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蒙卡达的血迹
孔迈
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
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鲜血洒在古巴的土地上，
我们永远不会把它遗忘！
我们要紧密团结一致，
不朽的英雄活在我们心上，
向前进，古巴人民！……
在学校前面的广场上，一群学生在教师拉斐尔·布尔戈的领导下做体操。孩子们昂头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唱着《7月26日颂歌》……在学校的院子里，在最近栽起来的棕榈树中间，竖立着一个石雕的何塞·马蒂半身像，他在沉思的样子。绿色的阔大的扇形的叶子在微风中荡漾。在加勒比海7月的炽热的阳光下，新近粉刷的高大建筑物，显得特别年青。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古巴奥连特省圣地亚哥东北部的著名的蒙卡达兵营的旧址，八年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年轻的战友们英勇地攻打了巴蒂斯塔的这个驻扎有两千名士兵的兵营。今天，有一个巨大的木制标语牌安置在路旁，上面写着：“7月26日学校城”。
“变兵营为学校是菲德尔攻打蒙卡达时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今天已成为现实了。”年青教师拉斐尔用指头指着学校的新的和庄严的大门对我们说：卡斯特罗总理亲自动手拆毁了兵营的第四号入口，推倒了这座堡垒。第四号入口是八年前攻打蒙卡达兵营时的进路，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学校的校门了。圣地亚哥城的全体居民都积极地参加了义务劳动，拆毁了城堡，建设了学校。在不到二十天的日子里，历史上的这个血腥和恐怖的怪物——蒙卡达兵营完全改变了它的面貌。
我们在教师拉斐尔的陪同下走进了学校。在我们后面拥簇着大批兴高采烈的孩子。在以前是兵营的简陋的宿舍和马厩的地方，现在出现了并排的九幢课室，学生们就在这里学习。每一幢都以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光荣献出生命的烈士的名字命名：阿维耳·圣塔马里亚、何塞·路易斯·塔森德、雷纳托·吉塔尔、马里奥·穆纽斯……
这些放射着光辉的名字中的每一个，都代表着一段英雄事迹，他们将永远活在古巴人民的心里。
哈瓦那大学法律系的学生阿维耳·圣塔马里亚，是菲德尔的亲密战友，是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参谋部的第二领导人。他领导了二十一个战士占领了兵营前面的平民医院，以便建立接待伤员的军事医院，和配合对蒙卡达兵营的进攻。被俘后，巴蒂斯塔的刽子手们挖掉了他的两只眼睛，他昂首挺立着，宁死不屈。
现在的省教育局办公处，过去是刽子手们放置烈士尸体的地方。现在学校教育局的办公室是昨天兵营的拷问室。巴蒂斯塔的警察们使用了一切残酷的刑具，夜以继日地在那里审问和拷问爱国者。在深夜里，经常可以听到凄厉的叫声，使得听到的人毛骨悚然。拉斐尔教师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明亮的玻璃窗和光滑的写字台，沉入了无限悲痛的回忆。所有的人都静默了下来，以表示对攻打蒙卡达兵营的烈士们的追悼。
1953年的7月26日，是奥连特省圣安娜传统节日进入最高潮的日子。卡斯特罗和他的一百五十多名战友夹在游览者中进入了圣地亚哥的郊区。在位于西博内和圣地亚哥之间的靠近公路旁的以前买来的养鸡场里，他们从一口枯井里取出了用募捐的钱买来的枪枝和弹药，他们的计划是：攻打这个远离首都的巴蒂斯塔的兵营，取得武器，同时占领巴雅莫兵营，截断巴蒂斯塔的东西方的交通联系。卡斯特罗称这次武装行动计划为“转动小马达，以便推动大马达”掀起全民反独裁斗争的革命计划。
26日清晨五点一刻，同时开始攻打蒙卡达和巴雅莫兵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九十五个人攻打蒙卡达。阿维耳·圣塔马里亚率领二十一个人去占领平民医院。劳尔·卡斯特罗带着七个人奔向司法大厦，以便进行占领。二十七个人出发攻打巴雅莫兵营。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指挥的第一队四十五个人直接扑向蒙卡达兵营。由拉米罗·瓦尔德斯和其他七人组成的一支先遣队，装成在参加了夜宴后回来休息的敌军士兵而打开了兵营的大门。拉米罗·瓦尔德斯、何塞·苏亚雷斯和赫苏斯·蒙塔内轻捷地进入了一所小屋，解除了正在呼呼大睡的五十名敌军士兵的武装。当载着菲德尔和他的同伴的车子正驶向第四号入口时，与一个巡逻队碰上了，于是，相互展开了射击。带着长武器的第二组五十人正在这个时候失去了联系。载运他们的车子在城里的交叉路口走错了路。突然受惊的敌人被射击惊醒了，他们从碉堡内部混乱地开起火来。菲德尔焦急地等待着第二组，直到七点钟没有任何消息，他不得不命令撤出战斗。
