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魏源的经济思想
易梦虹
一
魏源（1794—1857）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动乱、剧变中的时代。当时，国内的人民起义与外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凌，显示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严重，眼看封建国家一天天衰弱、贫穷，萦绕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便是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足和强盛起来。魏源根据他对若干现实问题的接触与研究，深感只有通过变革，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魏源的立场，基本上是地主阶级的立场，他企图稳住那个封建统治政权，使它不致日益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但是，我们不能把魏源所属的“中落”的不当权的地主阶级与地主阶级当权派、顽固派等量齐观，因为像魏源所属的这个阶层，对于现状是不满的，要求变革的思想是较迫切的，他们所向往的已不是完整无缺地维护那个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而是要局部地改变它。这种地主阶级，具有转化为市民阶级的倾向，对通商贸易、经营实业有一定的向往与兴趣。魏源就是地主阶级中这样一个阶层的思想上的代表。
二
魏源的经济思想的基本部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主张发展新兴的商业资本以富民，而富民就是富国。富民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在魏源的思想中，商人阶级的货殖，在富民范畴中，是居于首位的。为了富民，魏源认为必须减除种种封建限制以及超经济剥削。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翦韭乎。日翦一畦，不罄不止。周官保富之法，诚以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彼贪人为政也，专朘富民，富民渐罄，复朘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①在农业方面，他也批判到封建国家对“有田之富民”不宜有过高的征发；对于“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②的情况，他也是不以为然的，但这种从中、小地主利益的角度来反对封建统治者对“有田之富民”进行“朘削”的言论，在他的著作中所占地位是次要的，他的注意力在城市而不在农村。二千多年来的传统的重农思想认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廩者，财之末也”③，而魏源却认为：“城中曰都，人萃则气萃，气萃斯材薮焉；野外曰鄙，人涣则气涣，气涣斯材少焉。”④可见，魏源的思想已经多少摆脱了传统的重农思想；魏源既然重视新兴商业的发展，自然就会重视城市的发展。魏源深信，新兴商人阶级的殷富，是国家力量强大的表征，同时又是应付国家缓急需要的经济后盾；而以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活动来代替腐败的封建主义经济组织活动，也可使封建国家的财政问题得到缓和及部分解决。
魏源的经济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是重视货币财富的思想。可以说，这是他的前一方面的思想的逻辑发展。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点，只有由农业生产物所体现出来的财富才是根本的，这种“本富”应加培植；至于由货币形态所表现的财富，则是无关紧要的，称曰“末富”。舍本逐末，历来被认为是违反传统的谬见，在这种传统思想支配之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遂受到一层思想意识上的严重障碍。这种保守思想之受到冲击，并不始于魏源，在魏源以前的思想家中已有人提出反对的议论了（如黄宗羲就曾提出过“工商皆本”的议论）。魏源认为食货二者应该并重，但在“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国内经济衰退的情势下，货的问题比食的问题更迫切些、严重些。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⑤
从这样的基本经济观点出发，魏源对于当时的一些具体经济问题，如漕运、盐务、开矿、对外通商、货币等问题，都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和看法。在他积极谋划与林则徐、陶澍等的赞同之下，有些主张还曾见之于实际。
首先，在漕运问题上，魏源主张把东南各省的漕粮通过封建官僚的运输组织由运河运输的办法，改变为通过新兴的商业经济组织由海道运输的办法，用魏源的话来说，就是“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⑥这样一来，不但运费大省，而且运输快捷，商人固获利，农民负担也可减轻。因为，贪污中饱与糜费的负担，最后都是要落到农民身上的。魏源说：“屯艘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儹有费，淮安通坝验米有费，丁不得不转索之官，官不得不取赢于民，合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尚何暇去帮费？海运则不由闸河，不经层饱，不餽仓胥……漕项正帑已足办漕，尚何取乎帮费。”⑦魏源认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⑧他又说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⑨。由此看来，魏源之论漕粮海运，其视野已超出运输技术问题和封建国家的贡赋收入问题，而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域去了。魏源的这种主张完全符合于商人们的经济要求，因此在魏源筹划下的海运办法一经宣布，“海商翕然，子来恐后”⑩。
