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人类牢固地占领了大气外层空间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严济慈
如果我们说，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是人类征服宇宙空间的新纪元的话，那末1961年8月6日苏联东方二号载人宇宙飞船的发射就是人类进入宇宙第一阶段的胜利完成和宇宙航行时代的真正开始。从此，我们有了人飞入宇宙的工具和驾驶这个工具进入宇宙的人。
这个人类历史上新的宇宙时代，将是人类生活和活动范围无比广大的时代，也是人类征服太阳周围宇宙空间的时代。
1961年8月6日到7日，真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个昼夜。苏联宇宙英雄季托夫少校驾驶东方二号卫星式宇宙飞船，在二十五小时又十八分钟的时间内，飞绕地球十七圈多，一共飞行了七十多万公里。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季托夫少校依时工作，依时休息，依时进餐，依时睡眠，完全同他平时在地面上一样。宇宙飞船上的接收和发射装置，可靠地实现了它同地面的短波和超短波的双方面联系。按照科学观察计划，季托夫少校还不止一次地开动了手操纵装置。操纵灵活自如，可使飞船转向任何方向，必要时可使飞船在任何时刻开始下降，并在地球上任何地点着陆。他是飞船的主人。
在东方二号宇宙飞船上设计有两种着陆方法。一种是宇宙飞行员坐在飞船座舱中着陆；另一种是宇宙飞行员的座椅脱离飞船，然后宇宙飞行员用降落伞降落。季托夫少校就是首次试用了第二种着陆系统，降落在三个多月前加加林少校的“东方一号”着陆的有历史意义的地点附近。
季托夫少校的飞行更充分地证实了：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宇宙飞行员，失重，即使是长时间的失重，既不妨碍生活，也不妨碍工作。在二十五小时多的生活中，一切生理机能和工作能力始终保持正常，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也都没有遭到破坏或扰乱。这当然是由于飞船座舱内具有始终保持正常气压、正常温度和正常空气成分的条件的结果。一昼夜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周期。人们能在其中正常地生活一个昼夜，就能正常生活无数个昼夜。
不仅如此，季托夫少校驾驶东方二号卫星式宇宙飞船一昼夜所飞行的七十多万公里几乎等于从地球到月球、再从月球回到地球的全部来回路程。这就是说，从宇宙飞船的结构和装备来说，从宇宙飞行员的才能和毅力来说，现在已经有可能进行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经常通航了。
在考虑人的第一次宇宙飞行的各种可能方案时，苏联就认为用卫星式宇宙飞船实现这一飞行是最合适的，因为这种飞行可以为人直接打开进入宇宙的道路。至于乘火箭沿弹道轨道飞行，实质上并非宇宙飞行，苏联一开始就摒弃了它。这种飞行的目的最多只是为了耸人听闻。因此，苏联科学家和设计师从刚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建造重量和体积巨大的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这是苏联发展宇宙飞行的根本路线。正是这条正确路线迅速地解决了人飞入宇宙空间的历史性任务。
让我们回顾一下苏联在这方面所已经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从1957年10月4日到1961年8月7日止，苏联发射了四个人造地球卫星、三个宇宙火箭、五个卫星式宇宙飞船和一个金星火箭，以及东方一号和二号两个载人的卫星式宇宙飞船。自1957年10月到1958年5月这半年多的时间内，苏联的人造卫星重量由83公斤直线地上升到一千三百公斤，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提高卫星重量。1958年中到1959年底，卫星的重量稳定在一千四、五百公斤左右，但是所发射的三个宇宙火箭的轨道一个比一个复杂，控制问题一个比一个难，这说明苏联在此期间是在努力提高控制精度，并逐步解决复杂轨道的控制问题。在1960年第二季度，苏联卫星重量突然由一吨多猛增到四吨多，这说明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又有了很大提高，并采用了新型火箭做运载工具。直到目前为止，苏联卫星的重量仍稳定在4吨半到5吨之间。在过去一年内发射了五个宇宙飞船，解决了卫星返航这个根本性问题，进行了许多生物方面的试验，并收集了许多有关宇宙空间的科学资料，这一切都为把人送上天做了必要的准备。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才有今年4月12日和8月6日“东方一号”和“东方二号”的惊人成就。
苏联人所操纵的宇宙飞船，在一方面，预示了人类实现世世代代所梦想的飞到月球、火星、金星以至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东方一号和二号的飞行正是这种行星际飞行的雏型和跳板；在另一方面，由于冲破了严严密密地包围着地球的大气层，出现了扩大和加深对宇宙的认识的可能，从而揭开了宇宙的奥秘。
