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方以智《东西均》一书的哲学思想
——纪念方以智诞生三百五十周年
侯外庐
方以智生于1611年，卒于1671年，安徽桐城人。他是明末复社领袖之一、政治活动家，自负要提三尺剑，纠集志士，改造黑暗世界；也是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烹炮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即所谓“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通雅》《考古通论》）。
关于方以智的进步的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我们曾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作过概括的论述。在这里，仅对近年因编方以智全集而发现的他的一部富于哲学思想的著作《东西均》作一简要的评述。
《东西均》是方以智的未刊稿之一，初稿写于1652年，又在1653年加以订正。它是一部集中的有体系的哲学著作，其中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是颇光辉的。同时，它又充满着相当正确的对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以及对唯心主义和神学的严肃的战斗精神。关于后者，在这里暂不具述。
方以智在《东西均》的《开章》（序论）中，首先解释什么叫做“东西”，什么叫做“均”。他引证训诂学的论据说：“古呼物（抄本原误作‘均’，意改）为‘东西’，至今犹然。……道亦物也，物亦道也。”这样看来，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两面。“均”古与“钧”、“韵”等通为一字，是指旋转的陶钧，也是指调节编钟大小清浊的器具均钟，所以“均”有统一两端而运转的意思。因此，方以智《东西均》的标题，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对问题的解答，即表示此书主旨在论述物质内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统一而产生的运动，也就是他所说的“所以”，如果用近代语表述，书名是《物质的转变》。
方以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有和笛卡儿相似之处，是火的一元论。这在他的著作中是经常可见的，如《物理小识》卷一说：“天恒动，人生亦恒动，皆火之为也。”有时他用气吹万物而动之说，说“无始两间皆气”、“气者天也”或“物即是天”，也表现为气或物质的一元论，因此说“天与火同”，把气、火两者等同起来。他指出“运动皆火之为”，认为火包括了“君火”、“相火”两端，前者为虚，后者为实，两端的交错就构成了自然的运动。《东西均》中虽然没有专论火的篇章，但《开章》提到“是何东西？此即万世旦暮之霹雳也”，《所以篇》中改写“氤氲”为“烟熅”，都暗示着火（按“霹雳”指电场的正电负电的交接而产生之矛盾统一，用以比喻万物的生成）。《东西均》反复发挥了这一原理。
在《东西均》中，有时他甚至抛弃了曾被古人神秘化了的“天”，说“天本无天，以天在一切物中”（《消息篇》）。但是一般他仍用气的范畴，例如：
“气凝为形，畜为光，发为声。声为气之用，出入相生，……时时轮转，其曰总不坏者，通论也。质核凡物皆坏，惟声气不坏，以虚不坏也。……气且不死，而况所以为气者乎？”（《声气不坏说篇》）这样以气即物质为第一性的命题，是十分明显的唯物主义观点。方以智还在宇宙生成的问题上使用形象的语言，打落了神学的创世说，他说：
“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一琉璃也。”（《三征篇》）按此处的“琉璃”是一种“虚喻”，实际上是指混然一块的物质存在。他指出，不能把物质存在和物质存在的“所以”分裂开来，更不能如道家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样，把“所以”提高到物质世界之上，成为头上安头的怪物。道学家分立了“道”和“器”、“形而上”和“形而下”，把“道”“器”间的关系说成父之生子或水容于盂，方以智认为这是比拟失伦。他还指出了张载哲学的不彻底性，说张载的“谓虚生气”破坏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命题，是“入于老庄‘有生于无’自然之喻，不识有无（按指虚实）混一之常”。
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方以智最光辉的命题是薪火的比喻。他说：
“火固烈于薪，欲绝物以存心，犹绝薪而举火也，乌乎可？”（《道艺篇》）人类的思维活动，即能思的“心”，是依存于物质存在的，“本一气耳，缘气生生，所以为气，呼之曰心”（《尽心篇》）。这里用薪火来比喻物与心，比古代无神论者以烛火喻形神更为明确，在理论上提高了一步。他强调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是一彼一此的关系，由此及彼，在于实学，学天地学万物是真学问。方以智指出，从孟子以来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应予翻改为“万我皆备于物”，因为人们把山、河大地归自己易，把自己归山河大地难。据此，他论证宇宙的道理怎样才能够是可知的：
