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内部的几个主要关系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谢怀德
整个农业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不仅农林牧副渔各业相互依赖,就是种植业内部,粮食生产和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就可以使它们互相促进;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它们互相妨碍,不能迅速地全面发展。所以,领导农业生产,首先要有明确的全面观点。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但是,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的生长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受着自然条件的支配。而自然条件又因时因地而异,生产的季节性、地区性是很强烈的;加之,目前农业工具比较落后,农业生产比较分散,生产的底子又很薄,实现农业增产任务是比较复杂和艰巨的。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不仅要看到有利条件,而且要看到不利条件;不仅要看到一个地方和几个地方的情况,而且要看到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这是领导农业生产的全面观点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中,农业是量最大面最宽的一个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过程,就是千百万群众对于有益于人类的动植物生命的培育过程。所以,领导农业生产更需要有坚强的群众观点,更需要走群众路线。只有坚决走群众路线,才能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内部的各种主要关系,才能实现领导农业生产的全面观点。农业生产内部的关系很多,也很复杂,在农业生产的基础部门——种植业方面,根据我们这几年来领导农业生产的体会,主要应当处理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关系,多种多收同高产多收的关系,主粮与杂粮、夏粮与秋粮的关系,农业生产技术上继承与改造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才能够比较迅速地增产。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各种经济作物,这是种植业的基本任务。人每天都是要吃饭的,办一切事业,都离不开粮食;只有粮食生产发展了,才会有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发展粮食作物的同时,也要注意发展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发展了,可以给粮食生产积累更多的资金,促进粮食的增产。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作物比之于粮食,商品性更大,“腿”更长,许多经济作物不仅要满足本地的需要,而且要远销外地,有些还是重要的出口物资。经济作物的发展可以给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我省发展经济作物的条件很好,种类较多,提供轻工业原料用的重要经济作物,就有好几十种。全省提供生活资料的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就占了80%。因此,发展各种经济作物也是一个重要任务。
发展粮食与发展经济作物是统一的,但是在土地利用、劳力畜力安排、肥料使用等方面又是有矛盾的。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根据国家和群众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看可能,就是说要以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作物的种植习惯为基础,经过调查研究和群众民主讨论,进行合理安排。从全省十一年来农作物种植的比例,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规律,在总播种面积中,粮食一般占到80%左右,其他作物占到20%左右。这样,才能全面地反映种植业的内在联系,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比较合理地利用土地,促进各种作物的普遍增产。这个比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轻易打乱。当然,根据条件的变化可作适当调整。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不同情况,应当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办事。
要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一方面要切实帮助公社和生产队合理利用土地,妥善安排劳力畜力、投资和肥料。另一方面,国家还要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例如要使经济作物区的粮食消费水平,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经济作物的消费水平,略高于非经济作物区。只有处理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才能使种植业的各个方面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要增加农作物的总产量,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多种多收与高产多收同时并举的方针。一方面保持现有耕地,并在人力、畜力、土地等许可的条件下,扩大耕种面积;另一方面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和耕作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多种是多收的基础。目前,陕西省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机耕面积很小,化学肥料很少,有保证的灌溉面积所占比重也不大。所以,单位面积产量很不稳定。这种情况,要求我们首先做到耕地面积大,作物种类多,才能保证收到较多的粮食。纵然遭到意外灾害,也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能够做到这里不收那里收,这种作物歉收那种作物补。所以,多种这个基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从几年来的事实看得很明显,哪一年多种了,哪一年的粮食增产幅度就大,哪一个地区多种了,哪一个地区的粮食增产速度就快。
