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哪有闲情话年月
曹靖华
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也不过小事情而已。 ——鲁迅
日期，通常也含糊地称作年月吧，这是一个极平常的字眼，有的被人牢记，有的被人忽视，有的也被人全不理会。
比方说吧，鲁迅先生印造的《引玉集》，出版后，从画到文字，都曾细看过。后来，不论在《集外集拾遗》的单本中，也不论在初版和二版的《鲁迅全集》中，都屡次遇到《〈引玉集〉后记》这篇文章。可是从来却不曾留意过其中的一个日期。近来又偶读鲁迅先生著作，翻到这里，忽然发现有五个列宁格勒美术家小传，排在一起，每个小传末尾，都记着一个相同的日期：“七，三○，一九三三”。我不由得想道：怪哉！为什么这五个小传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写的呢？可是，一个小小的镜头，立刻就浮上心来，马上把我的惊讶消除了。
在这几个小传前边所能找到的，也仅只鲁迅先生的这样几句说明：
“因为我极愿意知道作者的经历，由靖华兄致意，住在列宁格勒的五个都写来了。我们常看见文学家的自传，而艺术家，并且专为我们而写的自传是极少的，所以我全都抄录在这里，借此保存一点史料。”
这一点眉目，可惜语焉不详。因为那一个小镜头，无论在当时的通信中，也无论在稍后的面谈中，都不曾向先生提及过。其原因，就如先生所说，那“不过小事情而已”，让它“随风而逝”吧，哪有闲情聊这些呢！
可是这一个日期，现在又映入眼帘，当年那一个小镜头，又历历如在目前。这虽不过是一件“小事情”，然也不失为当年鲁迅先生身处“危邦”，在荆天棘地中，在白色恐怖的刀光血影里，本着“给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以及“普洛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的精神，向中国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的一段佳话也。
在未叙述这小镜头之前，必须先说明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鲁迅先生当年往苏联寄宣纸？为什么他那样一再突破万难，亲赴纸店选购宣纸，亲手包扎，亲送邮局投送，而邮务员呢，当时看见包皮上写有苏联二字，就像要吃他们似的，明知是纸，也故意刁难，将包皮撕成碎片之后，重令鲁迅先生携回再包，而鲁迅先生忍着这些东西的“欺凌”，本着一贯的韧性的战斗精神，用尽方法，甚至乘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赴苏联之便，托她带纸呢？
那是1931年前半年的事了。当时鲁迅先生正准备印《铁流》。从苏联一种期刊《版画》中，知道苏联木刻家毕斯凯来夫有四幅《铁流》插画，想印在译本里。这是鲁迅先生介绍东西时，极可贵的一贯的“求全”精神，用他的话说，就是如蜜蜂酿蜜似的，必须广采百花，才能酿出好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所以，他一知道这四幅画，就必得之而后快。这种采蜜精神，正流露着他生平在每一细微工作中，对中国读者的挚爱。而反动统治者，当年正是“用秕谷养青年”，用愚民政策把人民制造成聋子和哑叭。鲁迅先生却要把被敌人“堵塞”了的“运输精神粮食的航路”，奋力打通，把精神粮食运进来。他本着这样精神，就写信托我查访这四幅版画。为了将来复制效果好，免得走样，还应尽一切可能，得到木刻家的原版手拓木刻。只有这才是最逼真而且是最珍贵的东西。这除了向木刻家本人搜求以外，是难得到的了。
