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在鲁迅博物馆里
——一个座谈会的记录
9月中旬的一个清秋的早晨，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几位青年参观了博物馆以后，即席座谈了参观后的感受，这里摘要发表他们的谈话记录。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杨尚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在博物馆的墙壁上，我又看到鲁迅先生这两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两句诗，是鲁迅先生一生实践的概括。他的这种“硬骨头”精神，从许多展品里可以看到，而且顺序看下去，越看越明显。例如1927年“四一二”以后，许多进步作家惨遭杀害，鲁迅先生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但他毫不畏惧，反而越战越强。这里陈列着一本《前哨》，是“左联”为纪念被害的柔石等革命作家和揭露国民党的屠杀罪行而秘密出版的。当时，国民党正在搜捕鲁迅，鲁迅不仅不消沉，反而亲自主持了这个纪念专刊的编辑、印刷等工作，并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对敌人没有深切的恨，哪会有这样的胆识和勇气！
王 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我看到鲁迅先生和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先生的一张合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和敌人势不两立的仇恨。杨杏佛先生被暗害以后，黑名单上也有了鲁迅的名字，别人劝他不要去参加追悼会，但鲁迅先生毫不畏惧地去了，并把门锁放在家中，以表示自己的抗议和对敌人的藐视。但是，鲁迅先生对敌人作战又不是盲目蛮干的，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又非常重视战略和战术。他平时很注意敌人的一言一行，例如他当时搜集了很多反动报刊上的材料，剪贴起来，批上日期，作为打击敌人的资料。
杨尚德：鲁迅对敌人的恨是刻骨的。他在逝世前表白：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饶恕。”
我想，我们正是要学他这种“骨气”，继承他这种战斗精神，在工作中不畏惧任何艰难，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要有革命的“骨气”！
张作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助教）：鲁迅先生对敌人的恨，正基于他对人民的爱。他的爱憎分明。展品中有许多经过先生校阅修改或帮助出版写序跋的进步青年的文学作品和木刻，鲁迅先生对这些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竭尽全力地扶持，使其发扬光大，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于人民有益的，是人民需要的。
杨尚德：你看，当他听到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马上拍电报祝贺；陈赓同志到了上海，他马上请他到家里长谈长征的情况，并且准备以此来创作一部中国的《铁流》。刚才看到陈列的陈赓同志当年为鲁迅先生画的那幅长征路线图，我就想到当时先生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向往，对人民的爱有多么深沉！
张作明：鲁迅说自己吃的是草，挤的却是牛奶。只要是对革命有利，任何牺牲，他都在所不惜。鲁迅这种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学习的。我常想，如果说鲁迅先生当年吃的是草，我们今天可以说吃的是牛奶了，但是我们对人民的贡献实在太少了。
宋源文（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助教）：我是学习木刻的，对展品中有关鲁迅先生提倡木刻运动的材料特别有兴趣。展品中有鲁迅先生当年给我们的系主任李桦先生的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分外亲切。那时候李桦先生还是个青年，正在广州一个小学校里教书。他曾经和我们讲起当年寄木刻创作给鲁迅先生，信上连通信地址都没敢写，自己并没想到让先生回信的。但是，先生终于在信封上发现了一点线索，热情地寄了回信来，所以先生回信的开头就耽心李桦先生是否能收到这封信。从这封信开始，他们即不断的联系，鲁迅先生对李桦先生的木刻创作非常重视、爱护，并多次地加以具体指导，到现在李桦先生还经常提及鲁迅先生对青年们的热爱和关怀。鲁迅先生对木刻青年的关怀，也正是表现了他对人民的爱；他提倡木刻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拿起这种武器来打击敌人，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
刻苦的工作作风
孙以慰（北京新华书店中文业务科）：我看了博物馆以后，觉得鲁迅先生真是博学，他的爱好和兴趣也是很广泛的。你看他抄录古书，整理碑帖，搜集木刻，还搜集古铜镜、泥塑、石佛艺术照片、苏联绘画明信片和儿童画片。他花费了多少精力呀！我是搞书刊发行工作的，应该了解鲁迅的全部作品，惭愧的是过去看鲁迅的作品太少了，我今后一定要多读鲁迅的作品，学习他那种刻苦求知的精神。
王 培：我看到陈列的鲁迅先生的手稿，和他抄录、整理的古文，每一篇都写得那么工整，一笔一划，一个标点，都不疏漏，称得起是一丝不苟。鲁迅先生的渊博是用自己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换取来的。他每做一件事，总是十分认真负责，毫不马虎，例如当年他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为了战斗的需要和自我学习。我也想到他说过的一段话：“我是主张青年发表作品要胆大心细的，因为心若不细，便容易走上草率的路……”我虽然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但这些话同样适用于一个戏剧工作者。我们现在正努力提高话剧表演艺术水平，党和国家给我们准备了一切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也拿出鲁迅先生那种刻苦钻研，认真下苦功夫的劲儿来，我想一定会有好收成的！