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实际上是生存在大气之海的海底。大气对于天文观察就是严重的障碍。在这个“海底”里，有些科学研究很难进行，甚至完全不能进行。从这个“海底”里，人类历尽千辛万苦获得关于大气本身的一点认识，关于宇宙空间的一点认识，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苏联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提高了人类活动的能力，从而增强了人类对各种自然力的控制。加加林和季托夫少校的丰功伟绩，简直是把人类在一日之间好像从海洋深处潜伏的鱼变成水陆两栖、空中飞翔的始祖鸟一样。从今以后，人类不再局限在地球的摇篮里了，人类不再是“井底之蛙”了。
实现了到宇宙空间去的飞行，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任何一次进入新领域都会带来一些早先不能预见的新发现。例如，由于头几个人造卫星和宇宙火箭的发射，苏联就发现了在离地面一千公里和二万五千公里上下（约相当于四个地球半径的高度）强度极大的内辐射带和外辐射带的存在。这一发现大大改变了我们对地球周围空间和宇宙飞行中辐射危险的概念。
过去发射高空火箭、人造卫星及宇宙火箭，把许多科学仪器送上天，收集了许多宝贵的科学情报。无论这些仪器自动化水平多高，毕竟只能按一定的程序进行一定的操作。现在人自己上了天，这就更能充分发挥仪器的功用，进行从前所不能进行的许多工作。现在很难充分地估价人进入宇宙的全部意义，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前景。
就它所装备的各种科学仪器的水平和它所获得的各种科学观察的成果来说，东方号宇宙飞船完全可以比做一个巨大而且是多科性的现代实验室。利用卫星式宇宙飞船，人类在大气外层空间中开拓了立足点。从此向外看，可以摆脱地球大气的影响去研究遥远的天体；向内看，可以高瞻远瞩地离开地球来研究我们所栖息的地球；同时还可随手拈来，就地取材，来直接研究外层空间中无比丰富和极其复杂的物质运动形态。说来可能觉得奇怪，加加林和季托夫两位少校还是人类第一次看见了悬在空中的地球。他们第一次亲眼看见了地球确是圆的而且确是动的这个众所皆知的事实。
在东方号宇宙飞船的座舱里，添加一、二个座位，决不是什么困难的技术问题。由此可以想见，宇宙实验室和宇宙天文台的建立已是眼前的事了。今后随着技术的改进和多座位宇宙飞船的出现，除了飞行员以外，其他行业的人也可以成为宇宙飞行的参加者。直到现在为止，一些只能是观察的科学，都将成为实验的科学。天体物理学就是其中的一个。
人类向宇宙进军，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首先是要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可能利用来改善地球上的实际生活。可以预期，在最近的将来，就可以利用宇宙装置来解决一系列的实际任务，例如天气预报和冰情侦察，电视转播和无线电广播，以及在地球大气层外进行最广泛的科学考察等等。
大家知道，气象站愈多，分布的面积愈广，所观测的数据就愈完善，气象预报工作就愈可靠。目前的气象站都在地面上，因此所测得的数据只是地面附近的温度、压力、湿度和风向等气象参数。可是，大气层有几千公里厚，如果我们有办法很快测出高空以及地面的气象参数，那就将大大地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度。人造地球卫星就是担任这项工作的最好工具。人造卫星在几百公里以上的高空围绕着地球旋转。人在上面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很大一片地面上空的云层分部和云块移动的情形，以及冷、热气团锋面的移动和暴风雨边界的扩展等等。人造卫星不但有助于全面地及时地掌握气象数据，同时还可以在高空中直接研究影响气象的各种因数之间的关系，为进行天气控制创造条件。
谁都知道，我们现在只能在直接看得见电视广播台天线的那一片区域内，接收到电视节目，因此往往不能超过二百公里。如果在赤道上空放置几个与地球自转转速相同的人造卫星（即所谓固定的人造地球卫星）来转播，那末地面上只要有一个电视台，整个地球上的人就都可以同时收它的电视节目了。
在地面上观测天体，由于中间隔着一层很厚的大气，就像是戴了一副模糊有色的眼镜，看不清或看不见。大气的臭氧层吸收紫外线，电离层吸收电磁波，近地面的大气含水蒸气多时也要吸收很多红外线，因此，由各种星体射来的光不能顺利地全部到达地面。在大气圈外的天文台上，天文学家将可以忘掉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天体世界将在他们眼前，清清楚楚地现出它的本来面目。
现在研究原子能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利用同步加速器。目前世界上最大加速器的能量不过三百万万电子伏特，但是它的电磁铁就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可是，在自然界中已经观察到能量高达一百万万万万电子伏特的宇宙线粒子。如果要制造一架加速器，把粒子加速到与这种宇宙线相当，那末这个加速器的磁铁差不多就有地球那么大。这是很难想像的。飞出地球大气层，到处都是原始宇宙射线，将可以直接利用其中的高能粒子，进行原子核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工作。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彻底研究清楚宇宙线的本质和起源问题。
