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民族独立的道路
  ——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会议有感
  〔日本〕龟井胜一郎
  被剥夺了祖国语言的人们
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会议顺利地结束了。我以日本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参加国际会议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既很缺乏关于亚非地区的知识,又不懂外语,因此几乎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在这样的时候,抱着当一年级小学生的态度恐怕是最稳妥的吧。所以,我一面听着各国代表的发言,一面想,一切都不如从头学起。现在,把留在我印象中的事情记在下面。
第一,不消说当然是殖民地问题。参加会议的国家,大都是在将近百年的岁月中体验了殖民地的苦恼的国家;代表们不是反抗殖民主义获得了胜利的,就是正在为争取独立进行斗争的人们。
但是,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失败以前是没有这种体验的。明治时代虽然由于同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相当苦恼过,但是却没有这种体验:外国军常驻达数十年之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受到统治,大多数人民都处于文盲状态。日本在战后十五年间,第一次受到美国的支配,但人们却大都在“独立国”的幻想之下,自己在高看自己。这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殖民地”这个词时首先在我心里泛起一种不同的实感。我生平第一次了解非洲的真实情况,欧洲各国的殖民地政策,是多么惨绝人寰呀!我想作为一个例证,来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代表的申诉。
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的是剥夺民族语言的政策。阿尔及利亚的祖国语言是阿拉伯语,但法国硬是压制他们,强迫他们使用法国语言。一般谈到殖民地政策,首先浮现在脑际的是政治压迫和奴隶般的生活。但是破坏或剥夺民族语言,其残酷程度并不下于此,而且这样的事情并不单是发生在阿尔及利亚。
语言是近乎精神脉搏一类的东西。破坏它,不就等于使其民族的精神从内部崩溃,使其民族的生命中枢枯死吗?设想一下,假如有什么外国禁止我们使用日语,就会明白的。作为一个民族,其屈辱的程度还有超过这个的吗?这里,我想到战前的日本曾经对朝鲜实行过同样的政策,而现在,朝鲜的代表就坐在我身旁。
出席这样的会议,一方面泛起与被害者切实的申诉同样的感情,一方面又不能不认识到日本人曾经是对亚洲的侵害者,而自己就是一个日本人。在谈到亚非团结时,我就体验到一种脱离这种团结的实感的孤独感情。
政治与文化的问题
第二,是必然从这里产生的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往往把它们分离开来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是如此。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却痛切地感到,特别是非洲作家(所有写文章的人)的政治要求,用方才举的例子来说,就是“至少也要让我们用自己祖国的语言来写作”。
会上,反复地述说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表示强烈憎恶的语言,但这并不是政治口号。这是作为一个人,起码要像人一样活下去的正常的呼吁。要走向民族独立的道路,这就是起点。
语言问题,同时也就是民族文化的问题。殖民主义既然破坏语言,必然也要破坏民族文化。他们掠夺一个民族的古典美术作家,或者把它们当作观光的对象,变成商品。同时也有这种情况,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迎合侵略者的人,他们为了博得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欢心,而卑躬屈膝地追随他们,糟蹋本国的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商品。我这次学习到,原来反抗这一切就是政治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睿智也在群众中流传下来。比如说,从殖民地统治中获得独立的各国,消灭文盲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不过关于这文盲的含义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我们往往蔑视不识字的人,但是,尽管不识字,也可能传诵诗歌和故事,表演优秀的舞蹈,创造惊人的雕刻和工艺品。这里面就蕴含着这个民族的睿智。本来人们的表现能力并不只限于文字的,比如说,即使剥夺了语言表现的权力,但终有不能全部剥夺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如果没有自觉的认识,就会犯只因为文盲多而就蔑视这个国家的错误。这是以“先进国”自居的殖民主义者的特征。精通东西古今的一切知识但又“一无所知”的文盲,竟在嘲笑不识字的文盲,难道说这不是滑稽的事情吗?消灭文盲当然是重要的任务,但是尽管不识字,也还是有发自民族的睿智的革命热情的。这也是我学习到的一件事。从两个日本到一个日本
