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米丘林遗传学的基本原理
李继耕
米丘林的遗传学理论研究工作，继承并发展了拉马克、达尔文等人所奠定的科学的生物学原理，提出了一系列的遗传学说，即个体发育学说、定向培育学说、无性杂交学说、受精学说、控制显性学说等。米丘林所奠定的这些基本原理，在李森科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论证与发展，已经并正在被苏联生物学家广泛的科学活动所证实。1943年出版的《遗传性及其变异性》一书，实际上是李森科对于当时遗传学理论研究的最基本的总结，在米丘林遗传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个体发育学说
生物的遗传性是通过个体发育而实现的。同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改变并重新形成的。因此，发育的观点是米丘林遗传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在过去，把生长和发育看作一件事情；而且，对于个体发育的理解，也缺乏明确的概念。例如，当冬小麦春季播种时，即使具备了充分的水、肥等条件，仍不能拔节抽穗，而长期地停留在分蘖状态。这就是说发育受阻而生长继续。对于这类现象的研究确定：生长和发育，两者虽然密切联系，却是不同的现象，发育所需要的条件与生长所需要的条件并不完全一致。发育是有阶段性的，每一阶段要求一定的外界条件的综合，并且具有严格的顺序。例如，上述冬麦春播后不能抽穗，就是因为第一个发育阶段所需要的低温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缘故。
已经确定，种子植物大致具有五个基本的发育阶段，每一阶段都要求一组不完全相同的发育条件，并且形成不同的器官。第一阶段主导的发育因素是温度，形成植物的营养体；第二阶段主导因素是日照长度，形成孢子囊；第三阶段要求一定的光质，形成大小孢子；第四阶段要求一定的光强度，形成配子；最后一个阶段为下一代的胚胎发育时期，初步认为主导因素是无机盐营养中磷的代谢（库皮尔曼，1957）。
因此，知道了每一阶段的发育条件，及其产生的相应器官，就能够通过控制发育条件，促进或抑制某一器官的形成与发育。如果希望获得高大的营养体，就应该注意温度条件的调节与控制，如果希望利用的是植物的果实与种子，那么就应该注意调节与控制光照条件等等。
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不仅揭露了个体发育的规律性，同时反映了遗传性形成的历史过程。
揭明了这些发育特性，对作物的引种、栽培、选种都有很大用处。
由于不了解这种特性，曾将河南冬麦引入广东播种，结果不能抽穗。也曾将东北的水稻调至江南种植，结果抽穗很早，产量很低。经过多方面的对作物品种分析研究之后，我们已可以有根据地进行调种，避免盲目性。
1954年春季，晋南麦田遭遇寒流侵袭，主茎冻死，被害面积达一千万亩。照老例，遇到这种情况就将麦苗耕翻，改种别的作物，当年小麦即会颗粒无收。但当时，科学工作者根据阶段发育理论，对受冻麦苗检查确定：新生分蘖已渡过春化阶段，因而提出施肥、灌溉、加强管理等促进生育的措施。结果二十四—二十七天即抽出新穗，每亩平均收麦八十—一百斤。
因此，阶段发育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定向培育学说
遗传性能否改变，变异的原因和性质问题，不仅关系生产实践，也是遗传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米丘林遗传学确定：遗传性能够改变，变异的原因在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代谢类型的改变，变异的方向和性质是与改变了的外界条件作用的方向和性质相适应的。这就是遗传性变异的相应性。它是有计划地控制遗传性，进行定向培育的理论基础。
改变遗传性的方法有三类：改变生活条件、有性杂交与无性杂交。它们的共同作用，在于动摇旧的稳定的遗传性，然后通过进一步的培育与选择，即可能获得稳定的遗传性变异。
根据阶段发育原理而进行的春麦与冬麦互相转变的工作，是定向培育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曾将十八个春小麦品种成功地转变为冬小麦。方法是：第一年近冬播种，使春小麦的春化阶段，在对它说来不正常的低温条件作用下通过，从而使遗传性发生动摇，所得种子第二年晚秋播种，第三年正常秋播。经过连续两年的秋季条件的培育，春小麦即可变为同品种的冬性小麦，并且可以遗传给后代，即使在春季的高温条件的作用下，也不再回复到春性，表明新获得的冬性遗传性已相对稳定。
