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未发表的鲁迅书简两封
这两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间，所谈的是关于编印瞿秋白同志遗文集“海上述林”事。
（原载一九六一年九月号“上海文学”）
第7版()
专栏：
鲁迅——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士
——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
林志浩
毛主席在评论鲁迅光辉的战斗业绩时，曾经着重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是我们民族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士。从他一参加革命斗争起，就一直站在人民反帝斗争的前列，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鲁迅的反帝斗争的烈火就愈烧愈旺，特别是在他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以后，鲁迅在这方面的思想遗产，是异常丰富、异常宝贵的。过去，我们还探讨得很不够，他的这一遗产，还没有为我们所充分地认识和发扬。在今天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特别高涨的时代，我们来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温习毛主席对他的崇高评价，我觉得探讨一下鲁迅的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鲁迅，对于我们当前的反帝国主义特别是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有重大的意义。
（一）
鲁迅开始参加祖国的社会斗争，是在二十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即是1898年戊戌政变彻底失败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清朝的腐朽无能，由于一连串事实的教育，先进的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是不足以救中国的，他们逐渐摒弃了它而转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并在东京创刊它的机关刊物《民报》，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论争。东京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一个中心，年青的鲁迅就在这个政治环境下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他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派对改良派的斗争，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清廷统治的革命思想。他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鲁迅全集》卷1，193页）鲁迅除了攻击封建僵尸的统治（所谓“本体自发之偏枯”）以外，还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谓“交通传来之新疫”）。他指出：“吾华土之苦于强暴，亦已久矣，未至陈尸，鸷鸟先集，丧地不足，益以金资，而人亦为之寒饿野死。”（卷7，246页）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寒饿野死”是帝国主义侵略榨取的一个结果。他攻击封建僵尸的统治，也曾指出：“此垂亡之国，翼翼爱护之，犹恐不至，独奈何引盗入室，助之折桷挠栋，以速大厦之倾哉。”（卷7，231页）表示了他对于当权者勾结列强以危害祖国的痛恨，从而产生他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他曾怀着欢欣的心情，赞扬浙江“台处衢严诸府”驱逐传教士的反帝斗争，设想人民必不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惊，而惧，而愤，挥梃而起，莳刈之以为快。”（同上）这显示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在其开始形成时，就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反帝性格。
鲁迅初期的反帝爱国思想，所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还因为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同，而表现了对于被压迫民族的伟大的同情。他最早接触和介绍外国文学，即以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为主。他斥帝国主义者为“兽性爱国之士”，指出他们“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族悉为其臣仆不慊也。”（卷7，245页）鲁迅相信进化论，但他却把“进化留良之言”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借口，而加以彻底的揭露，足见他的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着严格的区别。他反对一切强凌弱的行径，他强调被压迫民族必须自卫，必须反抗侵略：“当有利兵坚盾，环卫其身，毋俾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卷7，246）；而坚决反对自己强盛之后，“效侵略者之行”，转而去侵略其他民族。他殷切地期望被压迫民族：“使其自树既固，有余勇焉，则当如波兰武士贝谟之辅匈牙利，英吉利诗人裴伦之助希腊，为自繇张其元气，颠仆压制，去诸两间”（卷7，247页）。这说明他始终坚定地引被压迫民族为同调，而把反抗的怒火一再地指向压制者，指向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
鲁迅的这种思想出现在辛亥革命以前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有力地促进了实际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应该大力肯定的。但这个口号却存在着局限性，它的实际意义只是“排满”，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工具——清朝的统治而言，并不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不少人对帝国主义还认识不清，甚至还存在幻想。其次，这个民族主义的提法是带有狭隘性的。后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人甚至大力鼓吹“生存竞争”，鼓吹军国主义，这是中国民族积弱图强在思想界的一种歪曲的反映，也是当时民族资本有了某种发展而跟着产生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它在当时只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而不利于民主运动的开展。鲁迅的反帝思想，虽然也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从思想认识方面来看，却高出于当时的一般水平，而更多地反映了中国被压迫人民的要求，表现出彻底的民主主义的特色。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开端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十分深刻地阐明了五四文化革命与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关系。鲁迅，作为五四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从各方面来暴露封建思想的腐朽性，促进人民群众的觉醒，希望他们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自觉的拥护者和参加者。他清楚地看到，只要人民还不觉醒，还受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就无法抗拒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此同时，他还揭露帝国主义赞美、利用中国封建文化，以统治中国人民的罪行：“待到享受盛醼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鲁迅怀着深刻的仇恨，指出“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卷1，314、315页）
五卅惨案发生时，鲁迅对帝国主义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反对那种“皇皇然辩诬”的态度，指出我们“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他还提出了著名的韧性战斗的原则：“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卷3，69页）