我得信后，几乎踏破铁鞋，遍访两年，没找到木刻家。最后，我想他既然给《铁流》插画，《铁流》作者可能知道他的住处。于是我就给绥拉菲摩维支同志写信打听，他果然把木刻家的住址开来了。我怀着探宝得宝的心情，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按址专访来了。果然找到了。这样，不但久觅未得的四幅《铁流》插画的手拓木刻，摆在我面前，而且作者仿佛要为我开小型展览会似的，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都陈列到我面前了。他的夫人也笑容满面地帮忙布置着。这一堆光彩闪耀的珠宝，令人多么眼花缭乱呵！每幅画的正面下角，都有作者的亲笔签名。我无意中一翻那画的背面，都有用铅笔似显非显地标的数字。那一定是价目了。可是数字之大，却又令人难以置信。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原拓珍贵，标价也就可惊吧？我正玩味那数字的时候，作者注意到了：
“别看那后面，那是对外国资本家的。”
他说着，就用手往墙上挂的约一尺见方的几幅套色木刻指了一下，继续说：
“你瞧，那就是给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刻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插画，尚未刻完呢。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可是他们的机器，以及可以买机器的外汇，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欢迎。那对社会主义建设大有用处呀。”
他哈哈一阵笑声之后，好像生怕我要打断他的话一样，又抢着说：
“同志，你们却相反。鲁迅，我们知道，是苏联的可靠朋友。你们的目的、用意，我全明白。那比任何金钱都珍贵。你看什么好，选出来，拿去得了。”
这种同志式的革命盛情，可贵、可感，而且也出乎意外。可是，话虽如此，怎能一见面就来“共”美术家的“产”呢。为了共同目的，纵不讲“一芥不取”，但也应“礼尚往来”呵。不管怎样，还是委婉地问付酬办法吧。
作者还没等我说完，就决然答道：
“什么都不用付。这些画通过你们的努力，那结果，就是给我的最高报酬。如果你们觉得不过意，而且又有可能的话，那么，送我一点中国宣纸，那就比什么都珍贵了。”
我把那些作品细细一看，果真是中国纸。这更使我喜出望外了。这样，不但“求仁得仁”，各偿所愿，在我不致空手取画，于心不安，而最重要的，给我启示了替鲁迅先生搜集版画的新门径——用木刻家渴求而不得的纸，换鲁迅先生渴求而不得的画。我立即应声答道：
“好极了！不管如何困难，一定尽力弄好纸来”。
他不待我说下去，就又抢着说：“印版画，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它湿润、柔和、敦厚、吃墨，光而不滑、实而不死，手拓木刻，它是理想的纸……”
这算是宣纸的故事，也是后来鲁迅先生所说的抛宣纸之砖，引木刻之玉的“引玉”的开端吧。
1933年夏，我正要离开列宁格勒回国的时候，忽然又得到鲁迅先生寄的一包宣纸。这可真没有可能再像已往似的，从从容容地赴莫斯科，向木刻家一一登门拜访，搜集版画了。只有就近速战速决。我马上去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列宁格勒分会，向负责同志说明原委，约定日期、时间。地点就在对外文协的会客室。至于约哪几位木刻家，全由对方考虑，并请他分别通知。
我带着那好像骆驼穿针眼似地，越过千关万卡，满浸着鲁迅先生汗迹和希望的宣纸，准时到了约定的地点。被约的五位美术家：德·密德罗辛、谢·莫察罗夫、尔·希仁斯基、尼·亚历克舍夫、谢·波查日斯基等，都带着作品，准时到了。这些都是不曾谋面的美术家，虽然久闻其名，并且见过他们的作品。
首先，对外文协负责同志对双方作了介绍。我接着代达了鲁迅先生向美术家的致意，重述了相会的意图。虽然这些话在对外文协的通知中，已经说明了的。
接着就是选画。像我这戴着木头眼镜的人，怎么来识别好坏呢？不过鲁迅先生的意图是知道的。那就是：最好是文学名著的插画，尤其是中国已有译本的名著插画，尺寸不要过大，便于不缩小即可复制。同时，当然注重作品内容及表达手法。但具有特色的作品，也不在此限。我把鲁迅先生的希望，简扼地说明之后，主要还是请美术家们自我推荐和互相推荐。