关于定向改变遗传性的原理，在许多微生物中也得到了证明。1928年所发现的肺炎球菌定向转化的事实，是一个很早的例证。以后，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确定去氧核糖核酸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用1比6亿倍的浓度，就足以将一种类型的肺炎球菌定向地转化为另一种类型。1957年一些法国学者用“哈克”鸭品种中所分离出的去氧核糖核酸对“北京鸭”进行多次注射，结果“北京鸭”获得了类似“哈克”鸭品种的遗传变异。
人们很早就已经知道适应酶形成的事实。当把大肠杆菌培养于含乳酸的环境中时，由于获得了形成乳酸酶的能力，即能使乳酸水解。用同样方法，伤寒杆菌获得了能制造出乳酸酶、蔗糖酶和鼠李糖酶的能力。
同理，如果把着生于豌豆根上的根瘤细菌培养于含有苜蓿根瘤菌的滤过物的培养基上时，也可以使豌豆的根瘤菌转化为苜蓿根瘤菌；或者，连续三—五年将大豆重复栽培于不含大豆根瘤菌的盆中时，也可以在大豆根上出现大豆根瘤菌。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改变土壤细菌特性的“诱导物”是大豆根的分泌液。
用不着更多地说明，已经可以看出：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定向培育原理，对于农业、畜牧业、工业、医学实践有着何等巨大的意义。
利用强烈的物理、化学因素，破坏生物体内各生理过程之间的协调，使遗传性发生动摇，从而在新的外界条件的作用下，重新形成新的遗传性的方式，也是一种定向培育方式。
以电离辐射为例。辐射作用所引起的遗传性变异的性质，除去与被照射的生物材料及其生理状态，照射的剂量与条件有关外，照射后生物个体所处的具体生存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
电离辐射所引起的变异，具有明显的畸形性质，经济价值不高。但也有人估计约有千分之一的变异是可以利用的。这些变异类型大多具有早熟、矮小、不倒伏、抗病等特性。然而，这些特性的产生也并不是偶然的。
有关射线作用的生理基础的研究表明，经照射后射线破坏了分生组织细胞的分裂，使生长受阻，而其他生理过程，则仍照常进行。这样，就在体细胞内部累积了大量的可塑性物质而无处需要，结果衰老的过程加速，植株表现矮小而早熟；另外，由于可塑性物质的强烈聚合，形成了大量的纤维素，机械组织增强，复盖组织旺盛等，从而表现秆硬、不倒伏、抗病等特性。
这样，射线处理后遗传性的改变，并不是某种特殊的遗传物质的偶然的改变，而是由于许多相互联系的生理过程的改变，是整个代谢类型改变的结果。
无性杂交学说
同生活条件改变的作用相类似，借助于无性的方式，使两个遗传性不同的个体（或其组织）相互影响，也可以使遗传性发生改变，获得杂种。由于无性杂种的获得，无论对于论证生活条件的作用或有性过程及遗传性的实质，都是极其重要的。
应用嫁接的方式来改造植物遗传性，在我国的古农书中有很多记载，陈淏子在《花镜》一书中论及嫁接所引起的定向变异时写道：“凡木之必须接换，实有至理存焉。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惟在接换之得其传耳。”
解放后我国的遗传学工作者，对于无性杂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奚元龄（1955）教授通过无性杂交的方式，把海岛棉嫁接在陆地棉“岱字14号”上，嫁接当代，在早熟砧木的影响下，接穗即提前开花一个月，第一代植株较嫁接当代又提早开花一个月左右，把第一代植株重复嫁接于陆地棉上时，又较未重复嫁接者早熟四天。这种早熟特性，以后经过选择在后代中稳固地保存下来，从而获得绒长40毫米以上的长绒棉新品种“长绒3号”。并且已经在我国的新疆和华南地区推广种植。
动物方面，西北大学1956年曾经利用输血的方法，获得了鸡的品种间无性杂种。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也都获得类似的家禽无性杂交结果。
除去形态性状之外，嫁接也可以引起生理、生化特性的深刻变异。把番茄接在富含蛋白质的辣椒上时，接穗中蛋白质氮素的含量就提高了；如果接在缺少氮素的茄子上，番茄叶子中各种氮素的含量即行下降。
由嫁接所引起的酶的活性的变化，也是受砧木的本性所决定的。未经嫁接的金莲花、蚕豆与向日葵叶子中过氧化氢酶的活性，以蚕豆最高，金莲花最低；细胞色素氧化酶则以向日葵最高，金莲花亦最低。如果把金莲花接于蚕豆及向日葵砧木上，则杂种植株叶子中过氧化氢酶的活性，以接在蚕豆砧木者最高，细胞色素氧化酶的活性，则以向日葵为砧木者最高。对照组（金莲花接金莲花）两种酶的活性均最低。
此外，努日金还曾对还阳参种间无性杂种的染色体数目变化进行研究，在六千七百五十三个切片中发现有一百零二片染色体数目发生变异，占1．5％，比对照高六倍。并且还发现了在有性杂交时常常观察到的染色体易位现象。
这就是说，不仅在形态特征上，而且在生理、生化特性及细胞学的分析中，均已证明，通过无性杂交方法，不经过性细胞及染色体的融合，也可以获得杂种。近几年来，由于这方面积累的事实越来越多，已经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的普遍重视。
