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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里界区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繁荣农村经济
分行分业召开代表会议
一项一项贯彻执行政策
几个月来先后召开了手工业社、供销社、渔民、养猪户、耕牛饲养员、作坊等行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对十六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研究和规定，在各行业中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本报武汉3日电 湖北武昌县五里界区采取分行业召开代表会议，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一项一项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全面地调动群众积极性，使全区各行各业迅速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更好地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里界区共辖四个公社、一个镇，包括五十二个生产大队、四百二十五个生产队。这个区是滨湖的丘陵地区，除稻麦外，向以出产黄豆、生猪著名。湖边的许多生产队社员都有“忙时务农，闲时捕鱼”的习惯。同时，这个区的手工业也比较发达，素称有“三缝”、“九佬”、“十八匠”等三十种行业。这些行业的生产与农业生产组成本地区的经济整体。这个区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中，除了召开人民公社的和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以外，还按方面、按行业，分别召开了各行各业的代表会议，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一项一项地贯彻政策，在各行各业中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
五里界区召开的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了手工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办法，进一步解决手工业如何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问题。全区手工业者共组成两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下分八十个合作小组，由生产者直接同用户打交道。这样做，立即获得四个显著的效果：
（1）发挥了合作小组生产灵活的特点，遍设网点，挑担转乡，群众要啥就做啥，啥时要就啥时做，及时为农业生产服务。（2）根据农民一件农具修修补补要用多少年的习惯，广泛开展修补业务，要修就修，要补就补，既节约了原料，又减轻了农民负担。例如，一个直径二尺八寸的新簸箕得七元一个；现在，他们用农民交来的破晒席改编，一个只要一元八角左右。（3）各小组都积极设法“创名牌，保名牌”，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五里界镇上的彭祥泰铁工小组打的锄头钢火好，远近闻名。这个小组在产品上打上火印，实行“包调回换”，信誉更高。外县的农民也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来订购锄头，并且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再远，也要找他们打。”伍星铁工小组考虑当地有一部分原籍湖南的农民，就专门制造湖南农民惯用的宽锄，立即受到这部分群众的欢迎。这些铁工们除了生产农具和农村日用品外，还生产了木工用的刨刀、石工用的钻子等等。（4）各小组都很注意节约原料，降低成本。竹工们拿起一根竹子量了又量，算了又算，除将中间竹子劈成几层篾以外，还将竹兜、竹梢派了用场。铁工们也勤修炉膛，降低煤耗。这样解决问题后，据统计，全区的手工业总产值，4月比3月增长22％；5月又比4月增长17．5％；同时，品种也由过去的七十二种增为九十三种，及时地有力地支援了夏收夏种。手工业者的收入也普遍增加50％以上。
在养猪户代表会议上，总结了榨坊生产队公养私养并举的经验。这个队目前平均每户社员已养猪两头多。在养猪户代表会议上，不仅研究和解决了社员养猪的购留比例、饲料供应、肥料收购等问题，而且着重解决了如何提倡由社员养母猪、公猪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这样，以品种优良著名的凤凰公社伟大生产大队的生猪，很快就达到平均每户一头多。全区的生猪两个多月来也增加30％左右。
五里界区几个月来先后召开了手工业社、供销社、渔民、养猪户、耕牛饲养员、作坊等各行各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对十六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研究和规定，全面地执行政策，促使各行各业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如供销合作社在举行社员代表大会以后，就积极调整供应网点，增设了十五个代购代销店，并派货郎担下乡，巡回购销。许多营业员也积极钻研业务，改善服务态度，并根据群众需要组织货源，增加了六十七种小商品品种。五里界镇上也增加了茶铺、饭店，让群众赶集的时候能随时吃饭、休息。渔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后，滨湖的一些生产队，除社员在农闲时下湖捕鱼外，并且对本队的专业渔民实行了定额管理。实行定额管理最早的中洲生产大队的四只渔船，二十二天捕的鱼比实行定额管理以前两个月捕的总和还多。
在召开各行各业代表会议，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一项一项地贯彻政策当中，始终坚持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在开代表会议以前，工作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典型调查研究，和群众一起找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使代表们在讨论时有所依据，便于比较。在会议过程中，又发动代表们摆情况，谈问题，提要求，作批评，大争大辩，反复讨论，最后才做出决议，贯彻执行。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召开代表会议加以检查，并解决执行决议中遇到的新问题。如手工业合作社初次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由于代表们思想没有很好地敞开，问题解决得不透，他们就再次召开代表大会，针对手工业工人一方面积极要求分组生产以适应农业生产需要，一方面又怕分组生产原材料不好解决等思想情况，首先由领导方面表明决心，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然后帮助解决问题，对分散生产的原材料、工具、房屋等问题，都作了具体安排。这样，代表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了，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分组生产的问题。以后，这个区每开一次代表会议，都注意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开一次会就彻底解决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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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一个一个地系统解决问题
