的办法代替评工记分，大家认为不管实际上劳动得多少好坏，只按劳力强弱分等级，不利于提高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和学习技术的积极性。支部考虑：上级提建议的目的，原是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推动生产，群众既然还愿意评工记分，而且停止评工记分以后生产已经受到了影响，就应当恢复评工记分的办法。支部向公社党委反映了这些情况，很快就又评工记分了。同时，根据社员的要求，把没有记分的二十来天的工分也补评了。社员们的意见见诸实行，劳动效率很快又高了起来。
后来，徐鸿昌对到庄里大队检查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谈起这一类事情，那位同志说：“你做得对！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应该交给群众讨论，听群众的意见。要是群众不情愿，很可能是决定有片面性，不完全符合实际；有时候，决定虽然是正确的，群众由于认识不到它的好处而暂时不能接受，我们也只能经过示范和试验，提高和等待群众的觉悟。如果勉强群众马上接受，好事也会办坏。”这些话使徐鸿昌的心里一下子更明亮起来：又要听上级的话，又要听群众的话；好好听群众的话，才能更好地懂得上级的话；听上级的话和听群众的话，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干部有这样的责任：在群众和上级之间搭起桥来。
既要如实地把群众意见反映给上级，又要使群众能够正确地理解党的政策和上级的各种决定。今春，庄里大队的小麦长得很好，丰收已成定局，县委希望庄里大队能够超额完成夏粮的征购任务。徐鸿昌非常同意县委的意见。还在麦收前很久，他就经常对社员进行支援国家的整体观念教育，让群众了解国家当前还有不少困难。社员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麦收后，支部一提出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的建议，立即得到全体社员的拥护。
路越走越宽了
小麦丰收以后，庄里村的群众正在用更大的干劲争取秋庄稼的好收成，秋庄稼肥多水足，生长良好。可是天不作美，进入8月以后，半个多月中连续下雨，地里不能进人，草比往年多起来了。雨后要突击锄草，又正是突击给麦田培地埂的好时机，两样活都不能往后拖，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干部把困难告诉群众，群众不怕这一点困难，大家说鼓把劲把活抢出来，干完这一段再休息。8月下旬这些天，社员们起早搭黑，在地里吃饭，趁月色突击，终于在8月底的一场雨前把草锄了，地埂也修得差不多了。秋庄稼的好收成就更有把握了。
整修麦田、秋田管理的大评比结束了。支部原打算通过评比鼓起更大的干劲，可是，群众议论纷纷，说评比不公平，虽然奖已经发过，红旗已经送出，支部还是让社员把所有的意见都痛痛快快、详详细细地提出来。评比委员会根据群众的意见作了检查，发现评比的标准和评比工作确实都有毛病。评比委员会向群众作了检讨，提出改进工作的保证。支部又专门到那些意见最多的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开会，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大家的气消了，干劲鼓得更足了，要在下一次评比、要在秋收和明年的麦收中再见高低。
大队支部就是这样，每逢要把生产向前推进一步的时候，他们就找群众商量；经过商量，攀登新高峰的路就找到了。
每逢工作中有了困难，规定的计划有可能完不成的时候，也总是交给群众讨论，从群众中找到战胜困难的计谋和力量。
…………………
在庄里大队党支部和徐鸿昌面前，群众路线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生动了！群众路线这条路也越走越宽了。（附图片）
山西晋城县南村公社浪井大队段匠生产队队长阎小三注意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关心社员生活，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全队社员闹生产，粮食产量逐年上升。这是阎小三（中）在和队委会委员研究生产计划 新华社记者 花 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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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越友协举行酒会招待越南青年歌舞团
新华社16日讯 中越友好协会今晚在新侨饭店举行酒会，热烈祝贺越南青年歌舞团在北京访问演出的成功，为中越两国人民友谊增添了新的篇章。
越南青年艺术家已经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演出，即将到我国各地访问。在这临别的前夕，中越两国人士和两国艺术家再次欢聚一堂，畅叙新情旧谊，互赠礼品，祝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两国艺术永兴。
中越友协理事丁西林在酒会上讲话，他请越南艺术家把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带给兄弟的越南人民。青年歌舞团团长阮文苍在讲话中说，即使说千遍万遍，也说不尽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越南艺术家在中国各地访问，将尽一切努力继续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在这些日子里，中越两国艺术家相互进行了学习。今晚酒会上，越南青年歌舞团的两名艺术家表演了中国的《弓舞》，中国东方歌舞团的四名演员表演了越南舞蹈《沙依阿姆》。在演出这两个节目的时候，全场掌声不断，人们发出“好”、“好”的赞声。
首都各方面的人士张奚若、曹瑛、徐光霄、王元方、陈锦清、喻宜萱等，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黎新和大使馆官员，出席酒会并欣赏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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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各报印刷厂职工集会
