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汤显祖《邯郸记》的思想与风格
侯外庐
（一）
十六世纪杰出作家汤显祖的不朽剧作“四梦”：《还魂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所谓“二梦”应订正为指后二者），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即他自己说的“有讥有托”，曲意“转在笔墨之外”。他这四种剧作都把历史背景安置在唐宗宋祖所统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他所谓
“秦皇汉武驻足之地”的继续。在汤显祖的笔下，从秦皇汉武以至他生活的十六世纪明代的历史不是太平日子，都不合于他的“神农之教”的原理，即不合于“生人之意”的衣食富足和疾病相救的理想，而是贫困与死亡、权威与欺诈相交迫的黑暗世界。他曾想一手执剑、一手执笔来砍伐这个世界，与他的友辈“歌舞游侠”，傲睨一切，追随着泰州学派大师们做一番大事业。例如他讲道：“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李贽）之杰，寻其吐嘱，如获美剑”。然而他的剑却只“能干斗柄而成蛟龙，不能已世之乱”，因此，清歌便成为他唯一的武器，在文艺战线上“为与催花早一鞭”，以先觉者自负，为人间传送光明将来的春信。他说：
“闻之，神器不可为。……恢然有余，上也； 其次忘身与之决；其次存身。”（《玉茗堂全集》 《上张洪阳相公》）
在汤显祖的心目中，好像李贽这样大豪杰，虽然美剑在手，也难作到恢然有余，他怀吊李贽的诗句有：
“自是精灵爱里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叹卓老》）
“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 （《怀卓老》）
汤显祖走了“忘身”和“存身”之间的一路，但他自己也感到处于“不得去，不得死”的黑暗环境，只能坚守着他说的“人生精神不欺，为生息之本”（《寄李宗诚》）。
“不自欺”的宗旨包含着自觉的意义，这是十六、十七世纪不少进步人物所共同具有的抱负，但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不甚相同。汤显祖的不自欺的精神主要是以形象思维而表现在他对旧世界抗议、对新世界呼唤的生花的笔端。他自豪他的曲意的理想在俗人眼中是一种大逆不道（“大戾”），因此他在诗中自赋说：“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搯檀痕教小伶！”
“四梦”都是玉茗堂的新词清歌，但在主题思想和风格的塑造上各有特定的重点。《邯郸记》的梦境主要是暴露黑暗世界的矛盾，在揭示出矛盾之后，便从矛盾中潇然物外，走入虚无的怀疑主义；而其他三梦则主要是用“生者死之、死者生之”的生死斗争精神解决矛盾，而在解决的当儿不能不依靠一种乌托邦式的“外力”，以期呼唤出春到人间的美景（其中也有虚实之分，即所提答案的倾向各有特定的意旨）。就艺术的风格上而言，如果说《邯郸记》的梦境使人从讽刺的画面里激发出憎恨心，那么其他三梦则使人从理想的向往中感受着同情爱。
本文想研究《邯郸记》的思想性。但我们怎样评价这一作品呢？我们所依据的尺度不是个人的，而是历史的、社会的。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异端”思想家以及近代的进步思想家，都不能从历史观点理解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他们或从伦理观点，或从心理观点，把世界分做绝对美恶的两截。