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西方国家个性心理学的三个学派
丁瓒 荆其诚
个性是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个性心理学研究个体心理特点的形成和发展。这个研究不仅和理解心理学对象、科学性质等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对生活实践也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在教育、劳动、医学和体育等方面,都需要对人的个性心理特点进行了解。因此,国际和国内心理学界对个性心理研究特别重视。近五十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个性问题的很不少,出版的个性心理学著作也不少。他们的个性心理学研究,主要说来不外下面三种趋势:一、企图从人的内部来现象学地说明个性的特点,臆测出所谓个性的动力结构。二、从人的行为外部表现找些个别差异,以期从这些差异的测量和数学处理中来决定个性特征。三、从他们所谓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个性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对以下几个主要的资产阶级个性心理学派作一报道。西方心理学家常沿用“人格”一词,实际上这是“个性”一词的同义语,我们在评述中有时也借用他们的术语。
西德的“人格层”学说
在西德流行的“人格层”学说是以地质学的空间概念来比拟人格的结构的。按照这个学说,人格的发展相当于地层的形成,是由不同的层次叠积而成的。这个学派强调人格层的发展和进化,即认为在种族和个体发展中,低级的生理心理机能孕育出高一层的机能,低级和高级机能保存着相对独立性。同时,高级机能可以控制某些低级机能,因而各层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属于这一派的心理学家很多,他们对于人格分层数目和分层方法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却很相近。在他们看来,种族发展过程(生物—动物—人)和个体发展过程(婴儿—成人)是一致的,个体发展过程重复着种族发展过程。并且他们基本上把人格划分为低级的“基础层”和高级的“自我层”或“上层建筑层”。前者主要指所谓无意识和低级情绪状态,后者主要指所谓清醒意识状态。据说,高级层控制低级层,使低级层的机能表现为符合于社会价值的行为方式。
现在举卢特哈克(E·Rothacker)的人格五层说为例。卢特哈克把人格分为五层。一、生命层,即指一切细胞和生命机体最基本的生命力,包括对刺激的反应性,原始的定向反射机能。二、植物性层,即指机体的植物性自动调节活动,包括营养、腺体等机能。据说,在这一层出现机体的驱向力、原始情绪状态、接近和逃避的运动反应以及机体的生物本能。三、动物性层,即指动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据说,在这一层本能和驱向力已经组织起来采取有方向的行动、人具有同情感和反感、扩张力和集中力。但是人不是作为“自我”而是作为动物对外界起反应的,其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为本能所支配的活动。动物性层的机能特点是其反应速度比更高级层为快。这一层为人和动物所共有。动物性层的较高级形式也叫“儿童层”,说是相当于儿童时期的行为表现,它特别是儿童游戏活动的基础,在成人活动中也有时流露出儿童层的行为。四、精神活动层,即指人所特有的人格层。据说,在这一层已不单纯是同情感和反感的情绪表现,而具有更高度的憧憬和表象能力,出现了人的清醒意识状态。儿童、艺术家的心理生活以及神话诗篇的历史阶段主要是这一层的表现。五、人性层,又叫“自我层”。据说,这是随着人的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并通过社会生活改造过的最高层,它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人发展出语言、智慧特征,具有理性和性格表现,并形成了社会、道德和宗教观念。自我机能是人格最重要的调节中枢,它经常保持清醒意识的准备状态。当低级层的冲动性活动缺乏准备时,自我层便发挥指导和控制作用,防止低级层的盲目行动。因此,人性层是人的理智行为,自信心和责任感的基础,它指导着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行动方向。卢特哈克认为人格是一个整体,当了解了各层的发展关系及整个人格结构时,便能全面地理解人格。
人格层心理学家还企图引用神经解剖和病理心理的研究成果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根据他们的意见,从种族的发展角度来看,脑干发展较早,其神经中枢调节机体的感觉和运动,形成所谓最基本的生命驱向力。大脑两半球出现较晚,而且在解剖上也是叠积在脑干之上的,在脑的高级部位产生高级心理活动。中脑是身体机能和高级心理活动的中介。当大脑的高级机能受损害时,首先观察到人的自觉控制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减弱。因此他们断言,心理机能是与脑的发展和解剖结构相适应的,脑的不同发展和解剖层次是人格的不同机能层次的基础。
