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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企业领导水平 加强经济核算
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加强经营管理，是社会主义企业领导者应该经常注意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建设要多快好省。只有认真实行经济核算，才能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精确地计算生产，发现和利用企业内部的一切潜力，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使企业有正当的赢利。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按照客观要求，领导和管理好企业。解放以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一切企业里，或在企业的一切方面都做得很好，不再需要改进了。事实上，不善于运用经济核算，不重视经济核算，经营管理不强的现象仍然存在，这是妨碍我们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企业的行政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就是缺乏经济核算的一种表现。在一切企业里，建立一套有效率的行政管理机构，帮助企业的领导者进行领导，是企业管理的客观需要。但是，在建立这些机构的时候，应该使这些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都符合于精打细算、提高效率的原则。特别是应该控制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增加直接生产人员的比例。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改进经营管理。因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人员，如果非生产人员过多，必然使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成本增加，赢利减少。不仅这样，由于非生产人员增多，势必因人设事，中间环节加多，甚至增加人事工作、服务和生活福利等工作，实际上增加了领导的行政负担，使领导人员忙于行政事务，远离生产第一线，反而对主要的任务失于照顾，导致官僚主义。所以，尽可能地减少非生产人员，减缩不必要的行政机构，是克服企业领导上的事务主义倾向，改进领导作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一切企业中，我们都应该尽一切可能节约劳动力，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不能不承认，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大损害。有的企业领导者，对于人力的使用采用了官僚主义的态度，甚至连企业的人数也弄不清楚。有的企业里，定员定额工作做得不好，定额过低，定员过多，使人浮于事，以致生产人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企业，即使为国家完成了一定的生产指标，也是不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因此，要进一步改善劳动力的管理，加强定额管理，改进劳动工资和劳动保护等工作，充分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人力。
企业的管理除了管人以外，就是管理资金。只有既管好人，又管好物，既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又充分地使物尽其用，才可以作到全面的节约，实现真正合理的经营管理。我们看到，有的企业在这方面的浪费是严重的，原材料大量浪费，产品质量低劣，半成品积压，产品不合市场需要，设备耗损严重等等，造成了固定资财和流动资金的极大浪费，使国家的财产遭受损失，使企业的成本加大。我们要求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员认真加强各项管理制度，杜绝浪费；严格实行成本核算和原材料、资金的管理，作到事事有人管，人人都负责。
有一些企业领导人员借口完成任务重要，而不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的一切企业都必须完成一定的国民经济任务，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上级对于企业也会随时提出新的任务。坚决完成任务，是企业领导者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但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在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改善经营管理，更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企业的领导者不应该把二者对立起来，而必须树立完成任务的全面观点。如果一个企业完成了某项任务，但是赔累严重，这样的企业是不值得赞扬的；如果一个企业在完成某项任务的时候，虽然没有赔累，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浪费，这样的领导水平也是不够的。只有同时既完成了任务、又搞好经营管理的企业，才应该受到表扬。
加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作斗争。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例如片面地追求产值、追求利润，必然会导致破坏国家的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造成巨大的浪费。我们有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与我们的企业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有关的。因此，企业的一切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制度，并且与一切违害国家财政、经济纪律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重视企业的经济核算，并不是说不必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是灵魂，是我们管好企业的首要前提。没有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思想政治工作不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走向错误的经营管理的道路。我们有的企业还办得不够好，不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多了，恰恰是因为思想政治水平不高。我们有的企业领导人员还没有切实注意认识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规律，抓不住关键，空忙一阵。我们应该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不断地加强经济核算，提高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力求更有效地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
运用经济核算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这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由于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商品生产，因此价值规律必然要发生作用。违背价值规律的要求，我们就不能管好社会主义的企业。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者要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使企业的领导工作符合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为了做到这点，企业的领导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学习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指示，没有理论的指导，不懂得生产的理论、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商品价值的理论，要管好社会主义企业是很困难的。其次，企业领导者不要停留在企业活动的表面现象上面，必须深入企业的实际，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总结工作，从中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行动。这样才能管好社会主义的企业。把我们的日常管理工作建立在符合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是我们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原载北京《前线》1961年第十七期社论《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坚持经济核算》，本报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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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