卡斯特罗回到了西博内养鸡场，召集了遗留下的部队。当时只剩下十八个人，继续坚定地跟着菲德尔去到山上。他们占领了大石山。敌人包围了这座山，但是不敢上去。疯狂的敌人到处逮捕和屠杀爱国者。很多人被反绑着双手带到西博内和巴雅莫，在那里他们被迫挖掘了随后要当着公众的面把他们活埋的墓坑，很多善良忠厚的居民遭到了屠杀。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8月1日上午被捕。当时菲德尔和他的两个同伴正由于极度疲劳和饥饿而神志昏迷地酣睡着，一个敌军上尉率领一支巡逻队搜查山头时在一个小茅屋里出其不意地抓住了他们。这个上尉认得菲德尔，他咬着菲德尔的耳朵轻声地说，“当心，不要供出你的名字，因为他们会把你杀死的。”巴蒂斯塔的士兵曾得到命令，要他们毫无例外地杀死他们碰到的所有的爱国者，进行报复。这三个青年人被带到了蒙卡达兵营。
卡斯特罗被关在圣地亚哥的博尼亚托监狱。他的战友已有七十多人被枪杀。狂怒的巴蒂斯塔下令“杀死十个俘虏来抵偿一个死去的士兵”。其余的爱国者被分别判处了十三年、十年和三年的徒刑，他们被用飞机押送到松树岛的国家监狱。
10月16日，卡斯特罗在一家平民医院的病房里受到了秘密审讯。卡斯特罗坚持以一个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律师的身份发表了讲话，他把法庭变成了揭露和谴责巴蒂斯塔暴政统治暴行的讲台，卡斯特罗在这个秘密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演说，他以7月26日运动的名义宣布了斗争纲领。出席这次秘密审讯的有二名法官，三名记者和五十名在卫队里卖命的警察。速记员是一位地下革命工作者，具有历史意义的蒙卡达宣言就通过他被带出了秘密室，以后印成了油印的小册子在全国传散。
卡斯特罗怀着满腔热血，像一个巨人似地站在法庭上挥动着双手高声宣布，由于巴蒂斯塔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应该根据法律判决他一百年徒刑。卡斯特罗还宣读了革命政府的六点政策：（一）土地改革。（二）工业化以及把美国电力和电话公司收归国有。（三）解决住宅问题。（四）解决失业问题。（五）解决教育和文盲问题。（六）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他提出，革命法律应该具有如下内容：（一）权力属于人民和实行1940年宪法。（二）佃农和承租农应该有自己的土地，规定每个人拥有的最高限额的土地，政府收回多余的土地。（三）工人应该取得利润的30％。（四）佃农应该拥有甘蔗收成的55％。（五）把盗窃公款者的财产收归国有并把这些财富的一半交给工人作为社会保险和医院的基金。（六）执行与所有民主国家友好的外交政策和帮助因受迫害而流亡的政治犯。卡斯特罗的辩护延续了数小时。最后他高呼，“你们判决我吧，这对我没关系，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卡斯特罗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并且被押送到松树岛的国家监狱。1954年11月由于将举行大选，议会不得不通过了大赦法，监禁在松树岛的卡斯特罗及其战友被释放了。到那时为止，已经有一千多名爱国者和不幸的居民由于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而被杀害。在全古巴，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革命风暴在酝酿着。
虽然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流亡到了墨西哥，他们在那里积极地准备给暴君以新的打击。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及八十一位青年爱国者乘着“格拉马”号游艇同墨西哥湾的汹涌的波涛进行了七昼夜的艰苦搏斗后，终于在祖国的海岸胜利地登陆。马埃斯特腊山又一次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经过了两年的艰苦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