生活力学说
生命的动力问题，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谁都知道，同一个小麦或水稻品种，在同一地区种植过久之后，常常会引起退化，使产量降低。假使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杂交，却又可以提高后代的生活力，增加产量。长久以来，人们对它提出了不少假说，却没有能够真正地揭露它的实质。
前面已经指出，遗传性的变异是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达尔文曾经指出，生物的性成分对于各种改变是最敏感的。例如动物的近亲繁殖，常常招致退化，使品种的种性变劣。如果把两亲本分别饲养在不同条件下时，就可以防止这类现象发生。因此，达尔文认为，杂交的有利作用在于把两性中某种程度上不同的配子结合在一个个体中，从而创造了有机体的生活力。
根据这个原理，李森科提出利用品种内杂交的方法来防止农作物长期自交所引起的品种退化现象。在我国的棉花原种生产中，品种内杂交，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行之有效的环节。
利用改变生活条件提高生活力，并防止退化的措施，实际上在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中早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广泛流行在各地的易地换种习惯，水稻产区的“倒种春”，就是很好的例证。
继承了古代“冬月种谷”的优良传统，近几年来在我国东北、西北一些地区普遍开展的春作物晚秋播种，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可以防止退化，提高产量，有的作物中还观察到品质改进，抗病力提高的效果。很多学术机关（例如山西农学院）还曾对冬播的效果进行了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分析，比较深入地揭露了冬播效果的内部原因。
关于杂种优势的增产效果，已经在烟草、番茄、洋葱、高粱、棉花等多种植物中得到证实。例如，棉花近年来不仅证实了品种间杂种第一、二代的增产效果及其利用价值，而且也证明有可能在生产上广泛利用陆地棉与海岛棉种间杂种第一代，以增加长绒棉生产的可能性。
关于玉米的杂种优势的利用问题已经成为目前玉米生产上的重大问题之一。因为一般双杂交种的选育与制种过程，手续比较繁杂，所以不少国内外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正在致力于改进选育方法及杂种优势的理论研究。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已经证明，利用组成品种间杂种的原始品种自交二代后，所得到自交系间进行单交，再按原组合配成双交种，结果杂种的产量可以大大地超过原品种间杂种。柯瓦尔斯基等人利用远缘异属花粉蒙导的方法，也有助于克服自交退化，提高杂交效果；利用雄花不孕性，除去可以获得高产的杂种外，还可以简化去雄手续，节约劳动力。
莫兹科夫（1961）根据生活力学说对玉米杂种优势的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所得的结果表明，杂种与其自交系亲本之间代谢类型方面的区别，在于同化作用与异化作用之间的比例不同：以呼吸强度为代表的异化作用杂种低于其自交系亲本，因而物质的积累过程超过它的消耗过程，所以比自交系表现高产。构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自交时玉米植株内部B类生长物质失去平衡所致，而杂交的效果就正是这类生理活性物质得到补充与完善化的结果。莫兹科夫将玉米组织的提取液加入酵母的培养基（酵母对这类生理活性物质是很敏感的）中进行生物测定的结果表明：单交种叶子提取液对于酵母生长所表现的刺激作用，接近于组成这一单交杂种的两个自交系叶子提取液的混合液所表现的作用。据此，莫兹科夫认为有可能在实验室的试管中预测自交系的杂交效果，作为配制杂交种时选择亲本的参考。这一工作具体地证明了从代谢类型方面的差别去认识生活力的观点的正确性。1960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杂种优势的科学会议上，莫兹科夫就此所作的报告，无论从玉米杂种的应用或理论研究的角度去看，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因此，与改变生活条件的作用相类似，受精时两性配子代谢类型方面的差别，是构成有机体生活力的内部原因。
受精学说