从五四到五卅运动前后，鲁迅直接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也贯串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精神。他揭露封建统治者：“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卷1，315页）他精确地画出他们的丑态是：“见了羊显凶兽相，见了凶兽则显羊相。”1926年北京学生请愿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北洋军阀却借机制造“三一八”惨案。鲁迅指出：这是“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他猛烈地发射出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火：“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卷3，189页）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期间，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扮演了帮凶的可耻角色。陈西滢谩骂反帝的爱国群众说：“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愤怒地指出，这是要“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并对他投以十倍的鄙视：“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卷3，93页）三一八惨案发生时，陈西滢污蔑学生是“暴徒”，是“自蹈死地”。鲁迅揭露他是“比主子更厉害的狗”，指出多有这种阴险的论调，“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卷3，191页）鲁迅就是这样有力地反击陈西滢，揭开他心悦诚服地充当帝国主义奴子的本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判然划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是人还是狗的界限。
从辛亥革命以前到1927年，当鲁迅还是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时，他就从被压迫人民的角度来观察社会问题，所以他能摆脱剥削阶级的偏见，而始终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认识，怀有跟被压迫者一致的对于侵略者、剥削者的阶级仇恨。这是鲁迅区别于同时代其他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标志。由这个根本特征所决定，鲁迅前期的反帝思想，具有如下三个具体特点：首先，他对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封建文化，勾结中国统治者，共同来统治中国人民，是有所认识的，因此他一直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到了五卅运动前后，当“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的没落了”，需要新的意识代表为统治者制造奴隶规则时，胡适、陈西滢之流就出来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鲁迅由于在现实斗争中，接受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革命论的影响，他又适应着阶级关系的变化，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反对资产阶级右翼的斗争结合起来，斗争锋芒所向，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要加以歼击的对象，在这里鲁迅的战斗深刻地反映了“全民族的大多数”的革命的要求。其次，鲁迅的反帝爱国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表现了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关切和同情。这反映了劳动人民善良的愿望和朴素的阶级友爱，反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美德，而跟剥削者、侵略者的阶级属性正相反对。第三，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鲁迅的反帝斗争也愈来愈炽烈，愈彻底，并形成了韧性战斗的性格。这是适应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而产生的，是中国人民要最终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和顽固的封建势力所必须具备的，这就说明了毛主席为什么要高度赞扬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的原因。我们中国革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才最终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要把反帝斗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帝国主义被最后消灭。
（二）
后期的鲁迅，是处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是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内战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中华民族遭受到空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异常迅猛。在国际范围内，一方面是德、日、意法西斯正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则对德、日、意法西斯采取所谓“绥靖”政策，实质上是策动它们把军事矛头，对着苏联；另一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浪潮，也日益高涨。鲁迅在这场斗争中，不愧是无产阶级最忠诚、最英勇的战士。他继承了前期光辉的战斗传统，并把它推进到新的思想高度。
鲁迅后期的反帝斗争，比起前期来，内容更宽广，挖掘更深入。如果说，过去他对于“新的”该是什么，还不太明确，那么到了后期由于一连串事实的教育，特别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怀和直接领导，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就完全明确了，而且坚决地站到这“新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方面来，自觉地把自己的战斗服从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过去，他是从帝国主义与被压迫人民的对立来揭露帝国主义，现在他又进一步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来揭露帝国主义了。他以满腔热情赞颂社会主义的苏联，而对敌视苏联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赞颂苏联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卷4，325页）这样簇新的社会制度是与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鲁迅曾亲赴德国领事馆提出声讨纳粹党徒扼杀文化的抗议书，并参加过反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他就指出：“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卷4，243页）它昭示出：中国人民与苏联及世界劳苦群众的利害是相一致的，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首先受害的当然是中国，但是从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来看，则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为进攻苏联作准备。鲁迅后期的反帝斗争，已经不是同情被压迫人民和弱小民族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而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思想。
对待国内的政治斗争，鲁迅总是坚持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一致性，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密切结合的。这是鲁迅后期全部杂文的中心主题。由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二版，628，625—626页）后期的鲁迅对于这一点具有比前期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他从前期直感的认识提高到本质的认识，所以他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总是把斗争的主要矛头自觉地对准着帝国主义。当国民党反动派开枪射击请愿学生，并无耻叫嚣“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时，鲁迅一针见血地揭穿所谓“友邦人士”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了！”（卷4，285—286页）这又有力地戳穿所谓党国，不过是执行帝国主义意旨以屠杀人民的奴才。在鲁迅看来，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它所厉行的白色恐怖的政策，无一不与帝国主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尖锐地指出：“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卷5，87页）又说：“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卷6，15页）这种自觉地把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统一起来，而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着帝国主义的特点，使鲁迅在抗战前夕，能够无条件地拥护和正确地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从他在文艺方面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新的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卷6，475页）
