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理想的力量与美
——试评影片《红旗谱》
王云缦
观众对我国戏曲舞台演出经常有这么一句评语：一台好戏。在这简单、朴素的观感之中，却包含了严格的鉴赏要求。这不仅说某一个人物、一个主角在演出上获得成功，而且要求搭配整齐，甚至一琴一弦，都能浑为一体。这种艺术上的完整感得来不易，而对于电影这一综合性特别强的艺术形式来说，人们又更在这方面寄予殷切的期望。根据长篇小说《红旗谱》书中改编的同名影片（只是采取了书中反割头税斗争一段），虽然说还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弱点，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它还是担当起了不愧为一台好戏的赞语。整个影片热情洋溢，绚烂多姿，豪放与柔美兼备。影片的艺术特色、个性是比较鲜明突出的。
朱老忠（虎子）二十五年后从关东回到家乡——保定车站的一场戏，就强烈地给人这种感受。这里，本来也很容易处理成为一般性的过场戏，但是，影片现在的描绘是多么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它忠实于原作而又不拘泥于原作；它善于按照电影艺术的特点来进行构思；它在民族化、地方特色方面都作了精心经营……，在短短的篇幅中，初步勾勒出了朱老忠、严志和这两个主人公的性格风貌，作了鲜明的对比，而且造成了在影片结构上必不可少、承前启后的布局。崔嵬同志所扮演的朱老忠，在这场戏里，无论在思想情感的体现上、造型上都较为成功：刚毅、有力的外貌与神态，使人联想起当年的朱老巩；但是，他那副风尘仆仆的脸相，那顶不太整齐的厚皮帽子，又使他一出场就不同于自己的父辈，形象地点明了朱老忠独特的生活经历。就连朱老忠在小食摊前买包子这一小节戏，都没有被导演与演员忽略过去。贵他娘（老忠妻）有点心疼钱，阻拦朱老忠去买一文大钱一个的包子，但是，此刻，朱老忠就在这样一件小事情上也是如此兴致勃勃，掏出钱就要了六个包子，并喜形于色地递给儿子吃。这一易于为人所忽视的细节，在这场戏中，却起了烘托、渲染朱老忠深切思念家乡、热爱家乡之情的作用。同时，车站上叫买的保定有名的铁球，尤其是大鼓女艺人一曲高歌《朱老巩大闹柳林镇》的情景，都使环境的安排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并和主人公的心情、思想情感直接呼应；在影片情节发展的连续性上，则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我们从这一系列场景中深刻地感受到：不仅我们的主人公朱老忠没有忘记家乡，没有忘记二十五年前父辈和地主冯兰池的血海深仇，并且，就是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底，也深印着以朱老巩为代表的向地主阶级英勇斗争的事迹。紧接着，影片又在这里引出了朱老忠重逢严志和，严志和离家闯关东的情景，将情节的发展又深化了一步。影片也避免了那种常见的故人重逢的喜悦场面，而更进一步揭示出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根本矛盾。二十五年过去了，但是，就是当年和朱老巩一起为护钟大闹柳林的严老祥的下一代——严志和，又因受不住冯老兰（即冯兰池）的深重迫害和剥削，终于要弃家别子，远闯关外去了。这件事，就如一根导火线似的点燃了朱老忠心底的复仇之火，新仇旧恨一齐涌上了心头；当他听说冯老兰还活着、活得挺结实时，他所说出的字字句句都似有千斤重量：“他活着就好。我朱老忠和他有算不清的账，让他等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可以看出，这场戏的构思与场面调度是相当完整，恰切和富有层次的；它不仅引出了朱、严两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同时，将他们导向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尖端，激起了人们对主人公命运的深切关注。在小说中，正是以较多的篇幅，比较细致地来展示这一系列人物与事件的来龙去脉的，现在影片将它们精练地压缩在一场戏中，脉络清楚，达到了很好的、动人的效果，这是值得赞许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影片已经着力渲染、表现了这种气势，预示着一场新的斗争风暴的来临。但是，要真正深刻地刻划主人公，还必须正面地通过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表现，使人感受到：来临的确是一场狂风暴雨，而不是毛毛细雨；要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那么，影片将如何来揭开这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序幕呢？小说有自身的表现方法，刻板地照搬在影片中不见得能获得同样的效果。