“天与人交，人与天交，天生人是顺，人学天是逆，交则为爻，爻即是学。故孔子只说学字，而不以悟道挂招牌（“一贯问答”）。
“古文‘无’从‘天’，象气也。古文‘气’作‘?’，亦作‘炁’，从‘无’、‘火’。理，玉之‘孚尹旁达’、‘文理密察’也（按此二语见《礼记》《聘义》、《中庸》二篇）。天有文，地有理。曰‘道理’者，谓其路可由而文可见也。圣人何处不以示人？有真识字人，则必不受文字障矣。”（《所以篇》）这样通过训诂学来戳穿了“道”、“理”范畴的神秘的外衣，和后来的戴震是相似的。
人类的思维怎样和存在合致呢？他指出认识自然只能是如实地对待自然发展的规律，“逆”以应之，即所谓“学，逆几也”。人心不能“倔强”于天地万物，而只能顺着宇宙日新代错的运行，“以顺用逆，逆以为顺”（《消息篇》）。然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有“明”、“暗”及综合“明”、“暗”而更进一层的“合”的不断高涨的阶段。他说：
“明天地一切法，贵使人随（按即肯定）；暗天地而泯（按即否定）一切法，贵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统（按指否定之否定）一切法，贵使人贯。”（《三征篇》）认识就是这样“明——暗——合”的过程，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例如他说古人的结论在当时是被认为“明”的，到了后来一定时期就成为“暗”的，后人也可以超越前人再度为“明”的。“无对待”（绝对）的真理即在“对待”之中，所以他说作为最高真理的“公符”，不能离开相对真理而直接求得，而“仍是相反相因、代错交轮之两端而一之，本无有不有也”（《公符篇》）。
上引文中所讲的“随”、“泯”、“统”三个概念，是方以智的特殊用语。这已经涉及他的有关辩证法的方法论，还应进一步地加以说明。
“随”原义为从顺，在方以智书中有时与“存”通用，义指肯定或正命题。“泯”原义为尽，在方以智书中以“泯”与“存”对立，如说“有即无，存即泯”，义指否定或反命题。“统”是综合“随”“泯”而“进一层”的“随”，方以智有时也称之为“超”，即相似于否定之否定或合命题。
“随、泯、统”的公式，方以智用形象的图式表示为“∴”。王船山在赠方以智的诗中说：“哭笑双遮∴（音‘伊’）字眼”（《遥皈青原宓大师》，见《青原志略》卷十一），即指他的这一公式。
这样看来，方以智的朴素的辩证法在形式上观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是超越前人的大发现，是和当时人所公认的他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分不开的。他把这一公式运用于《东西均》各篇，体系颇为一贯。《东西均》一书的篇名，如《反因》、《奇庸》、《全偏》、《神迹》，不少是以对立的范畴来命题的。他指出有无、虚实、动静、阴阳、体用、形气、道器、生死、可知不可知等等，都是矛盾的两端，是裂一为二，二复为一。他说：
“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三征篇》）一中贯于二之中，即他说的“两端中贯，举一反三”。
他试图运用这一原理去说明宇宙万物的规律。例如对于弓的一张一弛，他说：
“一张一弛之鼓舞者，天也。弓之为弓也，非欲张之乎？然必弛之，以尽其用。急时张多于弛，已必弛多乎张，明矣。”（《张弛篇》）张弛是弓的两端的统一。又如对于源流二者的对立统一，他说：源一流分是一个正命题，源分流一是一个反命题，他将这两个矛盾的命题综合起来，说：“源而流，流而源，乃一轮也。”（《源流篇》）他还用水在地球上的循环来证明，指出“水自上而流下”和“水自下而流上”犹之乎人体血液一方面流注足掌，另一方面又流入脑际，都是反复流转的。再如对于道艺二者，他指出道和艺是对立的统一，而且道在艺中，如果单从道来片面地强调，则“急之于道，而仍缓之于艺”（《张弛篇》）。
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还提出了“交、轮、几”的公式。这一公式在形式上近似于矛盾转化的规律。
“交”指对立物的相交，方以智称为“合二而一”、“相反相因”或“交以虚实”的关系。他说：“吾尝言，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捄相胜而相成也。……千万尽于奇偶，而对待圆于流行，夫对待者即相反者也。……相害者乃并育也，相悖者乃并行也。”（《反因篇》）“轮”指运动转化，他称为“首尾相衔”、“代明错行”、“轮续前后”。他说，“举有形无形，无不轮者。无所逃于往来相推，则何所逃于轮哉？”（《三征篇》）“几”指在不息的运动中达到一个高级的阶段，他的话所谓“不息几于代错”，而“所以代错者，无息之至一也”（同上）。
在“交、轮、几”公式的运用中，他提出了不少清醒的命题。例如涉及对立物转化的若干问题时，他说：