在鲁迅后期的反帝斗争中，在主要锋芒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我以为他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揭露，也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美帝一向是以民主自由的“模范”标榜的，胡适之流也一向在为它涂脂搽粉。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走向法西斯化，乃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潮流；“‘美国新总统所取得的措置经济复兴的权力，比战争和戒严时期还要大得多。’大家做动物，使上司不必征求什么同意，这正是世界的潮流。”（卷5，228页）这就有力地戳穿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奴才的欺骗，教育人民认识它愈来愈反动的本质。还有美帝的黄金和麦粉，它的“布施主”的身分，也是一些高等华人赞不绝口的；对于不觉悟的群众，也起过一定的迷惑作用。鲁迅又尖锐地指出：世界闹经济恐慌，“有三千万以上的工人挨饿，但是粮食过剩仍旧是‘客观现实’，否则美国不会赊借麦粉给我们，我们也不会‘丰收成灾’。”（卷5，182页）这又深刻地揭示出美国赊借麦粉给我们，决不是救济，而是为了克服粮食过剩的“客观现实”，为了摆脱本身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罪恶的侵略行为。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也不是幸福，而是灾难，是使中国“丰收成灾”。正像毛主席所说的：“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在鲁迅生活的年代，美帝国主义虽然还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发展成为头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它的侵略野心，但鲁迅也对它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有力地揭穿了它的欺骗性。今天，当美帝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而它又在变本加厉地玩弄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的鬼把戏的时候，回顾鲁迅的这些认识和揭露，对于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教育一部分人彻底弃绝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无疑是有益的。
在党所领导的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鲁迅还进行了许多思想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坚决反对奴化思想，努力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力和自尊心。这成了他跟胡适等帝国主义奴才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前期，鲁迅虽然由于没有充分理解人民群众的革命性，限制了他对于战斗的民族传统的充分认识。但是，他并没有失掉民族自信力，而是十分珍惜民族传统中的战斗精神。他用战斗的民族传统来对照和鞭挞那些软骨虫。到了后期，鲁迅充分地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从多方面来培养和提高群众的民族自信力和自尊心。胡适之流，不但完全失掉了民族自尊心，而且向帝国主义献策：“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个“征心策”是他一直在为其主子执行的任务，也是一种妄图毁尽民族自信力和自尊心的勾当。鲁迅和瞿秋白同志一起，揭露胡适的献策是“出卖灵魂的秘诀”。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心，是永远也征服不了的。当有些人在叫喊中国人民失掉了民族自信力的时候，鲁迅又严加驳斥：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卷6，92页）应该指出，在遭受帝国主义百年大蹂躏的中国社会里，特别是在抗战前夕，强调民族自信力和自尊心，是思想战线上的一项最必要的任务。作为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士，鲁迅又从各方面来执行这个崇高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领会到毛主席所以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角度来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的深厚的含义。
鲁迅的反帝国主义的根子，是深深扎在中国人民、扎在民族革命传统的土壤里的。后期的鲁迅，由于对人民的革命力量和民族的革命传统具有坚定的确信，又由于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取得明确的认识，这就使他的反帝斗争的“硬骨头”，出现了新鲜的特色。“韧”是鲁迅一贯的精神，但是前期，由于对人民的看法还不全面，对帝国主义也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看到了它的强大凶恶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的纸老虎的本质。因此他在战术上的重视敌人，强调韧性战，并没有和战略上的藐视敌人相结合。这从上面引他在五卅运动中主张韧性战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到了后期，就不同了。他在战术上仍然重视敌人，反对轻敌，一再强调韧性战；但在战略上却藐视敌人，揭露敌人的软弱、腐朽和必将灭亡的命运。因此虽然帝国主义武装到了牙齿，他也坚定地指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但是他一生的战斗，却远远超出文化的范围，而具有伟大的政治作用和意义。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鲁迅对于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和韧性战斗的精神，是中国人民百年来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的血与泪的结晶。中国人民是被帝国主义骗得太长久了，但我们终于觉醒了，鲁迅说：“我们不再受骗了！”这真切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呼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从逐渐认识到大彻大悟的过程。今天这种呼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越来越广泛了。鲁迅的“硬骨头”，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品质，是我们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及其奴才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那么它当然也有广泛的意义。纪念鲁迅，阐扬鲁迅的反帝斗争的经验和精神，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而且对于进步人类，也有深刻的意义。特别是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和爱国者，更可以从鲁迅的反帝精神中得到鼓舞，从鲁迅的战斗经历中，吸取揭露敌人、战胜敌人的经验。因为这不仅是属于鲁迅个人的，而且也是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
鲁迅所以能够成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战士，根本原因在于他和被压迫人民保有深刻的血肉联系，坚定地立足在被压迫民族苦难的历史现实上。他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激发他对于侵略者、剥削者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毛主席曾以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深刻地概括鲁迅这种始终一贯的崇高精神。五四以后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迅的这种精神所以有了伟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他又坚持不断地追求真理，参加战斗，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才使他的战斗在五四时期符合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自觉地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正确地领会和贯彻党的政策思想。探索鲁迅反帝精神的伟大源泉，可以有力地启示我们：一切爱国者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幸福，必须和人民保持深刻的联系，一时一刻也不忘记反映民族和人民的要求，必须接受那担负着民族和人类解放的崇高使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他才能够不断前进，才能够断绝对于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永远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成为坚贞不屈的反帝战士以至于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