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阿拉坦布拉格之忆
蒙族 玛拉沁夫
1957年春天，我们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我们从乌兰巴托出发到外地去访问的那天，蒙古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僧格同志大清早就穿着一身朴素的猎装赶来说他将亲自陪同我们参观。八时许，我们由乌兰巴托出发，汽车一直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向北行驶。春天已经来到了草原。远处向阳的山坡已经露出微薄的绿意，那夹杂着青草湿味和野花香味的草原的风，一阵阵地吹进车窗，我情不自禁地合起两眼，接受它的亲吻。
这里，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时而看见高山大岭，巍峨而险峻，树木葱茏，遮天盖日。……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吉尔格朗图”国营农场。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天刚发亮，我们就又踏上了旅程。
越往北走，景致越美了。我们的旅伴——司机同志，又是个好向导，他不但知道途中哪条河里有什么鱼，哪一带山里有什么野物，以及在革命初期在这里发生过哪些壮烈事迹，而且还能告诉你某村某人的性格特征。
我们被他那不停的生动的讲述所吸引，一路上丝毫没有感到疲倦。下午五时许，他将车开离正道，直奔一个小城镇驰去，没等我们问他去处，他抢先告诉说：
“我把你们带到保准叫你们高兴的地方去。”接着他慢条斯理地讲起了有关前面那座小城的故事……
这座小城叫阿拉坦布拉格（蒙语：金泉之城）。城镇虽小，名声却大，它在蒙古人民革命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1921年以前，蒙古人民摆脱中国清朝的长期统治之后，又经历了使他们极端失望的“八年”自治阶段，历史事实教会了蒙古人民爱与憎。那时，蒙古人民的两个优秀的儿子——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在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成立了两个地下革命组织，在异常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动员和组织着革命力量。1921年3月1日，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上锡泊，召开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人民革命临时政府，改编游击队为人民革命军，并任命苏赫巴托尔为总司令，乔巴山为政治委员。蒙古人民革命军建立之后，第一次战斗，就赶走盘踞在恰克图城（即现在的阿拉坦布拉格）的中国军阀徐树铮部万余匪徒，一举解放了这座城市。
在恰克图城东北角上，有一口清泉，叫阿拉坦布拉格。有一天，苏赫巴托尔骑着马走过泉边的时候，口发渴，于是他跳下马去，喝了几口泉水。不知为什么，突然他全身的血都沸腾了起来，内心的激动使他难以克制，他注视着那清澈的潺潺流出的泉水，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泉水呵！泉水，永流不息的泉水！”他用马鞭指着脚下的土地，对身旁的同志们说：“革命成功以后，我们要在这里建设起一座城市，命名为：阿拉坦布拉格。这口清泉象征着我们伟大的人民革命：一滴滴水流成河，汇成江，让全国变成革命的海洋！”
苏赫巴托尔将军是那样喜爱这口清泉，他把司令部设在泉边唯一的一座小木房里。每天早晨，他都去喝几口泉水——如同婴儿吮食母乳那样……，用从祖国土地里流出的泉水，健壮自己的心身，坚定革命的意志！
由此，阿拉坦布拉格就成了蒙古革命的摇篮，人民革命事业由这里开始，向全国辽阔的土地发展开来。
当我们听了司机这段生动的介绍之后，都想进入城里，尤其想到那口清泉去看看。但是太阳即将落山，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欢特”疗养所，离这里还有几十公里，所以只好打消进城的念头。
按原订计划，第二天要在疗养所休息，但是我们要求到阿拉坦布拉格去参观。进过早餐，我们就离开风景如画的疗养所，向我们向往的地方驰去……
进了阿拉坦布拉格街里，我们直奔苏赫巴托尔纪念馆而去。从老远就看见了立在北山坡上的苏赫巴托尔纪念塔；塔顶上塑有这位蒙古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胸像。我们在木栅栏外边下了车，怀着恭敬的心情走进了小庭院。首先在塔前脱帽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大家拍了一张合影。庭院里有一座红色的小巧玲珑的木房，那就是当年苏赫巴托尔的司令部的住址，现改为纪念馆。可惜看守人不在，我们不能进去参观，只好先去看清泉。