这种把人情割裂开来的手法，虽然客观上表现出了历史进程的对立转化的前途，但是其中莫不含有主观的理想成分，例如“异端”学者对历史分析的真实与虚伪的对立，近代学者对历史分析的伦理等级与自由平等的对立，都具有着非历史主义的绝对态度。十六世纪汤显祖对历史的态度也不能例外，他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来的世界看做一种人类的“羁绊”，而他所理想的世界则是“沾泽”人类的美好乐土。在他处理从“理”世界走到“情”世界的时候，有的剧作是借助于一种“外力”，如他到处所强调的“花神”（所谓“花神留玩牡丹魂”）；但在处理从“理”世界走到“仙”世界的时候，有的剧作则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谓“便作羽毛天外去”），而简洁地否定了前一种世界。我们以为《邯郸记》从其积极意义上而言，是充满着一种批判的斗争的精神的，但也有着怀疑主义的倾向。因为在历史上某些持怀疑主义的学者有其理想的青春性和思想的战斗性，这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如列宁所指出的“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是它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他们不能理解历史，因为辩证法“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汤显祖也和历史上进步的哲人、作家一样，在他对旧世界勇敢地鞭挞的时候，曾运用了否定、怀疑的因素，而最后不免受历史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怀疑主义。
《邯郸记》的艺术思维是和汤显祖的理论思维相联系的。他把唐宗宋祖以下的传统因袭的世界影射做“桥道断绝，泥途积染”，这样不可救药的社会将要崩溃决裂，他说：
“飒零零其晦陨，弥凄凄而昼沈，月夜夜而离毕，霞朝朝而载阴，始蒙瀎而徐坠，终漰沛而难禁！”（《愁霖赋》）
在这样必然要陨沈坠裂的世界，他说，社会财富呢，“精华豪家取”，劳动人民呢，“户口入鬼宿”。然而这却被俗人与道学先生们用权威原理以及性理说教形容为“盛世”、为“王业”、为
“大有年”。这种矛盾的社会正和汤显祖理想中
“神农之教”之下的人人富寿康乐的社会相对立。他根据心理的分析出发，曾借用两种动物的性格形容了在黑暗世界的两种生活的权利：
一种是雄伟的老虎，它的自然的性格应该表现为活生生的“性气”，但反而陷于羁绊之中：
“虎雄虫，而穷辱于囚，反见牛马而惊”，“既苦饥而伏槛，敢择食以怼恩？遂改山林之性气，狎鸡犬之见闻。……饥穷来而饵施，利器往而性泯，足人间之玩扰，何气决之可存？谅如此而久生，固不如即死之麒麟！”（《嗤彪赋》）
另一种是残暴成性的鹞子，这样吃人害人的怪鸟应该消灭，但是天下首善之地却故纵它为所欲为：“阔哉天地笼，壮矣京城鹞，择肉人手中，翻腾掣光耀。……凤穴鸟王深，安知夜吟啸！”
（《京鹞》）在另一首诗中，他也刻划了一种“怪鸟”：“太常东署门，连垣接亲卫，中有怪大鸟，好作犬号吠。悲啸无时徙，吉凶须意对，非有伯劳沉，岂无子规废？开天杀人处，阴风觉沉昧！” （《锦衣鸟》）
他的文章又根据了伦理的分析，形容出黑暗世界的真人与假人的对立。例如他说，他自己就被假人们目为“大戾”，而不可能和假人“持平理而论天下大事”，因为天下大势，古今相似，“真之得意处少，假之得意处多”。真假的世态是这样：
“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响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响而伺之，以自得意！”（《答王宇泰》）