杨尚德：看鲁迅先生的文章，常敬佩先生的博学。这次看了展出的先生的手稿和藏书，才知道先生用功之深。先生早年就已有了文学的底子，以后为了战斗的需要，又废寝忘食地深钻，而且边战斗边学习，由于读书多、观察的广，所以想的深，说的也准。我们有些人则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便停步不前，和鲁迅先生一比，真是令人惭愧。
王 培：鲁迅先生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我们青年人就要学这种采百花的精神，千万不能连一朵花还没采好，就想酿一吨的蜜了。
杨尚德：是呀，以前总觉得鲁迅先生是天才，看了展览，想到先生的一句话：“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鲁迅诚然是天才，但更是勤奋的结果。
朴素节约的生活
王 培：我在鲁迅先生的居室“老虎尾巴”前面站了许久，这里面的一切陈设有多朴素啊！鲁迅先生睡的是硬板床，桌前用的是一盏小煤油灯，鲁迅先生就是伏在这样一张简陋的小木桌上写了《彷徨》，编了《莽原》、《语丝》……。他不知在这间斗室里熬过多少不眠的夜晚！但是，不管政治环境再恶劣，生活再清苦，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是毫不松懈的。他生活上这样的俭朴，更不是为了“惊世骇俗”，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这一点许广平同志在《欣慰的纪念》中说的最中肯了，她说：“沉迷于自己的理想生活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注意是很相反的。”是的，也只有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在人民利益上面，他才不会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
孙以慰：鲁迅穿的袍褂和戴过的围巾还珍藏在博物馆里，看了这些实物，也就认识到鲁迅先生在生活穿着上是很不讲究的。听说鲁迅先生穿的鞋也常打补钉，这种俭朴节约的作风，正是劳动人民的一种可贵的品质。
宋源文：鲁迅先生俭朴的作风和他战斗的生活是一致的，例如“老虎尾巴”床下的那个网篮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俭朴的生活正适合于一个革命家的战斗需要，他准备的网篮，就是为了行动的方便。鲁迅之所以不想过太安逸的生活，正是他时刻以革命为怀，时时想到和敌人战斗。今天我们的时代变了，但是我们又有了新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斗任务，学习鲁迅先生的生活作风和战斗作风，还是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的。（附图片）
张作明 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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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木刻）
赵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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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琐记
刘岘
提起木刻，人们总是要想起鲁迅先生对它的扶植，而今木刻能够如此蓬勃的发展，这和先生的热心提倡是分不开的。
1932年，我以偶然的机缘得到了先生印行的《近代木刻选》，其刀法所表现的幽婉纤巧，和富有装饰风韵的黑白对比色彩，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接着又得到了《士敏土之图》，那种粗豪的刻法，使我更为赞叹，于是就买了几柄旧式雕刀胡乱地刻起来。后来，我将一些习作拓印出寄给鲁迅先生求教。记得我习作《野草》插图时，有些刀法不但幼稚得可笑，而为着追求粗犷有力，线条简直混成一团。先生指出初学时这样是有害的，他还寄赠我一册日文戈霍的画册，并指示不要追求油画的笔调。此后，我每将习作印好卷妥，写上“周豫才”或“周先生”的名字，送至内山书店转交，先生总是不惮烦地很快就复了信，对于习作详尽的指出缺点。兹摘抄几节来信于次：
“……黄河水灾图第二幅最好，第一幅未能表出‘嚎叫’来。《没有照会那里行》倒是好的，很有力，不过天空和岸上的刀法太乱一点。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
“……《呐喊之图》首页第一张，如来信所说，当然可以，不过那是‘象征’了，智浅分子是看不懂的，尺寸不也太大了吗？”
我国民间的木刻年画很多，其风格大都是奔放雄劲，色彩浑厚朴素，是异常优美的。我搜集了很多河南朱仙镇的年画门神特寄给先生，他回信指出新的木刻应该吸取其方法：
“……河南门神一类的东西，先前我的家乡——绍兴——也有，也贴在厨门和墙壁上，现在都变了样了，大抵是石印的。要为大众所懂得，爱看的木刻，我以为应该尽量采用其方法。不过旧的是先知道故事后看画，新的却要看了画而知道故事，所以结构就更难。”
1933年，在苏德木刻展览会上，我第一次看到鲁迅先生，他热情地讲解木刻，谈笑十分亲切，至今忆起恍如在眼前。他当时虽经常处在工作繁忙中，只要我们向他提出什么要求，总是不肯令人失望的。我刻《怒吼罢中国》（特力雅可夫著）的插图时，屡屡去信询问，甚而那集子的说明和后记的文字，先生也花费很多时间来改正，还记得在后记上先生加了两句：“是的，我的确承认看木刻画是没有看肉感色彩的明星照片及春画的有趣味的，然而，我总相信这艺术是与大众很有益处”，这话讲得多么有力。当时，上海正在泛滥着黄色画报和风行一时“大师”的裸体画，无疑地这是给他们的猛力一击。