长久以来，对于动植物受精过程的理解，大多认作雌雄配偶子的机械结合，而这种结合完全是从属于数学上的机遇率的。可是近二十年来的有关研究表明：第一，受精过程是两性成分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就高等被子植物来说，这个过程包括从授粉开始，直到受精卵早期发育中，不同花粉之间，花粉与雌蕊组织之间，卵细胞与精细胞之间，以及早期发育的胚胎与母体组织及花粉之间的相互同化的一系列复杂的生理过程。
植物的雌性与雄性成分在物质代谢方面是不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互相对立的。利用中性红染色即可以看出花粉管及柱头组织在酸碱度方面的差别，一般花粉管的内含物具有弱碱性，柱头组织具有酸性。通过对三十种不同的植物的研究，其中大多数均表明柱头组织较花粉的酸性为强。
雌雄性成分之间蛋白质的等电点也有差别，例如黑麦和小麦花粉管质体蛋白质等电点与柱头相比，处于比较不酸的区域，花粉管的等电点约等于4，而柱头细胞中则为2．4—2．8。类似的区别在豆科植物中也可看到。
从花粉管在雌蕊组织中的生长过程来看，酸性由柱头向胚珠作有规律的降低，而花粉管在雌蕊的柱头与花柱中酸性则逐渐增加，这种生化特性之间的明显差别，被认为是物质代谢的良好条件。
此外，在酶、维生素、生长素等的含量方面，雌雄性成分间也有一系列差别。由此可以想见，一旦花粉落于柱头上时，将会引起酶活性的深刻的改变。
近年来，对受精过程中两性细胞核的融合现象作了许多细胞化学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在动物的原核形成过程中去氧核糖核酸含量逐渐减少以至消失，同时合成酸性蛋白。植物的卵细胞核及极核的核在受精前不含去氧核糖核酸，或含量极少，而进入胚囊的精细胞核含有许多去氧核糖核酸及碱性蛋白。当精细胞核与卵细胞核融合时，其所含的去氧核糖核酸逐渐减少，而至最后消失。与此同时，合成酸性蛋白，也就是说在合子的静止核中，不含有去氧核糖核酸或是仅仅含有它的痕迹，并同时进行酸性蛋白的合成。上述去氧核糖核酸与蛋白的变化情况在动物胚胎发育初期，直到原肠胚以前都能观察到。由此可知，性细胞中去氧核糖核酸的含量在受精前后及其过程中并不恒定。同时上述事实也说明两性细胞核的融合是一复杂的核酸与蛋白的代谢过程。
其次，受精过程的进行，是一个多次重复的、多方面的、多数量的过程，这就是受精的多重性。
例如，花粉与精子数量的多少，对受精的结果具有很大影响。试验已经证明，为了保证受精过程的正常进行及其后代的正常发育，足够数量的花粉与精子是必要的。如果花粉的数量受到限制，往往就会使受精受到影响，后代出现遗传性动摇与变异的情况。因此在实践上，利用限量授粉，可以获得变异的后代。而利用大量本品种的花粉，多次重复授粉，除去保证充分的受精可能性之外，还是保证受精选择性正常进行、维持种的遗传性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自然界大多数植物是多次重复授粉的。除去自己的花粉外，其他异品种甚至异种属的花粉常常也会借助于各种媒介落到这个品种的柱头上来。专门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自己的花粉中添加少量远缘异属花粉，对于当代的受精结实以及提高后代生活力都有帮助。米丘林在自己的工作中首先发现并应用了这一现象，他称之为花粉蒙导。花粉蒙导说明了不同花粉之间以及它们与雌蕊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
雄性成分在受精过程中，除去直接与卵、极核结合以外，还可影响母体组织，产生所谓果实直感与先父遗传等现象。
选种实践上所应用的限量花粉授粉，混合花粉授粉，重复授粉，花粉蒙导等措施，就是根据受精多重性的原理而提出来的。
第三，受精过程中，雌雄配子的结合，并不是纯粹偶然性的，而是有选择性的。影响选择性的因素很多，以棉花为例，如果把红叶棉与绿叶棉的混合花粉，同时授予适龄柱头的绿叶棉上，杂种第一代绿叶与红叶个体的比例是74．3∶25．7；如果先授绿叶棉自己的花粉，经三十分钟后再授以红叶棉花粉，则杂种第一代绿叶与红叶的比例为65．0∶35．0；如果把授粉相隔的时间延长至一小时，则这个比例为58．0∶42．0。亦即异品种红叶棉所占的比例，并不因授粉的延迟而减低，相反表现出有规律的增加。
朱洗教授等（1954）对家蚕进行混精受精，也观察到受精的选择性现象。例如在同品种与异品种混精杂交时，华九为母本，先后用本品种、西陵黄、瀛翰三个品种的雄蛾依次交尾，结果杂种第一代幼虫中属于本品种型的占6 ．12％，西陵黄型的55．85％，瀛翰型的38．03％。换言之，虽然本品种雄蛾第一次交尾，后代所占的比例却最少，同样的现象，在两个不同品种及三个不同品种混精杂交的后代中，亦得到证明。
最后应该指出，受精的选择性是遗传性的表现之一，如果充分保证选择性时，则被选择的花粉常常是既能保证该品种所固有的特性，又有利于提高后代的生活力。从保持种的稳定性看，被选择的应该是自己的花粉，如果从提高生活力看，被选择的又应该是不同于自己的花粉。由于受精多重性的同时存在，这个表面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在完整的受精过程中得到了统一。