以上所谈，只不过略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苏联载人的卫星式宇宙飞船为科学技术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更重要的是，人类一旦离开地球表面，在宇宙空间有了一个新的立足点，新环境将给我们创造了新条件来研究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还会出现更多的新问题。因此，从宇宙飞行的角度来看，“东方号”开辟的新纪元将会带来更光辉的更远大的前景。
宇宙飞行的下一步发展将是人飞向月球和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建造住人的行星际站，人逐步掌握在宇宙中的生活。而在更远的将来，将是实现目前看来近乎幻想的任务——突破太阳系的真正大宇宙飞行。这些问题不简单，困难也不小，只有在火箭技术大大提高和解决了大量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之后，才能成为现实。但是也说不定，在今天看来还近乎是幻想和不能实现的计划，将会比原来的想像实现得更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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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通鉴》编写分工问题释疑
翦伯赞
人民日报1961年8月10日刊载了阎简弼《为〈通鉴〉的编写分工质疑》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我在《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一文中有关《通鉴》编写分工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作者引据清代学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中提出的用以反驳胡三省的分工说法的论据来反驳我的说法，认为我所说的“攽邠担任两汉部分，刘恕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担任唐、五代部分”的说法是胡三省的旧说，这种说法已被全祖望推翻了。
全祖望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治学态度很严谨，也很踏实。他的著作《鲒埼亭集》、《经史问答》、《校水经注》及《续宋元学案》等都是我国学术文库中很好的遗产。作为他的后辈，我也很钦佩他。但是，不论怎样大的学者也不能保证对所有的问题的说法都完全正确，而全祖望对于《通鉴》编写分工的说法就是很成问题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他的论据是一个孤证；第二，他对他的孤证也没有仔细研究。
全祖望推翻了胡三省的说法没有，这件事对于我所说的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关系不大，可以说是节外的枝叶。当然节外的枝叶也是枝叶。既然《质疑》的作者向我提出这个枝节问题，我就不得不跟着他走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去。
一、从所谓《温公与醇夫帖子》说起
先谈谈所谓《温公与醇夫帖子》，因为这是全祖望在其所著《通鉴分修诸子考》一文中据以反驳胡三省的唯一根据，也是质疑的作者用以反驳我的主要根据。
这个《帖子》不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而是收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中。《传家集》现有清人陈弘谋重校本，在重校本中，这封信的标题不作《温公与醇夫帖子》，而是《答范梦得》书（见《传家集》卷六十三）。这封信亦见宋司马伋（司马光的从曾孙）编的《通鉴前例》，《通鉴前例》后来收入明人陈仁锡所辑《资治通鉴释例图谱》，题名《司马温公修书释例》。在《释例》中，这封信的标题也不作《温公与醇夫帖子》，而是《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传家集》和《释例》所载的同一书简，文字颇有异同。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中节录的《温公与醇夫帖子》中的一段话，文字与《传家集》和《释例》中的原文又有异同。
胡三省不仅看过司马伋《通鉴前例》，并且在其所著《资治通鉴释文辩误》的序言中对司马伋《通鉴前例》中所载有关《通鉴》的资料，包括司马光写与范祖禹修书二帖及与刘道原十一帖在内，作了考证。他指出了这些资料的来源，怀疑这些资料的可靠性。他在序言上说：
“考伋之所编，温公与范梦得论修书二帖，则得于三衢学官学，刘道原十一帖则得于高文虎氏，伋取以编于《前例》之后，其网罗放失者仅如此。盖温公之薨，公休以毁卒，通鉴之学，其家几于无传矣。……伋欲昌其家学，凡言书出于司马公者，必锓梓而行之，而不审其为时人傅会也。……则伋以《音释》出于其先，编《前例》，欲与之并行，亦为妄人所误也。”（见明崇祯陈仁锡订校本）
由此看来，胡三省不是没有看到全祖望所引据的这个《帖子》，而是看了不相信。关于此事，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通鉴前例》条已有说明（见《十七史商榷》卷一百）。可惜全祖望对于这个《帖子》的渊源和胡三省对于这个《帖子》的意见全不知道，便以为这个《帖子》是他的发明，而且以为有了这个《帖子》便可以推翻“历五百年以来无不信以为然者”的胡三省的说法；而质疑的作者又企图利用全祖望的说法来一个翻案。