其次，在盐务问题上，魏源认为盐政的改革要点在于废除封建垄断的运销制度而采行自由运销制度。原来在封建垄断的运销制度下，食盐的收购、运销都是根据特殊的垄断专利权来进行的，在盐场垄断盐的收购业务的是场商，在划定地域垄断盐的运销业务的是运商，盐官则核给与保障场商与运商的垄断专利权，这三种人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盐务的腐败日甚一日。从封建国家及管理盐务的贪官污吏手里取得了垄断专利权的专商们，花了许多冤枉钱，是要从食盐的生产者及消费者那里取偿的，食盐的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于是都成了这些专商们所操纵的杠杆，在这种垄断包办的情况下，私商的活动也就无法遏止。私商们回避了封建国家的苛捐杂税，又没有种种明里暗里对盐官们的报效与贿赂，销售价格自然较低，这就必然影响到专商们的业务，封建国家及其委派的官吏为了保证税收并保护与其朋比为奸的专商，便加紧捕缉私贩，于是，缉私与反缉私之间的斗争是紧张的、延续不断的。在魏源看来，要想取消私贩，只有使之合法化，使这些“散商”也与那些少数的“纲商”一样，取得贩运食盐的权利。这样一来，私贩自然没有了，盐的销额一定扩大，封建国家的税收一定保住甚至增加，盐价因此减低，人民的生活也可减少负担。他说：“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自兴矣。鹺政无缉私之法，化私为官，则官自鬯矣。欲敌私必先减价，减价必先轻本，轻本必先除弊，弊乎利乎相倚伏乎？私乎官乎如转圜乎？”“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纲商岸悬课绌，票商云趋鹜赴者何哉？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这里，魏源不限于为封建国家的财政想办法，而且还想到私商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
第三，在开矿问题上，魏源与林则徐的见解一样，主张矿产的自由开采，封建国家不必垄断，也不必封禁。魏源特别注意银矿的开采，因为要发展商业经济，没有足够的货币是不行的，商业活动增加了，作为流通手段与贮藏手段的贵金属货币亦须增加，否则商业活动与货币积累就要受到影响。新兴的商人阶级一方面希望在国内增加贵金属的生产，另一方面还希望通过对外贸易的扩大而使白银内流，魏源的思想正反映了这种希望与要求。
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学者们在当时是反对开矿的，从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他们感到货币问题并不重要，甚至认为就是废除贵金属货币也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议论可以徐?的《拟上开矿封事》及孙鼎臣的《论治五》等文章为代表。林则徐、魏源等对此力加反对，他们看到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国内银荒，商业活动受到了影响，因此力主开矿，而且主张许民自由开采，以代替臃肿瘫痪弊端百出的官僚经济组织，至于封禁矿山，他们更不以为然了。魏源说：“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锸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额，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得不偿失，财不足用乎？闻之滇吏曰，矿丁多寡，视矿苗衰旺，矿旺人众，矿衰人少，矿绝人散，有利则赴，无利则逝，不俟官为散遣，从无聚而难散之事。”?
第四，在对外通商问题上，魏源一方面固然反对妥协投降派（如琦善、许乃济之流）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反对顽固派
（如曾望颜、管同之流）的与外国断绝一切往来的闭关主张。在这个问题上，魏源与林则徐一样，反对鸦片输入而赞成正常通商。魏源很重视贵金属货币的输入，他认为国内的银币增加，是国家富足的表征；他坚信只要停止了鸦片的输入，中国就仍然可以恢复贸易出超、白银流入的旧观。他说：“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又说：“洋钱流入内地，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至鸦片盛行以后，则绝无货价可补，而但补烟价，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漕务、盐务、边务皆日困一日矣。”?这是魏源在分析了过去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后所得出的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他坚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设法停止鸦片的输入。至于正常的贸易，他认为不应禁止，禁止了反而会不利于中国银货的增加。
魏源不但关心国家的富足，同时也关心国家的强盛。他知道，这二者是紧密联系的。他认为要发展对外贸易，国家须有保护贸易的实力为后盾。他说：“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故上者严修武备，彼有趸船，则我能攻之，彼有夹私，应停贸易则立停之，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自不敢尝试。”?可是要怎样才能使那个封建国家强盛起来呢？这又有待于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魏源认识到西洋船械胜于当时的封建中国，应该向西洋购买并自己制造船械，然后才可以和西洋诸国相抗衡，他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使那个封建国家强盛起来的主要途径。