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江淮春晓
中将 谭希林
国民党放弃武汉、广州之后，华中、华南的几千里江山，便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这个严重形势的出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早有预见、早有准备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曾经分析了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明确了我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决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同时，鉴于华中地处江、淮、河、汉之间，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全会还强调指出必须迅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原局成立以后，又确定了以大发展为中心的工作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从延安派来了一批干部。我也在这时来到了鄂豫皖地区。
但是当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的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未认真贯彻执行，反而错误地提出了“协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行动口号，大力帮助国民党这支桂系军队扩军、建政、训练基层政工人员，而不注意发展自己。国民党五路军依靠共产党人的扶持，迅速壮大起来，在他们多年进攻而得不到手的大别山区站住了脚。当1939年全国局势逆转时，他们羽翼已成，立即背信弃义向我们猖狂进攻。由于我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早已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方留守机关兵力单薄，在五路军蠢动的时候，我方初时据理交涉，继则坚决自卫，但已无法挽回败局，最后不得不撤出大别山区。一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起来并且保留下来的红色根据地，就这样痛心地转移到国民党顽固派之手，成为他们的反共基地之一。
部队游击到皖中和皖东一带，没有根据地依托，供应极为困难。国民党当局不发给一枪一弹和粮草被服，其地方政府又多方刁难限制，我们每到一地，只好打土匪、打“资敌”和借粮募捐。即使这样多方设法，仍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寒风呼啸，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杂粮做成的稀饭，大家还不能吃饱。
我们在江北敌后的处境正是这样困难的时候，执行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项英同志，却又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拍来一份电报，要四、五支队开赴江南。显然这是违背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向北发展的方针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5月初就曾专电项英同志，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即应分兵东进，直到海边，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步骤提得这样明确及时，而项英同志不仅没有认真执行，反而又要江北部队南下，这份电报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那时部队中也有一部分同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缺乏认识。因此，产生了一场剧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军部执行的是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应该服从；如果我们不行动，会影响或破坏统一战线，国民党当局要批评的。但更多的同志认为，南下就意味着放弃华中，正符合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将我八路军、新四军分割于华北与江南，以便各个击破的阴谋，因而坚决反对南下。我在延安时，曾列席旁听过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听到过他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我们离开延安南下时，又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的亲切指示。他说：你们到敌后去打游击，搞游击队，要自己搞。国民党靠不住。延安离你们远，够不上，一切都要自己动手。所有这些强调共产党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精神，给我们的教育很深刻，因此，我们便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指示的精神，说给附和南下意见的同志听。即使这样，也还没有完全说通。我们反对南下的同志很是不满，有的气愤地说：“硬要南下，我就把部队交了，打游击到华北去！”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中央派胡服同志来到了淮南，领导华中全盘工作。