“同志们，鲁迅不但要介绍你们的杰作，而且还要把你们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可惜现有的苏联工具书，以及有关资料里，都几乎没有苏联美术家。这对我们是个大缺憾。因此，一定要请诸位各写一篇传略。这本该昨天由对外文协同志一并通知大家，写好带来。可是事先疏忽了，事后又来不及。所以烦同志们勉为其难，当场来一小篇吧。这是不情之情呵……”
美术家们的一种同志般的激动的心情，在这共同的目的下，万难抑止地露在脸上，都连忙握起自己的特种武器——笔——，仿佛对准着资本主义当年对社会主义设的包围圈，要轰开一个缺口似的，脸上都流着汗，紧张地、凝神地写起来……
对外文协的会客室，顿时成了考场，五个应考人的卷末，记上了一个同样的日期：“七，三○，一九三三”。
苏联美术家的作品，冲出了封锁线，在鲁迅先生印造的《引玉集》里传开了。该集出版时，鲁迅先生在《后记》的结尾，用历史的火焰般的笔，胜利而庄严地宣告道：
“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介绍，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第8版()
专栏：
名匠传艺
贺青
据说在广东潮安县，有个铸造铜锣的老人，练就了一手精湛的技艺。你要他铸造能发什么音的铜锣，结果就是什么音，竟无一差误。据说有一次，某戏班派人送去一面失声的铜锣，请老师傅修理。老人试敲了敲，发出敲打烂白铁一样的声音，很难听。他答应修理。来人问几天取货，老人推过一张凳子，要他坐下，说是只要喝杯茶，便可以将铜锣带回去。只见这位老师傅把铜锣放在铁砧上，举起铁锤，在几个不同的部位打了那么七八下，然后用木棒试敲一敲，铜锣立即嘡嘡地唱起来，恢复了原音。戏班里的人满怀感激地接过铜锣，问老人要收多少工钱。大概是觉得老人要的价钱高了一点，他顺口说了一句：“敲了几锤子，就要收这么些工钱？”老人二话没说，拿过铜锣，又是几锤，那面锣就像听从魔术师的使唤一样，又哑然失声了。
这个故事，也许有一些渲染的成分。但是，它使我惊叹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一双巧手，并且产生了一种虔诚的钦佩。可惜，听说这位老人已经死去了，而且按照“传儿媳不传闺女”的老规矩，他那“铜锣王”的诀窍，只传给他的儿子；而天下的事也真巧，他的儿子又刚好是个哑吧。
俗语说：“手艺好学，一诀难得”。要是这位老人能够多收几个徒弟，把自己的独特技艺传授下来，对社会不正是一件大有益处的事吗？当然，他的绝技已传给儿子，今后只要多给以关心、帮助，他儿子虽然口不能言，还是有可能通过别的办法，使这门技艺得以流传的。不过，我又想到，制铜锣仅是五花八门的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之一，此外还有许许多多行业，如缝衣、理发、饮食、钉秤、补伞、补鞋、补锅、抢刀、磨剪、油漆、雕刻、洗染……等等，它们的存在，已有很长的历史。试以理发为例，据说我国人民早在西周和春秋时代就已经开始注意剪发和梳洗头发，汉代已出现以理发为业的工匠，而到宋朝更有专门的理发行业了。可见理发的出现和进步，也是人类文化不断进步的一个表现。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广绣，顾绣，等等，所以一直流传，闻名国内外，经久不衰，也是这个道理。在这些行业中，也就必然会有这种那种名匠，有这种那种难能可贵的绝技。如何把这些老师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培养新人，传宗接代，使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这份丰富的财产传之永久，的确是个迫切的课题。要是有人认为可以不讲继承，什么事情都从头来，那是幼稚的想法。没有巴颜喀拉山的涓涓细流，没有云贵高原等地的千万条大河小溪，何来浩浩荡荡的长江？列宁说得好：“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现在不少地方都在恢复名牌货，不少年青的“高徒”已培养出来，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潮安的老铜锣匠只将技艺传给儿子，说明他思想上还囿于落后的“框框”之中。这个框框，是私有制社会里手艺人生活没有保障，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风气的产物。新社会的阳光雨露，必将使之逐渐冰化雪消。当然，老铜锣匠已经死去了，但是对于他的儿子，这条还是有效的。