出纪念馆庭院走不上四、五十步，就到了泉边。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过去喝几口那清甜的泉水。直到这时，僧格同志才给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他就是在这个城镇长大的。站在这个山坡上，他用手时而指东时而指西，给我们讲起当年人民革命军解放这座城市时的兵力部署和进军路线。末了，他又说：
“说到这儿，我必须向你们补充一点，当时产生过许多优秀的革命诗歌和革命歌曲，其中如《红旗》、《锡泊—恰克图》等诗歌，配上曲子，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我们可以骄傲地说：蒙古的新文学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积极的配合和参与了人民革命运动。”
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第一支革命歌曲：《蒙古人民革命军军歌》的创作经过……
传说，有一天夜里，苏赫巴托尔将军出来查哨，看见一座帐篷里还点着灯，于是他向那里走去，当他走进帐篷的时候，看到一群士兵围着一盏昏暗的羊油灯，不知在做什么。他责问士兵们为什么不遵守军纪，还不睡？士兵们羞答答地说，他们在编歌。
“咱们人民革命军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旗开得胜，头一仗就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叫人不得劲的是，打了胜仗连一支可唱的歌儿都没有！这怎么成？所以今天晚上，同志们合计要编出支歌儿来。”
听了这话，总司令高兴得像小孩般大笑起来。接着，他又严肃地喊了一声“全体立正”！士兵们刷地站了起来。
“我，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苏赫巴托尔命令你们：今天晚上，必须编出一支蒙古人民革命军军歌。你们要像完成战斗任务那样完成它！”
天才多艺的士兵们，果然在这个晚上，编完歌词，配好曲调，完成了第一支革命歌曲。歌词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鲜明的红旗，
在头上飘荡，
将无数的强盗，
紧紧包围，消灭光！
呵哈嗨，呵哈嗬?，
我们是人民大众的义勇军。
苏赫巴托尔将军听了这支歌曲，很满意，立刻嘉奖了参加创作的每一个士兵。当天，这支歌曲就传遍了全军……
我们回到纪念馆。老看守人都瓦同志，在门口欢迎我们。
纪念馆是普普通通的三间木房，馆内布置得很朴素。四周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和图表，系统地介绍了苏赫巴托尔和他亲密的战友乔巴山的革命活动，以及革命初期游击队的情况。在一个镜框里镶着十几位老游击队员的照片，我们发现其中有纪念馆老看守人都瓦同志，于是我们要求他给讲些亲自经历的革命故事。可是他却说：“你们从这些照片、图表中，会看出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所走过的道路，而我当时不过是将军（指苏赫巴托尔）的一个忠实士兵，所以没啥好说的。”接着他告诉我们，这座房子曾一度被仇恨革命的封建反动分子所破坏，后来在1930年才又按照原来模样重新修复的。放在馆内中央的那套桌椅，是当年苏赫巴托尔将军使用的。他曾坐在这里草拟过蒙古人民革命临时政府纲领和进攻大库伦城的战斗计划。不幸的是，革命胜利后不久，这位伟大的蒙古人民领袖被阴险毒恶的敌人暗害了！然而，他永远活在蒙古人民的心中！
我们离开阿拉坦布拉格城的时候，都留恋地回头看那座小木房，看那在夕阳光下闪着金光的泉水……
四十年来，蒙古人民继承和发扬了那座小木房的光荣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勇猛向前。四十年来，那口清泉川流不息，它象征着蒙古人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他们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地建设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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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舰队街的沧桑
李一周
在伦敦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报社和出版社鳞次栉比。在给煤烟熏旧了的建筑物和新建大楼的门前，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触目的标记：《每日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先驱报》，《路透社》，《报联社》，《利物浦邮报》……。报童站在吸引人的广告牌旁边，一面喊着耸人听闻的消息，一边向过往行人手里塞着最新出版的报纸。新闻记者和编辑们在咖啡馆和酒吧间跑进跑出。这就是伦敦的舰队街。自十九世纪以来，这条街同新闻业简直是同义词。英国主要报纸几乎全都在这条街上及附近出版。