在质疑的作者看来，《通鉴》编写分工的最后答案，已经写在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一文中；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重复全祖望的答案就够了。作者这样的想法是不足为奇的，令人奇异的是作者没有把他依据的主要资料，即所谓《温公与醇夫帖子》和原文核对一下，而是从全祖望的文章中转抄的。只要读者查对一下上述两书的原文，就会发现作者的引文，不论与哪一种版本的原文都是有出入的。当然，在引用原文的问题上，全祖望也有责任，他不该随便增删原文的字句。但是全祖望是看过原文的，而作者则连原文也没有看，以言粗疏，则作者比之全祖望岂不更有甚焉！幸而作者没有往下抄，如果再往下抄，又会重复全祖望的另一错误。在同一文章中，全祖望还引用了刘恕的儿子刘羲仲《通鉴问疑》的话。引文云：“羲仲曰：当时访问疑事，每卷皆数十条。”其实原文不作“每卷皆数十条”，而是“每卷不下数条”。这虽然是小事，也说明过分地迷信古人是危险的。
当手头没有原书时，从他书转引资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应该注明是转引的。作者在《质疑》一文中，一共引了三条材料，其他两条都注明了出于何书，并注明了页数，独于这个《帖子》没有注明出处，而又不说是转引的。这虽然也是一件小事，但也牵涉到治学态度的问题。
二、是谁“未之考也”？
全祖望在看了《温公与醇夫帖子》以后写道：
“观于是言，则贡父所修盖自汉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盖贡父兄弟尝著《汉释》，而道原有《十国纪年》，故温公即其平日所长而用之，而梅磵未之考也。”（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
现在我想谈谈是谁“未之考也”？是胡三省“未之考也”，还是全祖望“未之考也”？
上面已经说过，对于所谓《温公与醇夫帖子》胡三省的研究比全祖望要细致得多，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是谁“未之考也”这个问题。现在无妨再就这个《帖子》本身来谈谈这个问题。
《帖子》上说：
“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注：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传家集》卷六十三）
如果把这个《帖子》的时间不管，是可以得出全祖望的结论的；然而时间却是很重要的。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其中所说的分工是编写《通鉴》的初期分工，当时刘攽尚未黜放，刘恕也没有死。而胡三省所说的是写完《通鉴》以后全面地追述全书编写的分工情况，二者各为一事，怎么能说“梅磵之言不然”呢？难道刘攽黜放，刘恕死后，还应该按照原来的分工继续下去吗？
照我的看法，司马光写这封信的时候，最迟当在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以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熙宁四年二月刘攽已经通判泰州（第二百二十卷）。又据同书所载，熙宁十年，刘攽已“久废笔砚”（第二百八十四卷）。这说明刘攽在通判泰州以后，即未参预《通鉴》的编修。同时又证明司马光《答范梦得》书是在刘攽尚未通判泰州的时候写的，如果刘攽已经通判泰州，司马光就不会要范祖禹把隋以前的史料交给刘攽，这难道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吗？刘攽黜放以后，他留下来的魏晋南北朝史长编的编写工作，由刘恕接替，难道又有什么奇怪吗？全祖望对于这些问题一概不加研究，还要问胡三省要证据。胡三省当时根据什么，我想就是根据上述的情况。如果上述的情况还不够，我可以再举出一条证据。宋人晁说之《送王性之序》中有如次的一段话：
“予早游温公之门，与公之子康公休缔交义笃，公休尝相告曰：《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见《嵩山文集》卷十七，亦见《玉海》卷四十七、《治平资治通鉴》条，又见《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
按司马康的这几句话，比司马光《答范梦得》书中的话更有权威，因为司马光所说的分工是编写长编时的初期分工，而司马康所说的分工是事后的追述。如果司马康的这几句话不是晁说之捏造，而《玉海》与《文献通考》又不是传播谣言，则对于《通鉴》编写分工问题，并不如全祖望所云是“梅磵未之考也”，而是全祖望自己未之考也。
三、为什么把五代史写在范祖禹名下
再谈谈为什么把五代史写在范祖禹名下？
为了证明五代史不是范祖禹编写的，而是刘恕编写的，质疑的作者引据司马光《贻刘道原》书中的一段话。其言曰：
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若与将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
从这段引文看来，“五代史”部分好像是刘恕编写的；但是如果把引文前面的一段话写出来，就可以看出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五代史不是唐以后的五代史，而是唐以前的五代史。现在把原文写在下面。
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也。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后不见。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若与将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