胡服就是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他在9月间离开延安，沿途视察了晋鲁豫区，11月才由淮北到达成立不久的以张云逸同志为首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三黄家。少奇同志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日夜了解情况，到处传达与解释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欢迎会上讲，在党委会上讲，在干部大会和个别谈话中也讲。少奇同志的讲话，像暖流一样传遍了我们全身。他肯定了华中的同志过去做了不少工作，但又指出在大别山区给人家“抬轿子”，不努力扩充自己的力量是不对的；其结果是被人家赶出来了。他意味深长地引用湖南一句谚语说：这是“木匠打枷枷自家”。这个教训要很好地记取，不能再重复了。谈到今后的行动，他说：不南下是对的。部队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大力发展华中的游击战争，向东发展，一刻钟也不停留，直到海边。硬是要在这块复杂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同时，他还分析了淮南平原、华中地区与华北平原的共同点与特点，指出淮南除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比我们雄厚，控制了大部地区的政权之外，其它主要方面都和华北相似，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条件。而那些不利条件，经过我们努力，也是可以改变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建立一个“家”，建立抗日政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抓枪杆子。
少奇同志反复强调掌握武装对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说：大家不要小看四、五支队，什么地方有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占优势，那怕是一个团，住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归我们管，就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如果他们派兵来干涉，我们就实行自卫，把他们打垮。这样，根据地就可以建立和发展。
江北指挥部各部队贯彻执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都得到迅速的发展。五支队挺进路（津浦铁路）东，在来安、加山、盱眙、六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度克复来安城，驱逐敌伪，大大鼓舞了路东人民的抗日情绪。仅仅三个月，四、五支队在淮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就由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12月下旬，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同志指挥淮南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寇对淮南地区的第一次“扫荡”，克复周家岗、古河等要地，缴获大量枪炮及其他军用物资。于是，民心大振，我军的影响更遍及淮南平原，处境开始好转。
到了1940年初，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逆流来到淮南，桂系军阀李品仙（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及蒋介石嫡系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等，调动其所属部队，准备向我四、五支队及其所在的皖东地区进攻，一片乌云，笼罩着淮南大地。
这时，少奇同志向我们指出：现在时局逆转，国民党准备投降，我们坚决揭露他们的投降阴谋，他就一定要打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认清：“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因此，不仅要打鬼子，还要准备反磨擦。他说：“现在，磨擦是非反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而且，如果不在反磨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也就统不起来了！”
有一天，我和十四团政委李世焱同志去指挥部请示工作，少奇同志在谈完工作后，又特别叮嘱要反对“挨打观点”。他尖锐地指出：“军队嘛，就要打仗，人家来打你，你也要去打人家。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等人家打上门来了，就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这是被动的‘挨打观点’。能够搞几个根据地，脚踏实地地发展，不比打游击好吗？一旦国民党要投降，磨擦起来，我们没有根据地，力量比他们小，不能克服投降派，也就谈不上抗日了，那还有什么游击可打？”他把这一番道理说清楚之后，面含微笑地注视着我们，眼睛里充满爱护、希望的光辉。我们也都看着首长，心里都暗暗说：“党的指示，我们一定牢牢记住。”