林森木
重农主义是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重农主义的法文为Les Physiocrates，这个词由“自然”和“权力”两个希腊词合成，意思是说人类社会受自然规律支配，因此按本来意义说，重农主义是关于自然权力的学说。不过，因为他们注意的中心是农业问题，所以人们称这种学说是关于农业体系的学说。重农学派强调农业的积极作用，把农业看成是生产的自然基础，并以这种见解为指导，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把重农学派的理论叫做“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有系统的概念”，指出“在资产阶级视域内分析资本，大体说，是重农主义派的功绩。这种功绩，使他们成为近代经济学的真正的始祖。”①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和安·罗伯特·热克·杜尔阁（1727—1781）。
重农学派活动的时期，正是法国的封建主义制度处于危机阶段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当时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封建君主制和贵族阶级占据统治地位。贵族和僧侣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占有80％的牧场、森林和池塘。农民只有小块份地，他们收获的绝大部分（约占四分之三）都交给了地主和包税人。农民贫困不堪，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粮食产量极其有限。战争和奢侈浪费，造成国库空虚和财政危机。为了谋取新的收入，封建统治阶级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赋税，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农民群众不堪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断地骚动和起义。在城市中，工人的骚动、罢工和贫民的起义也非常频繁。当时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和商业已有迅速的发展，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上强有力的阶级，但没有政治权力。封建主义的统治一方面使农民破产，同时又保存了农民的半农奴式的依赖性，限制了农业商品率的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阻碍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为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摧毁封建制度的统治。
封建统治阶级曾企图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依靠信用和发行纸币，来促进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解决国家财政的困难，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重商主义政策使法国的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某些发展，但封建制度和农业危机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这种政策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来实行的，从而加深了农业危机。企图依靠发行纸币，企图在流通领域而不在生产领域来解救法国经济的主张，很快地遭到破产。
十八世纪法国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表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资本主义关系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要求自己的思想家阐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论证经济发展的途径。重农学派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和形成的，并在自己的理论中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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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农学派以前，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货币——黄金和白银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源泉。与此相反，重农学派认为，财富是一定数量的物质形式（实物形态的产品）即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他们宣称供给人们以自然果实的农业（包括畜牧业），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按照魁奈的说法，财富的增加和财富的相加是不同的。农业能够增加物质财富的数量，而在其它部门中，只不过是把已经存在的物质财富结合起来，造成一种新的东西，但是它们的数量并不会增加，甚至还会减少。例如，把一定数量的豌豆交给厨师，当他把这些豌豆做成一碗菜时，豌豆的数量仍然和原来一样。如果把同样数量的豌豆交给农民去种植，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他所收获的豌豆至少四倍于原来的数量。重农主义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生产，也是唯一的生产。
重农学派把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产品超过生产时所耗费的产品的余额，称为“纯产品”。换句话说，所谓“纯产品”，就是扣除生产费用后的全部剩余产品。他们说，只有大农经济，即资本主义大农场才创造“纯产品”，小农经济是没有“纯产品”的。因此，这种“纯产品”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不过他们认为，这种剩余产品是由自然界的天然过程（农作物和牲畜的生长）产生的，从而把纯产品的来源解释为自然界的恩赐，把农业说成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经济部门。根据这种观点，重农学派把农业从业人员叫做生产者阶级，唯有他们的劳动提供“纯产品”，并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反之，把工业（包括商业）从业人员叫做不生产者阶级，因为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工业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只能改变现有的物质财富的形式；他们在原料中（这些原料是由生产者阶级供给的）所加上的价值等于他们所消费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也是由生产者阶级供给的）的价值。
重农学派的关于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的源泉是生产领域而不是货币流通领域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比重商主义者的见解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重农学派的见解有着不少错误和矛盾，例如一方面把剩余产品还原为超过工资部分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是自然界的恩赐。然而，他们终究是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纯产品”）不是在流通中而是在生产中创造的重要原理。