这段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刘恕所编写的五代史正是信上所说的李延寿当时所见到的“众人所作五代史”，即唐以前的五代史，而不是唐以后的五代史。然而质疑的作者不加思索，竟把这封信上所说的五代史说成是唐以后的五代史，岂不大谬。
当然，根据司马光《答范梦得》书中的说法，好像刘恕是参加过唐以后五代史的编写的；但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却说明刘恕即使参加过唐以后五代史的编写工作，也没有完成这个工作。这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刘恕不幸短命死矣。
据《宋史·刘恕传》载，刘恕以风挛疾死于神宗元丰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七。关于刘恕的卒年，司马光《通鉴外纪序》
（见刘恕《通鉴外纪》）、《十国纪年序》（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五）及范祖禹所作《秘书丞刘君墓碣》（见《范太史集》卷三十八，《四库全书》影印本）所载皆同。刘恕死在元丰元年是可以肯定的，而《通鉴·五代纪》到元丰七年才完定稿。关于此事，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三，有如次的记载：
“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按今本《通鉴》五代部分为二十九卷，想系以后改订）
由此可见刘恕死后七年《通鉴·五代纪》才完成定稿。
也许有人说刘恕在死前已经完成五代史的定稿，但他的儿子刘羲仲不承认这种说法。刘羲仲说：“道原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见《通鉴问疑》，《学津讨原》本第八集第五册）。
很多资料都证明刘恕没有写完五代史就死了。司马光在《乞官刘恕一子札子》中说：“（恕）不幸早夭，不见书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三）。《通鉴问疑》中也不止一次说到刘恕没有见到成书就死了。如书中引司马光言曰：“（道原）临终时遗言，恨不见书成”。同书又云：“羲仲既痛恨先人不及见奏成书”。又云：“书未及成，捐弃馆舍”。这些都是例证。
刘恕未完成五代史长编的编写就死了，刘恕死后，书局并未加人，据司马光《奏乞黄庭坚同校资治通鉴札子》所载只有当《通鉴》全书定稿以后“逐旋送国子监镂版”的时候，司马光才奏请令黄庭坚参加最后的校定工作（《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一）。刘恕既死，刘攽早已黜放，书局又未加人，续修并帮助司马光删定五代史部分长编的工作，落到范祖禹身上，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四、魏晋南北朝部分是谁编写的？
现在再谈谈《通鉴》魏晋南北朝部分是谁编修的？
上文所引司马光《贻刘道原》书中的一段话，已经充分地证明了魏晋南北朝史是刘恕编写的。除此以外，刘羲仲《通鉴问疑》中的材料，也证明刘恕不但编写过魏晋南北朝史长编，而且对删定魏晋南北朝史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按《通鉴问疑》一书所载，除司马光与刘恕商讨编写《通鉴》的体例，如正统、书法等等以外，其余都是司马光在删定魏晋南北朝史长编时向刘恕提出来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中的问题。也许有人说和刘恕商讨魏晋南北朝史中的问题，不等于说魏晋南北朝史就是刘恕写的。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只要举出下面的几个例子就够了。《通鉴问疑》中有云：
“君实曰：长历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亥朔，后魏书纪志是岁不日食，道原于长编何故书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同书又云：
“君实曰：晋帝纪，晋春秋纪年通谱，隆安五年九月，吕隆降秦，十月姚兴侵魏。道原何故于元兴元年书五月姚兴侵魏；八月，吕隆降秦？”
又云：
“君实曰：晋纪义熙十二年二月，姚兴死，子泓嗣。五月，司马休之、鲁宗之奔姚泓。道原何故于义熙十二年五月书司马休之、鲁宗之奔姚兴？”
又云：
“君实曰：武陵王纪本传，大宝二年四月，纪僭位于蜀，年号天正……道原何故于承圣元年书武陵王纪即位于蜀？”难道这些例证还不能证明刘恕担任过魏晋南北朝史长编的编写工作吗？
又据《通鉴问疑》所载，司马光向刘恕提出来的问题很多，
“每卷不下数条”。对于这些问题，刘恕皆有回答，“论议甚多，不能尽载，载其质正旧史差谬者”。难道这些资料还不能证明刘恕曾经参加过魏晋南北朝史长编的删定吗？
也许有人问，删定魏晋南北朝史长编的时候，刘恕还没有死吗？高似孙《纬略》卷十二《通鉴》条所载司马光写给宋次道（即宋敏求）的信回答了这个问题。信上说：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守山阁丛书》本）