木刻运动一开始便结合了人民大众，自然也就屡屡遭受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和摧残。那时肯出版木刻画集的书店是找不到一家的，为着传布木刻，我们几个学习木刻的，手拓了几辑木刻集，先生为着鼓励青年，写了一篇序文，我用雕刀刻成阴文，印拓在《无名木刻选集》上（其后两辑易名为《未名木刻选集》）。
先生对木刻工作者的谨严的批评和热情的鼓舞，使每个学习木刻的青年，都深获教益；这种文艺上“开拓者和建设者”的光辉榜样，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上的有力鞭策，使我们在木刻岗位上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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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连环图画
赵家璧
连环图画现在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普及读物，它是把文学与艺术密切结合起来的一种“创作”。三十年前，鲁迅先生早已预见到这一点。为了卫护这个品种，鲁迅先生曾写过几篇匕首般的杂文，反击第三种人的进攻，也曾企图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现在把我所接触过的几件旧事记在这里，也作为对先生八十诞辰的一点纪念。
文学大众化是“左联”在1931年成立时提出的中心工作之一。连环图画和唱本、说书等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大众文艺生活里的旧形式，都是值得改造利用的好武器。第三种人苏汶却首先叫嚣：“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作品吗？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来的……。”鲁迅先生在1932年写了《论第三种人》予以驳斥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连环图画辩护》。除了说明中外古代的壁画等都是宣传的连环图画之外，又把十九世纪后半以来欧洲画家所作的连环图画作了一番介绍，借以证明“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他介绍的第一个画家是珂勒惠支，第二个是麦绥莱勒。
那时我正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因为组稿关系，时常有机会见到鲁迅先生。良友出版过美术作品，艺术价值都不高，他就常常鼓励我们多出一些有益的艺术画册。1933年春，我在一家德国书店里买到四种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图画。第二天，我就带了书去见鲁迅先生，告诉他我们准备把它翻印出版。他很高兴我们能这样做，他说，这也可以给苏汶之流看看连环图画是不是艺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是：麦绥莱勒的黑白画连一个字说明也没有，中国读者是否都能接受呢？经过我们的请求，鲁迅先生当场答应为其中的一种——《一个人的受难》写一篇序文，同时替每一幅画写一个简要的说明。不久，四种木刻连环图画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了。10月8日他写给我的信上说：“M氏的木刻黑白分明，然而最难学，不过可以参考之处很多，我想，于学木刻的学生，一定很有益处。但普通的读者，恐怕是不见得欢迎的。我希望二千部能于一年之内卖完，不要像《艺术三家言》，这才是木刻万岁也。”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介绍麦绥莱勒的画册，一方面把它作为外国的连环图画，所以不惜自己为它写说明；另一方面，还是从介绍木刻艺术角度出发，并没有把它看作大众读物的。但是苏汶看到了，便认为有机可乘，假借《中国文艺年鉴》编者的名义攻击文艺大众化和鲁迅先生。他是这样叫嚷的：“鲁迅无意中把德国版画那类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鲁迅先生立刻写了一篇《论翻印木刻》戳破他的阴谋。文章中说：我“所辩护的只是连环图画可以成为艺术，使青年艺术学徒不被曲说所迷，敢于创作，并且逐渐产生大众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编者所希望，‘有意的’来说德国板画是否就是中国的大众艺术，这可至少也得归入‘低能’一类里去了。”木刻连环图画的出版，虽然受到当时读书界的重视，但如何利用我国旧连环图画的形式来加工改造仍然是一个课题。
1934年初，我又一次和鲁迅先生见面时，谈到了苏汶那篇《鸟瞰》，他表示很气愤，他说，是否可以由我们自己来编写文学脚本，然后找旧连环画画家来画一种新内容的连环画呢？假如不行，是否可请新画家来画新连环画呢？由良友来出版这类连环图画倒是颇为适宜的。这个意见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还乘便想到了一些新的文学选题，譬如高尔基的《母亲》和鲁迅的《阿Q正传》等。几天后，我就通过书店同行的介绍，到四马路望平街一条里弄里去找了两家专出连环画的书店打交道。当时上海连环图画出版业几乎完全操纵在一批属于帮会组织的流氓书商手里，画家们的劳动，受到严重的剥削，形成垄断包办的局面。他们听说有人要找他们的画家出新连环画，干脆拒绝了。当时具有一定水平的新画家，又谁也不愿画连环图画。我们的梦想，不久就告吹了。鲁迅先生知道我们作了努力终于失败后，还是很乐观地说，“这条路今天走不通，将来总会有人走过来的。”
这个预言，今天已全部实现了。这些年来，不但连环画家中已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许多文学名著也改编为连环图画，对读者起了极为深广的影响。正像鲁迅先生在《连环图画辩护》最后一段所说，连环图画的创作，“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