此外,他们还企图用药理学实验来分析不同人格层的作用。在酒精作用下,机能系统不甚巩固的高级层首先受到影响,以后阻力较大的低级层才受到影响。即首先是自我控制机能消退,其次是言语和动作能力丧失、意识范围缩小,最后呼吸和心脏的自动调节机能才发生障碍,个体接近死亡。而在药物阿特平的作用下则表现不同。与生命机能有关的“生命层”首先受到破坏,如脉搏加速、产生疲劳等等。只有在增多剂量时,高级层才受到损害。他们又指出,鸦片、可开因、咖啡因及尼古丁对不同的“人格层”起着特有的作用。
除了卢特哈克的五层说以外,莱尔喜(Ph·Lersch)的二层说也很出名。莱尔喜将人格分为所谓“基础层”和“上层建筑层”。基础层是指身心发展的先天生物体质因素,如基本情欲、激情、生命冲动等。它们采取自发的发展,较少受到外来影响而变化。上层建筑层是指身心发展的历史社会因素,凡属皮质的人格特征如思惟、意志、美感等都相对地依赖于社会生活条件而发展变化。
在以上所谈的人格层理论中,各层是被认为以垂直方向叠积的,即它们是上下关系。因此,这种理论总称为“垂直层理论”。另一种人格层理论叫做“水平层理论”,即各层是被认为按并列的内外关系排列的,其中一个核心层起主导作用。
我们从这种学说中可以看到,他们企图援引近代神经生理学和药理学的发现作为自己的论据。但是,他们直接把生理过程和心理机能作平行的类比,规避对个性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作详细分析,而对形成人的个性具有决定作用的社会影响更不作具体研究,于是他们所谓的人格重要调节中枢的“自我机能”也便成为不可理解的神秘力量。这正和旧德国传统的格式塔心理学派的所谓“完形”和“整体”一样,是不可以科学地分析或解释的。巴甫洛夫说过,格式塔学派在心理学中的作用是不良的。看来,这个不良影响还在继续着。
英国的“人格度”学说
在英国,爱森克(H·J·Eysenck)领导一批人建立了所谓“人格度”学说。这一学派认为人格是性格、气质、智慧和体质等“因素”或“心理特征”的比较稳定的组织,决定了个体适应环境的特有方式。据说,这些人格特征是通过“因素分析”的数学方法确定出来的。由于人格比较稳定,人的日常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或习惯性。人在一定情景下作出一定的反应,如果多次在类似情景下都作出类似的反应,就排除了偶然性,这种反应便属于习惯性反应。许多习惯性反应可以归类为一种心理特征。经过进一步归纳,他们又把心理特征归结为两个“人格度”:一、神经质倾向;二、内倾和外倾。在爱森克看来,这两个人格度足以标志一个人的个性特点,说明了他的行为方式。
所谓“度”是从物理学上借用的概念,如空间是三度的(横度、宽度和高度),每一度是一个变数。按照他们的理论,在每人的心理上都有区别于他人的特点,这些特点不是质的差异,而是像尺子上的单位一样只有量的差异。神经质倾向就如同一个尺度,正常人格在一端、神经质人格在另一端,中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过渡。一个人的神经质表现可能居于这个尺度的任何一点。极端神经质人格的心理特征说是表现为:智力落后、感知觉迟钝、思惟与动作缓慢、情绪意志控制力薄弱、易受暗示、缺乏持久性、不社会化等等。内倾和外倾也是一个尺度,这也就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所用以指出性力趋向于自我和趋向于外界的不同性格。在这个尺度上一端是内倾,另一端是外倾,正常人格趋于中央。极端内倾人格的心理特征说是表现为:易发展为焦虑和忧郁病症、有强迫动作趋向、奋发动作少、易激怒、对环境冷淡、情感脆弱、多自卑感、白昼梦、失眠。他们的智力较高、语言能力强、动作准确,但对自己的工作成果估计偏低。在美感方面,他们喜欣赏较古老而有具体内容的艺术作品。他们的体型高瘦。极端外倾人格说是表现为歇斯底里式的人格,这种人易发展为歇斯底里的机能失调,时常口吃,易生事故。他们的智力较低,语言能力弱,没有持久性,动作速度快而不准确,但对自己的工作成果估计过高。在美感方面,他们喜欣赏现代色彩丰富的作品。他们的体型矮胖。
爱森克根据应用兴奋性和镇静性药物及心理生理实验检查,宣称内倾人格的大脑皮质兴奋过程占优势,外倾人格抑制过程占优势。内倾人格容易建立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消退较慢;外倾人格抑制作用较强,所以记忆保存较好,而协调动作反应惰性较大。此外,由于内倾人格和外倾人格的兴奋抑制过程的差别,在感觉后像效应、暗适应过程、脑电节律上也有所差异。脑的器质性损伤和镇静性药物都会导致外倾表现,而兴奋性药物会加强内倾表现。他并认为神经质倾向代表人格的智力、意志方面的倾向性,如感知思惟特征是人格的智慧品质,受暗示性特征标志着抗拒外来影响的意志品质,持久性特征标志着克服困难的毅力;内倾与外倾代表人格的情感方面的倾向性,如极端内倾和外倾人格表现出不同的情绪症候。这两个度的变化关系是相互制约的,形成一个⊥形的两个尺度函数座标,直线顶点是神经质,底线左端是外倾,右端是内倾。一个具体人格可以是这个三角形座标中的任何一点,人格可以是“神经质外倾”的,或“神经质内倾”的。