轮之贯（按即几）之，不舍昼夜，无住无息，无二无别，随泯自统，自然而然。”（同上）由于对立物的交轮，就形成了“随——泯——统”的自然而然的发展。他甚至说到绝对（“无对待”）和相对（“对待”）也是相反相因的，而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他把这叫做“公性在独性中”。“吾尝以无对待之公因在对待之反因中。”（《一贯问答》）他批评庄子唯心主义“不明公因，而定是非”（《炮庄》）。这样关于对立物转化的法则所创出的形式性的理论，是超越古人的。他根据这一原理探求“星辰何以明？雷风何以作？动物何以飞走？植物何以荣枯？”
然而他的理论不能探到质的飞跃的规律，因而不能不流露出循环论的弱点。在运用“随、泯、统”和“交、轮、几”的原理时，他在很多场合是形式的、概念的。例如他说：“中非无过不及之说，而又岂废无过不及之中乎？”（同上）在《公符篇》中，方以智反对了相对主义的怀疑论，却又提出“存泯同时之时中”，在两端之间不必要地求取平衡的中道。特别是他所讲的“几”，即在不息的转化中达到的“至一”，更就有些神秘。这不是向高级的突变，而是安定的平衡。例如在“内”、“外”两端之上有“中”，“高”、“卑”两端之上有“平”，“天”、“地”两端之上有“真天”，“有”、“无”两端之上有“太无”，“善”、“恶”两端之上有“至善”，这便陷于平衡论的观点。
方以智在其他书中也有循环论的“时中”概念，如说“观玩环中，原其始终，古今一呼吸也”（《曼寓草》《周易时论后跋》），这不但和他所提出的物质经常处于矛盾运动的命题是相反的，而且走入形而上学思辨的歧途。恩格斯在批判近代初期的自然科学时指出，它虽然理解到平衡与矛盾，但还不能理解到“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自然辩证法》第206页）。方以智从他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中提炼出的理论，有其光辉的进步的一面，如说哲学要寓于科学，而科学更要以哲学为指导，但他还不能脱出保守的自然科学体系，因而难于跳出形而上学的“时中”论的陷阱。
其次，方以智的辩证法思想虽然有着光辉的命题，形成了十七世纪中国哲学的高峰，但在他的著作中还遗留着很多佛学和象数学的神秘主义的糟粕。不少术语虽然经他改造，颠倒了唯心主义的提法，但他仍不能不受这种术语的神秘色彩的约束。例如，他把“心”的范畴分为“公心”和“独心”。“独心”是与物质对立的，但“公心”又超乎心物之上。他说：“一切因心生者，谓其所以然者也，谓之心者，公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俱在此公心中。”（《象数篇》）这个“公心”和他所说的物质自己运动的“所以然”就等同起来。他又偷换了概念，把“盈天地皆物”的命题，改用“一切因心生”的命题，规避其锋芒。他用“以实证之”的“所以”替换了形而上学的“太极”，是前进的；而他以虚义讲的“太无”以至“公心”之类，其中虽既无意志性，也不是主导方面，但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退让。我们说，去掉这个和“公因”相混同的所谓“公心”的死壳吧，剩下的便是干净的物质自己运动了！“所以然”已经说到正文的主题，而“公心”的注脚是画蛇添足的多余做作。看来，方以智在自负“开从来不敢开之口”时，也不能不受黑暗的鬼影所压迫。
总之，方以智在明末社会斗争和清初抗清斗争中，是一个有力的政派领袖；同样，他在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中，也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哲学联盟为特征的学派的中坚。他的哲学和王船山的哲学是同时代的大旗，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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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球在怎样变？
石工
地质学是研究地球的科学。地球上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其中心问题是地球在如何发展变化。因此，地球在怎样变？一直是地质学中主要的争论问题。
“变”与“不变”
在长时期内，地球不变的观念统治着许多人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宣扬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如我国历史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影响了人们观察事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地球的变化就人类的时间观念来看，太缓慢了，不易察觉。
但是，地球的变化并非总是不能被人察觉的，比较明显的如地震、火山等活动都显示出地球本身在变化。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也不断扩大了对地球的认识，如接触到河水泛滥、泥沙淤积等现象。因此，在地球不变的思想存在的同时，很早也就产生了地球在变的思想。