报纸，在英国统治者看来，一直是统治人民的一种有效工具。他们把报纸称为“王国的第四阶层”，这就是说，它仅次于“上帝、教堂和议会”。新闻记者和编辑被称为“一支不带炮弹的部队”。
在舰队街的报摊上，各种资产阶级的报纸用各式各样的大字标题渲染所谓“社会新闻”，以招徕顾客。发行四百多万份的《每日快报》用第一版一半的篇幅登载了马格丽特公主怀了孕；号称资本主义世界发行份数最多的《每日镜报》用第一版整面登载了它的记者访问失踪后又找到了的交际花。一个电影明星私生活的描述可以用整版的篇幅连载好几天。抢劫、谋杀、色情的消息和特写往往登在第一版的显要地位。
当然，除了这些大量的腐蚀人们意志、用琐碎的无聊的“社会新闻”去转移人们对真正社会问题的关心外，还有一部分颠倒是非、混淆人民视听的政治新闻。在这些新闻中，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被说成是“暴徒”，为生存权利而斗争的工人被说成是“野猫”、“不负责任”，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自由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对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政策的攻击，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歪曲……，都是它们每日必不可缺的货色。
总之，这些为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报纸，每时每刻都在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的人生哲学给人们“洗脑筋”。
从舰队街到唐宁街虽然还有一段距离，但在这两条街之间，却有着一条无形的线联系着。英国外交部几乎经常给英国几家主要报纸作时局的“简要说明”。这件事在英国新闻界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报纸编辑同政府官员之间除了同时进出于俱乐部聚餐厅之外，在唐宁街官邸会面也是经常的事。《每日快报》前总编辑阿瑟·克瑞斯申生写的回忆在《每日快报》时的生活的文章中就有过这样的透露。他说：在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我单独同艾登在内阁室中度过了一天，他给我解释着形势”。“不到一周之后，我又同其他报纸的总编辑来到了唐宁街，会议的目的是要报纸不要把英国的军事准备说的太详细”。
伦敦城同舰队街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一份报纸常常有一、二十页，到星期天甚至有三、四十页之多。报纸一半以上的篇幅登载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巨额的广告费成了报纸的主要收入。当然，如果哪家报纸的宣传违反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伦敦城的大亨们就会以拒绝“登广告”为理由，切断它的经济来源，那么这家报纸一般说来就要垮台。报纸集团同工业、金融巨头之间通过交易所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家大报都有着强大的工业财阀团的支持。这种血缘关系往往是极端秘密的，但也并不是没有马脚露出来。据说，伯雷兄弟的《每日电讯报》同造船和煤炭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时报》集团的考德雷家族同时拥有庞大的机械工业；《镜报》集团的股票持有者是电气工业的大亨；《每日快报》的老板比维尔布鲁克本人就是纸张企业的垄断者……。
多少年来，舰队街的景象并没有多大变化，圣保罗教堂还矗立在它的东头，泰晤士河在它的侧面静静流过。但在这条街的背后，英国报业垄断集团之间，每日都在为争夺新闻阵地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英国报纸的集中和兼并的过程正在加速发展，英国舆论愈来愈为一小撮垄断资本家们所控制。
拥有《每日邮报》《每日简报》《星期日快讯报》《新闻晚报》和数十种地方报纸的罗斯密尔集团去年并吞了巧克力大王出版的《新闻纪事报》和《明星晚报》，但是为时不过半年，这个集团又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它的一部分财产《星期日快报》将被另一个大垄断集团比维尔布鲁克所吞并；其余的部分，据报道，将全部被《世界新闻》集团兼并。报阀罗毅·汤姆士在加拿大和美国业已拥有八十五种报纸。他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用四倍于当地的价格收买许多报纸后，又跨过大西洋来到了英伦三岛，一口气收买了英国最大垄断集团之一的肯斯莱报系，其中包括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十多种地方报纸以及爱丁堡的《苏格兰人报》。不过最大的一个垄断集团是《每日镜报》集团。在出版数十种杂志的阿德姆斯报纸集团刚吞并了英国重要报纸之一的《每日先驱报》后，接着它本身又被《每日镜报》集团所吞并。现在《每日镜报》集团不仅拥有《每日镜报》《星期日画报》、《每日先驱报》、《人民报》和英国80％以上杂志的所有权，而且在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勒窝内和英属圭亚那都有庞大的报纸体系。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报纸垄断集团之一。