事物之间都是互相有联系的。因此，在解决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同时解决其他许多有关的问题。
事物之间都是互相有区别的。因此，各项有关的问题必须按照各自的特点一个一个地解决。
要解决生产方面的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与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还必须同时解决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问题。单就农村范围内来讲，也是如此。农业发展了，就能为其他各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副食品，提供更多的原料和材料，并且开辟更广阔的市场，促进其他各业发展。同样，其他各业发展了，又能为农业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用品，活跃农村贸易，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
党中央正是根据事物本身这种互相关联的客观规律和农村的实际情况，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制定了有关农村各项工作的全面的政策。各个地区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大办农业的方针，就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每一项有关的政策；也就是说，除了贯彻执行农业政策之外，还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手工业、商业和林、牧、渔等业以及家庭副业的政策，普遍地在各行各业中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全面调动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农业生产上的作用。湖北武昌县五里界区正是这样做的，所以在那里迅速出现了以大办农业为中心的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各行各业各有各的特点，一业之内也因分工不同而各有特点。手工业中的铁工、木工、竹工等等各有各的特殊问题需要解决；牧业中的耕畜饲养和养猪养羊等等也各有各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各行各业的各种问题，决不可能放在一次会议上一般地号召一下讨论一下就可以透彻地全面地解决。发出一般的号召，当然是必要的。可是，只是这样做是很不够的。对于党的各项政策，既要采取高度的原则性的态度，又要因地制宜地去执行。所谓高度的原则性，是指党的政策所规定的根本原则，任何人和任何单位都必须遵循，不得违反。所谓因地制宜，是必须根据各个地区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来贯彻政策。我们国家地区辽阔，各地的条件不同，群众的经验也不一样，不同地区各个行业的差别更大。所以党的政策只作原则规定，而由各地集中当地群众意见作补充规定。举例来讲，在执行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的养猪政策中，就需要规定供应社员养猪饲料的数量，而肉猪、母猪、公猪所需的数量又各有不同。对这些必须一一作出规定，政策才能切实贯彻执行。显然，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水平和饲养习惯不同，对这事情既不可能也不需要作出全国统一的规定，甚至不可能作出全省、全县的统一的规定，而要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具体的规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分行分业把当地当时每个行业执行政策的具体问题充分地揭示出来，集中群众的意见，得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这样，才能使党的政策同具体情况密切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
一项一项地解决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好方法，根据五里界区的经验，是分行分业召开代表会议。一般的社员代表大会，当然要按规定的时间按时召开，以便讨论和解决共同重大的问题。但是，为了透彻地讨论和解决各行各业各自的特殊问题，就还必须分行分业开代表会议。每一行业的代表会议的代表都是直接从事本行业生产的，对本行业存在的问题感受最直接、最深切，对反映他们利益的政策也最关心，并且和本行业的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分别召开各行各业的社员代表会议，来讨论与他们自己关系特别密切的政策，处理他们自己的切身问题，就容易讨论的深，解决的透，执行起来也比较顺利。事实证明，各行各业的社员代表们在各自的代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在一般的会议上难以完全了解得到的；有些问题即令了解到了，但是由于缺乏各行各业代表们对问题的那种深切体会和周密分析，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就不会完善。