他在不少地方更谈到虚伪的俗儒、道学、君子和有“灵气”、“灵性”、“生气”的豪侠大儒的对立。据他说，豪侠大儒是以天下人民之生命安乐为志，他们抱有青春的情意，抱有人道平等的高尚愿望，抱有晦以待明、呼唤天晓的心怀，抱有开启人们一时耳目所不及的创造精神。反之，俗士君子正如《紫钗记》中所说“人从有‘理’称君子，自信无‘毒’不丈夫”；“欲作江河惟画地，能回日月试排天”，权威和道学是一件事物的两面。请看他怎样描绘黑暗世界的君子和俗士：
“肉食君子，肥不可动，昏不可灵，又使贫士流涎，餂啖其侧。此非膏脂之累，乃圣人不制之过也！”（《祩宏戒杀文序》）
“俗师之讲说，薄士之制义，一入其中，使人不见冷冷之‘适’，不听纯纯之‘音’。”（《光霁亭草叙》）
汤显祖的《邯郸记》集中地描绘了一幅虚伪、丑恶、阴险、欺诈、名利、权威笼罩着的社会景象，在这个大陷阱中，从人伦、社交以至君臣纲常，无不是在“开元盛世”的虚伪的现象掩饰之下，处处是阴风沉昧。他尽情地暴露了这样不共戴天的世界之后，却最后走向所谓吕洞宾指向的仙界，堕入了怀疑主义。例如当他所主张的人道合于天道的理想在现实世界证明难以期待的时候，他不能不愤慨地说：
“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为嘻然久之曰：固也；语不云乎？天不可与期，道不可与谋！”（《张氏纪略序》）
因而他在“以若有若无为美”的抒情写意之中，最后肯定了若有非有的仙界：“世间惟意义之交，多成虚幻”（《答袁中郎》）。
他一方面赞扬王安石陈亮等人的挽救世运的英豪事业，但另一方面当紫柏入京以断头的气概和当权者理论的时候，又以长安道上不是人世界，期期以为不可行。他更这样地怀念紫柏：
“语落君臣迥照后，心消父母未生前；看花寻月寻常事，怕到春归不值钱！”（《思达观》）
他的“花神”毕竟是一种解决矛盾的“外力”，这种“外力”是主观世界所幻想的魅力，最后是期待不到的，于是虚幻就好像成了真觉！高尚就好像成了孤芳！
从上面所论看来，可不可以说汤显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呢？我想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上作为在历史积极面前进的怀疑论者在徬徨的消极面停下步子来的时代弱者的矛盾表现。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的怀疑论者，善于控诉，并对黑暗世界敢于全盘地否定，但他不可能科学地、历史主义地说明世界，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数据指明他憧憬着的光明的未来。因而，他在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上必然徬徨失措。矛盾的外貌表现为：俗世不容天才，而天才却撼摇不了俗世。
（二）
《邯郸记》梦境里的对象是汤显祖所集中描绘的恶浊世界，正如他常对统治阶级所讽刺的“今日长安醉梦也”。剧中的主人翁叫做卢生，是唐代豪族大姓的卢氏子孙，在梦里苟且与另一豪族大姓崔氏的女儿配为夫妻。这崔卢门第在中国封建制社会的传统族望，是史不绝书的，唐太宗对这两家豪姓在氏族志的地位还眼红过。汤显祖首先在剧中安排好有品级、有威望、有特权的配偶，所谓“崔卢旧世家，两韶华，偶逢狭路通情话。……崔家原有旧根芽，卢郎也不年高大。”卢生沈溺已深，一心想把自己的灵魂售与帝王之家，崔氏女更不甘做一个白衣夫婿的妻子，倾心于一品夫人的诰封。梦就从这样一对夫妇猎取那种“例外权”的功名荣誉开始，通过荣华富贵的曲折变化情节，反映出玄宗皇帝的“开元盛世”骨子里是怎样一种人世之间是非黑白颠倒的和君臣之间尔欺我诈的危局。
剧中描写了玄宗正在大行德政，奉天承运，广开贤路，招才纳士的情节，但黄榜的底面原来是这样：
（卢生）我也忘记起春秋几场，则翰林苑不看文章。没气力头白功名纸半张，直那等豪门贵党。
（崔女）说豪门贵党，也怪不得他。则你交游不多，才名未广，以致淹迟。奴家四门亲戚，多在要津，
你去长安，都须拜在门下。
还一件来，公门要路，能够容易近他。奴家再