影片紧接着就独到地、别出心裁地创造了朱老忠扬鞭过冯家这场面。这一场戏，不仅在编、导、演等方面有了集体的创造，同时在摄影的位置、角度，以至电影细节的选择、音响效果的运用上，都起到了相互烘托、相互渲染的作用，其目的还在于从阶级斗争这条主线中来表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揭示主人公的内在力量和内心美。
为了加强这场斗争爆发的必然性和内在力量，影片在这里非常自然、有机地插入了这样一笔——朱老忠十分关切地询问到自己唯一的亲人、姐姐的情况时，严志和告诉他说，他姐姐因为冯兰池的横行霸道，早就投河自尽了。这一笔，是这场戏的一个小小的高潮。而这消息，就如铁锤猛然击中朱老忠的心头一样，顿时使朱老忠全身热血沸腾，到了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地步。因此，当朱老忠路过冯家大院门前，严志和担惊受怕地告诫他说“还是那老规矩，过他家门口都得下车”时，刹那间，朱老忠暴跳起来，嚷道：“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忠就要破破他的规矩！”在大车上猛地高举赶鞭，愤怒地唰地一声击下，赶着大车，昂昂然威风凛凛地从冯家大院门口而过。这一声鞭响，仿佛积累了主人公全身心的仇恨力量，以千钧之力一下子落在了站在大门前的冯老兰的身上，震动得这一老奸巨滑、心狠手辣的地主冯老兰为之惶惶不安。这一声鞭响，也仿佛是一种象征，这是农民大众勇于向封建地主阶级斗争的声音，反抗的声音，不屈的声音。
这场戏所以获得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正由于它是通过具有明确思想意图、精心结构的场面调度来完成的。从实际生活的位置来看，冯家大院门口位居高处，冯老兰居高临下，很难避免给人一种高高在上、压迫的感觉。现在，影片都作了巧妙的安排。一方面，是人物精神状态的对照：冯兰池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朱老忠正气凛然，神采飞扬。另一方面，是角度地位的处理：对冯兰池，影片采取了全景和中景，人物占据画面一角，显得渺小、孤单；对朱老忠，则很少带有背景，镜头就从中景猛地推成朱老忠的特写，脸部大特写，而且赋予了强烈明亮的光影，那种怒目而视、炯炯有神的目光，就如同要穿透冯老兰整个丑恶肮脏的灵魂一样。因而，当冯兰池猛然大吃一惊，倒退一步时，朱老忠却威武地驱车飞驰而去，造成了那种朱老忠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冯老兰的艺术效果。我们看到，正因为影片创作者在处理这一场面时，没有受到生活的表象的限制，而能够站得更高，从生活的本质出发，并通过富有艺术匠心的处理，因而使这一场面更符合生活的真实，更美，更理想。
电影《红旗谱》所以是一台好戏，给人留下一个比较完美的整体感觉，还由于它紧紧围绕着阶级斗争这条主线，围绕着朱、严两家与冯老兰之间的世代深仇这一焦点，相当出色地塑造了朱老明、老奶奶、春兰……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虽然不像朱老忠、严志和那样，正面处于斗争的中心，但是，他们的命运、境遇、思想情感，又是与整个斗争息息相关的；这些人物写好了，突出了，才使影片不是一两个主人公的革命传奇，而是有比较广阔内容的红旗谱。在这些人物刻划上，影片创作者运用了多副笔墨，各施所长，使人们有走进长幅人物画廊之感。我想就朱老明和春兰的形象作一些简略的分析。
朱老明一出场（他听说朱老忠回到家乡，就迫不及待地跑来会他），人物的外形特征，就很形象地说明了他的遭遇，引起人们对他的命运的关注：头顶上稀疏的过早的白发，拄了根竹棍，双目已经失明了……。等他满腔悲愤、激动地向自己最亲密的阶级弟兄朱老忠倾诉自己的不幸、冤仇时，三言两语，就描画出了一个被地主阶级压在生活最底层的雇农的形象，一辈子当牛作马，临老还被踢出来了，眼睛也被气瞎了。但是，他的骨头照样是最硬的，重重的生活磨炼只有更锻炼了他的筋骨，激励了他的意志。因而，当朱老忠掏钱给他治病，并鼓舞他说：“冯家的仇咱们迟早要报！”，这就如同在黑洞洞的万丈深井中燃起了一盏明灯，重新燃起了他心中的理想，希望，斗争的信念。他不如朱老忠见多识广，深思远虑，但在性格的豪放、坚毅、刚强等方面，又与朱老忠相互辉映，媲美，闪耀着真、善、美的光彩。