五里界区开各行各业代表会议系统解决问题的经验说明，只要经过同这些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社员代表讨论，情况就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来，办法就能够深切地发掘出来，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充分地发动起来。在五里界区，在有些分行业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有些情况起初不能完全反映出来，就让代表们回去征求本行业更多群众的意见，把群众的意见再带到会上来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反复比较，就能够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开了这样的代表会议之后，代表们回去更便于串连本行业的群众，更清楚地了解和坚决贯彻执行有关的政策。这种分行业的代表会议规模比较小，比社员代表大会更便于召开。一个行业的有关政策执行一段时期以后，就可以再一次召开这个行业的代表会议对政策执行情况加以检查，并解决执行政策中遇到的新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依靠各行各业的代表会议一个一个解决问题，一项一项执行政策的方法，正是把党的各项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的重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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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留大队尊重社员意见灵活安排夏锄夏收
掌握时机消除草荒威胁
迅速按照三包方案进行夏收分配以夏促秋
本报太原3日电 目前正是晋中丘陵地带夏锄大忙的季节，阳曲县黄寨公社北留大队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当机立断集中力量突击锄地，把杂草消灭在大量初发阶段。这个大队的一万一千多亩大秋作物，已经摆脱一年一度的草荒威胁，生长茂盛。
6、7月之交，天气渐热，雨量增多，小麦接近全部黄熟，秋庄稼苗势正旺，繁忙的夏收和夏锄季节同时来到。北留大队管理委员会根据往年的经验，作了先突击收麦再全面夏锄的部署。但是，正当预定开始麦收的前三天，下了一场透雨，形势起了新的变化。雨后第一天，大队总支书记朱文华在第九生产队和社员一起锄地的时候，听到社员们纷纷议论：“秋庄稼真像1958年那副好苗架，可是，雨后草苗齐长，今年的草荒会比往年厉害。”第一作业组组长蒋志成说：“今年第一遍夏锄总算顺利，第二遍夏锄恐怕不容易过关。”朱文华顺手铲开一层土，只见野草芽子密密麻麻的。老农蒋兰泰对她说：“这么密的草，如果现在不抓紧锄，将来多用一倍的功夫也除不尽。”当晚，朱文华和大队长王玉璠等大队干部一碰头，知道各生产队的社员都在担心草荒。他们认为必须充分尊重社员群众的意见，根据近日的实际情况，重新安排夏收和夏锄的时间。
第二天，大队管理委员会召开了有生产队队长和老农参加的紧急会议。大多数人都认为，小麦虽在黄一块熟一块，推迟几天开镰尚无问题，而锄地更为迫切，如果及时把杂草消灭在大量露土的阶段，可以事半功倍，保证收成。于是，会上决定把夏收时间推迟四天，在这四天中突击除草。当天，各生产队的七百三十多个劳力和其他后勤人员、辅助劳力，立即集中力量开始第二遍夏锄，大队的干部和砖瓦工匠等，都分头到各队劳动。
为了力争夏锄突击任务的完成和保证锄地质量，各生产队把秋田按地块远近和作业的难易，合理搭配，分别包干给各作业组，做到责任分明，力能胜任，进度平衡；并且适当调整了夏锄定额，严格执行评工记分制度。有些作业组还把零星地块，包工给社员个人和社员户。有些作业组还公举了检查员，负责检查锄地质量。大队管理委员会又规定了夏锄超额奖励的办法，当天超额，当天给予部分奖励粮。
由于第二遍夏锄时间恰到好处，各项安排恰合社员心意，社员锄地的积极性很高，从6月29日到7月2日短短四天中，一口气锄完八千多亩秋田，保证了绝大部分秋粮作物不受草荒威胁。社员群众不担心草荒，心情舒畅，紧跟着在七天之中收完打完一千六百八十多亩小麦，做到了夏锄夏收两全其美。
大队管理委员会同时抓紧夏收分配工作，进一步以夏促秋。大队干部在劳动中了解到：社员都要求夏收分配按三包一奖方案兑现；小麦长得好的队希望超产得奖，可能减产的队也希望摸清底细，以便早做准备，以秋补夏；由于小麦是当地主要的细粮，社员还希望普遍照顾到大家吃粮的需要。大队管理委员会在组织生产队干部、老农逐块逐丘估算小麦产量，结算上半年收入和社员实做劳动日后，向社员代表大会提出了初步分配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既体现多劳多得、承认差别的原则，又兼顾社员的普遍要求，顺利地得到通过。小麦在打完场的第二天，就分配到了户，社员群众感到满意。
北留大队尊重社员意见安排生产和抓紧分配，使社员劲上添劲。7月22日，当记者离开的时候，有些生产队已转入第三遍夏锄；牧羊工把羊群圈到麦田里卧地积肥，犁耙手带领着七十多犋耕畜去到山地麦田，开始了麦田伏耕工作。全大队社员都力争今年秋季丰收和为争取明年更好的收成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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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毅副总理接见智利客人
新华社3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晚间接见智利众议院前议长、激进党众议员胡列特和夫人，以及智中文化协会主席、激进党众议员马丁内斯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外交部美澳司司长郑为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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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赞加代总理接见我国临时代办
同时接受了周总理赠送的礼物
新华社斯坦利维尔2日电 刚果共和国代理总理基赞加1日在这里接见了中国驻刚果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彤。
张彤向基赞加代理总理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的介绍信，并转交了周恩来总理的礼物。
基赞加在谈话中欢迎中国临时代办的到达，并且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刚果政府和人民的斗争的支持。
接见时在座的有刚果驻中国大使贝纳顿·迪亚卡和中国驻刚果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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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日内瓦会议第十次限制性会议上
章汉夫就两个问题阐明我国主张
赞成一切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不进入老挝的原则，驳斥了法国的保留条款；原则上赞同不向老挝运入除老挝国防所必需的常规军备以外的任何军事物资，主张就这个问题草拟相应的条款
新华社日内瓦2日电 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代理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今天在第十次限制性会议上就关于老挝的中立宣言的第十个问题（不把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运入老挝以及不允许此类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驻在老挝或通过老挝的一般义务）发言。