欢迎日本黎明印刷厂代表团
吴冷西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客人
新华社16日讯 北京各报印刷厂职工五百余人，今天下午隆重集会，热烈欢迎以泉广为首的日本黎明印刷厂代表团访问我国。人民日报出版社经理郭渭在会上首先讲话。他热情地赞扬日本人民和工人阶级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表示，在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国人民将永远同日本人民团结在一起，互相支持。日本黎明印刷厂代表团团长泉广向大会详细地介绍了日本人民和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声势浩大、英勇不屈的斗争。
泉广在讲话中谈到广大日本工人阶级在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日本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过着贫穷和失业的悲惨生活。同时，美帝国主义还利用日本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分裂日本工人运动，向日本工人阶级进攻。他指出，面对美日反动派的进攻，广大日本工人阶级日益团结起来，毫无畏惧地同美日反动派展开强有力的斗争。代表团秘书长伊藤和夫介绍了日本黎明印刷厂发展壮大的历史。北京各报印刷厂工人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最后，人民日报印刷厂职工代表向代表团献锦旗。
新华社16日讯 今晚，《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举行宴会，招待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黎明印刷厂代表团，参加宴会的有《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和秘书长等。席间，宾主频频为中日两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为《人民日报》和《赤旗报》的亲密友谊和合作、为两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友谊的日益发展而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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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南方贵宾到广州访问
据新华社广州16日电以阮文孝团长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广州访问。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副主席杨康华，广州市分会副主席罗培元、李治华和各界群众数百人到机场欢迎贵宾。
晚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和广州市分会联合举行宴会欢迎客人。杨康华在宴会上讲话。他说，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一贯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神圣斗争。他表示深信，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把美帝国主义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取得民族解放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后胜利。
阮文孝团长也讲了话。他说，广州市是我们这次访问的最后一个城市。从前，这里是我们爱国者和革命者经常来往的地方，这一切都证明我们两个民族的革命斗争，很早以前已经连结在一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破坏这种如胶似漆的战斗友谊。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论在风里雨里，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永远和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紧密站在一起，并肩前进。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等参加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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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文委主任张奚若举行宴会
欢送索马里政府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16日讯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今晚举行宴会，欢送以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为首的索马里政府文化代表团。
宴会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张奚若在宴会上说，代表团的这次访问中国，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指出，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决不是殖民主义者所能破坏得了的。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是互相支持和互相关怀的。中国人民愿和索马里人民进一步加强团结，相互学习，为建设自己独立强盛的祖国、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共同努力。