远在公元前780年，周太史伯阳父便以天地之气错乱了次序、阴阳不协调来解释地震的起因。在晋葛洪《神仙传》中，则已出现了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的思想。古希腊学者中，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地球在变的看法。
这些看法虽然都带有神秘的色彩，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列宁：《哲学笔记》），事实上在这些和神话相似的看法背后，常有值得注意的自然现象。我国人民的重要生产场所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都是泥沙淤积起来的，而堆积的速度极为迅速，例如在1947至1949年间黄河入海口平均每年要向海中推进三公里。可以想像，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多少海边湖边的沙洲被开辟成良田。因此，沧海桑田的思想在我国广泛流传，不是偶然的。
但是，科学思想的成长是不容易的。地层中发现化石的事实被公认无可怀疑以后，在欧洲，教会竟将它用来作为圣经中“世界洪水”的证据，有的“科学家”如英国格兰襄大学教授伍德沃德在1695年发表的《地球自然历史论》中，便胡说地球曾经被“世界洪水”所破碎、溶解，然后沉积下来成为今天的面貌。
只是在更多的事实资料被人们掌握以后，这才发现地层可以分为许多层，它们形成的时代有先有后，要是在水中堆积，也不只一次。同时人们还发现许多地层弯弯曲曲像受了强大力量的挤压，有些岩石是熔融物质凝结而成的，这表明地球上不仅有海陆变化，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变化。1763年俄国罗蒙诺索夫提出了由于“地下火”的作用使大山隆起，此外还有一种“长期缓慢”的运动，造成了海陆变化。
地球在变的思想逐渐确立了，十八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出现了更多的解释地球发展变化的学说。地质学常被认为在这时才成为科学。但是这时人类对地球如何变化的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颇有一段距离，这些学说常仅认识到地球变化的某一侧面。如“水成论”者认为地球上的岩石都是在原始海洋中沉积而成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就有“火成论”者起来反对它。“火成论”者重视了地球内热的作用，认为这些热引起了地壳运动，造成了许多由熔融物质凝结而成的岩石。争论很激烈，延续得相当久；毕竟“火成论”更接近于客观规律，最后取得了胜利。
“灾变”与“均变”
地球经过多次变动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证明，重要的证据是古代生物的化石。人们仔细研究这些化石的结果，发现不同地层中所含化石的种类常是不相同的，有时差异还很大。法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居维叶（1769—1832）在和布朗尼亚的合作下，详细地研究了许多化石，发现地层愈深，所含化石愈与现代的生物不同。我们知道，愈是古老的地层，一般总是埋藏愈深，上述事实正好是生物在不断进化的证据。但是居维叶没有这样去认识，他认为这是由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突然的灾变，使当时的生物绝灭，以后又重新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的物种与远古的生物无关，而是在五六千年前最近一次灾变后的产物。至于为什么会发生灾变呢？则只好祈灵于上帝。因此，尽管居维叶在古生物学上作了重大贡献，但是他这种“灾变论”是不能接受的。
与灾变论出现的同时，进化论的思想也已产生。另一法国学者拉马克（1744—1829）便指出物种是可以变异的，而且是渐进的发展；外界条件的影响是变异的原因。什么是外界条件呢？就是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因此生物的演化反映着地球的变化。
随着人类生产规模的扩大，世界贸易的发展，交通的发达，自然科学在各方面获得了大量新的材料，进化论的思想也日益完备并有了充分的事实根据。这反映在地质学中就是莱伊尔（1797—1875）提出了“现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这一著名原理。在早些时候，罗蒙诺索夫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思想。莱伊尔在1830—1833年间出版的三大卷《地质学原理》中，以丰富的事实材料和系统的分析来说明，看来“微弱”的自然力已足够使地球的面貌发生巨大的改变。地球上的变化是渐进的，是可以认识的。今天泥沙在海滨沉积的现象，正说明着远古的沉积岩如何形成。要解释地球的发展历史，不需要求助于超自然力的上帝。