他说，“中国代表团支持苏联草案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赞成苏联主席的建议，赞成起草委员会以苏、印草案为基础，草拟出关于一切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不进入老挝的原则条款，把法国草案的保留条款不能达成协议一事载入记录。中国代表团反对把法国的保留条款写在宣言里面。”
章汉夫指出，法国代表对于他的这项保留所进行的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章汉夫说，“谁都不否认1954年日内瓦协议同意法国得在老挝驻有少量军事人员的事实，但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法国参加了东南亚军事集团，这就不能不使法国根据日内瓦协议保留在老挝的军事人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他们实际上变成了这个自封为对老挝负有所谓保护责任的军事集团的军事人员。1954年日内瓦协议保证尊重老挝不参加军事集团，怎么能够认为把一个军事集团的军事人员留在老挝是符合日内瓦协议的呢？”
他指出，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1959年7月法国竟然通过一项协定，把日内瓦协议只给予法国的这项权利转让给了美国。他说，“法国这一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事实上是美国对老挝实行军事干涉并进而挑起大规模内战的导火线。”
章汉夫说，“中国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我们同意法国的这项权利，是对法国的一种信任。如果当时我们预见到法国会把给予它的权利擅自转让给美国的话，我们肯定地是不会同意法国这项权利的。”“如果我们的会议同意法国保留一种随时可以转让给美国的权利，那么即使美国军事人员真的撤出了，我们又有什么保证美国的军事人员不再进入老挝呢？”
他表示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法国在老挝的权利，仅仅是法、老之间的问题，这次会议无权进行讨论。他说，“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一方面固然是法、老之间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会议应该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片面地强调任何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都是不对的。但是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法国的立场都是站不住脚的。从老挝人的愿望这方面说，老挝三亲王的苏黎世公报明确表示，‘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撤出老挝，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进入老挝。’在这里，它一句也没有提到法国在老挝的军事人员可以除外的话。为什么苏黎世公报可以这样写，而我们的中立宣言偏偏不能这样写呢？”
章汉夫指出，印度代表论证了法国在老挝保持军事基地是不合理的，并且实际上已经建议修改1954年日内瓦协议给予法国的权利。章汉夫说，“这是完全合理的，我们赞成印度的立场。现在的问题是进行这样或那样的修改问题，而决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些权利的问题。在讨论中立宣言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可以暂时不涉及这个问题的，我们现在仍然愿意这样做。但是，如果法国代表愿意就这个问题展开全面讨论的话，我们完全同意进入这样的讨论。”
章汉夫还表示不同意英国代表所提出的一项建议：在这次会议的文件中除掉写上关于不得向老挝运入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的原则规定之外，也加上法国的保留条款，但是把它放在方括弧里面。
新华社日内瓦3日电 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代理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8月2日在第十次限制性会议上就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第十二个问题（不把军备运入老挝）发言。
他说，“中国代表团原则上赞同不向老挝运入除了为老挝国防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常规军备以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在谈到把这个问题规定在哪个文件中才适当这一点时，章汉夫说，中国代表团认为，把这个问题规定在协定（或议定书）中，比规定在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中更为适当。
他指出，苏联代表团是把这个问题规定在它所提出的协定草案中的；法国代表团则是规定在它在7月26日提出的中立宣言的修正草案中的；印度代表团在它的中立宣言草案和议定书中都对这个问题作了某种规定。
章汉夫说，“大家知道，一个国家运入为自己所需要的武器，是这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不能因为这个国家自愿地执行和平中立政策，而就应该在这方面对它规定什么限制。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奉行和平中立政策的国家，它们在取得自己需要的武器方面都不受任何限制，它们的中立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由此可见，不向老挝运入军火和军事物资的问题，同老挝的中立并不是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同时，我们应该相信老挝，它既然自愿选择了和平中立的道路，它在取得军火和军事物资方面不会允许运入超出它自己的国防需要范围以外的军火和军事物资。我们的会议本来也没有理由在这方面作出任何规定。”
他指出，但是，鉴于在老挝发生了由于外来干涉而引起的内战，就这个问题草拟相应的条款以稳定老挝的和平，这种权宜做法也有一定好处。
他建议等会议进入讨论协定的时候再来审议这个问题。
章汉夫谈到了南越代表在7月26日的会议上提出的所谓“不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建立、维持或发展不属老挝政府军的任何军事或准军事部队的一般义务”的问题，他指出，这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没有根据的问题。他指出，老挝三亲王的苏黎世联合公报明确地规定：“根据有关各方协议规定的一项计划，把三方面的武装部队统一成为一支单一的国家军队。”他还说，“显然，在这项规定实施以后，就根本不发生什么不属老挝政府军的任何军队问题。”
他最后说，中国代表团反对南越代表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