着一“家兄”相帮引进，取状元如反掌耳。
（卢生）令兄有这样行止？
（崔女）从来如此了。有“家兄”打圆就方，非奴家数白论黄。少他呵，紫阁金门路渺茫；上天梯有了他气长！
（卢生）这等小生到不曾拜得令兄。
（崔女）你道“家兄”是谁？“家兄”者钱也。
奴家所有金钱，尽你前途贿赂。
（卢生）……听得黄榜招贤，尽把所赠金资引动朝贵，则小生之文字字珠玉矣！……
……仗娇妻有志纲，赠“家兄”送上黄金榜。
握手轻难放，少别成名恩爱长！
这个卢生的“天才”果然被朝廷“发现”，点中了头名状元。从当时掌权的宦官高力士到玄宗都赏识卢生这位国家的栋梁之材。请看黄榜的表面：
（高力士）都经御览裁，看上了山东卢秀才。
知他甚手策，动龙颜，含笑孩！亲看御笔题红在，待剪宫袍赐绿来！……
……也非万岁爷一人主裁，他与满朝勋贵相知，都保他文才第一，便是本监也看见他字字端楷哩！
我们从汤显祖深刻地刻划的黄榜的底面和表面，可以看出他怎样运用了《钱神论》到艺术形象所表现出的风格，在绮丽词句中蕴蓄着辛辣的讽刺。这里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诚信荣誉的虚伪性，富贵尊荣的欺诈性。从“家兄”和胞妹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到皇帝和臣僚之间的神圣关系，都建立在一种封建式的“权威原理”之上。汤显祖也在诗句中作了正面的暴露：
“开元天子重贤才，开元通宝是钱财；若道文章空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
“如此朝纲把握难，不由怒发不冲冠；则这黄金买身价，不用文章中试官。”
“开元”是一个双关语，汤显祖在《紫钗记》就使用过这种冷讽热刺的手法，例如“一条红线，几个开元。……生买断俺夫妻分缘，你没耳的钱神听俺言；正道钱无眼，我为他叠尽同心把泪穿，觑不上青面台！俺把他乱洒东风一似榆荚钱！”
“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当时铸钱文为“开元通宝”。皇帝的年号在中国历史上本来是封建的最高统治者的神圣灵光圈，它表示皇权和神权的统一。从汉代以来，不知道正宗神学家费了多少心血，撷取经典，附会天意，反复地为这样的尊称涂抹过天命降吉的说教。“开元”这个祥瑞的词儿，班固《典引》已经颂赞过：“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莫不开元于太昊。”然而，就是这个“开元”的神圣的尊称，一向被道学先生们所赞礼，在汤显祖笔下却是神奇其表而臭腐其中的怪物。这也是他所谓的“神奇转为臭腐，臭腐转为神奇”的手法了。一面是开元盛世的贤“才”辈出，一面又是开元通宝的钱“财”买卖。这个“开元”被讽刺为没耳朵没眼睛的黑暗世界的最有代表性的“神物”。如果把封建学者对灵光圈的赞拜拆穿，那么它后面正是一种封建性的拜物教。
状元卢生通过了“开元天子”的“御裁”，证明“开元”通了神。从封建主义功名的逻辑发展，就应该是夫荣妻贵的光耀门庭的利禄场面了。汤显祖在《骄宴》与《外补》二出，描绘出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原来是与勋贵的品级分不开的：
“今日天开文运，新状元赐宴曲江池。”在一伙妓女们迎接的群芳宴中，卢生感到天恩浩荡，“峥嵘！想像平生，这一举成名天幸！”他和一些学士在雁塔题名，“昂然端正，便立在凤楼前，人索称！”
这个状元荣归时节还偷写了天子封诰，送与状元夫人：
（崔女）卢郎荣归了！
（卢生）夫人喜也！一鞭红雨促归程。……
（崔女）名扬四海动奴情！……
（卢生）小生因掌制诰，偷写下了夫人诰命一通，……朦胧进呈，侥幸圣旨都准行了。小生星夜亲手捧着五花封诰，送上贤妻，瞒过了圣上来也。
（崔女）费心了！卢郎，你因何得中了头名状元？
（卢生）多谢贤卿将金赀广交朝贵，竦动了君王，在落卷中番出，做个第一。