控制显性学说
有性杂交当中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控制杂种个体的性状与特性形成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控制显性及分离现象的问题。
杂种第一代并不存在什么绝对不变的显性，杂种后代性状与特性的多样性，也并不从属于某种固定不变的数学规律。杂种第一代及以后各代性状与特性的形成与表现，是受许多条件及这些条件的互相作用所决定的。这些复杂条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是与亲本的遗传传递能力有关的，一是在杂种个体发育中与性状的形成与表现有关的。
影响亲本遗传传递能力的条件，根据米丘林的经验，大致包括以下几类相对的因素：野生类型对栽培类型，成年的对幼小而未成年的，本地的对外来的，纯种起源的对杂种起源的。一般地讲：野生的、成年的、本地的、纯种起源的遗传保守性较强，用作杂交亲本时，具有较其相对类型为强的遗传传递能力，后代容易表现自己的性状与特性；此外，杂交当年发育良好的，健康无病的，具有自己根系的，花的位置靠近主干的，也都具有较大的显性倾向，而其相反的个体，则比较易于处于隐性。
因此，在用杂交方法创造新品种时，必须严格地对杂交亲本进行选择。
杂种后代的多样性，实质上是由于杂交后代遗传性不稳定的表现，是两种发育可能性（遗传性）在一定的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所表现出的动摇状态和动摇过程。因之，在一定条件的连续作用下，可以逐渐地形成新的稳固的遗传性。对杂种进行定向培育之所以必要与可能，其根据即在于此。
与上述两类条件有密切联系的授粉条件，无论对显性及后代特性的表现，均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花粉数量、重复授粉次数、混合花粉的性质比例、花粉与柱头的年龄状态等。
动植物的远缘杂交，在米丘林遗传学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米丘林本人就曾经进行了大量的这类工作。米丘林提出的克服远缘植物不可交配性的方法如预先无性接近法、媒介法、混合授粉法，为以后的远缘杂交实践所证实。
动植物的远缘杂交，在我国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提高杂交当代结实率的方法方面，获得了一些初步结果。如杨明汉所获得的杂种水稻，其母本是一品种间杂种，遗传性尚未充分稳定；父本稗草是从贵州引进到广东的，由于风土条件的改变，可能也是杂交成功的原因之一。林业科学院遗传选种研究室将柳树与杨树不同属间杂交获得成功，是在授粉之前，在柳树柱头上加上杨树柱头的组织及其浆汁，也有助于杨树花粉的发芽，而使杂交成功。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应用多量氮肥培育母本，提高了小麦与偃麦草杂交结实率，等等。
在提高杂种后代结实性方面，黑龙江农业科学院利用延长杂种生育期及定向培育的方法，使小麦与鹅冠草杂种后代的结实性也获得提高。
遗传性及其变异
大量生物科学的成就证明：遗传性是活体的不可分割的属性，任何生物，生物任何组成部分，只要它是活的，就都具有遗传性。
细胞核的遗传作用，早已为大量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关于草履虫放毒特性的遗传，也已证实了细胞质在遗传性传递方面的作用。
眼虫具有八个绿色体。如果用2％—10％的链霉素处理以抑制绿色体的分裂时，则被处理的眼虫经过几次分裂以后，有的只剩下一个绿色体，有的则完全不具绿色体而成为白色。如果链霉素的抑制作用消失，则仅仅具有一个绿色体的眼虫，其绿色体可以恢复加倍能力而增加至八个绿色体，白色个体则无此可能。这个实验证明了绿色体的遗传作用。
经射线处理的酵母，常常丧失呼吸能力。据研究：呼吸能力的丧失与粒线体中有关酶的活性的丧失有关，从而显示了粒线体在遗传及细胞生命活动中的重大作用。
动植物无性杂交的研究表明：植物组织内部的汁液，种子的胚乳，动物的血液，体液，鸟卵的蛋白等都具有遗传性。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证明：从抗青霉素的枯草杆菌中提取出的核糖核酸，也能使不具抗性的菌系获得抗性，因而，核糖核酸也具有遗传性。
用P32与S35标记噬菌体中的核酸与蛋白质，然后使细菌感染，美国赫希等最初的报告（1952）表明：含P32的核酸部分进入细菌的细胞中，而含S35的蛋白质部分，亦即噬菌体的外壳，则留在外面，因而认为在噬菌体的繁殖中似乎只有核酸起作用，蛋白质不起作用。但是，经过三年以后（1955），作者本人对上述结论作了重要的更正，发现进入细菌细胞的不仅有P32，同时也有S35，也就是说：无论核酸与蛋白质在噬菌体的复制过程都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已经研究过的活体及其细胞的组成部分具有遗传作用，而尚待研究的活体的其他构成部分也将证明具有同样的作用。换句话说，遗传性的物质基础在于活体本身。