在过去四十年中，英国有二百四十家报纸和杂志倒闭关门，在过去的七年中有四十家停刊。仅在最近十二个月内，被迫关门的就有《格拉斯哥公报》、《帝国新闻》、《新闻纪事报》、《星期日写真报》、《星期日快报》、《明星晚报》。目前英国报纸发行的80％以上完全由四个巨头控制：比维尔布鲁克、罗毅·汤姆士、罗斯米尔和《每日镜报》集团的索塞尔·金。此外还有几种报纸是掌握在传统的统治阶级人物手中，这些报纸发行份数少，专供“上层人物”阅读，如斯考特家族的《泰晤士报》、《观察家报》、伯雷兄弟的《每日电讯报》、考德雷集团的《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英国普通人民可以选择购买不同名称的报纸，但是他们只能得到大同小异的内容。英国的舆论愈来愈为少数人所操纵。
英国的进步报刊则受到各种歧视、排斥和打击。比如资本家拒绝在进步报刊上“登广告”，《工人日报》靠威尔士的矿工，苏格兰的造船工人，伦敦的家庭主妇等等的捐献维持出版。《工人日报》的发行，还受到阻碍。《工人日报》为了扩大订户，到电视台上去登广告也被拒绝，理由是：“这家报纸是为了政治目的”。但是正如《工人日报》总编辑马修斯指出：其他报纸同样是为了政治目的。所不同的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其他报纸是资产阶级的政治”。
资产阶级所谓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只不过是几个垄断资本家欺骗愚弄人民的自由。舰队街的全部活动史就是明证。
（附图片）
伦敦舰队街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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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风物
埃及的金字塔
声扬
在埃及的时候，我曾游览过开罗附近的金字塔。
我们通常说的金字塔，似乎都是指开罗基塞区三座金字塔，而且以其中的虎夫王的大金字塔为主。其实在开罗附近的沙卡拉和达苏勒地方，也都有埃及古王国的金字塔。论起年代，它们比虎夫王的大金字塔还要古老。
外国人来埃及旅行，都要游览金字塔。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到基塞区，看看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虎夫王的大金字塔和他的儿子霍夫拉王的狮身人面像。
我也不例外，也是只到基塞区。后来听说还有比大金字塔更古老的金字塔，才到沙卡拉地方去。
虎夫王的金字塔，在沙漠的边缘。我们下了汽车，走不几步就进去观看。我们从塔边一个小洞进去，开始还可以直立行走，有电灯，可以看到通道的路面。走不几步，就到了地下墓室和第二墓室的分岔口。地下墓室被一道铁栏杆拦住，谢绝参观。我们只好向第二墓室进发。这段路，是陡斜的隧道，不能直立行走，只能作九十度的弯腰，手扶壁栏，一步步向上迈。走完这段路，就是第二墓室。室门低矮，进去的时候，要蹲着挪进。里面四边都是石壁，空空无物，也无装饰。到第三墓室的通路不难走，好像走楼梯一样。这个墓室长十米，宽五米，高五米半。横架室顶的是几块整块的大石板。四边也都是石壁，没有什么装饰。室里摆有一个不完整的石棺，是虎夫王的棺材。墓室里面有通风洞。我们在塔外的时候，炎阳高照，炙热万分。可是墓室内却很阴凉，不感到气闷。
埃及的考古学家说，地下墓室是第一次建造的，接着又造第二墓室。虎夫王都不满意。后来才造第三墓室，作为存放棺材的地方。
虎夫王是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第一代王。公元前二千九百年，他就着手建造这座金字塔。先后共动员了十万奴隶，经过三十年才建成。头十年搞地基，后二十年建金字塔。当时他们用水来测量地平面。他们筑起了斜坡，把大石块运上去。
大金字塔全部用石头砌成。原来高达一百四十六米半，现仅高一百三十八米。四边原各长二百三十米，现仅各长二百二十米。塔底面宽十三埃及费丹（一费丹等于零点四二公顷）。据计共有石头二百五十万块。底层的大石头每块重量从八吨到十五吨不等。上边最小的，每块亦有一吨重。这些石块，大部分是就地取材，一部分从尼罗河东岸的托拉哈地方运来。
我们走出大金字塔，骑乘出租的骆驼，漫步到虎夫王的儿子霍夫拉王的金字塔。它在大金字塔的后边，比大金字塔矮十米。在它的后边，有一座更小的金字塔。
霍夫拉王的金字塔所用的石头，都是取自当地。最后剩下一块大石头，在塔边很不雅观。这块石头在正东，于是工程师们把它雕刻成狮身人面像，面孔是霍夫拉王的脸型。现在的人面像没有鼻子，是因为拿破仑侵入埃及之后，把人面像的鼻子打掉了。全像长五十七米，高二十二米，是一整块石头雕刻成，很少部分是镶补的。