第8版()
专栏：艺术短简
艺术短简
李健吾
欧也妮·葛朗台——精确性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的长篇杰作之一。读到这部小说，就连仇视作者的批评权威圣·佩韦，也不得不称赞。还在没有成书的时候，巴尔扎克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肯定它的造诣，就说：“我很满意”，还指出它“和我到目前为止写的东西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他没有明说那些不似之处，我们无从揣测，只能就书论书了。
我们的印象首先是什么呢？
是精确性。
作者十分重视年月与季节的变化。葛朗台在1791年低价买进国家拍卖的教会产业，1806年继承了三笔遗产。这一年他五十七岁，太太三十六岁，独养女儿十岁。故事开始的那一年是1819年。这在11月中旬，那一天是欧也妮二十三岁的整生日。父女闹翻的那一天是1820年1月1日。葛朗台太太死在1822年10月。一晃五年过去了，我们来到1827年，葛朗台正好七十八岁（一般版本错作八十二岁）。他在这一年死掉，侄儿在同年6月回国，决计抛弃欧也妮。她无奈嫁给当地的法官，三十三岁上又作了寡妇。年月好像里程碑，记录故事进行用去的时间。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福楼拜把它继承了下来。
其次就是人物的风貌、面相以及服饰。葛朗台说话有时候结巴，有时候又不结巴。这你会记得的，你记得他是一个小麻子脸吗？我不奇怪你忘记这一点，如果你忘记鼻头上那颗肉瘤子，却就遗憾了。这颗小肉瘤子，到了紧要关头，就是感情的标志。他的身体永远让你想起他四十岁之前是一个箍桶匠。我把葛朗台当作一个例子来看，还没有说起他的服饰。
再次，你当然想到那个小县份的街道、店铺、房屋，尤其是葛朗台住的那所房子。
再次，还有葛朗台一家人的生活环境。吃什么、烧什么，按时由佃户和租户供应。他买进一座林子，雇一个管林子的吗？那他就算不得精明了。他揩油，托邻居的管林子给照管。
再次，当然就是银钱的数字。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不会像巴尔扎克这样，把老吝啬鬼的家底细账全给抖出来的。可是抖出来了，老头子受人尊敬，女儿有人追逐，分外显出金钱社会的现实力量。
最后，你记得作者临到形容“葛朗台先生的公馆”，说他必须在这里插叙一下葛朗台的身世。他讲了许久，忽然收住笔，在详细描绘房屋和大厅之前，总括一句道：“葛朗台先生的公馆这种说法，现在你们该明白它的分量了吧？”他在结构上也决不放松，好像绣花，一针一线都不放过。他对他所创造的小县份的社会和吝啬鬼的家庭如此熟悉，最后一百页，只用十天就写成了。
为什么他要形象在细节上达到这样惊人的精确程度呢？
他要取得信服的效果。在浪漫主义流派的虚夸手法风行一时的年月（1833年），他独辟蹊径，为小说艺术放下一块坚牢的现实主义基石。他要读者相信真是这样子。
（附图片）
“欧也妮把金路易铺在桌上，他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老葛朗台死前。 （1852年版插图）
第8版()
专栏：
夏天（童话诗）
圣野
悄悄的，悄悄的
我像一个活泼泼的
爱爬竿子的绿孩子
伸着小腿儿到处爬
爬呵，爬呵
给树添上绿叶
爬呵，爬呵
给葡萄架披上绿纱
爬呵，爬呵
给墙绕上绿藤
爬呵，爬呵
给小山坡穿上绿衣……
人们都爱
这么夸奖我：
这一个绿孩子
真勤劳！
我们看她不见
摸她不着
可是，我们确实知道
她来了！
——她给我们带来了
多么凉爽的绿颜色！
那个常常
在洒满绿荫的窗口
看书的学生
给我取个名
说我的名字
就叫夏天
第8版()
专栏：
三个好朋友（剪纸） 林曦明