古巴人民把7月26日当成革命的重大节日来庆祝。1960年8月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罗组织和指挥的一百名英勇的青年袭击蒙卡达兵营是为了在国内发动革命而采取的一个行动。尽管这次袭击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取得了有战略意义的积极成果，并使古巴的形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卡斯特罗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懂得有成效地发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和可能，实际地准备、组织和支配必要的战斗因素，以开始斗争并坚持下去，不因开始时的严重的残酷的失利而气馁，直到击溃暴政取得胜利。”
在7月26日八周年的前夕，蒙卡达学校城更加充满着节日的气氛。这个学校城目前拥有两所拥有二千五百名学生的小学，一所中学和一所大学预科学校。大多数学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晚上，学校城灯火通明。这所全省扫盲的中心在彻夜地工作，数以千计的青年扫盲者进进出出。他们从这里接受任务，动身到偏僻的地区、农场和合作社去教农民读书和写字……。“蒙卡达”这个古巴人民反对巴蒂斯塔暴政斗争的标志和它的勇敢的战斗精神，正随着《7月26日颂歌》的庄严嘹亮的节奏扩展到每一个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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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奠边府新貌
越南 阮唯进
假如你七年前曾到过奠边府的话，今天重游旧地，你将会为它的巨大变化而惊奇。过去，奠边府是法国侵略军在印度支那最坚固的根据地之一，到处是碉楼地堡。草木枯萎，田野荒芜。奠边府的人民在充满恐怖的铁丝网圈子里过着惨无天日的日子。
1954年5月7日奠边府大捷后，经过七年的建设，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到处充满着愉快繁荣的景象。那些茅草崭新的高脚屋，点缀在绿竹丛中，错落有致，非常引人注目。酸芒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山坡上的牛群悠闲地吃着嫩草。从那些新建成的学校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成年人在晌午或晚上也愉快地夹着书本到民众识字班去学习，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动人的图景。
每逢民族节日之夜，整个州都荡漾着欢乐的歌声，在篝火边男女青年尽情地欢跳着民族古典舞。
人们还清楚地记住，奠边府解放不久，当地居民回乡时的情景。他们在那堆满铁丝网的废墟上，搭起歪歪斜斜的草棚来暂时安家。每天要到田野去挖掘山芋充饥，在冷风刺骨的冬天里，他们还穿着褴褛不堪的烂衣。在困难的日子里，当他们接到越南人民政府发下的救济物资：成吨的大米，成百头耕牛的时候，他们是多么感激人民政府的关心。今天，经过了辛勤的劳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收获量日益增加，每户都有一两头耕牛、五、六口猪和四、五十只鸡鸭，卫生保健事业也有了很大改进。当地的纺织业恢复了生产，基本上解决了居民的被褥、蚊帐、衣着的需要。过去，有些家庭要挨饥受饿，被迫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现在，他们已有余粮，有着毛衣、棉衣过冬，过着美满的生活。
驻在西北高原的越南人民军和傣族人民同甘共苦，在奠边府的建设事业中作出重大的贡献。他们不会忘记，当他们刚到奠边府时，到处是敌人遗留下来的炸弹、地雷，是一片野草丛生、缺乏用水、食品，而且又是远离城市的偏僻地区。有的战士还提起过去平原区人民视山区为畏途的情景，有句歌谣说：
“谁上西北高原，
红颊变成青颜。”
但是，这些英勇的战士们坚决战胜困难，在这个地区安家落户，并和当地人民一起积极建设奠边府。
那些多年被抛荒的田地，在短短时间内已变成了肥沃良田，能够生产大量的五谷和工业原料，宽阔的田野上日夜响彻着拖拉机的马达声。一百八十公顷田地准备培植棉花、播种水稻，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菜田把奠边府的山坡点缀得更加艳丽。
目前奠边府农场的果园已种植了各种树木和果树，如树胶、樟脑树、轻盈翠绿的龙眼树、柑、桔子、柠檬等果树。农场还计划添种一些工业原料作物，以便供应农场里刚在建设的机器厂。山谷的草地上，安静地吃着嫩草的牛群，只只膘肥可爱。
奠边府人民和部队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是解决历年存在着的食水问题。过去，水像黄金一样的宝贵，敌军要到七公里远的地方取水上山来吃用。越南人民军来到奠边府以后，作出很大努力，设法寻找水源，用敌人留下来的炸弹炸开大石挖井，安设抽水机把水引到蓄水池，水管把清水引到人们的住宅、田园。无际的田野到处有了葱郁的绿丛，这儿是绿油油的菜园，那儿是鲜花盛开的花园。