春节前后，我们十四团正在红心铺整训部队，做群众工作，一天，接到江北指挥部从大桥拍来的“万万火急”电报，原来桂系顽军开始进攻我们了。李品仙指挥其一三八师的二千余人为一路，阴谋以“护送点验官员”为借口，由古河向北经广兴集进犯我界牌集；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率其第八纵队及桂顽主力一个营共三千余人，从定远方向直奔大桥指挥部。由于敌军行动诡密，沿途封锁消息，当我军侦察到确切情况时，颜顽的尖兵已迫近池河西岸，与我大桥指挥部仅一水之隔了。这种情况使我们大吃一惊，我心里明白：七团在周家岗，八团在津浦路东，九团在王子城，特务团在大马厂……指挥部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营，如何能抗击数千之敌呢？于是立即命令部队连夜出发，增援大桥，然后，我骑马先向大桥飞驰。
到了大桥，已经快天亮了。我走进指挥部，看见少奇同志、张云逸及郑位三等负责同志正围着火盆，在计议对策。他们的举止还是那么安详，谈吐还是那么从容不迫。但地上丢了许多烟蒂，想来首长们已进行了一整夜的商谈。他们的决定是：大桥方面，特务营迅速抢占池河东岸的有利地形，准备坚守待援；同时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河要求五路军抗日，以此重申大义，促其猛醒，避免磨擦。其余主力部队则作好准备，在必要时向顽军展开反击。
天一亮，河西已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成百上千的群众，拥道高呼口号，声震四野。顽固派愕然相顾，一时不知所措。我们争取了时间，集结了兵力。当顽固派悍然不顾人民愿望，继续向我发动攻击时，我军便按原定作战方案分兵前进：北路攻打定远，把颜部主力调出张桥据点，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南路则给予桂顽主力以杀伤，将其击退，粉碎其与颜顽会师大桥的企图。
少奇同志送我们出征时，又特别叮咛道：“你们去打仗，我们去讲理，你们打赢了，我们好说话；打输了，我们就是有理也讲不通了。”接着又说：“把他们进攻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掉，使他们感到痛，认输了，就可以了，还要给他们留一条抗日的道路。”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3月7日，我军以七团为主，奋力击溃了南路桂顽一三八师的进攻，将他们逐回古河；由路东增援的五支队主力及苏皖支队打开了滁县等城；我北路十四团攻入定远城，赶跑了顽县长吴子常。
颜仁毅得报，倾巢北上，增援定远，在高塘铺与我伏军接触，我们作了最后的争取工作，警告他：吴子常在任期间，为非作歹，破坏抗战，我军接受人民的一致请求，正在改组县政府；叫他们速返原防，准备抗日，不要寻衅，滋生事端。颜顽哪里肯听忠告，动手就打。我十四团与九团坚决反击，将其有生力量消灭。以后，我们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停止了对其项家园子领导机关的攻击，放颜仁毅逃往寿县去了。
后来，我部发展到凤阳地区，忽然接到通知：指挥部派县长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了前线的欢腾。我立即策马前去迎接华中第一位抗日民主县长的来临。一路上，我反复地吟味决定打定远时少奇同志对我们的一段谈话。
我问少奇同志：“把吴子常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
“自己派嘛！”少奇同志说：“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个县，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
“人家承认吗？”有同志插问。
“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他斩钉截铁地说，“在这个革命高潮时期，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现在，少奇同志果然派县长来了。
当我们迎向前去时，远远就认出了那位新来的县长不是别人，正是江北指挥部的统战科长魏文伯同志。他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把他委作县长，可见领导上决心之大了。
我们为魏文伯同志一行解决了一些经费和给养，还帮助他做了一套制服，他就带着一批干部上任了。
起初，我们部队都派有工作组在农村工作，这时，工作组长就当了区长。他们和一批士绅、几千群众，打着彩旗，开了个盛大的欢迎会。会上，宣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然后贴出安民布告，公布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策。几天之后，部队又打开了滁县、凤阳的一些地方，地区扩大了，随即成立了定（远）凤（阳）滁（县）办事处，魏文伯同志兼主任。我们通过政权，建立了税收工作，又招兵买马，成立抗日自卫队等地方武装。以后又进一步实行了双减政策、改善人民生活等种种措施。由于有了政权，党的政策得以更加迅速贯彻到群众中去，使抗日根据地迅速巩固起来。定远县的政权，恰如新芽初绽，预示着江淮平原的春晓。
在路东主力由罗炳辉同志领导来到路西配合作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机率十个团兵力进攻我路东心脏半塔集。路东军民奋战七昼夜，使顽军寸步不前。最后少奇同志亲率路西主力回师路东，又命苏中挺进纵队与苏皖支队驰援，打跑了韩德勤，直迫淮河右岸，开辟了路东大片土地，成立了八个县政权和路东联防办事处。至此，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雏型，便在淮南津浦铁路的东西两侧形成。因为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靠，有了根据地人民的支持，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扭转了数月前的不利形势。