演员周村里同志在这里选取了几个十分深刻有力、富有典型意义的动作：他听了朱老忠一番振奋人心的话，就觉得字字句句都是他想说而还未说出的，都是他日夜梦想而以往又缺乏自信的，一阵阵激动，幸福，使他自言自语地仿佛从心灵最深的地方爆发出这一句话：“嗨！我心里真痛快！”又突然向门外疾步走去，临近门口，忽然停了下来，全身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和恢复了青春似的，连眼睛也像看清了什么。这时，他猛地将手中的竹棍摔掉，冲出大门。此刻，镜头又逐渐推近这一人物，使观众一步步紧紧注视着他内心的激动变化：他踉踉跄跄地向前冲了几大步，又张开双手，向前奔去，高声呼喊道：“乡亲们听着，当年大闹柳林的朱老巩的虎子回来啦！”同时由于利用了电影音响的扩大效果，比实生活中的唤声加强了无数倍，所以更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印象。这一真正发自肺腑的唤声，抒发了朱老明心中全部的痛苦，希望，理想；也抒发了千千万万农民群众心中的痛苦，希望，理想。这场处理，所以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它不仅通过电影艺术的特有手法，选取了一种比较新颖的浪漫主义表现形式；而且，从朱老明的身上，还体现了一个中国普通农民的英雄性格，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精神。电影《红旗谱》的基调恰恰正是这种斗争精神、理想的力量与美。
但是，影片又没有美化、夸大朱老明这一人物，十分注意人物的真实性、可信性。他的阶级仇恨的表现是朴素的，例如在冯老兰听说革命军将来到急忙逃跑，朱老明带领一群穷人孩子当街大骂一场，就很真实地揭示了他性格的另一方面。他身怀大仇，阶级情感鲜明，但头脑又比较简单，显然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缺乏革命思想的武装。朱老忠的话又教导了他，他将“吃人狮子不露齿”的话语牢牢记在心中。使人看出，这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发展中的农民性格。
春兰的形象处理又另具特色，显示出影片不仅善于运用浓烈的色彩，强烈粗犷的笔触，而且，也能刻划比较细腻的乡村少女的心理、音容笑貌（这一人物在电影的后半部较弱，缺乏性格的发展）。例如春兰绣鸟罩一场，影片虽然没有正面去描绘春兰的内心情感，而从她所绣出的那只振翅欲飞、生气勃勃的画鸟身上，含蓄而抒情地衬托出了这一少女的心情——爱情的幸福与美好生活的理想交织在一起。这种心情，也就为她后来在一听说“革命”时，就兴奋、而迫不及待地将“革命”两字绣在身上的细节，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根据。在影片里，她与运涛在瓜棚架上谈恋爱的情景，在送运涛参加革命军时的场面，在取景、色调、构图上都很优美，一幅幅剪影式的画图，给人无限美感。可贵的是，这些处理并不是孤立的，为美而美，而是被统一用来表现年青一代人物内心的美和青春的活力。这种柔情的美，也就与那种叱咤风云、气势澎湃的斗争中的美，统一构成了劳动人民的整体的美。
虽然影片《红旗谱》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有些处理使人神往。但也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弱点。例如，影片的后半部分，无论就思想的深刻性、艺术处理的力量来说，都较为逊色。其中一些起伏，高潮，例如朱老忠去济南狱中探望运涛，反割头税的群众斗争等，都还比较缺乏深度。有些戏，例如运涛见贾湘农，运涛向朱老忠叙说贾湘农的为人，江涛求春兰做鞋等，都属于比较一般性的情节交代，不仅不能一步步紧扣人心，而且多少使人觉得后半部的故事有断断续续之感，不能在人的思想上引向更高、更美的境地。与上述缺点相联系的，是朱老忠的性格显得比较单一，而远不如小说中丰富、多面。崔嵬同志在把握这一人物时，也过多注意了他的一些外在的方面。例如，原小说对于朱老忠回家乡后的感情就挖掘得比较深刻，他爱家乡，一心要替父报仇；但是，又使他觉得乡亲们的日子万分艰难，冯老兰横行乡里，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例如朱老忠在大贵被抓兵，即将远行时，心里不觉愁闷的慌，无言无语，不吃不喝，反要贵他娘像管孩子似地开导他等等。正因为原小说从多方面来描写他的性格，既抓住了他的主导的一面，也不忽视许多具体的细节，因而人物给人一种突出的立体感；而且，作为朱老忠这样一个农民革命者来说，也还必然不同于后来一些历史时期的农民革命者，在他身上，就带有这一人物的思想特点和历史具体性；忽视了这一方面，一味将人物革命化，反而会造成一般化、简单化的感觉。此外，青年一代的形象在影片中也比较薄弱，人物往往只有一般的“文”“武”、“粗”“细”之分，缺乏比较鲜明突出的性格。