人们眺望着从那些灰窑、砖瓦窑升起的浓烟，想到不久以后榨油厂、纺织厂就将陆续地建设起来，心中不由得充满着更大的喜悦。
（附图片）
人们劳动之余在坦克的残骸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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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十世纪的浮士德
苏联 米·岑齐比尔
编者按：今年1月21日本报发表了一则关于意大利学者佩特鲁奇等人实验人卵体外受精体外培养成功的消息。不久前，一批苏联学者访问了佩特鲁奇和他的实验室。苏联《共青团真理报》7月15日登载了一篇关于访问的文章，现在摘译如下：
当我们的汽车沿着博洛尼亚狭隘的街道向着佩特鲁奇的实验室前进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歌德的《浮士德》中关于创造小的人造人的诗句。
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浮士德，是什么样子呢？难道他真的使自然界最高级生物——人的早期发育过程在曲颈瓶中再现吗？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中等身材、年青力壮、动作迅速的人。
达尼艾尔·阿·佩特鲁奇不是胚胎学家，甚至也不是生物学家，在职业上他是一位外科医生。八年前，当这位三十岁的外科医生踏上胚胎学家的道路时，他了解到，应当寻找出这样一些方法，它既不妨碍发展、又能观察并纪录下由不同的生殖细胞结合到胎儿形成的所有现象。这只有依靠一架专门装备的电影拍摄机才能作到。因此佩特鲁奇便用自己工作的前几年来研究在医学中利用电影技术的可能性问题。
但这仍然不够。还应当彻底掌握胚胎学，因为仅仅把胚胎的发育拍摄在底片上还不够，还应当知道每个细胞是怎么回事，它的功能和它发展并转变为组织和机体的道路。
在一张大桌子上是一台装有电影摄影机（它带有特别镜头）的显微镜，旁边是一个不大的、制造得很简单的用白色的有机塑料制成的培养容器，它很像冲洗照相胶卷的暗盒。
虽然培养容器从外表看来很简单，但它却相当复杂。容器中依靠一个特别的继电器保持着指定的温度水平，在这个大盒子中间放着一个比较小的盒子，在这个比较小的盒子里放着一个被佩特鲁奇称为“生物摇篮”的非常微小的盒子，胚胎发育的全部过程就在这里进行。有一些管子连在“摇篮”上，沿着这些管子孕妇的血浆由储藏器中在一定压力下流过来。血浆中包含有对胚胎发育一切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例如各种激素、蛋白质等。血浆中还充满了必需的饱和的供呼吸用的气体。
佩特鲁奇教授把培养容器分成零件拆开，然后又装了起来，他说：“你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子宫的内膜用什么东西模拟的，因为胚胎的发育是不能在磨光的玻璃上进行的啊。”
他从一个匣子里拿出两块普通的淡黄色的鹿皮，把它放在“摇篮”的底上，在上边用另外一块鹿皮盖上，然后用一个中间有个小孔的钢片压上。
“发育就在这个两层鹿皮中间的小孔中进行。随着胚胎的生长，我们更换钢片，小孔愈来愈大。而血浆很容易地、并且充分地可以穿过鹿皮上自然的孔隙，这就保证了营养物质充分供应给胚胎。”
佩特鲁奇教授还说：“一开始我们用各种不同的动物材料作实验，取得了肯定的结果。仅仅在此之后，才进行观察人胚胎的试验。最初的实验时间很短，也不是一切都立即成功的，仪器中有过一些毛病，它使得细胞在发育的最初几小时内死掉。我们一共作了四十二次实验，在四十次实验中我们观察到了十五天以下胚胎的发育，有一次达到二十九天，另外一次则达到五十九天，也就是说达到一般妊娠的八个星期，这时胚胎中已经开始形成所有的基本器官，并且区分出上下肢。我何必多讲呢？许多东西可以在我们的电影里看到……”
在银幕上出现的是仪器和它的工作。我们看到了怎样把材料放到“摇篮”里，当我们的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银幕上出现了独一无二的镜头：我们过去从死的标本、书籍和图片上看到的东西活了起来，“电影眼”穿过显微镜，纪录下了两性生殖细胞结合的过程，然后我们看到了胚胎开始形成的现象：细胞分裂、有着特点的人胚胎形成的早期阶段。然后在银幕上可以看到器官始基，从这些器官始基后来演变成为个别的组织和器官：脑子、眼睛、头等等。
看，在胚胎的颈上有个什么东西在动，这是早期的心脏，这是个很小的管子，它在进行有节奏的跳动。
最后，在我们眼前是这样一些镜头，在这些镜头上可以看到几乎两个月的胚胎的身躯和骨胳的形状。它活着，它在发育，并可以看到在脐带中有血的细胞在流动。
电影结束了。它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现在，很自然地给自己提出那个在一开始就发生的问题：这是否证明了在人工条件下人胚胎发育的可能性？自己可以回答说：是的，证明了。