第三,是日本的特殊性。凡是到过外国的人都想到这一点,我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会议,也一直在想着日本的问题。日本在亚洲是怎样的一个怪物啊!当然愈是追溯到古代去,同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就愈是密切。特别是从八世纪后半叶到九世纪之间的日本可以说是唐代文化的一环。从十世纪前后逐渐消化唐代文化,形成日本独特的文化,但在亚洲之中,它却是异己分子。
从明治元年(1868年)算起,今年是第九十三年,在这短短的期间内,我们是如何迫不急待地赶上欧洲,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就是这样随着许许多多的歪曲和误解,欧化到了当前的程度。战后,也可以说变成了美国文化的一环,不过日本的这种欧化在亚洲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当然,我们也爱护本国的传统,并反复地进行新的探讨,但是,这传统也难免发生变质的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了独立的亚非巨人。
我上面说了从明治元年算起,现在是第九十三年。那么设想一下再过九十三年,到了二十一世纪后半叶,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化”时,常常把欧洲当作它的中心,但是,毫无疑问,亚非的民族文化占有着很大的比重。第二个文艺复兴必然会在东方发生。此次会议强烈地暗示了为了争取这种前途的团结。
重要的是民族独立。这是根本前提。日本,即使从文化方面来看,也存在着被亚洲和西方分裂开来的可能性。学习西方文化,今后也是要紧的,但是,假如不首先扎根于亚洲,确保独立,日本会不会变成漂动在世界中的浮萍呢?同时,此次会议也使我们自觉地认识到,被分裂为本州和冲绳的两个日本。从上面讲的意义来看,使两个日本变成一个日本,就是走向独立的道路。
〔李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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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义真”和“后来人”
  杨扬
理直气壮,是历来已久的成语。可是,只有在革命者的身上,它才发出了崭新的强烈的光辉。
多少个先烈,他们活着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身工作,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则是宁死不屈,高唱《国际歌》,呼唤着党,壮烈地去牺牲。他们丹心一片,气贯长虹,因为他们是忘我地为最伟大的真理而战斗。1928年,革命烈士夏明翰同志在就义时曾经奋笔写下这样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多么豪迈的语言。
“主义真”的理直,是最大的理直;“主义真”的气壮,是最大的气壮。具有这种理直气壮的人,不仅在于坚信所奋斗的是真理,还在于坚信真理必将实现。他们相信“主义真”必然会掌握愈来愈多的群众,相信在他们的英勇斗争后面会走上来更多的继续者,从而取得“主义真”在世界上的胜利。这是烈士们理直气壮的一种物质性的力量。因此,夏明翰同志在紧接着又写道:“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记得有个歌剧中的英雄在牺牲时也高唱:“杀死我一人不要紧,千人万人后面跟。”这也正是充满了对“还有后来人”的坚信。
“还有后来人”,这是胜利的信念,又是多么深沉而殷切的嘱托。在苦斗和流血时,烈士们看到真理的长河会通向今天,在黑暗的年代,他们高昂着头颅,从昨天望向我们。他们以那样炽热的心情想望着:他们的旗帜,将交给可靠的手里;他们的思想,将成为新战士的行动;他们的希望,将成为“后来人”手下的现实。
我们的革命队伍正如烈士们希望的那样,越打越众多,越打越坚强。新战士一批批站起来。“后来人”一批批成长。“主义真”的铁流越流越宽广。而烈士们的理想也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现在,红旗飘满神州,黑暗的旧中国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的新中国。在我们土地上有多少变化,我们有多少衷情要告诉烈士们!假如他们能看看今天,那该使他们多么舒畅。朱德同志曾经满怀对烈士的追念与深情写道:“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这是激励人心而又发人深思的。对千万个烈士,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决不应该忘记。但是,重要的不仅是我们记着烈士,而且是我们要活在烈士的事业中。活在这个事业中,就不是只沉醉在幸福中,而必须继续为人民造福,继续坚持这个事业。
因此,当我们追念烈士的时候,就应该多想一想,烈士们的“主义真”是否已经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而真正“后来人”的称呼,我们是否已经作到无愧的担当。我们在困难与艰苦的面前有没有退缩,在应该坚持真理的地方有没有泄劲,在祖国的建设中又是否尽了自己的责任。应该这样问一问,想一想,鼓鼓劲。烈士们曾经为“主义真”而理直气壮地斗争,我们肩上担着“后来人”的责任,难道不正是必须坚持这理直气壮?我们不能只是烈士的赞叹者,而是烈士事业的继承人。因而,读了“主义真”,决不能忘掉当好“后来人”。读了不想,想了不懂,懂了不作,那是既辜负了烈士,也愧对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