至于遗传性的传递方式，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受各种不同生物类型的系统发育所制约。
在有性生殖情况下，遗传性的传递是通过性细胞而实现的；但是，也可以看到另外的情况：秋海棠的叶片，马铃薯的块茎，甘薯的块根，大蒜与洋葱的鳞茎，剑麻的珠芽，杨柳的插枝等等无性繁殖方式，也具有传递先一代整体遗传性的功能。至于在微生物方面，无性繁殖更是经常而普遍的。
在一种情况下这一物质具有重要的遗传传递作用；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另一种物质具有这种作用。
遗传性除去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以外，还具有可变的一面，即遗传性的变异性。它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指出，用直接改变生活条件，定向培育的方法，可以引起并控制变异的发生和发展；同样，在无性杂交中砧木接穗之间的相互蒙导，作为互为改变了的生活条件以影响对方，从而产生相应的遗传性变异；而有性杂交过程，也正是同化过不同生活条件的亲本通过它们的性细胞而进行的相互同化过程。因此，无论无性杂交或有性杂交，其所以能够动摇遗传性的稳定性，产生变异，归根结底，仍然是生活条件的作用。
从上述原理出发，选种实践上所应用的改变生活条件，有性、无性杂交并与选择培育相结合的方法，是人工创造新的生物类型的有效方法，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有力武器。
科学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米丘林遗传学虽然对人类的实践经验与科学实验成果，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概括，但是，它的历史还很短，个别原理尚待进一步充实与完善。我们相信，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米丘林遗传学一定会不断地发展而日趋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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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引证谈起
平良
（一）
我在好几个地方看到人们引用列宁所讲的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475页）
列宁的这段话对共产主义劳动作了深刻的科学的解释。引证这段话来宣传共产主义，使人们对共产主义劳动有正确的了解，是必要的。
但是，引证的人在作这种宣传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劳动，只有在未来的经济文化极其发达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成为普遍的现象，因而容易使读者误认为现在就要实现这种不要报酬的劳动。
列宁是把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很科学地区别开来的。列宁在说了上述一段话后，紧接着就说：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着重点是作者加的）这篇文章写于1920年，所说的“我们的社会制度”显然是指社会主义制度。
（二）
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民论坛报》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产品分配的辩论：这种分配将是依照劳动量进行，还是依照其他什么方式进行呢？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唯心主义者所谓公平原则的空话而处理得极为‘唯物主义的’。然而，很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被分配的产品数量，而这种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该随着改变的。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种经常改变、经常进步的东西，而是一种稳定性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因而它应当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合理地推论起来时，只能（一）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二）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487页）