他认为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才可以交换到西洋的火器船械，“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他又主张：“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则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魏源还主张自己设厂造炮造舰，同时兼造商船，“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当时的顽固保守派对于西洋长技目之为“奇技淫巧”，反对学习西方，魏源驳斥这种谬论道：“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还指出，中国在这些方面，完全可以追上西方，他乐观地预期着：“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第五，在货币问题上，魏源也有主张。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银荒”以及银钱比价剧烈变动的问题很严重，当时，有各种不同的对策和意见。顽固派主张“轻币”，如徐?甚至主张纳税也可用实物，不用银，这是一种复返自然经济的理论，但在当时却具有较大的影响。另外一种议论则主张勿以贵金属为币材，而以纸代之。王鎏就是此派的代表，他认为“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
对于前一种谬论，魏源是不赞同的，他认为“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夫岂无法以驭之，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而已。”?这就是说，货币的行用，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一种表征，可以改革而不可以废弃，废弃了就没有“权衡万物之轻重”的东西了；商贾首先就要受到影响。魏源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方面开采银矿、铸造银币，以增加作为流通手段与贮藏手段的筹码，再不足，可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另一方面，如果鸦片禁止了，对外贸易开展了，白银流入了，问题就可得到更好的解决。
对于王鎏辈的谬论，魏源则是指名驳斥。他说王鎏所引述的所谓“造之省、用之广、藏之便、赉之轻、无成色之好丑、炉冶之销耗、绝银匠之奸伪、盗贼之窥伺，铜铁废而尽铸为兵、白金贱而尽充内帑”的十便是不存在的，决不能“通银币之穷，佐国用之急”，一定要实行，只“有十不便而无一便”，所谓十不便，就是“造之劳、用之滞、敝之速、伪之多、盗之易、禁之难、犯之众、勒之苦、抑钱而钱壅于货、抑银而银尽归夷”。魏源认为不但纸币要有实物作为基础，就是金属货币也不能任意提高它的交换价值。他举例说：“汉世银价极贱，朱提银八两，直钱千有五百八十，他银八两值千，汉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民废不用，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价，而遂不行。”?魏源的这些关于纸币和货币价值问题的议论，无疑是正确的。王鎏辈忽视了纸币不过是实物货币的符号这一重要特征，认为它可以脱离实物货币而仍然具有价值，而且认为无论发行多少，其交换价值均可不受影响，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一种凶残的括民主张。从维护当时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维护当时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魏源对这种主张自然是要严厉驳斥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漕运、盐务、开矿、对外通商、货币等问题上，魏源是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维护者。在当时，扶植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势必会逐渐动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虽然由于魏源的阶级局限性，他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客观上，魏源的经济思想却起了一定的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作用。当然，不容讳言，魏源是“中落”的不当权的地主阶级的思想上的代表，在他的主张中，维护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思想是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封建统治政权的利益与新兴商人阶级的利益以及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可以调和起来的。三 魏源的经济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上，是具有影响的。我们知道，虽然“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其自身说，……不足以媒介成由一个生产方式到别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但是，“它的存在及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就是历史的前提”。“商业到处对于各种已有的在它们不同各种形态上主要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生产组织，都多少发生分解的作用”?。因此，维护推动商业资本的发展的经济思想，是有其历史功绩的。
魏源的富民强国思想以及对于一些具体经济问题的主张，对于后来维新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比魏源稍后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中，在向西方学习的一些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论点都是魏源论点的继续或发挥。王韬自称其所编的《四溟补乘》，乃是魏源《海国图志》的后继。魏源所曾提出的诸如开矿、铸银币、造船械、对外通商、发展国内商业等方面的主张，均为后来的维新派所继承，从马建忠的《富民说》、薛福成的《筹洋刍议》、以及康有为的《公车上书》，都可以看得出来，魏源乃是他们的思想先驱。