一个“钻”抢而来的金榜状元，就配着一个“偷”盗而来的诰封夫人。然而，这在伦理的字面上却是君臣相得、夫妻和顺的颂扬，请看一下这位天赐名位的状元，怎样唱出一套纲常名教的词句：
“文章一色新，要得君王认，插宫花，酒生袍袖春云。春风马上有珠帘问，这夫婿是谁家第一人？你夫人兮，有花冠告身，记当初伴题桥捧砚，亏杀卓文君！”
《邯郸记》的情节还塑造了统治阶级人物的内部矛盾，即权相宇文融和幸进的卢生之间的权利冲突，其间穿插着混在两方的虚伪人物，如前朝王孙公子萧嵩、将相门户裴光庭等。在汤显祖的笔下，萧嵩是在忠孝节义的“忠”字上面钻营的人物，裴光庭是在仁义礼让的“让”字上面作伪的人物，他们先前卵翼在宇文融这位奸险阴毒的人物门下，后来又逢迎于富贵之极的卢生门下。在剧情的发展中，因了宇文融对卢生荣位与权利的妒忌，设下了陷阱，然而在一层一层的虚假的朝命中，反而成全了卢生内兴河工、外拓边疆的像煞有介事的“功业”。才子变成了英雄！
在《凿郏》、《望幸》、《东巡》几出戏里，汤显祖用他的“正言若反”的手法，描写出神奇原是臭腐，臭腐却算神奇。卢生接到“圣旨”做了陕州知州，任务是完成打通东西两京河运而凿石开河的朝廷大功业。他首先暂不请“钱神”来帮助，而请来的是治水的禹王神。在捧香乞祷之下，那禹王神也不能不大显灵验：
“洒扫神王庙，亲行礼拜，要他疏通泉眼度船簰，再把灵官赛。”
“禹王如在，吏民瞻拜，石头路滑倒把粮车儿碍；要凿空河道引江淮。叫山神早开，河神早来，国泰民安似海！”
卢生异想天开，说“昔禹凿三门，五行并行”，他也要上承三代传统，学做一番阴阳五行的方术，来感动神灵，于是命令搜索到干柴百万束，在山上烧起来，再刮取到几百担盐醋，拿醋浇在火上，石头便裂开，拿盐花投去，山石都变成了河水！果然，五行并行，禹王有灵，神圣事业，大功告成：
“烧空尽费柴，起南方火电，霹雳摧崖！”（快取醋来）“料想山神前身为措大，又逢酸子措他来，这样神通教人怎猜？怪哉怪哉！看这鸡脚根、熊耳朵（指鸡脚山和熊耳山）都着酸醋煮粰了！”
鹳嘴啄红崖，似鳞皴甲绽，粉裂烟开！”（一面撒盐生水也）
“知他火尽青山在，好似雪消春水来！”（河头水流接来了）
卢生这样地“五行”并施，功德与大禹并扬。奏明圣上，东游胜景。
然而，神奇的背后却有着谜底。汤显祖就在怪诞无稽的五行方术的情节里，夹着点画出一幅苦难劳动人民的“工役”和伤财害民的搜刮：
“山磊磊，石崖崖，锹锄流汗血，工食费民财。……长途石块，转搬难耐！领官钱上役真尴尬，偷工买懒一样费钱财！”
原来河工是“分付十家牌，一人管十，十人管百，擂鼓儹工，不许懈怠”，压迫出人民的血汗来成功的。最后因“陕州百姓之劳”添置了胜景的陕州，使“食禄前生有地方”的卢生便幸取了官爵。
臭腐转为神奇，在剧中更加发展了。汤显祖又塑造出一场更臭腐的神奇场面。这个陕州自从因禹王显神添画了胜景而变成了足供游幸的繁荣圣地之后，恩波泻下，便转化为人民的灾难。一个陕州新河驿的驿丞自骂自道说：
“驿系潼关出口，钱粮津贴丰盈。几领轿，几抬扛，几匹驴头，律令般的纸牌勘合。十斤肉，十钟酒，十个鸡子，脓血样的中火下程。本等应付少，也要落几段；折色分例多，则是没一成！因此，往来公役，常被他唬吓欺凌！……当今开元皇帝，不安本分闲行，又不用男丁摆橹，要一千个裙钗唱着采菱。……老驿丞无妻少女，寻不出，逼出了人的眼睛，迟误了钦依当耍小子！”
“一要钱粮协济，诸般答应精灵。普天之下一人行，怎敢因而失敬？”
不但小驿丞官儿支应这样的公差要想尽刻削人民的心思，而且知州卢生也要对公役十分周详地设计，“分付各路粮货船千百余艘，着以五方旗色，编齐纲运，逐队写着某路白粮某州奇货，每船上焚香，奏其本地之乐。”他更要拿出自己的私财，先差人送给高力士一笔厚礼，好让他约束一班大小宦官，显得自己做官做的十分“精细”。
卢生唱的是一排圣驾东巡使山水点金染玉的神气：“峡石翻摇翠浪，茅津细吐金沙！打排公馆似仙家，昼夜瞻迎鸾驾。”然而驿丞官儿却教两名囚妇唱的是用弯弯和尖尖词儿戏弄着“帝王”的曲儿。这两支曲儿的笔调完全用打诨的口气，把皇帝的五官身体被影射着成了和动物感受的性能一样。