烈士们曾经为“主义真”而前仆后继,我们应该沿着老战士的脚印,我们要成为更众多更健走的新战士。在前列的后面,我们要成为更广阔更强大的后列。烈士们的生命像联成火河的火把,照耀人间,我们应该用他们的火燃旺我们的火,在参加为“主义真”的斗争中作一个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的火把。在我们看来,战士的生命必须熊熊燃烧,这样去当好“后来人”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光荣责任。而只要我们更多的人切实地认真地当好“后来人”,“主义真”也便能更快地由理想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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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十多年的劳动
  ——看吴印咸个人影展
  树珩
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同志,最近在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览。从一百七十余幅展览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者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和取得的艺术成就。这对于广大摄影爱好者,特别是年轻的摄影工作者,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观摩的机会。
吴印咸同志的个人影展内容很丰富,题材很广泛,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不少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使人留连忘返。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拍摄的作品中,《毛主席给陕甘宁边区劳模讲话》(1943年摄),是一幅非常生动的作品。作者克服了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熟练的拍摄技巧,准确地抓取了具有性格特征的神态和动作,表现了毛主席平易近人而又气宇轩昂的伟大革命家的风度。拍于晋察冀前线的《白求恩大夫》(1939年摄),亦是早已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的杰作。作者以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衬托出作品的主人公。作品令人信服地刻划了一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深刻动人地表现了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从他那白布围裙、草鞋、挽起的衣袖等装束上,和他那站在简陋的手术台前施行急救手术的动作中,使我们感受到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表现出来的旺盛的工作热忱和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因而,观众不能不在这一光辉形象面前肃然起敬,并受到教育和鼓舞。又如,以表现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为题材的一组作品,也是一些难能可贵的作品。作者以简洁的画面,明朗的调子,生动地刻划了八路军战士可敬可爱的形象。通过这些作品,很好地表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这一主题思想。吴印咸同志的其他风光、静物和人像作品,也都各有独到之处,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总之,这个影展表明了作者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已经形成了的艺术风格。这就是:作品的主题鲜明,形象真实生动,技巧朴实纯厚,既讲究画面结构,又注意气氛渲染。因此,它对观众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吴印咸同志的个人影展,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次创作的总结,它对于促进我国摄影艺术创作的繁荣,鼓励我国摄影家在艺术创作上题材、风格、形式的多样化,和提高我国摄影艺术的水平,都必将带来很大的好处。
  (附图片)
  右图:铁水奔流
  左图:小演员 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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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灯火之歌
  〔日本〕大岛博光
  夜降临在夜之国,
  夜降临在夜之城镇。
  废墟上的窝棚,
  市郊灰色的公共宿舍,
  每个窗户都闪烁着灯火。
  对着厚厚的双重的夜,
  每个窗户都闪烁着灯火,
  想划破这同样的一个黑暗。
  这每一个灯火,
  照射着没有鸡蛋和核桃的饭桌,
  照射着风雨中乒乓响的破门板。
  在这每一个灯火下面,
  有无数个爱情和叹息,
  有无数苦痛和希望。
  有心地阴暗胜过黑夜的女人,
  有凝视黑夜的深度的姑娘,
  也有的青年人在为黎明准备阳光。
  在每一个灯光下面,
  有熬过了这一天的疲劳,
  有拚命劳动也不得温饱的愤怒。
  有耽心明天晴雨的人们,
  有被恶梦魇住的人们,
  也有想睡而不能入睡的人们。
  对着这每一个灯火,
  异国的炸弹在狂叫,
  探照灯划破了夜的天空。
  最后,在这每一个灯火下面,
  有睡梦中的憎恨,
  有觉醒的愤怒。
  凝视着这每一个灯火,
  我在夜路上走去,
  我也要点燃起一个灯火;
  不管这夜之国黑暗重重,
  不管这夜之城镇夜正深!
   〔李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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