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是片面的。但是他们强调农业的作用，也有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马克思在分析重农学派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的见解时写道：“因为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的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从而是各个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基础”，又说：“本国农业或者外国农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的发展基础。”②重农学派把农业劳动生产率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基础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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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说史上，重农学派第一个试图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社会总产品分配的规律。魁奈的《经济表》虽然包含许多错误和矛盾，未能提出科学的再生产理论，却第一次企图说明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
魁奈根据“纯产品”学说，把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生产者阶级（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不生产者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和土地所有者阶级。魁奈第一次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他称为原垫支的，实际上就是固定资本；称为年垫支的，即流动资本。他正确地认为，这种区别是生产资本内部的区别。在他看来，只有农业上使用的资本才是唯一现实的生产资本，所以这种区别只是就农业资本来划分的。
《经济表》以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基础，试图说明每年生产出来的生产品如何分配于各个阶级之间，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怎样才能正常地进行。运动是在秋收以后开始的，每年总生产物的价值等于50亿里弗尔（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运动开始时，三个阶级的经济状况是：生产者阶级手中掌握着价值50亿里弗尔的农产品，其中20亿补偿生产中耗费掉的经营资本，此外还有20亿里弗尔的货币。不生产者阶级拥有20亿里弗尔的工业品。土地所有者阶级有权力向生产者阶级索取20亿里弗尔的地租。
生产者阶级首先用20亿货币向土地所有者阶级交纳地租；土地所有者阶级以10亿货币向生产者阶级购买粮食，又以10亿货币向不生产者阶级购买工业品。不生产者阶级以10亿货币向生产者阶级购买农产品，作为原料。这样，20亿货币全部回到出发点，回到生产者阶级的手里，这时他还有30亿农产品。然后，生产者阶级以10亿货币向不生产者购买劳动工具，后者又用这10亿货币向前者购买粮食。
运动的结果，生产者阶级手里有价值20亿的农产品、10亿劳动工具与20亿货币，可以继续进行生产。不生产者阶级也获得了必需的粮食和原料；土地所有者阶级得到了20亿“纯产品”，可以生存下去了。
魁奈的分析证明了全国范围内简单再生产的可能和各个阶级间的经济联系。它把无数个人间的买卖行为概括成为社会总产品在各个阶级间的流通，说明了农产品在整个社会中如何分配，一切经济部门和各阶级之间如何发生联系，农业怎样成为生产的自然基础（这一点对于重农学派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在整个分析中，有着许多矛盾和缺陷。无论如何，这是阐述整个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一次天才的尝试。马克思对于魁奈的《经济表》，曾给予很高的评价：“重农学派的最大功绩，就是他们的《经济表》（Tableau economique），在年生产从流通出发依照来进行的形态上，首次给予了一个关于年生产的图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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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认为自己所研究的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由于它处于病态，因此需要医治，除掉不健康的因素，使它正常化。实际上，重农学派所研究的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所希望的健康的、正常的社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那里是产业资本家的代表——农业资本家——指导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是依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大规模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企业；直接的土地耕作者是工资劳动者；生产的动机是获取剩余价值。不仅如此，重农学派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
重农主义者把繁荣农业、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作为整个纲领的根本点，因为他们认为农业是社会财富的源泉。魁奈并引用了古代希腊的思想家色诺芬的话，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经济表》的题词。他写道：“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重农学派主张组成富裕农民的大农场，也就是说，农业应该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他们认为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生产量小，仅能养活农民自己；而大农经济的生产费用低，生产率高，能够大大增加“纯产品”，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他们要求国家从各方面保证农业的发展，首先是保证农业中有足够的生产基金和劳动力，解决农业生产上和销售上的困难。
重农学派根据农业创造“纯产品”的看法，认为税收应从“纯产品”中支出，主张把一切赋税加在土地所有者的身上，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则应免除赋税负担，以保证生产中有足够的资金。这个主张清楚地表明重农学派的阶级实质。马克思曾指出，“在重农主义者自己引出的结论内，对于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颂扬，竟一变而为土地所有权之经济的否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确认。……如果采用这种专门课取土地所有权的税的方法，课税以及一切国家干涉，就会由工业本身撤除出来，并使工业可以不受一切国家干涉。”④
重农学派宣扬只有自由竞争才适合经济的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竭力提倡自由贸易政策，坚决反对行会限制，反对国家干预国内经济生活。他们认为，最可靠、最完善、最有利的国内外贸易管理原则，在于竞争和完全的贸易自由；唯有在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才能得到高涨，整个国民经济才能繁荣。
重农学派的经济纲领，首先是发展法国资本主义的纲领，同时也是恢复和发展法国的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纲领。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资本主义要得到发展，又必须恢复和发展农业。这个纲领符合当时法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个进步的纲领。