我们的读者也许感到奇怪，为什么佩特鲁奇的实验室装备在三间不很明亮的房间里，而全体工作人员（一共六个人）完全靠自己的资金。佩特鲁奇每月在私人医院中当十天外科医生，作手术；其余二十天用在实验室里的工作上。
一直到他工作的最后，他始终被一座沉默和怀疑的高墙所围绕。人们被他实验的奇异性所震惊，不只天主教徒，就是不信教的学者也很难相信这种实验。国家对于实验，首先是对于青年学者的实验不给予注意在这里应负很大责任。为了走进科学界，在科学中占据一定地位，在这里需要巨大的精力、决心、牺牲和过着困难的生活。
关于佩特鲁奇实验的消息发表以后，在梵蒂冈的报纸《罗马观察家》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认为佩特鲁奇的实验是反对天主教世界观的。
佩特鲁奇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没有停止实验，也不准备停止。
在佩特鲁奇的实验中可能并不是一切都清楚和合乎逻辑的，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已证明。有许多东西需要进一步证明和研究。但是佩特鲁奇的实验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佩特鲁奇在科学中开辟着新的道路，它不只有一般生物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并且有实用的——医学的意义。
南方的夜晚来得很快，在晚上九点钟，当我们离开实验室时，在博洛尼亚黑色的天空上星星已经在闪烁，汽车从这座古老城市狭窄的胡同走来以后，奔上了宽阔的公路。
佩特鲁奇驾驶着汽车，沉默地看着道路。
我问他：“您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呢？”
“我想试一试在人工条件下培养出一只兔子”——他这样回答，并补充说：“如果资金够的话。因为这需要二百五十只怀孕母兔的血浆。”
他又沉默了。
“请您告诉我，”他突然问道：“当一个人产生了科学思想，需要解决和探求的时候，你们国家做些什么呢？”
“我们给他创造核对这种思想是否正确的一切条件。他可以在一个研究所中领导一个小组或一个部，领导一个试验室，甚至领导一个研究所。”
“用国家的钱？”
“当然！”
教授叹了一口气，点上了熄灭了的雪茄烟，脚下加了些油，汽车更快地奔驰起来，穿过夜幕，我们奔向了佛罗伦萨。
（永昌摘译）
（附图片）
“生物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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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拉伯谚语
一棵毛不成胡子。
不付诸行动的希望有如不结果实的大树。
对正义事业保持沉默，等于为非正义事业呼喊。
一星火花能够烧光一整条街。
每个人都比别人更熟悉自己的骆驼。
从老鸦的肚子里生不出鹰来。
有人进了门见我们不作声，
他就把驴子也牵进来了。
家里有一个敌人比家外有千个敌人还坏。
母鸡死了，它的眼睛也望着垃圾堆。
监狱即使是花园，也还是监狱。
不会从不吃蒜的人的嘴里发出蒜味来。
偷了鸡蛋的人也会偷鸡。
有两种不知足的人：一种是渴求知识的，另一种是渴望发财的。
（江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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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奇迹”的幕后
朱颖 李春亮
离开西德最大港口汉堡市中心不远，有一片房屋简陋、街道狭窄的偏僻的住宅区。它同市中心高耸的大楼、耀眼的霓虹灯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形成尖锐的对照。这就是汉堡码头工人聚居地基希多夫。
汉堡海港每年吞吐着大约三千万吨的货物。这里有五万多码头工人，他们负担着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极不安定，缺乏保障。每当年老力衰后，晚景就更加凄凉。
不久以前，我们访问了这里的一个工人家庭。天已经黑了，却没有路灯。刚下过雨，道路泥泞不堪。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们的目的地。屋里的摆设很简陋，老式的橱柜已经掉了漆，变了色。两张八成新的可以作椅子也可以当床用的沙发，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女主人指着沙发说：“这还不能算是我们的！”她怕我们不懂，又补充说：“这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的。总共要付一千零八十马克，每月付四十五马克，两年付清。我们刚刚付完了四个月的钱。”正说着，她丈夫赫尔穆特下班回来了。