多种,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耕地,严格控制基建用地,大力节约土地;另一方面要在不妨碍水土保持和不破坏森林的原则下,开垦一部分荒地。陕西省很多地区都有一些较大片的适宜开垦和改良的荒地和沙地,全省各地都有不少零星闲散土地可以利用。扩大耕地是大有可为的。复种是多种的另一个重要措施,但是复种一定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和当地群众的意见办事,不能盲目扩大。目前,有些地方复种指数过高,在水利、肥料和劳力畜力不足的情况下,要适当压缩复种面积;在复种指数很低,水力、肥料、劳力畜力和自然条件许可的地方,要有计划地、适当地扩大复种面积。
在多种的基础上,要力求高产多收。目前,全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是不高的。要实现高产多收,就要全面地、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一方面精耕细作,种好管好各种作物,努力保证当年增产;另一方面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低产田,给农作物创造高产条件。耕畜和肥料,是取得高产多收的两个重要条件。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发达的饲养业,种植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饲养业和种植业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实现机耕化以前,耕畜是种植业的基本动力,就是在实现机耕化以后,耕畜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且畜禽的粪便是农作物的“粮食”,农作物又是牲畜的粮食。畜禽多肥料多,肥料多粮食多,粮食多畜禽更多,畜禽更多肥料更多,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广大农民很久以来,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联系在一起,就是这条规律的概括。精耕细作和基本建设是互相促进的,只有精耕细作,保证当年增产,才能给基本建设积蓄力量;而适时适量的基本建设,又给进一步精耕细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精耕细作和基本建设又是互相制约的。农业的各项基本建设,不仅要付出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有许多工程不一定在当年就能发挥效益。因此,我们既要利用农事间隙,进行水利、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设,努力改善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又要照顾当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可能。不要因为进行基本建设,而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社员收入的增加。生产和基本建设应当保持正确的比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他说:“有多种事业,它们会在长期间取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但不会在这期间提供任何有效用的生产物。有多种事业,则不仅在一年间,继续地或多次地,取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且也同样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决定前一类事业应以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害于后一类。”
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灵活掌握。各个地区因条件不同,应当各有侧重,但是不论什么地区,都应当把扩大种植面积取得多收和改进耕作技术提高产量结合起来,千万不能离开当地的具体情况,去死搬硬套。毛泽东同志早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告诉我们:“农业的地区与时间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我们应当牢牢记住。
主粮与杂粮,夏粮与秋粮,按照地区情况,各有重点,同时并举,也是增产粮食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陕西省农作物的种类有三四十种之多,除小麦、水稻等细粮以外,群众一般也把当地种植面积大、产量多、主要食用的粮食,叫做主粮,其他叫做杂粮,比如糜谷,在陕北是主粮,而在关中就是杂粮。有些同志笼统地认为,主粮一定是高产,杂粮一定是低产。其实,情况不完全如此,农作物品种的特性和生长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由于条件不同,即是同一作物,在这个地区是高产,在那个地区却可能是低产。例如,玉米,在水肥充足的条件下,是高产作物,但在渭北等旱原地区就不一定高产。糜谷产量一般比较低,但在陕北山区却比较高,而且稳收。许多所谓杂粮,具有生长期短、收获早、“接口”早的特点,对于合理倒茬,调剂季节,调剂丰歉起着重要的作用。一部分豆类等杂粮作物,营养价值很大,可以增强人民体质。就全省来说,小麦、玉米、水稻,占粮食播种面积一半左右,其他粮食作物也占一半左右。所以,我们在抓高产稳收作物的同时,对各种粮食作物都要重视,进行全面安排,使之各得其所,普遍增产。过去几年,我们对关中群众习惯种植的、有利于倒茬和增加地力的豌豆麦和扁豆麦重视不够,种植面积压缩得多了一些。也曾片面强调在一些地区实行“水稻化”和“高产作物化”,忽视其它各种作物应当占有的地位。这是一种脱离群众和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作法,应当纠正。推广高产作物是对的,如果超过实际可能,抛掉多品种组合,那就不对了。