这个学说主要是从人的外部表现作经验的描写,并且宣称用统计学上相关数的依存性原理将这些现象的描写作特殊计算处理——因素分析法,就可以得出所谓人格的特征。其实,这些特征的分类只是沿袭德国精神病学家克瑞奇米尔(E·Kretschmer)所说的体型(高瘦—矮胖)和荣格的性格型而已。巴甫洛夫批评克瑞奇米尔的类型概念是从二元论立场出发的,而荣格的类型也是现象学的描写。在爱森克沿袭应用这些概念时更明显的只看到一些量的差异而忽视质变,把病理现象只看作是机能量变的表现。不过,爱森克最近的研究渐渐趋向于基本神经过程的具体分析,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趋向。但是,他还应用这种所谓心理学方法来分析世界政治,企图以他的所谓心理学理论来曲解国际政治斗争,这在实质上是为帝国主义奴役世界人民提供宣传资料,甚至他们的同行都反驳其谬误。这就清楚地说明他的学说的反动的一面了。
美国的“人格发展”学说
在美国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中,阿尔波特(G·W·Allport)的人格发展学说比较流行。这个学说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角度来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格发展理论。阿尔波特认为动物个体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动物的主要一面乃是其共性,它们的活动是受种族的共同规律所支配的本能行为。在动物界只有人能改变自己的生物需要,并采取适应社会文化要求的生活方式。这些是生物本能中所找不到的东西,在这里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个性差异。他得出结论说,人格虽有共同的特点,但更重要的乃是人的自身特有的东西,也就是所谓人的“个体化”的发展过程。在人格的发展中,人的倾向性是发展的基础。在阿尔波特看来,人有三种倾向性。(一)本能:指反射、驱向力及维持机体平衡的机能。(二)遗传素质:指与亲族相联系的基因特征。据说,在这里既有共同特征,但也发展出个性特征;如儿童与父母在体质与气质上的相似性,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三)学习能力:指形成人格独特结构的内在可塑性。据说,这是人格发展中的最重要一环,使人的反应具有变异性。通过本能、遗传和学习便形成了人格的结构,如习惯、知识、兴趣、自我认识、道德感和世界观。
阿尔波特认为人格是一个整体,包括生活习惯、劳动技能、文化传统等等方面,但心理学应研究个人本有的最亲切的东西。按他看来,人格的发展开始于身体的自我感觉。机体内部的活动——腑脏、肌肉、关节和其它身体活动,虽不被主体清醒地意识到,却是自我的最根本的东西。人对于属于自己本身的东西觉得亲切,对于自己本身以外的东西感到陌生甚至厌恶。关于这一点,阿尔波特举了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企图加以证明。他说,设想将口中唾液咽下去与将唾液吐出后再吸进去而有不同的感觉,类似这种感觉便是自我意识发展的生理学依据。因此,他说,初生婴儿还没有身体机能的自我感觉,所以尚没有自我意识。这时婴儿只是依存于社会的实体而还不是社会化的实体。下一发展阶段是“自我认识”和“自我扩张”的阶段。儿童在四—五岁的时候开始有认识自己的思想和活动的能力。与此同时,儿童发展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绪状态,他与成人和周围事物发生情感联系,受到挫折时作出攻击性的反应,这以后发展成为自我满足、自爱、自尊感。从这个时候起儿童开始有了独立的自我存在,可以说,他具有了人格。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出现“自我扩张”的阶段。所有权的观念开始显露,凡是属于自我的东西都发生兴趣感到重要。自我观念形成起来,个人为自己树立目标和理想,驱使人去积极行动和奋斗。这个自我的奋斗目标是人格的中心,使人格染上浓厚的个体性和自私性的色彩。
阿尔波特认为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社会习俗予人以一定的约束。社会风俗习惯总是以自己的传统对它的成员加以塑造,但是个人中心的人格发展和社会文化要求是不调和的,甚至是有抵抗的。环境和社会要求人形成一系列行为习惯,但是这些习惯绝非自我本性的东西,个体的冲动、驱向力、自我中心的行为方式总想摆脱社会的干扰,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所以社会习惯只是作为掩盖真实自我的伪装被接受下来。换句话说,根据这个理论,人和社会始终是貌合神离的关系,人在社会中被迫扮演对自己来说是陌生的角色,这个角色只是外在社会要求的人格化罢了。因此,人在日常行动中就难免暴露自我的真实面貌,流露出不可控制的冲动、儿童期的行为特点、自我扩张表现等等,所以人的一切适应社会的行为,从语言、生活、工作到创作都打上了自我本性的烙印。就这样,社会的要求和个人的发展形成了每一个人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这也就是人格的形成。