①《治篇》十四，《古微堂内集》卷三。②同上注。③《荀子集解》卷六，《富国篇》第十。④《治篇》九，《古微堂内集》卷三。⑤《军储篇》一，《圣武记》卷十四。⑥《筹漕篇》上，《古微堂外集》卷七。⑦《筹漕篇》下，《古微堂外集》卷七。⑧《复魏制府询海运书（代）》，《古微堂外集》卷七。⑨《道光丙戌海运记（代）》《古微堂外集》卷七。⑩同上。?《淮北票盐志叙（代）》，《古微堂外集》卷七。?《军储篇》二，《圣武记》卷十四。?《筹海篇》四，《海国图志》卷一。?同上书。?同上书。?《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圣武记》卷十。?《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一。?同上书。?王鎏：《钱钞十议》，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军储篇》三，《圣武记》卷十四。?同上书。?马克思：《资本论》卷三，页四○四，四○三，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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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谈史学传统三事
白寿彝
一
我国史学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优良传统。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就是这种优良的传统之一。
旧史家曾经长期宣扬过齐国史官的故事。那是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崔杼把齐侯杀了，齐太史就在史简上写了一笔，说“崔杼弑其君”。这个忠实的记载触怒了崔杼，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还是照旧这样写，崔杼把这个弟弟也杀了。第二个弟弟又写，崔杼又把他杀了。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只好罢了。南史氏听说太史氏一家都死了，拿着简策去执行太史氏未完成的任务，半路上听说已经有了记载，才转回家来。这个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个故事跟后来某些史家的直笔有何同异，还可以作具体的分析研究。单就太史氏和南史氏不惜以生命去争取真实的历史记录这一点来说，它是给后来史家树立了榜样的。
司马迁写《史记》，不只写出了“明圣盛德”，和功臣贤大夫的事业，同时又写出了汉自建国以后的社会矛盾，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幕。相传，他因此触怒了汉武帝。后来因受李陵一案的牵累，遭到了重刑，他仍念念不忘于《史记》的成书。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因著作“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要把这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只要这一点作到了，他说，“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其有悔哉！”他忍辱偷生，是为了写成这部书。只要这部书写成了，能够流传下去，就是自己丢掉了生命，也是满意的了。
东晋时，孙盛著《晋阳秋》，以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是“词直而理正”的良史。当时总揽军国大权的桓温，认枋头之败是自己很大的羞耻。他见孙盛在书里把这次的失败照实地写了，就大发脾气，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儿子们害怕了，请求孙盛为全家人的命运考虑考虑。孙盛大怒，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坚持自己的定稿。《晋书·孙盛传》记载着这个故事。
自唐以后，记注的制度渐趋详备，同时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国史撰述的垄断。在这样条件下，优秀的史家仍旧是为写史的忠实而进行斗争。唐代史官如褚遂良、魏謩、郑朗，都曾拒绝过皇帝对起居注的取阅。唐太宗问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回答是：“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贞观政要》卷七）。魏謩答唐文宗说：“陛下一览之后，自此书事须有回避。如此，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旧唐书·魏謩传》）。唐代著名史家吴兢，曾屡次拒绝宰相张说的请求，不肯把关于张说的记载加以删改，甚至连改几个字的请求都拒绝了。他答复张说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
过去的史家都不免受他们时代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因此，优秀的史家也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有正确的理解。但是，不少史家并未因此而有意地歪曲了历史。并且恰恰相反，他们是反对对历史的歪曲的，他们一贯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实录跟增饰、回护、褒贬任情的写法相对立。尽管史书中有不少对历史的歪曲，但这从来是不容于公论的，它们被称为“伤风败义”，被称为“秽史”，为“曲笔”。
二
我国的史学名著多是史家长期积累而成。对有家学传统的史家来说，他们的某些著作还是累代结集起来的成果。
司马迁写《史记》，经始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他写《报任安书》时，《史记》规模的大体略具，已经历了十二年。但从《史记》的内容来说，包含了司马迁“先人所次旧闻”。从司马迁一生的事业来说，自十岁诵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各地以至以后的奉使巴蜀等等，都在他的书里得到了反映。《史记》这部书实际上是司马氏的家学和司马迁一生事业的结晶，我们不应专以写作的具体时间去衡量他的写作。