这正是神奇与臭腐的明显对照！
开元天子驾临新河，乐得山色水光相照，锦江山都回环着圣朝。在行宫，卢生谨奏一诗，诗颂道：“春日迟迟春草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在龙舟，采女们棹歌，云霄里得近天颜微笑，好悦耳的清歌：“君王福耀，谢君王福耀！凿破了河关一线遥，翠丝丝杨柳画兰桡，酒滴向河神吹洞箫。好摇摇，等间平地把天河到了！”万岁爷把新河赐名“永济河”，早已立下了一尊铁牛，以镇河灾。裴光庭“长于文翰”，谨奏上一排冬烘先生的俳偶说教，真乃是“文章”与“勋功”并传千秋，“开元”同“神灵”万古福照，请看这位“大文豪”的颂词：
“天元乾，地顺坤，元一元而大武，顺百顺而为牛，牛其春物之始乎，铁乃秋金之利乎！其为制也，寓精奇特，壮趾贞坚，首有如山之正，角有不崩之容。至乃融巨冶，炊洪蒙，执大象，驱神功，遂尔东临周畿，西尽虢略。当函关之路，望若随仙，近桃林之塞，时同归兽。……盖金为‘水火既济’，牛则‘山川舍诸’，所谓‘载华岳而不重，镇河海而不泄’，其在兹与！……
“杳冥精兮混元气，炉鞴椎牛载厚地，巨灵西撑角岧啼，冯夷东流吼滂沛。坚立不动神之至，层隄顾护人所庇。帝赐新河名‘永济’，玉帛朝宗千万岁！”
这样看来，大唐天下天佑地灵，神奇到“开元”万世永贞，然而真实的历史继之来临的却是天宝之乱！
这开元天子也好像因有了大禹凿三门的功绩，俨然成了帝尧再世！然而骨子里是这样的矛盾对照：一方面是荒淫与浪费；一方面是死亡与苦难。杜甫的史诗便是这一段历史实际的实录。
《邯郸记》的情节还有卢生塞外立功的故事，限于篇幅，不再介绍。这里只叙述一下卢生后来因开边千里，封为定西侯，加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但是，这位幸进的勋贵却又被大权独专的宇文融所计害。开元圣皇，聪明睿哲，当然把这位屡立功勋的“栋梁之材”，降旨明正典刑。这正是恩之害之，反复无常。幸亏了高力士公公说项，免除他的死罪，远谪南陲鬼门关外，他的妻崔氏也被没入外机房做了织作囚徒。这一对夫妇，受了千磨万折，最后被圣明天子又改变“害之死之”的圣谕，不得不“生之恩之”。虽然在权相是“脚不缠不小，官不缠不大”，一时得计，但是大唐毕竟还是“好尧天”，事情又证明“主圣臣忠道两全”。卢生被召回朝廷，做了宰相。下面我们介绍一下《邯郸记》描写的卢生夫妇在皇恩浩荡之下所享受的“极欲”情景：
开元天子赏功毫不吝啬，为这位卢贵勋勅造了大功臣坊，勅书阁，宝翰楼，醉锦堂，翠华台，湖山海子，约二十八所。监修的工部大使唱道：“小官工作场。功臣甲第，盖造牌坊。鲁班墨线千年样，高阁楼台金玉装。犒赏无边，愿他官高寿长！”
万岁爷知道卢府公子朝马肥瘦不一，诏选内厩马三十匹，送到卢府。管马大使唱道：“小官群牧坊。功臣赐马，夜白飞黄，方圆肥瘦都停当，稳称他一路鸣珂袅袖香！”
万岁爷又钦赐田三万顷，园林二十一所。户部黄册库大使唱道：“小官册籍廊。为功臣田土，诏拨皇庄，山田水碓何为广，更有金谷名园胜洛阳！”
万岁爷又赐功臣女乐，钦拨仙音院二十四名，以按二十四气。乐官唱道：“小官内教坊。要功臣行乐，赐与糟糠。吹弹歌舞都停当，只怕夫人是个吃醋王！”
后来，宰相卢生又进封为赵国公，食邑五千户，官加上柱国太师。长子荫爵升为翰林学士，次子为吏部考功郎，三子为殿中侍御史，四子为黄门给事中，侍女梅香生了一子，年龄尚小，也挂选尚宝司丞，孙子十余人都着送监读书。
在《极欲》一出里描绘出的一幅功臣夫妇的穷奢极欲的臭腐生活，是在富贵场里的醉生梦死，在荣华堆里的颠倒行为。这里我们只录两段唱词如下：
（崔夫人）“依旧老平章，平沙堤上，宴罢千官拥门望。归来袍袖长，是御炉烟颺，皇恩深几许，如天广！……满床簪笏，尽是绮罗生长；年光休去也，留清赏！”
（卢宰相）“锦绣全唐，真乃是锦绣全唐！闹堂餐，偏醉上我头厅宰相。有那些伴饮班行，压沙堤，归软马，是我到有些美怀佳量。转东华蓦着我庭堂，又逼札的我那夫人酬唱！”