全省夏收作物的播种面积,占了全年粮食总播种面积的一半。其中小麦,在夏收作物中又占三分之二以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小麦是全省首要的细粮作物,产量高,质量好,又是一种耐寒耐旱的作物,适应于陕西省夏旱多、秋旱少的气候特点,在一般年份可以保证高产稳收。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商品粮。因此,历年我们都是把争取夏季作物的丰收,特别是小麦的丰收,作为全年粮食增产的第一着。今后,我们仍然要这样做。同时,在适宜种植小麦的地区,只要条件许可,就应当扩大小麦种植面积。这些对于增产粮食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都有重大意义。
秋粮在粮食播种面积中,也占一半。全省山区,都是以秋粮为主,即使在夏粮为主的地方,秋粮也是很重要的补充作物,夏季作物如果歉收,人们就依靠秋季作物来补。群众常说的“以秋补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把秋粮放在重要地位,既抓夏粮又抓秋粮。这几年,有些地方对秋粮抓的少了一些,是不够全面的。只有夏秋一齐抓,才能做到五谷齐丰收。
正确处理农业生产技术的继承与改造的关系,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陕西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发祥地之一。根据现在考证,关中地区远在五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农业生产的活动。几千年来,广大农民在向自然做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的农书也早就出现了。现存古农书《氾胜之书》(距今约两千年的著作),主要是总结了关中地区农作物栽培的经验。清代兴平县杨双山所作的《豳风广义》、《知草提纲》等,也是论述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专著,内容丰富,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世代相传到现在的农业生产技术,有先进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广大群众的生产经验是丰富的,作务技术是精细的,在主要方面是先进的。但是生产工具是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中,也有某些落后的部分。而整个农业生产技术,随着科学的发展,生产的进步,需要不断地加以改造和提高。所以,农业的生产技术有继承和改造的两个方面,我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地而又是慎重地、逐步地进行改造。我们要把学习和应用现代农业科学,同学习和总结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指示我们:要“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这样做了,什么地方这样做了,生产成绩就很显著。我们从群众中总结和推广的“母壮子肥”的选种经验,“麦收隔年墒”的保墒冬灌经验,“底肥三年壮”的施肥经验,张秋香的“看天、看地、看庄稼”的棉田管理经验,深耕与浅耕相结合的深耕整地经验,合理密植的经验,“埋土切叶”的防治小麦锈病的经验,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粮棉增产。
广大群众的精耕细作,不仅注意数量而且特别注意质量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和发扬。近几年来,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田间作务和其他方面的质量都是不高的。努力讲求质量,提高质量,已经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一定的数量,质量无法表现,也无法提高;而没有一定的质量保证,数量也是无法正常发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展的情况下,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
整个农业生产技术,不仅包括生产经验和耕作方法,更重要的是生产技术的物质装备——生产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的农业生产工具是落后的,必须逐步实现机械化。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定要首先满足广大群众对于“五大件”(锨、镢、锄、镰、铧)的需要,以数量充足、质量良好的小农具作为基本工具,绝不能因为进行农具改革而影响“五大件”的生产和供应。只有这样,才不致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外,我们制造和推广的一切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都必须真正适合群众需要,生产效率较高,增产效果较大,而且要与农村经济水平和动力情况相适应。还要分别轻重缓急,抓住群众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大力制造和推广。
推广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先进工具,要坚决按照“一切经过试验”的方针办事。要典型试验,要反复考察,要经过广大群众的鉴定,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推行。任何主观主义的作法,都是行不通的,勉强执行了,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原载7月25日《陕西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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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