我觉得，有一些引证过这段话的人，并没有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
第一、这段话里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当时（1890年）并不是像现在一样，专指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而是对“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的统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另外一些场合也称“共产主义社会”，或称“社会主义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根据集体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总之，是指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的整个未来社会。一些引证的人，把它狭义地理解为只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准确的。
第二、恩格斯在这里是把“稳定性”和“一成不变”并列的。从恩格斯这段话的整个精神看起来，他所说的“稳定性”和“一成不变”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指绝对的稳定，因为相对的稳定性，恩格斯向来是承认的。顺便指出，为了完全符合原意，“稳定性”这一个词在这里应该译为“固定不变”，不然，是容易使人发生误解的。
第三、由此可见，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改变、经常进步的东西”，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是说，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以后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而再不向前发展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由一个阶段向前发展到另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要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不作这样的了解，而把“经常改变”和“经常进步”了解为“未来社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没有它的相对稳定性，是不正确的。
第四、关于“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将有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具体说，但是他提出了“分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被分配的产品数量”的原则，而且在后面又提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和“进一步的发展将循进行的总方向”，这显然指的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上的按劳分配（开始的分配方式）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的按需分配（发展的总方向）。因为，在恩格斯写《致康·施米特》的信以前十五年，即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具体地指出了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分配原则。因此，不能从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正确结论中，得出按劳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阶段没有它的稳定性的错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