《汉书》实际上在班彪时已经开始了工作，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个书名。班固继承父业，自永平中受明帝诏命，“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把《汉书》最大部分完成了（在公元58—83年之间），而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写出来。班固的妹妹班昭在班固死后继续工作，也还没有最后地完成，又由马续接着工作。《汉书·天文志》就是马续写出来的。赵翼说，《汉书》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实际上，《汉书》的编写总过程是要在三四十年以上的。
在唐初所修八史中，《北齐书》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相继写成的，《梁书》和《陈书》是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写成的。姚察是梁陈两朝的史官，整理两朝史事，没有成书而陈亡（589）。隋文帝时，他继续写下去。没有到写完，他又死了（606）。姚思廉接着工作，一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才把两书写成。这两书的编写，经历四朝，有好几十年了。
司马光写《通鉴》，先草事目，继作长编，最后删订成书。其中唐代部分，原来有长编六百卷，后来定稿为八十卷。自治平二年（1065）4月受诏编撰，到元丰七年（1084）12月成书，共历十九年之久。在写《通鉴》以前，司马光著有《历年图》，已具有《通鉴》事目的味道。后来又撰《通鉴举要历》，是《通鉴》的缩本。实际上，司马光对于《通鉴》的工作，是用了比十九年还要多的时间。
继《通鉴》以后，南宋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六十八卷，连两书连目录共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自称他的这些工作，“网罗收拾，垂四十年”。宋元之际，胡三省注《通鉴》，自称在宝祐丙辰（1256）“始得大肆其力于是书”，到至元乙酉 （1285）冬“乃克彻编”，前后共约三十年之久。德祐丙子（1276），胡三省曾因战乱逃亡，把成稿丢了，最后的成书是经过一个从头作起的过程的。清乾隆间，毕沅邀集学人编《续资治通鉴》，也费了二十年的工夫。
《三通》卷帙繁富，都经过长时期的编撰。杜佑撰《通典》开始于“大历之始”（李翰《通典》序），在贞元十九年完成（《唐会要》卷36），共经三十六年（766—803），成书二百卷。所以他的进书表说是“自顷缵修，年逾三纪”。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在大德十一年（1307）成书（《乐平县志》卷十三，李谨《通考》序），共三百四十八卷，历时二十余年（至治二年饶州路抄白）。郑樵撰《通志》二百卷，正式开始约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距他之死约有十年。但在修《通志》以前，郑樵已作了五十几种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通志》所据以删定的成品或半成品。他说：“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夹漈遗稿》卷三）。这个“三十年著书”，后来在编《通志》时就有了“一旦而用之”的机会。《通志》事实上也是郑樵一生治史的总结集。
《宋元学案》从创始到成书的过程，也值得说一说。黄宗羲修这书，大约开始于康熙丙辰（1676）《明儒学案》成书的前后。康熙乙亥（1695）黄宗羲死时，已约有二十年左右，还仅是成了三十四个学案的草稿。乾隆丙寅至甲戌之间（1746—1754），全祖望就黄氏原本进行修补，并定了一百卷的序目，但也没有能把全书完成。后来黄宗羲的六世孙黄征和七世孙黄直垕，又就全氏稿本校补，成八十六卷。道光间，王梓材、冯云濠求得传抄本数种，合校修补，于戊戌年（1838））完成了一百卷的全书。自壬寅到甲辰（1842—1844），冯云濠再就百卷本校勘补正，这才成为现在这样的《宋元学案》。从创始到这时候，包含中断的年岁在内，大约已经历一百七十年左右之久了。
过去史家所以往往经历很长时期才能把一部书写成，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客观条件上的困难。但首先是由于历史工作本身是复杂的，急于求成就不一定能作得好。过去优秀的史家的可贵精神，就在于不惜长期的辛勤，坚持了工作，甚至拿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他们的后继者也能认真地继续了他们的工作，终于出色地写出了有代表性的巨制，在史学上作出了贡献。
三
史学的范围很恢廓，历史问题相互间的关系很复杂，如史家不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很难把工作作好。我国史学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好传统的。
司马迁父子的史学，在一开始就跟当时的儒者不同。司马谈不是皓首穷经，专攻一经一家之业，而是“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通晓儒墨名法阴阳道德的各家学说，能指陈其要旨。司马迁著《史记》，既要“论先人所次旧闻”，“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并益以自己游历大半个中国的亲见亲闻，还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决不是一经一传或一家之语）。他记政治、记经济、记战争、记社会风俗、记学术文章，“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而《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平准书》及叔孙通、汲黯、儒林、酷吏、游侠、佞幸、货殖等传，更为生动精辟。如果司马迁对有关各方面没有这样广泛的深刻的理解，他是写不出来《史记》这部书的。