莱伊尔是地质学中的进化论者，他在地质学的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莱伊尔的学说也有它的缺陷。他认为古今的地质变化都是一致的，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各种力是不变的，这被称为“均变论”。均变论在以后的地质学中影响极为广泛，许多地质学家把地球上的变化当作循环出现的自然现象来研究。这种研究有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能得到接近正确的结果，但随着人类掌握地球的材料愈来愈多、愈来愈全面，这就不断出现了均变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例如在讨论大气的地质作用时，不能不考虑到大气成分的影响。大气的成分是古今如一吗？现在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地球上曾经有过二氧化碳很多的时期。而这种多少的变化到一定程度便有质的不同，因为二氧化碳太多了生命就不能存在，但适量的二氧化碳则是生命所必需的。地球历史上曾有过漫长的没有生命的时期，但在今天，生命作为一种自然力正变得愈来愈强大，它所产生的地质作用正愈来愈显著。又如地球内部能量的变化，古今也不相同。据研究，远古的火山活动规模比今天要大得多，不是从一点喷发而是将地壳都熔透了。以上种种都揭示出地球上古今的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地球上的变化也常显示出不仅是渐变而是有飞跃的时期，例如在较短时期内大规模的陆海变迁、生物的某些种属绝灭等现象，在地球的历史记录中确乎存在。
但是，莱伊尔学说的错误部分在后来有些地质学家的研究中并未得到抛弃，反而有所发展，同时他的学说的正确部分也并不总是得到合理的对待。地球在怎样变化的问题在今天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究竟怎样在变？
在最近若干年中，出现了许多对地球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地球上各种变化的看法。
实际材料表明，不仅从空间上来看地球的各部分可以分为相对稳定和活动的两种地区，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地球也有相对稳定和强烈活动的两种阶段；地球上确曾有些时候在地理面貌、气候、生物等各方面都发生显著的变化，如大片海洋变成陆地、冰川广布、某些生物绝灭等等，而在另一些时候变化则不如此显著。因此，强调“灾变”或“均变”都各有其根据，同时各有其片面性。
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既承认地球有过海陆缓慢升降长期变化的时期，又承认还有突然爆发的造山运动的学派。他们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这两种时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还是用不可知的因素把地球的历史割裂成不连续的片断。因此，有的人把这种学派看成灾变论的继续。而这个学派还认为当造山运动发生时，地球上各处的活动地带都同时变动，造山时期与海陆升降时期交替重复出现，则又带有均变论的色彩。
尽管以上观点有错误之处，但是地球上的变化既有渐进也有突变这一点，从事实上得到肯定，人类对地球在怎样变的认识终究提高了一步。
问题在于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变动的根本原因，因而也不能阐明各次变动间的联系，只看出一些变动的现象，还没有找到地球发展的根本规律。但是，人们一直在力求用最新得到的科学知识来给予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从地球是由熔融物质凝结而成的观点出发，有些人认为地球的岩石外壳仅仅是薄薄的一层，壳下的物质则较沉重但可流动，由于地球自转和潮汐的摩擦力等影响或是其他原因，壳下物质发生运动，同时带动了地壳。二十世纪初期曾经盛行一时的魏根纳大陆漂移说就是这类假说中著名的一种。
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大陆的基底从来没有移动过位置。他们把地球上分为活动地带与相对稳定的地带，造山运动总是在那些活动地带进行的，而地球上总的趋势是活动地带向比较稳定发展。但近年来由于许多事实资料表明，在被认为一向比较稳定的地区，也有重新趋于活动的迹象，因而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新理论。
大陆漂移或与之类似的假说，在开始出现时比较注意来自地球以外的力量如其他天体的引力的影响。后一类说法则比较注意地球内部物质的运动，他们认为地壳运动是地球内部温度、压力等各种因素不平衡的结果，提出了种种假设。最近则有很多人都用原子能来解释运动的起因。因为地球内部含有许多放射性元素，放出了大量的能，已成为公认的事实。