按司马光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判西京留台，即于是年赴洛，晋南北朝史的删定工作是在赴洛以后的八年中进行的，亦即在元丰元年（1078年）以前的八年中进行的。这时刘恕还是活着，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刘恕还到洛阳一次，在洛阳住了几个月。在洛阳居留期间，其与司马光商讨者当更多。这些都证明把魏晋南北朝史属之刘恕是符合事实的。
然而全祖望为了要替自己的说法寻找理由，于是片面地强调刘攽和刘恕的专长。他在《通鉴分修诸子考》中说：“贡父兄弟尝著《汉释》，而道原有《十国纪年》，故温公即其平日所长而用之。”但据《宋史》所载，刘攽亦曾著《五代春秋》，而刘恕亦曾著《通鉴外纪》，这又怎样解释呢？
为了补充全祖望的“即其平日所长而用之”的说法，质疑的作者又向我们说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是这样：“在洛阳，与光偕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称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于旧史，信然！”当然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刘恕对五代很熟悉，但是和这个故事写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作者却避而不谈。另一个故事是这样：
“在和川，（恕）尝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宰刘雄碑，知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旧史之失。”（司马光《刘道原十国纪年序》）
显然这个故事又说明刘恕对十六国史也很熟悉。如果凭故事来说明刘恕的专长，作者对此其亦有说乎？
刘恕对五代史很熟悉，用不着讲什么故事。司马光在《乞官刘恕一子札子》中，曾经大加赞扬。但是司马光也曾经称赞刘恕对古史的精通。他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说：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袞袞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
对于人物的评论和介绍，应该全面，不能为了翻案而片面地强调有利于自己论点的材料。质之作者，不知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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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一部影印的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新近已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全书分三卷十三篇。卷首是郭化若写的代序《论孙子兵法》，并把化若的《孙子今译》作为附册。
《孙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历来注本很多。宋吉天保曾经搜辑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氏和张预等十家的注释，称为《孙子十家注》，最为通行。但是，这个刻本已不可见，仅存明刊本两种。因此，清孙星衍依据《通典》和《太平御览》中有关《孙子》的引文，对明刊本作了校订，成为流行最广的版本。现在出版的这部宋影本，据研究是南宋宁宗时所刻的。用它和明本、孙校本对勘，其中有些异文，有两者均误而宋本独善的，有和明本同而胜于孙校本的。这部书（连附册）分装四册，版式大小悉依照原刻本。
郭化若在代序中对于《孙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作了考证。作者指出，《孙子》是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其奠基人是孙武，后来孙膑又根据春秋战国间的战争经验和军事学说加以整理补充，现在的十三篇是曹操删定编注的。作者还扼要地分析了产生《孙子》军事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
关于孙子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郭化若在代序中作了着重的阐述。作者认为，孙子的军事思想有一个广博精深而比较完整的体系，即：对于战争问题有唯物的全面分析，对于战略问题有深刻的辩证的见解，对于军队的管理教育等也有若干开明的主张，等等。作者特别指出，孙子对于作战指导强调主动灵活，是十三篇中最精采的部分。同时作者认为，孙子伟大的军事思想是以他伟大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孙子的哲学思想的精华，是朴素的唯物论战争观和原始的军事辩证法。其主要特点是：在唯物论战争观的基础上强调主观能动性；用辩证法宇宙观来观察和应用战争规律；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指出要用不同的战法去处理不同的战况；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方法，等等。此外，作者也指出，由于他的阶级性和所处时代的限制，孙子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不免还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