埃及古王国第一王朝（公元前三千二百年）及第二王朝时代，都没有金字塔。到了第三王朝第一代王舒舍的时候，他在沙卡拉建造了“梯形金字塔”，共六层。第三王朝末期的斯尼夫鲁王在沙卡拉南边的达苏勒地方，建造了一座高后突尖的金字塔。后人叫它为“角不完整的金字塔”。后来，他又建造了一座完全的金字塔，即是现在我们所见的金字塔之始。这座金字塔的墓室在底层。也是要弯腰进去，过了一道“门”之后，就能直立平行。那里的墓室，形似“一厅二房”。壁上画有壁画，顶上画有月亮和星星，色泽也还艳明。据说是为了让死了的王在这里看见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到了斯尼夫鲁王的儿子虎夫王，就建造了举世闻名的大金字塔了。开罗附近的金字塔，都在尼罗河的西岸。听埃及朋友说，古埃及的习俗，认为西方就是死亡，所以死后就葬在西边。
大金字塔一带，并不荒寂。法鲁克王一座小行宫就在它的旁边。游人倦了，可以进去喝咖啡、吃冷食品。狮身人面像前也有咖啡棚，附近还有小村庄。开罗白天虽热，可是一到黄昏，便凉风习习，夜里更是凉意爽人。因此，每当月夜，不少青年男女到这里来夜游。
（附图片）
埃及的梯形金字塔 声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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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之窗
“浪费的人”
范边
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刻化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仿徨不安，在美国出现了一些哀叹美国社会日益腐朽、没落的著作。受到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广泛注意的1960年“畅销书”之一《浪费的人》便是一例。
《浪费的人》是美国资产阶级作家兼新闻记者万斯·派克的著作。万斯·派克是美国“社会学协会”通讯会员，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上常登载他的文章。《柯里尔》杂志停刊以前，他是该杂志的撰稿人。最近几年以来，万斯·派克连续出版了几部引人注意的、暴露性的作品，例如以现代商业广告为题材的《无形的诱惑者》和描写美国阶级社会各种“地位标志”以及“阶级界线在美国正在变得更加严格、而不是逐渐消逝”等情况的《追求地位的人》。不过，万斯·派克认为《浪费的人》是他的最得意之作。由于万斯·派克是美国资产阶级忠心耿耿的辩护士，他的这部著作，特别具有代表性，因而成为了“畅销书”。
万斯·派克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剖视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情的竞争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浪费。作者指出，美国人所购买的物品，其中五分之二都是不必要的。这只是一个平均的数字。在奢侈品方面这种比例就更加大了。美国人购买这许多不必要的东西，并不是由于一时的高兴，而是由于美国垄断资本家为了推销生产过剩的商品，使用各种手段把美国人变成了荒唐的浪费的人。
万斯·派克在书中写道，美国垄断资本家极力鼓吹放纵享乐主义哲学，强调物质享受，鼓励消费者利用所谓“分期付款”的办法来赊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宣传“消费主义”是保持经济“景气”的重要因素。美国垄断资本家还制造、鼓动追求“地位”、“声望”的社会风尚。对一个追求“地位”“声望”的美国人说来，购买一部新汽车是绝对必要的，无论它的价格是多么的昂贵。作者认为，这种做法使大量的消费者经常濒于破产的边缘，也严重地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作者说，为了增加消费而施加的压力和“消费主义”的风气，正在改变美国的民族性格，沉迷在浪费中的美国人，已经被享乐主义、放纵思想和拜物主义所软化了。
《浪费的人》列举了美国垄断资本家所使用的一些欺骗性的手段。例如，有意识地降低产品质量、缩短商品耐用期限，迅速改变商品的样式以增加对产品的需求。万斯·派克引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副经理的话说，从质量上说，现在的汽车不及十年以前的。万斯·派克又写道：“通用汽车公司利用汽车外观装饰的变换，在汽车世界中取代了福特汽车公司的领导地位。”又如，为了提高销售量，资本家不惜在价格上耍花招，暗中抬高价格而名义上“廉价出售”。