希拉维团长在讲话中说，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使索、中两国人民之间已存在的友谊更向前发展了一步。相信我们的访问也将有助于增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他还说，索中两国的友谊是很古老的，帝国主义曾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但它们是破坏不了的。他表示回国后一定要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带给索马里人民。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包尔汉、朱光、周荣鑫、邓岗、王雨田等各方面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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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设宴欢送坦噶尼喀客人
新华社16日讯 对外文委主任张奚若今天中午举行宴会，欢送坦噶尼喀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阿里·坦布维。宾主在宴会上一再为中坦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出席作陪的，有刘长胜、朱光、杨琳、王雨田、张杰、严文井等。这个代表团的团员已经先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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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花永为友谊开
——越南青年歌舞团访问演出侧记
新华社记者 汪波清
中越边界上木棉花盛开，开得红艳艳，像火一样耀眼，是那样的动人。
盛情的越南青年歌舞团在北京唱出了《木棉花》，歌声里荡漾着中越兄弟真挚永恒的友谊：
“木棉花哟！哪怕山高水深，风雪苍茫，哪怕陆地变成海洋，木棉花呵，你总把友谊花儿开放。红河呵，长江呵，像我们的热血掀起万顷波浪。胡志明、毛泽东是指路明灯，照亮了伟大永恒的友谊。东方响起的颂歌在辽阔宇宙中荡漾，让我们永远来同声歌唱！”
这一支中国和越南人民友好的赞歌，把人们带到了那青山相依、绿水相连的中越边界的地方。那里的木棉树生得又高又直，人们说它像头扎红巾的武士，因此又叫做“英雄树”。越南朋友形容那树的雄姿象征着越中两国人民的不屈性格，称赞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用鲜血浇灌了木棉树，才开出了那满树红花。
越南青年歌舞团在北京的演出，激荡着两国人民友谊的心弦。青年歌唱家梅卿每场都用越中两国话演唱《木棉花》，每次演唱，都激起雷鸣般的掌声。《木棉花》的诞生，有这样一段佳话。1961年，一位名叫阮辉猷的越南留学生就要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了，在临别中国的日子里，这位越南青年怀着满腔热情，创作了这支中越友好赞歌的词和曲作为纪念。这次梅卿以他浑厚嘹亮的歌喉，又把这支歌带给中国兄弟。原来，梅卿也是在中国度过六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留学生。梅卿激动地向中国朋友说：“不管在风里或是雨里，中越两国人民永远心心相连，《木棉花》就是我们两国人民心里的歌，我正是用我的心来歌唱的！”
“……三面红旗闪金光，人民公社同天堂。三面红旗万万岁，党的恩情永不忘。”10月11日，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在民族文化宫礼堂观看了越南青年歌舞团的访华首次演出。在这一天，青年女歌唱家新茵，用中国话演唱了这支中国人民喜爱的歌曲。
女歌唱家新茵和她的伙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后来到中国的。他们说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新茵想，在中国期间，如果能够唱出勇往向前的中国人民的欢乐心声，那会有多么好！就在到达北京的当天，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三面红旗》这首歌，很快便开始用中国话练唱。她向中国朋友说：“中国人民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取得的胜利，也是越南人民的胜利。我一定要歌颂三面红旗。”新茵第二天便登上舞台，唱出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嘹亮歌声，那寄予无尽情意的歌声深深打动人们的心坎，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向情同手足的越南人民的艺术使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这次演出中，北京的观众还热情地欣赏了一场越南民间节日舞蹈《咙?舞》。在欢快的锣鼓声中，六名身穿红衣、头插孔雀翎的小伙子，和六名肩披五色飘带的姑娘，笑脸相迎，穿花似地翩然曼舞，那一派明朗、热烈的情趣，显现了越南西原地区民间节日的欢乐景象。演出结束了，退到后台的六对男女演员，互相把手紧紧握了起来，女演员向男演员说：“你们多么像我们越南兄弟啊！”原来，那六名小伙子是中国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这天他们是同台合作演出。还是艺术团刚来到北京的时候，越南艺术家就表示希望能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合作演出节目，中国文艺工作者热烈赞同，随即派人跟越南艺术家一起排练，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使中越两国艺术界的友谊的园地里，开出了这一支鲜艳的花朵。
14日，在对外文委为祝贺青年歌舞团在北京演出成功的酒会上，热情奔放的青年艺术家们围着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争相举杯，为中越友谊万代绵延而干杯。这一切，又都使人们回想起《木棉花》中所说的：“木棉花啊蔓延滋长，世世代代象征着伟大永恒的友谊，像人民心中美丽的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