这两类说法虽然出入很大，但在有些问题上并非没有接近的可能。在注意其他天体引力影响方面，人们已经考虑到这与地球内部物质状态的关系，如地球内部密度的变化就直接影响着自转的速度，而在研究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时候，也有人在开始考虑外力的影响。
看来要想认识地球的发展规律，需要对地球这个对象作深入全面的研究，同时要将它和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认识。
在讨论地球怎样变化的时候，不仅应研究大陆上的资料，而且应当十分注意海洋底下的情况，因为海洋占去了地球表面的70．8％，可是我们对海洋的了解还很少。
其他天体对地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地球上气候的变化显然与太阳有关，地球的形状现在也查明在因其他天体引力的影响而变化。
因此，要想对地球的发展规律得出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还需要我们作艰巨的工作，从各方面获取资料，提出意见。每一件从实际出发的事实材料或论点都是有助于我们得到正确认识的，但是很显然不能把一得之见当作全部真理。
就目前人类的生产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来看，要全面彻底地认识地球的发展规律，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由于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有了像宇宙火箭这样的技术以及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海洋学等方面的发展，只要我们加强对地球的调查研究，终将认清地球发展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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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举行“中国的黄土”学术报告会
黄土是第四纪时期（距今约一百万年）的堆积产物，在世界上要以中国分布面积最广，发育最好。但是，学术界至今对中国黄土分布的面积、黄土高原区黄土的真实厚度缺乏确切的估计，对其下复的基岩地形了解不详，尤其是黄土的成因更是众说纷纭。
7月28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举行了一次关于黄土研究的学术报告会，会上地质研究所刘东生作了“中国的黄土”的报告。参加这次学术报告会的除了地质所各研究室的同志以外，还有科学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代表。
报告中说：黄土在我国北纬34度到35度以北地区均有分布（北纬度以南较少分布且其性质也有所改变），并呈东西向排列，北边是沙漠，沙漠以北是戈壁。黄土分布的面积根据制图测量的结果是四十四万余平方公里，它形成掩履基岩山地、丘陵、阶地的连续盖层。它的地貌形态主要分塬（平坦的高地）、梁（长脊）、峁：小圆丘）。塬、梁、峁的地貌形态主要是继承着古老的地貌形态。其中有的塬面可能经过现代水系切割形成梁，梁再进一步被切割而成峁。
黄土在黄土高原的平均厚度为80到100米。在这样厚层的堆积物中，根据报告人在野外所发现的剥蚀面和化石的分析可分成三、四个组，由老而新分别命名为午城黄土（时代属第四纪下更新世）、离石黄土（时代属第四纪中更新世，根据其中剥蚀面的存在，又可分上部和下部）、马兰黄土（时代属第四纪上更新世）。对哺乳动物化石和孢子花粉的研究，说明午城黄土到离石黄土堆积时期中，气候是由潮湿向干旱变化的。离石黄土中多层褐色土型埋藏土壤层的发育，说明该层黄土堆积期间还有着数次小的气候上干、湿交替。
黄土的物质成分，各层都以粉砂为主。在剖面上的变化，粘土颗粒（小于0．005毫米）自上而下相对增多，颗粒成分在区域上的变化自北而南、自西而东由粗变细。黄土中所含四十多种轻、重矿物各地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与当地基岩没有直接联系。
黄土是风成的（特别是马兰黄土）。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是由风的营力从西北方向吹扬携运来的物质。同时，有些黄土由原生黄土经过水的作用再堆积而成。
总结我国黄河中游的黄土，可以看出它是经过三次剥蚀，四次堆积，代表一个特定的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由化石和沉积物岩性还可以证明剥蚀时期的气候比较潮湿。黄土的沉积反映了我国北方第四纪时期以来气候变化的特征，同时也有助于跟其他第四纪沉积物进行对比。