在这里我们看到,阿尔波特实质上是从美国社会学的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的发展过程。阿尔波特所指的人格本有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过是自私性,而他认为心理学就是要研究人的自私性的发展过程。很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心理学家们自己陷在个人主义泥坑中,而就把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曲解成为人的共同心理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垄断资本家和劳动人民、甚至和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的对立十分尖锐。因此,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个人和社会始终是对立的,社会不是培育个性、发展个性的环境条件,而是压抑个性的囚笼。社会上一些“规范”要人们遵守,在他们说来是被迫的、勉强的,以致他们所能自己玩弄的只剩下一点个体的生理机能,所以在提到什么是自己的根本的东西时,总是从自己的生理机能出发。无论是以前的维也纳医师弗洛伊德(S·Freud),还是以后的“文化心理学派”,以至一直到现在普遍流行于美国心理学中的所谓“自我心理学”都是这样了解个性心理学的。他们没有探索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社会根源,也没有看清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他们在研究个性的时候,只把现象罗列起来做一些数学演算。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他们看来是无可如何的。社会病态反映到人们心理上的病态,在他们看来反而是患者没有发现“自我”所致,这就模糊了人们革命的认识,他们的反动性在这里就更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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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挑选事实和词句”
平良 一
下论断,一定要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而不能凭主观的想像。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对于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但是,以事实为依据,并不是说可以随意挑选一些事实,而是要像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说的,详细地占有事实材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为指导,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任意挑选事实这种方法的错误,列宁在1917年所写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中作了尖锐的批评: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
列宁在1920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又提到这一问题:
“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
如果有人列举若干事实,向我们说明事情进行得很好或者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思索一番,到底这些事实是不是从一个方面挑选出来,而省略了反面的事实。只有这样深入地考虑了,我们才会去作进一步的调查,全面地了解情况,而不至被片面的事实所迷惑,作出错误的判断。
仅仅列举一些事实是不够的,还要对事物的全部发展过程整个地加以研究,指出这个过程的各方面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
我在阅读一些引经据典的论文时感觉到,有些作者专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和挑选个别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词句。比如说,有些轻视按劳分配原则的人,总是强调列宁颂扬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所讲的一些话:“我们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常规,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要逐步地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劳动。”(《列宁全集》31卷104页)