也许是一种苛求。应该说，电影《红旗谱》的成就是主要的，它获得了热爱这部作品的许多读者（观众）的赞扬。（附图片）
朱老忠听说大贵被抓去当兵，愤怒地拿起铡刀想立刻去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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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锤定音
——学戏札记
丘扬
据说制作铜锣的工匠有这样一句口诀：“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原意是指工作的程序和技艺的高低而言——从铜坯到铜锣，固然需要千万锤的敲打，但，最后的音调是否响亮，却端赖有技艺的师傅关键性的居中一下。如果抛开这中间对于基础劳动的轻视的含意，用来说明艺术作品中铺叙、照应与点题之间；必要的装饰趣味与本质刻划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失为很好的譬喻。最近，观摩到焦菊隐同志导演的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就确实收到了一锤定音之妙。
戏，是丁西林同志写的，清新淡远，笔墨疏朗但含意不浅，确是喜剧中的上乘，公论具在，不多说了。只想约略探索一下具有再创造特点的导演艺术的发挥。
记得一位波兰的友人在参观焦菊隐同志导演的《明朗的天》时，曾对他善于充分地利用观众所能看到的所有舞台部位颇为欣赏。嗣后在《蔡文姬》中，我自己也曾就他把巨大的景物和人物心理状态的刻划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有尽使人联想起无尽，展示无尽借以更丰富地突现有尽的卓越处理做过些微探索。但，这些毕竟都还属于限于舞台的空间处理技法。而在《三块钱国币》的导演处理中，一方面依然保留着前述的化巨大画幅为浑然一体的遒劲手法，但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发挥，那就是使人借以更广和更深地联想起舞台以外、剧本所描写的生活以外的社会图景。说他是更丰富地解释和演绎了剧本的主题，也许是不为过的。
戏的情节和人物都不复杂：抗战时在西南避难的一位阔太太，由于女佣打碎了她一只花瓶，逼着要警察卖人家的铺盖来赔，女佣由于同乡的帮助，免去了铺盖被卖的灾祸，但终于被辞退了，这件事引起了同院一个学生的气愤，于是把阔太太的另一只花瓶也打碎了，掏出三块钱给她，出了一口闷气。争吵和辩理是戏的主要部分，单读剧本，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能察觉到内涵的强烈愤懑，其他的导演可能着眼于前一点做文章，但是焦菊隐同志却从另一个角度着手，使得这场纠纷内涵的社会意义有了充分的发挥。他首先是颇不一般地解释了人物，赋予了人物以不简单的性格和很鲜明的形象特征。特别是戏并不多的那个警察。
读原剧本，这警察台词不上五句，行为也只有领女佣去卖铺盖一桩。当做无足轻重的“龙套”处理也无不可。但是焦菊隐同志却赋予他一个很有色彩的性格。做为一个别致的人物介绍，导演是把戏里几个人物的性格说明，都放在戏开始以前通过简单的动作和塑形来介绍给观众的，其他的几个人物，大都是着眼于其身份气度，唯独警察一角有其突出的色调，如果他不带着那顶制帽的话，就神情、行为、精神状态而论，完全可以算做个到处企图顺手牵羊的小偷。这已经对他的职业进行着辛辣的讽刺，然而这还只能算做是一个虽有特点但却静止的素描，一个序曲，更犀利而不一般的剖析还在于他的性格刻划和他对待是非的态度上。
这个人粗粗看去，卑琐颟顸，神不守舍，一副公事派头往往搞错对象，引人发噱之处甚多。比如：明明是请他来向阔太太评理，他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和学生们先干了一架；明明是请他来排难解纷，他却十分热中于捞点外快，别人向他诉冤，他却一心二用地把自己的草鞋调换了人家一双胶鞋，而且那么心安理得甚至是自得其乐。凡此种种，解释为贪小利爱便宜也可，总之，是丰富和突出了原作的描绘，用做锣来打比，已经由铜坯敲打成了锣的规模。然而，就在这种贪小利爱便宜的外貌下面，蕴藏着极分明的褒贬，他神气活现的和人吵了一通架；换了一双鞋；最后执行了阔太太的命令，夺走了女佣的铺盖。这三个行为，其一为性格介绍，其二为品质描绘，其三则是定音的一锤——立场的揭发。那就是毫不含糊地和阔人一鼻孔出气。说起来，官向有钱人，原是旧社会的必然，不足为奇的，但是导演所赋予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却达到了很不一般化的效果。