不论重农主义者个人的主观愿望怎样，魁奈以及一切重农主义者都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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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把经济过程了解为具有内在规律性的自然过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的生产方式。“在他们看来，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必然会像是生产的自然形态。这一点，正是他们一种伟大的功绩：即，他们把这种形态，当作社会的生理
（Physiologische）形态去考察。那就是，当作由生产的自然必然性所引起，而与意志，政治等等相独立的形态去考察。这是物质的法则。重农主义派的缺点，不过是，他们把一个确定的历史的社会阶段之物质的法则，当作抽象的同样支配一切社会形态的法则来考察。”⑤重农学派为十八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当杜尔阁担任法国的财政大臣时，他们的纲领曾一度局部地付诸实现。1774年秋，杜尔阁取消了粮食贸易的限制；1775年减少了对输入城市的粮食所征收的税额，同时第一次把这种税收推行到特权阶层；对各种特权人物课以道路税，取消了农民的道路劳役；1776年施行了酒类贸易的自由，使酿酒的领主失去一项重要的“专利权”；同年，还取消了行会组织和同业公会。封建贵族激烈地反对这种触犯他们利益的改革，结果杜尔阁免去了职务，他的一切改革都被取消。“杜尔阁预指了法国革命的措施”（马克思语），他所提出的税务改革和其他措施，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得到了实现。
重农主义学说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重农学派关于财富、资本、剩余价值（就实际上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每个集团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社会阶级结构），以及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等问题的分析，给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马克思称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父。
重农主义学说虽然曾经一度获得很大的成就和影响，但是法国形势发展很迅速，重农主义很快地落在时代的后面，资产阶级也就长期地忘记了它的伟大的代表。马克思第一个对重农主义作了重新研究，正确地评论了重农主义，批判地吸取了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中的科学因素。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页。
②《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4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0页。
④《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46页。
⑤《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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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点感想，一点看法
青禾
最近，我读了几本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讨论集，有一点感想。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能用片面的材料和个别的例子就匆匆忙忙地做出结论，而必须像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详细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
目前在我们的科学工作中，许多同志已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是，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有的同志主张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已经引起社会性质的变化，即已经使得那时社会具备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许多特征。他从古书中找出了如下几个材料：
“吴农……雇倩单丁，以襄其事”（《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六七六卷《苏州府部》）。
“吾宁田旷人少，耕家多佣南丰人为长工”（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七）。
“卢柟田产广多，除了家人，雇工的也有整百”（《醒世恒言》卷二九《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说：“这些材料明确地反映出，明中叶以后有些地区农业经营基本上已采取了资本主义制”。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达到那样高的程度，这个意见的本身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暂且不谈。但是，这位同志仅从古书中摘引了一些有关雇佣劳动的材料，不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就认为自己已经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找到了证据。这种论证的方法不能不说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
恩格斯指出：“随着财产不均的出现，即到了野蛮期高级阶段上，除奴隶劳动外，零星出现了雇佣劳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雇佣劳动制，是自古就存在的；其偶然的个别的形态曾经在好几世纪内，与奴隶制度相并存。但是只在必需的历史前提已经成熟时，这一隐藏着的萌芽方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可见，要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雇佣关系，是不能只从古书中找出个别的“雇”、“佣”之类的材料的，而必须对当时社会的雇佣劳动情况作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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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主张“太平天国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战争”的同志，看到太平天国革命中表现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就断言“太平天国民主与平等的思想，在男女平等上得到最突出的表现”。“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婚姻上，都和男子地位相等，妇女由三从四德的诫条中解放出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从伏处深闺，受夫权统御，没有人身独立的家庭奴隶的状态下挣脱出来”。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如何，这个问题也还有待于讨论。但是，不能够仅仅依靠部分事实，就得出太平天国的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在男女平等上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这个结论。实际上，太平天国革命中是充满着矛盾现象的。除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以外，他们还大量地宣传着“媳道”、“妻道”和“婶道”等观点，要求妇女崇奉封建道德。例如，“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等等。并且，在领导者中间也还实行着娶妃纳妾的制度。因此，撇开了这些事实而谈论太平天国革命中妇女政策的资产阶级性质，不消说也是缺乏全面的观点的。
当然，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这是必须付出巨大劳动的。但是，这却是科学工作唯一正确的道路，舍此别无捷径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