4、5月间，我江北游击纵队在无为地区遭受顽军进攻，退至皖东。我奉命带着十四团到该部去工作。骑在马上，环顾千里平原，完全沐浴在一片艳丽的阳光之中。这时，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乡乡都有了抗日组织，儿童站岗，妇女支前，青壮年练操习武，远远传来雄健整齐的口令声：“一、二、三——四！”我不觉挺直了腰杆，畅快地吐了一口气。此情此景，使我回想起几个月前我们失去了大别山根据地时的痛楚，回想起项英同志要江北部队南下的电报所引起的波动，就更深切地体会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阶级投降路线，是把党的事业导向失败的路线；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则是唯一能够领导我们走向胜利的路线。少奇同志把这一正确路线带到了华中，创造性地指导了华中的工作，就像春天降临江淮平原，立即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大发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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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支工人抗日自卫队的成长
康永和
一
1937年。
芦沟桥的炮声进一步震醒了全国人民，太原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呼声。太原工人的抗
日热情更是高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消极抗战”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天，太原市委书记赵林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北方局山西省委关于武装群众起来抗日的指示，市委便把组织一支工人阶级的抗日队伍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
那时候，太原各工厂都有“牺盟会”的组织。“牺盟会”的全名叫“牺牲救国同盟会”，它实际上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骨干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虽然党在这个组织内不能公开。一开始，我们便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展开活动，在工人中组织夜校、剧团、歌咏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抵制日货。同时，为了调动工人抗日的积极性，还积极领导工人进行了必要而正确的经济斗争。几次斗争和罢工都得到了胜利。全市广大职工通过“牺盟会”等合法组织，日益团结在我党的周围。
阎锡山这个土皇帝本来是个有名的亲日派，在红军1936年东征抗日的直接推动下，在人民群众坚决抗日的要求下，在日寇威胁着他在山西的统治时，不得不唱起了“抗日是民族战争，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高调，但当群众真正行动起来，却又害怕了。他用各种卑鄙手段来限制和破坏工人的抗日运动。有些资本家、工贼也到处散布“生产救国”、“抗日是军队的事情，与工人无关”等谬论，用加班加点的办法限制工人进行抗日活动。此外，阎锡山运用其反动的“公道团工人委员会”，来分裂工人运动，腐蚀工人斗志。
有一次，我以工人代表的身份，被“公道团工人委员会”主任郭挺乙叫去了。郭挺乙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黄色工会的头子，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一见面他就用威吓的口吻说：“你们这样闹，定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你们那里一定有共产党！牺盟会的特派员就是一个危险分子，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我当即回答：“有没有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光知道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国土，工人们要求抗日没错！”
他见我不示弱，便改换了口气：“抗日的事情嘛，政府自有主张，咱们工人只管好好做工。要是生活困难，我可以出头交涉，给你们增加点工资，只要你们不再闹抗日！”
他居然想用金钱来收买工人！我一听更火，坚决地对他说：“我们就是不要工资，也不能不抗日！况且我们要求的储蓄金、红利等，本来都是工人自己的，工人要把自己的钱用于抗日，你们不给，反说我们在胡闹，天理何在？”
欺骗、软化失败，他们便让资本家下命令不准工人参加“牺盟会”，扬言谁参加就开除谁。有一天，西北实业公司协理彭士弘到毛织厂来向工人“训话”，要大家不要参加“牺盟会”。话刚出口，就被工人群众包围起来。工人们理直气壮地问道：“你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为啥反对抗日？反对抗日是不是汉奸？”
彭士弘被问得哑口无言。工人们接着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彭士弘见势头不妙，想溜又溜不了，十分狼狈。
工人发动起来了，要组织武装。可是武器呢？我们日夜苦心筹划，总找不到来路。恰巧，“九一八”六周年快到了，市委决定举行一次规模巨大的纪念会和示威游行，我们准备借此声威向阎锡山提出：武装工人，保卫山西。
“九一八”这天下午四点多钟，西北毛织厂的工人首先冲破厂方的阻拦，慷慨激昂地唱着歌曲，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向集合地点走去。不一会，钢铁厂和印刷厂的工人也冲到街上来了。参加游行的工人队伍越来越多。