从头至尾，他并不横眉立目吹胡子瞪眼，偶一为之也显然无真感情在，但，唯其如此，其所给人的感觉却更肃杀可怖。怎么说呢？表现苛政猛于虎，如果只着眼于强暴的表象刻划，虽然也能造成威势，但是其意浅，达成的效果往往只限于形象所能显示的范畴，反之，像这样的处理，帮凶者根本就没拿着受害者的委屈当做一回事，易如反掌地就把真正的是非冲没了，穷人的疾苦才真如复盆之冤无见天日之时。“杀人如草不闻声”这句诗，之所以会引起我们那么强烈的仇恨，乃是在于其中所描绘的敌人的残暴不仅表现在外表的骄横，更集中地表现在，根本未把受难者当做人看待，而只当做草！
对于警察的这种特殊的性格处理，虽然达到了一定的喜剧性效果，但其目的不在这里，而在于通过他对打碎花瓶这样一件不大的事的处理态度，使得观众联想起与此相类的在舞台以外的不小的事件和社会。他越是轻松，观众的心却越沉重，越憎恶。
这种有铺叙有点题，有装饰更有揭发的艺术处理，可以引导我们去进一步理解焦菊隐同志对于全剧的处理。
毕竟是喜剧，导演不但不避讳，而且是有意识地安排下许多引人发笑的情节。警察不说了，就以阔太太强逼女佣去卖铺盖赔花瓶之后的情节来说，导演就完全新添了一大段令人捧腹的戏。气愤的学生们憋了一肚子火，居心要教训一下阔太太，又不好动武，于是假意说是挂起了紧急空袭警报的红球，大惊小怪，敲盆砸碗，吓的阔太太大热天把晾了一院子的睡衣、皮袄、西服、礼帽厚厚地穿了一身，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狼狈万状，学生出了一口闷气，观众也拍手打掌，觉得这点苦头让她吃的对，痛快！达到了很热闹也不无一定意义的喜剧效果。然而，只消看下去，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导演的真意所在，和警察的认错了人，走错了门，偷换别人的鞋一样，同样是为了进行深入揭发的必要准备——
紧跟着这场热闹之后，女佣回来了，还了阔太太的花瓶钱，挟起了被太太搜掠过的铺盖，离开了这里，她走向门外，低头向左走了一步，茫然地立住了，回转来又向右边走，又立住了，停了半响才低下头踽踽凉凉地走去了，没有一句话，也没有别的动作，但就在这个静场之中，观众不由自主地分担着她的悲苦和无告的心情，茫茫人海，公道何存？哪里又是能栖身之所？她走了，观众像是听到了她的啜泣，随着她的身影一齐走向了外边那个没公道有陷阱的社会。斯人已逝，但是观众的心沉重极了，同样地对阔太太、警察之流占上风的那个社会也憎恨极了……叶落而知秋，戏因而一下子超出了舞台上所表现的范畴，引人去认识那个同样不公平的更大的社会。至此，才算完成了导演在前边所安排的那一大段热闹戏文的真正目的。热，为了更突出冷；铺叙，为了更准确的点题；正因为有了前边千万锤的敲打，才使得最后的一击更能响亮有力，其音绕梁。
戏，自然不大，好处也不只这一些，比如对于成众一角的处理，就很有意境，留待另外的篇幅去谈吧，尽管我能看到的还很有限。然而精品的册页未必抵不过无奇的手卷；有深度的艺术家从来也不放松哪怕是一抹的遒劲。果尔能从自己笨拙的描述中，能联想起一些对喜剧、对导演艺术的探索，那也就不枉看到这样一出好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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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丽的建筑彩画艺术
布正伟
我国古代建筑匠师，常在房屋结构的一些重要部位，如梁枋大木、额垫板、平板枋、斗拱、垫拱板、天花板、椽子、角梁的表面，抹以油灰，缠以麻筋或粗布，最外层施以鲜明的彩色图案，借此来达到木构防腐防蠧以及美化装饰的目的。图案多为云气、卷草、花卉、龙凤、绫锦织纹、万字和宝珠等，这种画在建筑结构上的彩色图案，统称为“建筑彩画”。