这样的引证,也和挑选出来的事实一样,不能正确解决问题。真理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是和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不研究那些条件,就不能正确了解和运用他们的话。列宁倡导义务劳动,是在1919到1920年间。当时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和恢复工业,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的工人,自动利用星期六进行义务劳动,帮助国家迅速修复铁路,修理车辆,装货卸货,效率很高,不要报酬,列宁公正地把这种崇高的劳动称为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热烈颂扬,并加倡导,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想在社会主义阶段就普遍实现义务劳动。事实上,当时除了星期六,其他每天的劳动都不是义务劳动;除了紧迫的修复等任务,其他日常生产也不是义务劳动;除了党团员和先进的工人,农民群众并未被动员参加义务劳动。不仅如此,列宁在那段话的前面还写道:“改造一切劳动的习惯和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这一句话是不应当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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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庄子哲学思想的讨论
最近《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四期和8月25日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冯友兰的《三论庄子》和任继愈的《庄子探源之二》的文章,继续探讨庄子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在对关锋所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提出不同意见。他主张改为四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有待,认为这样更符合庄子哲学体系。其次,关于庄子所说的“无待”的解释,他也不同意关锋所说的“作为宇宙本质即主宰(庄子称为‘真宰’)的‘无待’的绝对,即是老子的‘道’、绝对精神”的意见,认为这跟庄子的主要思想是不符合的,对于“无待”的这样了解,必然不能够把庄子所说的“无待”与他所说的“无己”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完全揭露出来。冯友兰认为庄子的道,就是“全”。“道”是一切事物的“全”。可是这个“全”,就是无事物,因为一有事物,它就是偏而不全了。道不但不能是有而且也不能是无,因为有了无也还是有,所以道只能是“无无”。这是比一般更虚无的虚无主义。这样的道,也就是一个混沌。这个混沌,并不像有些唯物主义者所说的尚未分化的“元气”,而是一种主观的意境和逻辑的虚构。他认为,这种混沌的意义只能是唯心主义的。
关于庄子的认识论,冯友兰认为庄子的关于“道”的性质,决定了他在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他说庄子认为道不是用知识所可能知道的。这并不是说道不可能知,而是说道不可能用一般的知识知道,必须否定一切知识,才能知“道”。这种所谓认识道,也就是与道同体。所谓与道同体,实际上就是在自己的思想中创造出来一个混沌的境界,在其中什么都没有,而自以为什么都有。这种与道同体,是用“无己”的方法得到的。
最后,冯友兰认为庄子哲学的特征就是精致的混世主义。其所以为精致,因为它有一套理论。“圣人”从“有待”在思想中绕了一个圈子,自以为同于“无待”,由此再来混世,再入于“有待”,就自己觉得所谓混世,就是“无待”的结果,因此他就“心安理得”地混下去了。
任继愈在《庄子探源之二》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今年《哲学研究》第二期发表的《庄子探源》的思想,坚持《后期庄学》出于汉初的看法,并且着重探讨了《天下篇》和庄周思想的关系以及它在研究庄周思想的史料价值。他认为:《天下篇》既不代表庄周本人的思想,也难说它代表“后期庄学”的思想。《天下篇》不是研究庄学很好的“证人”。任继愈认为《天下篇》既非庄周自著,也不像庄子学派的作品。因为《天下篇》的时代不能早于秦汉之际,《天下篇》对庄周的批评值得重视,不能从《天下篇》的文句中,论证出庄周内篇的“逍遥”、“齐物”的思想。
最后,任继愈认为:研究庄周哲学,荀子和司马迁提供的支点不宜忽视。他说,甄别《庄子》中真正代表庄周思想的篇章的标准,就是司马迁和荀子所提供的支点。凡是《庄子》中某些篇的基本思想和支点相符合的,归为一类;不相近的,抵忤的,再分别性质,另外处置。如果认为抨击儒墨,抗议剥削的思想是庄周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方面,那末,和这些思想相反的就不能认为是庄周的思想。如果认为宣扬唯物主义自然观,天道无为的思想是庄周的思想的基本方面,那些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思想就不能认为是庄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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