新托玛斯主义、人格主义 张世英
新托玛斯主义最初出现于十九世纪末。1879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以特别《诏书》宣告托玛斯的神学为天主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自此,中世纪托玛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就正式以新的形式逐渐复活。新托玛斯主义在开始一个时期,只流行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诸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流行于美国。新托玛斯主义的著名代表是法国人马利旦和吉尔松,其在美国的著名代表是哈林顿和柯林斯。马利旦长期住在美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
新托玛斯主义是天主教的官方哲学,它竭力为宗教神学作论证。它认为物质是居于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上的纯粹的可能性,物质不过是一种“贪欲”,它只是“渴望”存在,至于它的现实存在则必须由形式来赋予;最高的形式就是上帝。显然,新托玛斯主义这套论调,正是早就被唾弃了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原理和亚里斯多德关于纯质料与纯形式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学说的复活。
但是,处在二十世纪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原封不动地搬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公开直接地违反自然科学,是不行的。于是,调和科学与宗教、知识与信仰的思想,成了新托玛斯主义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新托玛斯主义之所以不谈中世纪托玛斯·阿奎那的许多烦琐问题,而特别注意曲解自然科学,也就是由于这个原故。新托玛斯主义者一般都主张世界有两个,一是经验的世界,一是超经验的世界,前者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后者则不能通过理性来认识,它只有靠信仰来把握。因此,真理也就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真理,这是关于经验世界的认识,另一种是超理性的真理,这就是对于超经验世界的信仰。由此出发,新托玛斯主义者便得出结论说,超经验的世界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不可知的;要克服这种不可知,科学家就得承认宗教信仰。很清楚,新托玛斯主义的这种理论,实质上就是要科学不干涉宗教。
不仅如此,新托玛斯主义者还进一步主张,经验的世界不过是表面的假象,超经验的世界才是世界的本质。按照这种看法,科学、理性很自然地就居于附属的地位,而宗教、信仰才是根本的东西。可以看到,新托玛斯主义的内核仍然是中世纪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经院哲学思想。柯林斯说:“按照感性创造物本身的原因来研究它们本身,是哲学的智慧或人的哲学的开始,而理解上帝则是它们的终结。”(转引自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译本,第713页)哲学以理解上帝为终结,这恰恰是哲学服务于神学的思想表现。马利旦说得更清楚:“科学(关于现象的科学)只认识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的空间——时间的联系,它并不认识存在。……可是信仰——至少对于接受了这种赠礼的人来说,——认识存在。”(《经院哲学与政治》)这完全是对科学的诬蔑。
新托玛斯主义者表面上强调说,他们是主张理性,反对非理性主义的。例如马利旦就曾斥责过柏格森不重视理性。但是,新托玛斯主义所反对的非理性主义只是那种把本能和直觉放在理性之上的非理性主义。新托玛斯主义者表面上重视科学和理性,反对把直觉和本能放在理性之上,但它却要理性从属于宗教信仰,要把宗教信仰放在理性之上。罗马阿奎那学院的一个负责人波伊尔就曾明白说过:“没有上帝的帮助,理性也不可能解释宇宙”(转引自科学出版社:《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第253页)。新托玛斯主义的这种观点不同样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吗?它和柏格森之流的反理性主义只在表面形式上有所不同,实质上是一丘之貉。
疯狂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新托玛斯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它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这个唯一正确的原理是“把知识规定为行动”,“将从根本上枯绝认识的活动。”
(马利旦:《经院哲学与政治》)它诬蔑辩证法从发展中看事物的观点是“破坏了事物”,马克思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为有害”。马利旦毫无事实根据地诽谤马克思主义,说在实践和辩证法两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的理论是对科学的一种破坏。”(《经院哲学与政治》)新托玛斯主义还特别致力于攻击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诬蔑社会主义“不管人的精神需要”,是“极权主义”;它极力提倡“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以与社会主义相对抗,它认为“一切权力都由上帝而来”,人只要相信宗教,每个人就都可以获得“真正的人格”,就都可以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可以和好相处。新托玛斯主义的这套教义,是异常反动的,它的目的无非是要麻痹工人阶级,从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新托玛斯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