建筑彩画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它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春秋时代开始，经过秦汉、南北朝，直到明清，历代的建筑匠师不断地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吸取了西域佛教艺术中的优秀成分，再加上自己大胆的创造、辛勤的劳动，才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筑彩画艺术，并享有“世界独树一帜”的盛誉。特别使我们赞绝不已的是，彩画艺术与防腐防蠧功能的高度结合，不仅具有装饰上鲜明、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民族风格，同时，使整个建筑艺术也赢得了丰富美观、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北京许多古代建筑都有精美的彩画。初游北京天坛、故宫的人，大概都会产生一种有如最初接触到京剧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灿烂眩目、富丽清新的强烈印象。那些在体量雄伟、结构庞大的木构架建筑的楹柱上部，在瓦檐下的阑额枋檩、斗拱椽头等部位上，用靛青翠绿、贴金线纹描绘上精巧玲珑的装饰图案，这与金黄、宝蓝、翠绿的玻璃屋顶，与殷红或深赭的柱子、门窗、墙壁，以及与乳白的石基、台阶、栏楯等互相衬托、互相辉映，构成一种豪华富丽、火热明快的艺术效果和独特的建筑风格。但彩画的作用不仅如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又可以呈现另一种效果。比如说，在如画似锦的江南园林里，青绿点金的彩画便像仙女身上的彩带似的，缭绕在袅娜多姿的亭台楼阁上，这与淡雅宜人的灰瓦白墙、青山绿水配合在一起，则又给人以恬静幽邃的舒适之感。其实，类似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并不局限于建筑实体的外部。室内装饰很重要的部分——天花、藻井上的彩画装饰，由于建筑物不同的功能、性质，不同的室内光线作用，也能给人以不同的感染。例如，厅堂和庙宇中的室内彩画装饰给我们的感受就不同，前者明朗畅快，后者晦暗压抑。
我国古代建筑和古典诗歌、音乐、绘画一样是很讲究“气氛”的烘托、渲染和“意境”的创造的。固然，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法很多，然而，从上面所举的这些实际效果看来，不能不说，彩画在这里面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艺术语言”的作用。
大家知道，古代建筑的挑檐很大，“柱高一丈，出檐三尺”这只是一般情况，出檐为柱高一半以上者并不少见。此外，屋顶层数多至重檐，乃至三重檐。所有这些，便造成了古建筑檐口下部的强烈的阴影效果。而掩映在檐下的彩画，是以青绿的冷色调为主的，这就不仅加强了与经常受光的殷红的或深赭的柱子、门窗、墙面之间的色彩对比作用（冷暖对比作用），同时也加强了整个建筑物的阴阳、明暗的对比作用。这样，就更加突出了檐口下部的阴影效果，使得建筑物本身更富有空间立体感；也更加突出了檐部与屋面交界处的起伏变化的建筑轮廓，使得庞大厚重的体量得以调节。在阳光充足的晴天，我们站在离开建筑五六十米以外的地方，稍稍眯上双眼，便可以欣赏到这些美妙有趣的艺术效果了。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建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建筑。虽然平顶出檐不大，却由于在其檐口运用了深绿色的琉璃贴面，而给人以出檐加深的感觉，从而使其与庞大的建筑体量取得协调。同时，这也突出了檐边的轮廓，强调了檐线两端微微向上翘起的趋势，给观者以快感。这些，正是从卓越的建筑彩画艺术手法中借鉴而来的。
此外，在群体和单体建筑中，建筑彩画和其他一些因素一样，也能起到使各个单体建筑在人们的感觉中互相联结、互相呼应的“基调作用”。同时，建筑彩画还常常以其色彩和图案的规律性的重复、变化，以及建筑其他部位的色彩所构成的“红绿相间、金朱交错”的效果，使人产生一种活泼明朗、愉悦快畅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这种韵律感和节奏感，同样也加强了建筑群中单体建筑之间的有机联系。（附图片）
天花金琢墨彩画：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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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彩画：外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