当这些队伍走到兵工厂门前时，只见铁门紧闭，军警戒备森严，兵工厂参加游行的工人们正被阻在厂门内不能出来。我们一边在外边喊口号声援，一边派代表进去交涉。但任凭怎么说，厂方还是不放工人出来游行。于是，厂外游行队伍就像潮水似的一涌而上，一下子冲垮了警戒线，接近厂门。里面推，外面拉，不一会，大铁门就“哗”的一声被打开了。兵工厂的工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了出来。
中山公园海子边，黑鸦鸦的挤满了几万人，在纪念会上，“牺盟会”的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以及工人代表都讲了话，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大会直开到晚上十一点。
一出会场，只见街上满布着阎锡山的军警，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游行队伍则在工人纠察队的保护下，雄壮而又整齐地在大街上前进。口号声此起彼伏，悲壮的歌声不绝于耳。
游行队伍在省政府门前停下来。人们挥着臂膀，激昂地高呼：“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发给我们武器保卫山西！”与此同时，队伍马上派出代表和政府当局去交涉。
一会儿，代表们兴冲冲地走了出来，向大家宣布：“我们胜利了，政府答应发给我们五百支冲锋枪，二千五百支步枪！”这是不小的数目，当即引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随后游行队伍又带着胜利的喜悦，涌向西北实业公司，要求分发拖欠工人的“红利”。彭士弘看到工人这股锐不可挡的劲头，急忙当场写了“明天定发不误”的保证书。
胜利赶走了工人们的疲劳，大家又兴致勃勃地汇集在小教场上。“牺盟会”市的一位领导人这时站到高台上用宏亮的声音说：“咱们今天的集会，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要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会。”谁都吃过黄色工会的苦头，建立工会的号召一经提出，工人们莫不举手赞同，当场选我为山西省总工会主席，西北毛织厂的张兴业、马真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大会号召工人拿起枪杆，保卫家乡。这一倡议，又得到全体工人的热烈响应，当场就有许多人报名参加工人自卫队。
不久，娘子关告急，忻口吃紧，太原形势更加危急，许多工厂都关了门。按照党的指示，我们把报了名的工人都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在工会的号召下，又有大批工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报名。9月底，一支八百多名的“山西工人自卫队”便组织起来了。
二
阎锡山发给工人武器完全是为了利用群众力量，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工人自卫队一成立，就派来了郭挺乙当政治委员，又把“军士一团”的全部旧军官调来，想把这支武装抓在他的手里。这帮家伙一到，就把工人自卫队编成一个团，并且借口加强军事，从团长到副班长，都安排了他们的人。只有政治干部是我们的同志。管教方式完全是军阀队伍那一套，开口就骂，动手就打。部队被搞得乌烟瘴气。
为了巩固党对部队的实际领导权，工人们选举了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总队长（相当团长）到小队长（相当班长）一级的指挥员，同那些旧军官平行地管理队伍。一有事情，大家都听队长的指挥而不执行旧军官的命令。可是我们的指挥员几乎都不懂得军事，旧军官们就想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来篡夺部队的领导权。为了加强我党的力量，不久，晋西北区党委便秘密派来了几名八路军干部到工人自卫队来工作。安排这几位同志颇费周折，因为如果实说是八路军的人，郭挺乙绝对不会同意。当时山西统治集团中分新旧两派，郭挺乙是属于梁化之所谓新派系统的，而军士一团来的那些旧军官是属于王靖国旧派系统的。彼此有矛盾。郭挺乙正企图在自卫队里拉拢一些人，扩展势力，我们抓住这个弱点，当下就用和郭挺乙拉亲戚关系等办法介绍老魏为一大队大队长，老吴为二大队大队长。不久，郭挺乙为了利用八路军的技术，程子华同志通过和郭挺乙是老同学的关系，把卓雄（改名张英）同志公开地介绍到自卫队来。
10月末，日寇兵临太原城下，阎锡山失魂落魄，仓皇率部逃走，太原失陷势不可免。在此形势下，党指示我们撤离太原，到文水、交城一带去打游击。我也随队行动，做党的工作。
部队在中阳住下来，就投入了紧张的训练。我们有自己的军事干部，就打破了他们独揽军训大权的局面。老魏等同志整天给大家讲游击战术，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主张、政策，工人们自然喜欢听。每次上课，人都挤得满腾腾的，而那些旧军官由于他们只知贪污腐化，打骂战士，不谈抗日，队员们逐渐认清了他们是什么“货色”，都不听他们那一套了。每逢他们集合讲课或训话时，喊哑了嗓子，队员们还是不愿意听。
那些家伙见掌握不了部队，就搞阴谋活动。他们反对队员们学习游击战术，阻止我政治工作的进行，对于这些人，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希望他们走团结抗日的路。但一些顽固透顶的家伙，非但不接受教育，反而更加猖狂，有的甚至每天晚上都抱着枪睡觉。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把这些害群之马清除出去，就不足以巩固部队，这时，恰巧这批旧军官发生了两件大贪污案。我们就抓住这个题目做文章，向郭挺乙告发。
说起贪污，郭挺乙是头号的，但是为了利用他，我们决定不揭露他。
郭挺乙一面翻着检举信，由于自己心里有鬼，顿时现出心神不安，一面不住挠头，说：“你们看怎么办呢？”
“还是政委拿主意。这些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回答。
“把他们调走？……”
“等别人告到阎司令长官那里，对咱们大家都不好。你是政委，首先要负责啊！”我们又追逼一句。