《浪费的人》所涉及的，只是美国社会中的浪费这一个方面，避而不谈占美国预算支出58％的直接军费开支这一桩最大的浪费。万斯·派克在著作里只指出了美国社会的一些表面的现象，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崩溃的必然性。他们的著作目的在为资本家筹谋划策以挽回没落的命运。万斯·派克在《浪费的人》里，号召用“道义的方法去同浪费作斗争”，他呼吁美国人对价值进行“痛苦的重新估计”，以“恢复昔日的以智慧、产品质量、对国家和邻人关怀为荣的那种骄傲”。万斯·派克说，美国人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要求工人放弃缩短工作时间的要求，因为“过多的闲暇使人堕落”！
《浪费的人》一书，如同作者另外的一些著作一样，都不过是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日趋没落的哀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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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肯尼迪二三事
最近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展望》、《生活》和《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分别发表了文章谈论肯尼迪上台以来的工作作风以及所引起的问题。现辑录如下：
肯尼迪上台时雄心勃勃，甚为自信，完全打乱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建立的一套机构、制度。但在执政的一百多天中，肯尼迪政府却陷于混乱状态，缺乏明确的领导和责任。据说在讨论侵略古巴问题的会议上，助手们、内阁官员们进进出出总统办公室，忙忙乱乱地召开了无数次人员不等的会议，事后竟无法确切地讲出哪一个主意是谁出的。肯尼迪自己经常超越正常程序和途径处理事务。他通过电话直接向下级官员了解情况和处理问题，轻视书面文件和纪录的作用，所以在他当政头一百多天所做的许多事情无案可查。
肯尼迪十分专断，独揽大权。他一上台就宣称，他要做一个“有决断和机警”的总统，又说“在政府整个计划中，总统必须是行动的主要中心”。肯尼迪上台后，取消了艾森豪威尔设立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其任务是纪录和说明政府的决议，并将这些决议通知负责执行的政府工作人员），取消了五十七个协助总统工作的委员会，削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其任务是向总统提供意见，协助总统估计局势）。肯尼迪很少召开内阁会议，上台三个月只开过三次内阁会议。许多事情都是由他自己决定。据他的助手估计，他平均每天要作出三十个有关实质性问题的决定。肯尼迪有一次在出席宴会前在卧室穿礼服的短促时间内，就对三个重要的“防御”问题作出决定。肯尼迪对于许多琐碎事情都要插手，例如关于总统接受什么样的礼品这一类属于白宫管礼宾的官员处理的问题，以至对于像在垒球赛开幕式上谁应坐总统包厢席的问题，他也要过问。
肯尼迪极端注意培植自己的个人威信。据说美国官员已得到一项指示，在他们的讲话中要尽可能多地提到肯尼迪的名字，要把肯尼迪形容为对人类富于“怜悯心”的人。在美国私用雇佣军侵略古巴失败事件之后，肯尼迪公开表示由他个人负责，而白宫却又授意报界报道应由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负责。肯尼迪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要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是勇于代人受过的。一些美国记者往往因为批评政府而被白宫新闻官或甚至总统本人召去质问。肯尼迪还常常私下邀请个别记者吃饭，进行拉拢。
肯尼迪大量任用亲友，真是“一人成佛，鸡犬升天”。肯尼迪除任用了胞弟罗伯特·肯尼迪充任司法部长外，还任命了妹夫施里弗当和平队负责人，另一妹夫斯蒂芬·史密斯当“特别活动中心”负责人。此外，肯尼迪周围的亲信大都是他的同窗友好。肯尼迪每天都必同他的父亲、兄弟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通电话，商量国事。
由于肯尼迪的独断专行，白宫同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产生矛盾。在侵略古巴事件后，白宫即将失败的责任推在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身上，认为中央情报局在没有取得军方保证支持的情况下就径自动手，因而招致失败。最近，肯尼迪对于五角大楼泄漏美国对柏林的“紧急计划”大为恼火，下令要进行追究。（新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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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变的嘴脸——日内瓦会议上的美国代表
阮治中
眼睛不见了
耳朵不见了
嘴巴不见了
最后——原形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