到会者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的黄土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黄土研究的室内工作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例如解决黄土的成因问题，需要对黄土的矿物进一步分析，确定黄土物质的源地。同时，黄土沉积后的矿物次生变化，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总的看来，今后黄土的研究工作将偏重于实验室内的研究。（朱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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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汉中地区农业科学工作者
探讨水稻倒伏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最近，汉中地区农业科学工作者举行了一次农业科学学术讨论会，探讨了水稻倒伏的原因以及防止水稻倒伏的途径和方法。
水稻倒伏的主要原因
通过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水稻倒伏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合理的灌溉、施肥、深耕、密植，品种不良，二化螟虫害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暴风雨等）等，都会引起水稻的倒伏。关于汉中地区水稻倒伏的主要原因，与会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造成水稻倒伏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高度密植。其理由是植物的正常发育生长，应该有适宜的生长条件，特别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要协调；而不合理的高度密植，恰恰破坏了个体与群体的协调关系。由于群体增大，枝稠叶密，通风透光不良，个体横的发育生长受到限制，形成竞相争长，畸形向纵（高）的方向发展，结果茎秆异常增高，茎节过长，茎壁相应变薄，茎秆变得软弱，一旦遇到风雨等不良生长条件的影响，就会导致倒伏；通风透光不良，田间湿度大，又极易引起病虫害的孳生，同时又会相应引起地温降低，土壤内部氧气大大减少，形成板结、肥料分解作用减弱等等不良后果，这些原因也都能引起倒伏。另一部分人认为，造成水稻倒伏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施肥。他们认为，水稻虽是个喜肥耐肥作物，但并不是施肥越多就越能长得好，相反它的需肥情况是有一定规律的。一般地说，水稻需肥有两个高峰，一是初蘖期，一是孕穗期。不注意水稻生长的这种生理需要，一味地增施肥料，这就破坏了水稻的正常的生理机能，极易引起枝叶狂长，使主茎和叶片失去平衡，终于造成倒伏现象。一部分人则认为，“肥是现象，水是本质”。水稻倒伏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灌溉。其理由是水稻虽是水生植物，但本身需水量并不大，其需水量基本上与小麦相同。一些人不了解这个特点，以为水稻生长时灌水越多越好。长期采取这种不合理的深水灌溉方法，会引起很多不良的后果从而引起倒伏。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倒伏的矛盾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品种。其理由是一切栽培技术，基本上都是为适应作物品种的特性而提出的。品种抗倒伏性差，即使其他栽培条件和生长环境很好，仍难避免倒伏，相反，抗倒伏性强的品种，即使遇到不良的生长条件，其倒伏情况往往也会较一般品种要轻一些。
水稻高产和倒伏的矛盾
与会者一致认为：只要正确认识并掌握水稻生长发育的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确地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水稻高产和倒伏的矛盾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关于防止水稻倒伏的具体办法，由于大家对造成倒伏的主要原因认识不一，所以也有不同的主张。有的着重强调合理密植，有的着重强调合理施肥，有的着重强调合理灌溉，有的则着重强调选用良种。在会上争论最多的有三个问题。一是籼稻改粳稻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以粳代籼，是防止水稻倒伏的重要措施。但一些人则指出粳稻需肥多，又不好脱粒，而目前在肥料和劳力均感不足的情况下，不宜普遍推广，籼改粳是将来的事。一是密植程度问题。有人主张：“肥田要稀，瘦田要密”。有人认为则主张“肥田要密，瘦田要稀”。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肥力和密度有一个统一点，在统一点以前，肥田宜密，瘦田宜稀，在统一点以后，肥田要稀，瘦田要密。一是矽酸钾防倒伏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