郭挺乙很怕丢掉“乌纱帽”，再说，那些人和他本来不是一个派系，除掉也不足为惜。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他终于通过梁化之的关系，把旧军官从工人自卫队中调走了。
1938年1月，日寇占领了汾阳，沿汾离公路西侵。自卫队在九里湾初显神威，一百多人抗击了数千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了一百多鬼子。
2月间，我们进到太原附近的交城山区，配合八路军和决死队，积极开展晋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没有多久，工人自卫队就扩大成为三个团。这时阎锡山想偷天换日，进一步控制我们，要自卫队改编为“二战区独立二○七旅”，任郭挺乙为旅长兼政委。我们当然不肯，就和郭挺乙说：“这是工人的武装，应该保留原来番号。”他说：“部队扩大了，不能再叫自卫队。”看来他是舍不得放弃旅长的头衔，于是我们说：“那就叫工人自卫旅吧！”他一听有个“旅”字，再也没说什么。
我们改用“工卫旅”的番号，下编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三个团。郭挺乙竟洋洋自得，常向人夸耀说：“打开我们郭氏家谱，文官做到专员（二区专员），武官当到旅长。”我们听了一笑置之，心想你要是不老老实实抗日，只怕这旅长也当不了几天啊！
三
1939年，国民党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接二连三地制造磨擦事件。阎锡山集团也正一面和日寇勾勾搭搭，一面加紧反共。他把赵承绶、郭宗汾等旧军集中于晋西北，想包围八路军一二○师的彭八旅（彭绍辉率领的三五八旅）。
郭挺乙在阎锡山的授意下，也在工人自卫旅里大肆活动，肆无忌惮地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他见了“抗日高于一切”、“为抗日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等标语，便大放厥词：“什么抗日高于一切？阎长官早就说过：‘存在高于一切’。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对，阎长官早有教导：‘不能背着棺材抗战’。”更加恶毒的是，郭挺乙在部队中积极调查所谓“异党活动”（当时我党的组织还没公开）。有一天，他跑到二十一团团部，拉着一位同志的警卫员问：“你们近来学习些什么？”小鬼很天真，没有识破郭挺乙的阴谋，便坦率地回答：“通俗政治经济学！”这家伙一听，如获至宝地说：“那很好，把书拿出来我看看！”小鬼真的把这位同志的包袱打开了，里面露出了党章和党的刊物。郭挺乙抓到了把柄，气势汹汹地跑回旅部，对我们说：“部队里居然有共产党，这还了得。马上给我弄个水落石出！”
我们拖了几天，才向他报告“调查结果”，说包袱不是这位同志的，而是他舅舅寄存这里的，从来没打开过。郭挺乙还是不放心，过了几天，又要亲自到部队中去测验“政治课”。平时，他常给部队讲课，宣传阎锡山那套反动而又荒谬的哲学，而且还要定期测验。他每次讲课之后，我们都要进行消毒工作，向队员们逐条驳斥郭挺乙的谬论，以明是非曲直。现在郭挺乙又亮出这一手，看来真是奸猾。不过，我们也有办法对付。像以往测验一样，我们派人跟他一起下部队，帮他出题目，然后派人告诉战士如何解答。这次测验的结果，很对他的心意。他连声对我们的同志说：“好，好。给阎长官发个电报，说长官的主张深入人心！”我们听了心中暗自好笑。
1939年冬的一天，郭挺乙匆匆去临县参加一个十分机密的高级军事会议。回来之后，便命令我们把在五寨岢岚前线打击日寇的二十一团往岢岚城内集中。我们知道这里面有鬼，但摸不清底细。正在纳闷，区党委来了指示，才了解到事情的真象。
原来阎锡山授命赵承绶在临县召开的军事会议，是具体布置兵力，准备消灭彭八旅和决死队。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才恍然大悟，这家伙三令五申，催调前方的部队，原来是叫我们向自己同志开枪！
郭挺乙回来时，旧军已经动手向决死队进攻，晋西南、晋东南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二十二团已配合决死四纵队向顽军开了火。晋西北的旧军尚在积极调动。郭挺乙急着要把部队靠近赵承绶，我们故意拖延，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召开干部会议，想强迫我们就范。
这次郭挺乙没有拐弯抹角，开口就说：“事情紧迫，统一战线已经决裂，咱站在一边看热闹是不行的，赶快向赵部靠拢。”我当即起来反驳说：“我们是打鬼子来的，谁抗日就跟着谁，决不站在一边看热闹。王靖国、赵承绶想消灭八路军和新军，然后投降日本，为什么向他靠拢？”直到这时，郭挺乙还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愚蠢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多加小心，别上共产党的当。你看！”说罢，他掏出来两份电报。这是阎锡山和梁化之打来的。电报上说：你部有共产党，迅速靠拢赵部以便解决。我们坚决反对向赵部靠拢。一些比较进步的非党干部，也拥护我们的意见。
会议拖了几天，郭挺乙一边在会上应付，一边在底下活动，组织他的心腹准备向我们开刀。既然如此，我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将郭挺乙这个民族败类逮捕，然后投入反顽斗争。
一天，我带着部队，偕同暂一师三十七团（新军）趁夜色朦胧，把郭挺乙的住地康家会围个水泄不通。布置就绪，我们刚一叫门，郭挺乙的卫士就向我们开枪。经过一阵战斗之后，进去一看，连个影子都没有，难道郭挺乙逃窜了？不会，我们的布置是很严密的。于是便到处寻找。房前房后，墙左墙右，翻腾了老半天，才在后边一个地窖里找到了他。形状虽已十分狼狈，可还端着旅长的架子，问我们的同志：“你们要干什么？”
同志们回答道：“逮捕你！”
“谁的命令？”
“上级的。”
“我是旅长兼政委，我没有下命令，谁下的命令？”
一位营长同志回答得很利落：“抗日下的命令，你不抗日，要投降反共，就逮捕你！”
除掉郭挺乙这个障碍，我们马上和兄弟部队一起投入了反顽斗争。从此，这支工人武装正式编入八路军。
〔以上两文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