宰相夫妇看了翠华楼前面钦赐的碧莲湖三十六景，真好像富贵荣华胜过了神仙景致。
在皇恩赐娇的风花享乐中，卢宰相对他的夫人更讲出了一套名教，而内幕又是一排荒淫，因此他病倒了。高力士奉旨偕了御医来诊视他的病情，使得他枕上三叩，连呼万岁，表明“天恩敢忘？愿来生做鬼也向丹墀傍。”然而他正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舍不下钱币一样，也对于很多身后荣誉不能放心。第一，他怕同年萧裴二公总裁国史，编造他的丰功伟绩，失实不全，叩托高力士额外关顾身后的名誉，“保家门全仗高公（力士），纪功劳借重同堂！”第二，卢宰相更不能息心的是身后怎样“加官赠谥”，小儿子如何“荫袭”，这些都望托高力士照顾！第三，到了诀别的时刻，他还教儿子写了草表，“永辞圣代”，“不胜感恋之至”。第四，最后他还想到荣誉地位永远显于门庭，他请夫人，一同和他解下朝衣朝冠，收在容堂之上，“永远与子孙观看”。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可留恋的了，才在孝子贤孙的哀悼声里死去！梦境到此完结。卢生被哭声惊醒，原来是一场空梦。这里，汤显祖极力地塑造出神奇的“皇恩”，就是臭腐的“极欲”；权威的朝纲，就是无耻的虚妄。这就是汤显祖笔端的风格：“正言若反”！
最后在《合仙》一出，汤显祖总结了封建主义的伦理关系是人类的大网罗。这里，他把忠孝节义作为痴人所贪恋的浮生若梦的虚境，一一数得落空，引度人们从乾坤逆旅中挣醒，这在主观上当然是虚构的所谓“天机”，但他在客观上却表现出这样的理想，即人类应该把那些伪道德、真网罗的世界，毫不怀疑地加以冲决。
1、功名苟合的夫妇是这样：“甚么大姻亲？太岁花神！粉骷髅门户一时新！”
2、钻营来的状元身分是这样：“甚么大关津？使着钱神！插宫花御酒笑生春！”
3、皇恩封赐的功勋是这样：“甚么大功臣？掘断河津，为开疆展土，害了人民！”
4、官场同僚的明争暗斗可以达到这样的境地：“甚么大冤亲？窜贬在烟尘，云阳市斩首泼鲜新！”
5、受封的官坊园宇不过是一场浪费：“甚么大功勋？宾客填门，猛金钗十二醉楼春！”
6、父子荫袭的勾当使人们贪欲至于这样：
“甚么大恩亲？缠到八旬，还乞恩忍死护儿孙！”
这样的伦理关系的背后便是一幅封建主义黑暗阴森的社会图景。一切美的善德就等于丑的恶德。《邯郸记》就是这样形象地加剧着封建制社会的矛盾。
汤显祖用什么答案来解决这样的矛盾呢？他被历史局限住，最后陷入超脱人生的消极一路，用化入仙境，简单地跳出了他所能认识的迷津。这在认识论上是有着怀疑主义的理论根源的。
他在剧作前部《度世》一出，虽然有否定封建伦常的思想，特别是否定君臣关系的积极因素，但他依然因袭着传统的人情分析，为怀疑主义预立下了前提：
（客）“难道人有了君臣，才是富贵；有了儿女家小，才快活，都是酒色财气上来的，怎生住的手？”
（吕）“你道是对面君臣，一胞儿女，帖肉妻夫，则那一口气不遂了心，来从何处来？去从何处去？”
我们从此可以看出，汤显祖暴露现实矛盾的艺术风格是深刻的，但他的度人的仙佛思想是不能为训的糟粕；不管他怎样把人情世故都谈尽，也不能如他所幻想的那样，可以使“世上人梦回时心自忖”，翻身脱化为仙界的超人！近代作家对主人翁的矛盾解答，寻求不出正确的答案时，恒常为主人翁插上自由的翅膀，飞到不可知的世界所在，汤显祖为主人翁所插的自由翅儿就更神秘了，可以飞到的所在，不是现世，而是超世的天边。
末了，我建议剧作家整理传统的优秀剧本时，对于《四梦》都应从整本结构来考虑改编，其中《邯郸记》的题材比较特别，如果删头去尾，撷取精华，把作者规避迫害而不得不曲曲折折地虚构出的梦境，改编做暴露现实矛盾的历史讽刺剧，那么我们可以说，《邯郸记》固然具有其历史的特殊背景，不能和十八、十九世纪的创作背景同样看待，但就思想与风格上看来，并不比《欧也妮·葛朗台》就显得怎样低些。（附图片）
古本戏曲丛刊《邯郸梦记》绣像：一鞭红雨促归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