赫尔穆特今年二十八岁。他在一家码头搬运公司作泥水工人，每月工资五百马克左右，算是中等收入。他们一家四口，每月仅伙食费就要花去三百六十马克；可是连资产阶级宣传为西方国家人民必不可少的黄油，也只能每星期吃两次。赫尔穆特患轻度的肺结核，大夫嘱咐他要增加营养。他只好苦笑着说：“这怎么能够做到呢？孩子小，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半，他们更需要营养。”赫尔穆特身体不好，不能靠经常加班来增加收入。但是在全家要添制衣服鞋袜或有其他额外开支的时候，他也只得去加班。赫尔穆特说，码头工人的工作带有很大的季节性。有时活多，有时活少，而且是凭力气吃饭，不分工龄。干一班拿一班的钱，许多工人因为家庭负担重或想添置些必要的家具，就不得不加班。每天连干两班（十六小时）在码头工人中是常事。
但是，经常加班并没有使码头工人手头宽裕，许多人都得靠分期付款和记账的办法买东西。据西德《世界报》说，西德工人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得靠分期付款来赊买东西。因此工人们不得不精打细算，甚至用多加班少吃饭的办法来凑足每月必须偿还的债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旦生病、失业还不起钱，债主就把东西拿走，已付的钱也就白付了。垄断资本家就是这样来支撑他们的“繁荣”，同时把惊人的高利贷剥削加在工人身上。西德政府吹嘘这是“经济奇迹”。但是，在虚假的“繁荣”背后，人们看到的是码头工人工伤事故越来越多，早期残废也越来越多。由于拚命加班，许多人不到退休年龄就累坏了。
听说中国人来访问，隔壁的老工人希尔克也赶来了。他热烈地同我们握手。他的手粗壮有力，神色十分愉快。希尔克很健谈。他告诉我们，他是水手出身，到过许多国家；现在是码头工人。他已经有三十六年工龄了，胸前还佩戴着参加工会二十五年的纪念章。他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还在码头上干着卖力气的活。我们问他，为什么还没有退休？他说：“靠养老金养活不了一家人。我现在身体还顶得住。”谈起他的生活时，他那饱受风霜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暗影。他一家五口都指靠他一个人的收入。谈到生病，他惧怕地摇摇手说：“我不能生病”。因为，按照规定，生病的工人头六个星期可以领到工资的90％，然后领工资的50％，到了第二十六个星期，如果还继续生病，就要被解雇，那时，既无积蓄又无其他收入，“只好挨门讨饭了”。
当他谈到他1958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旅行看到的一切时，他津津有味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他说到那里的工人兄弟的工作、生活多么有保障，他们怎样愉快地劳动和休息。他感动地说：“这一切不正是我们多年来为之斗争的东西吗？我们的斗争目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现实了。”
现在希尔克还是热心于码头工人的福利事业。他告诉我们，码头工人对当前生活不满意，工资低，工作没有保障。他们要求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他们不满阿登纳政府的扩军备战政策。女主人也插进来说：“这儿的家庭妇女都骂阿登纳和施特劳斯。为什么？因为面包、土豆总是涨价”。希尔克接着说，要改善生活就得罢工斗争，上大街游行示威。但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都不会领导他们进行斗争，这些人早已不顾工人的利益了。大多数码头工人都对他们失去了信任。
但是，这并没有使以希尔克为代表的西德先进工人斗志消沉。他满怀信心地说：“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变化。工人饱受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他们一定会觉悟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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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花异草
英韬
花开富贵
落花流水
一枝独秀
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