自《史记》创八书后，纪传体史书多以书志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其中包含食货、礼乐、百官、兵刑、天文、律历、地理、河渠、艺文、释老，从社会经济、典章制度、自然知识以至学术、宗教无不包罗。这正如《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说：“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陈寿《三国志》没有书志这一部分，后来沈约著《宋书》诸志，便把三国两晋的典制等等为前史所缺者，都补在《宋书》的志中。姚思廉的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和令狐德棻的《周书》都没有志，于志宁、李湻风、李延寿等别修五代史志，附《隋书》行世，以补姚李各书之缺。尽管历代史书中的志，篇幅有多寡，质量有高下，但纪传体的史书应包括有志，这已是一个公认的传统。
《三通》是从纪传史中的书志发展起来的。因卷数多，记述的时代长，内容更为丰富，也就需要作者有更多的学识。杜佑撰《通典》，贯串群经群史和当代的典制、时务，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对历代的经济、政治、军事进行了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郑樵在撰《通志》以前，以“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夹漈遗稿》卷二），并各有专门论述。他把这些专门论述删订为二十略的主要内容，因而二十略在全书中显得特别精彩。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一方面继承杜佑、郑樵的遗规，一方面有更恢宏的规模。全书共有二十四门，各有文（历史记载），有献（各家论议），有案（作者案语）。在《三通》中，《文献通考》是一部更为体大思精的书。
史学工作的广阔基础，从我国的史学传统来看，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多多益善，也决不等于见闻杂博、东拼西凑。司马迁著《史记》，虽所凭借者甚厚，但《史记》的真实价值还在于它能卓然有所树立，能“成一家之言”。《三通》的内容固然宏富，但它们的价值不在于材料的多，而在于多而通。顾炎武撰《肇域志》，“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他于同时撰《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以上见《亭林文集》卷六）。资产阶级学者因此就说顾炎武的学问是由于善抄书。其实，《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顾炎武未完成的稿本，决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治学精神。顾炎武治学，恰好是反对重抄材料，拼凑成书的。甚至于像《吕氏春秋》、《淮南子》那样的杂家著作的方法，他都是反对的（参看《日知录》卷十九）。他与人书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卷四）。这指出了史学的广阔基础还要从最根本的源泉处下手，要采铜于山，而不是收买旧钱；在广阔基础上建立的历史著作，是从铜山的矿石中冶炼镕铸起来的，而不是拿收买的旧钱改铸充数，当然也不是拿矿石来充数了。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裴文中著文论中国猿人文化问题
《哲学研究》、《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的论文
在最近出版的《哲学研究》和《新建设》上，发表了好几篇学术讨论文章。
裴文中在《“曙石器”问题回顾》一文（《新建设》第七期）中说，关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意见分歧，最基本的问题是中国猿人石器的“原始性”和“进步性”的问题，它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如中国猿人是否人类中最早使用和制造工具的人？中国猿人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是否有“类型”？等等。这个问题，在作者看来，就是在西方学术界中争论将近百年而未解决的“曙石器”（或称“古石器”）问题。作者反对“曙石器”是人工有意识打制而成的说法。他又认为“骨器”开始使用较石器晚，“骨器”的“曙石器”阶段应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前，即旧石器时代初期，亦即中国猿人的时代。那么在石器时代之前，是否存在着使用“木器”时代呢？他认为，使用木器阶段或时代，必须在石器发达之后。旧石器时代初期之前，是否存在着一个使用天然石块的时代？作者认为，这涉及人类的形成标志应否以石器的制造和使用为标准的问题。如果以劳动为区分人与猿的标志，那么不能制造或不能使用石器的阶段，还不属于人类的历史，而属于猿的历史。他还阐述了人类使用和制作的最原始的石器所应具备的特性。最后，裴文中谈到中国猿人文化的原始性和进步性问题。他认为，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的类型正是具有原始性质，而不代表进步性质。在周口店十万件石器中，偶然出现一些好像有进步性质的石器，不能作为中国猿人文化的代表。
关于形式逻辑的讨论文章有好几篇。马特在《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问题》一文（《哲学研究》第四期）中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思维形式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研究思维形式的不仅有形式逻辑，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他说，形式逻辑实质上是一种普通逻辑，它的研究对象当然是思维形式，但它在研究思维形式时，把思维形式当作已经形成了的抽象的固定的范畴，从思维最普通最常见的关系和特性去研究思维形式。关于形式逻辑的作用，马特认为，任何一种逻辑，它既有作为认识工具的作用，又有作为证明工具的作用。他不同意把普通逻辑的作用限制在组织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范围内。
此外，《哲学研究》和《新建设》分别发表了王宪钧、王方名、麻保安等的逻辑论文。
这一期《哲学研究》还发表了关锋、林聿时合写的《论孔子》一文（本报7月23日登载的《论孔子的“仁”和“礼”》即此文的一部分），对孔子的评价问题作了全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