人格主义和实用主义一样,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帝国主义哲学。它的创立者是爵西阿·鲁哀士、鲍尔顿·波温,随后是玛丽·卡尔金斯。当前人格主义最积极的宣传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威廉·霍金、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拉尔夫·福留耶林和波士顿大学教授埃德加·布莱特门。人格主义有它自己的专门刊物《人格主义者》,这个刊物是1920年由福留耶林创办的。
人格主义把整个现实界看成是有意识的、有人格的。在人格主义者看来,无意识、无人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人格主义者一方面继承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来源于“绝对精神”,(有一些人格主义者如鲁哀士、霍金,也是新黑格尔主义者。)来源于上帝,“绝对精神”或上帝是“最高的人格”。布莱特门说:“每个自然规律都是上帝的规律,每种自然力量都是上帝的行为。”(《自然界与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更多地倾向于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和多元论,他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精神实体。例如布莱特门就明白说过:“人格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它主张宇宙是由许多有意识的实体结合而成的”。由此可见,人格主义不过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莱布尼兹单子论的一种折衷。
人格主义者所说的“精神实体”究竟是什么呢?布莱特门说,这就是“经验”,而“经验”总是“个人的经验”。因此,他把人格主义又叫做“经验主义性质的唯心主义”。显然,人格主义者在对“人格”或“精神实体”作具体解释时,已经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人格主义者特别着重谈社会生活问题,宣传宗教顺从、阶级调和。人格主义者福留耶林特别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社会上的一切变化,在人格主义者看来,是“个人权威”和“个人意志”的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格主义也包含了尼采的反动的意志主义。另一方面,人格主义也亟力宣传国家至上的学说,为法西斯主义服务。霍金竭力宣传黑格尔关于国家的学说,他主张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国家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的创造者。”霍金硬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出于人的天生本能,即“统治或追随领袖的本能”。照霍金的这种说法,革命完全是“不合理的”、“不自然的”,劳动人民命该“安分守己”,听从资本家的统治。人格主义者公开提倡侵略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福留耶林说:“对西方说,世界太狭窄,对东方说,世界则太宽敞。”由此可见,人格主义是一种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帝国主义作辩护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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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山东省水利厅、农业厅联合举行
防治盐碱土技术座谈会
山东省水利厅、农业厅最近联合举行了防治盐碱土技术座谈会。会议对山东省部分地区盐碱化的发生原因、发展规律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因地因时制宜地改良和利用盐碱地的措施。
会议认为,土壤盐碱化不是灌溉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灌溉不当所造成的。在发展灌区之后,部分地区由于灌溉工程尚未配套,采取大水漫灌的方法大量补给地下水,同时由于排水工程不够健全,使地下水位急剧抬高,所以有些土地就盐碱化了。
防治盐碱化必须把水利、农业、林业等方面的措施紧密结合起来综合治理,而又必须以排碱为基础,建立和健全排水系统,控制地下水位的升高。同时,根据盐碱地一般比较潮湿和地温较低的特点,在播种期上应掌握秋种宜早、春种宜迟的原则,并根据盐碱化的轻重程度,因地制宜地种植耐碱作物。此外,培植防风林带可以改变局部气候,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灌溉是使土壤脱盐的条件,有灌有排,灌排配套,就能防治盐碱。但是,必须根据作物的需水需肥、土壤盐分运行和作物耐碱等情况确定灌水的次数和时间。在地下水水质好,可以用于灌溉的地区,应大力提倡井灌,以降低地下水位,控制盐分上升。并且在排水系统有重点的逐步的建立过程中,应特别重视灌溉管理工作,推行集中用水,实行轮灌,尽量缩短渠边输水时间,并在渠边上采取挂淤、夯实和粘土衬砌等防渗措施,减少地下水的来源。此外,在建立和健全灌排系统、合理灌溉的同时,必须加强平整土地,适时耕作,因地制宜种植,增施有机肥料等农业耕作措施。
会议最后认为,在分期分区健全排水系统的同时,还要抓住能用于当前生产的一切措施,作到改良与利用相结合,争取盐碱地在当前能得到较好的收成。在已经盐碱化的地区要以治为主,水利措施是根本的,农业措施是治标的。 (山东水利科研所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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